周南（Robert Dick Drennan），美國著名考古學家。1947年出生于美國肯塔基州。1965-1969年進入普林斯頓大學藝術與考古系學習；1969-1975年轉往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AnnArbor）師從肯特·弗蘭納利（Flannery）教授，1970年獲碩士學位，1975年獲博士學位。1974-1977年受聘擔任麻省安德沃（Andover，Massachusetts）考古研究基金會會長（R.S. Peabody Foundation for Archaeology）；1977年以來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系任教至今。1978年以來兼任美國卡內基梅隆自然歷史博物館（Carnegi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人類學部兼職研究員；從1988年至今，擔任拉美考古學出版中心主任；1992-1993年任匹茲堡大學拉美研究中心臨時主任；1996-1999年和2000-2003年任匹茲堡大學人類學系主任；2009年至今任匹茲堡大學比較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和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教授。

周南教授所獲得的榮譽稱號有：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員、哥倫比亞波哥大安第斯大學榮譽博士（Doctor Honor is Causa，Universidadde los Andes，Bogotá）等。他還先后獲得美國考古學會授予的榮譽獎章（Presidential Recognition Award，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美國匹茲堡大學教務輔導獎等。2006年，被選為匹茲堡大學人類學系杰出教授。

周南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復雜社會起源和發展的全球比較研究，尤其是酋邦社會的研究；考古學數據的量化研究（統計學、計算機應用和GIS）；區域性聚落考古學研究；家庭考古學研究；群落研究；中美洲考古、南美洲考古和中國考古等。其代表作主要有：

1.《美洲的酋邦》（Robert D. Drennan，Carlos A. Uribe：Chiefdoms in the Americas，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7）；

2.《普拉塔河谷殖民時代之前的酋邦（卷1）：人類居址的環境背景》（Luisa Fernanda Herrera，Robert D. Drennan，and Carlos A. Uribe eds，Prehispanic Chiefdoms in the Valle de La Plata，Volume 1：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Human Habita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tin American Archaeology Publications and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Bogotá］，1989）；

3.《普拉塔河谷殖民時代之前的酋邦（卷2）：陶器年代學及工藝生產》（Robert D. Drennan， Mary M. Taft，and Carlos A. Uribe eds，Prehispanic Chiefdoms in the Valle de La Plata，Volume 2：Ceramics-Chronology and Craft Produc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tin American

Archaeology Publications and Universidad de los Andes［Bogotá］，1993）；

4.《考古學家的統計學：一個常識性的方法》（Robert D. Drennan，Statistics for Archaeologists：A Common Sense Approach，Springer，1996）；

5.《新石器時代的人口轉變及其后果：定居之后集中社區的人口和社會復雜性》（Robert D. Drennan and Christian E. Peterson，“Centralized Communities，Population，and Social Complexity After Sedentarization”，In：The Neolithic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Jean-Pierre Bocquet-Appel and Ofer Bar-Yosef eds.，Springer，2008：359-386）。

迄今為止，周南教授已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

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周南教授轉而關注并參與中國考古學。1998-2007年，他主持并參加了美國匹茲堡大學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在赤峰進行的區域覆蓋式考古調查國際合作項目。2007年至今，主持美國匹茲堡大學與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遼西地區開展的區域覆蓋式考古調查國際合作項目。

2010年夏，周南教授前往遼寧省喀左縣進行田野考古調查。途經北京作短暫停留，遂帶領研究生李冬冬和丁山（James Williams）前往北京大學拜會李水城教授。交談之間，李水城教授希望周南教授能撥冗談談自己的治學經歷、學術成長道路以及對于考古學，特別是中國考古學的某些看法。周南教授對此欣然表示接受。此后，李水城教授委托匹茲堡大學人類學系的博士研究生李冬冬、丁山二人對周南教授進行了采訪。其中，丁山負責英文部分，李冬冬負責中文部分。

周南教授

考古學是一門相對冷門的專業，請問您是怎么接觸到考古學并走上考古研究之路的？

周南：事實上，和很多人一樣，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就對考古學產生了興趣。從小時候開始，我就對有關考古和古代文明的書籍著迷。而且我書架上的大多數書籍都是有關考古和古代文明的。這樣的說法聽起來很像是雞尾酒聚會上的陳詞濫調。當人們意識到他們已經成為一名考古學家以后，經常會說：“我小時候也夢想成為一名考古學家?！钡牵麄冎型就Ｖ沽耍覅s在考古的道路上繼續成長。雖然我父母對于考古學不感興趣，他們也不從事任何其他的學術研究，但是他們經常鼓勵并幫助我發展自己的興趣，并抽出時間帶我去有著名考古遺跡的國家旅游。在我小的時候，他們就帶我去過埃及、希臘、墨西哥和秘魯等國家。這些孩提時代的興趣和熱情鼓勵我最終進入普林斯頓大學的藝術與考古學系學習。但是在求學過程中，我意識到，普利斯頓大學藝術與考古學系的課程更多的是藝術史，與我想學的重建古代史和理解人類社會變化發展的初衷相去甚遠。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對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更感興趣，而不是作為藝術史的考古學。而且，當時普林斯頓大學的人類學系剛剛起步，沒有多少考古學的課程。我當時閱讀的很多考古材料和感興趣的研究都來自密歇根大學（安娜堡分校）。的確，那時的密歇根大學匯聚了一幫奮斗在學術最前沿的年輕考古學家，他們都是“新考古學”的熱衷者。

1969年，我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考取了密歇根大學的研究生。從1970年5月開始，在新考古學大師弗蘭納利的指導下，我開始了在墨西哥瓦哈卡（Oaxaca）峽谷的發掘工作。這也是我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經歷。正是從這時起，我才正式踏上了探索社會發展變化動因的學術道路，這也是我兒時的夢想。

作為一名將考古作為畢生追求的學者，您長期堅守的學術研究目標是什么？

周南：我的主要目標是能為更好地理解人類社會發展動態，特別是早期復雜社會的研究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據我所見，早期復雜社會的結構不僅僅只是普通意義上由數百人組成的局部社會群落，復雜社會的內部結構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多樣性。至今，我所從事的研究都是圍繞這個目標展開的。

在中國，考古學在相當長時間里都是歷史學的子學科。因此，考古學在中國被劃入人文學科。您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考古學家，能否談談考古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

周南：關于考古學和科學的關系，在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都有很多的誤解和爭論。有相當多的北美考古學家和其他地區的考古學家可能都對自己的工作是否為科學表示懷疑或者不安。我非常明確地認為，至今我所做的工作都是科學的一部分。但是，我所講的科學并非如很多考古學家，特別是英國考古學家所認為的科技考古學（archaeological science）。可能人們經常在潛意識里認為，這里所說的科學即很多英國考古學家所主張的科技考古，即利用自然科學領域的技術手段來研究人類的過去。例如：用來斷代的碳十四測年、幫助鑒定人群屬性的古DNA技術、借以研究食譜和能夠指示人群移動的穩定同位素分析、用來追溯原材料來源的地球化學方法，以及各種冠以“實驗室科學”外衣的其他方法。我所認為的考古學和科學的關系并非以上種種所指，我更多的是關注概念意義上的我們怎樣創造知識。從這個意義上講，考古學的實質并非利用高科技去發現過去，而是去建立有助于理解人類社會運作和發展推動力的各種模型。這些模型通常建立在已知的種種事實基礎上，并且符合邏輯。而現有的考古材料則被用來檢驗這些模型。如果這些模型能夠準確地解釋人類社會發展和變化的動因，我們就需要利用它去收集具體的考古信息并重建歷史。如果這些模型并不能準確反映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因，我們就得舍棄它，轉而探索新的模型，或者對其進行校正。建立和評估有關人類社會發展動因模型的這個過程，就是我所認為的考古學的科學性所在。當然，利用自然科技手段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去實現這個目標。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對考古發現的研究并非一定要借助科技手段，很多傳統方法對于探索過去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傊?，我們需要知道過去發生的種種，這樣才能利用現有的各種材料去評估我們已有的模型，進而通過建立和評估這些模型，最終達到創造知識的目的。

在這里，我們也有必要談談科學本身。科學即有關人們創造知識的邏輯結構。所謂的以科學方式去創造知識其實就是建立模型，并且從中總結出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動因。如果這些模型準確的話，我們就應該用特定時空框架內的材料去檢驗這些模型對社會組織內部的概括。當然，是否利用高科技還取決于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具體材料、特定時空框架內的社會存在以及社會變化和發展是否符合已有的模型。事實上，社會發展的序列是符合我們現有的一些模型的。

我們可以以一個大型復雜社會為例來說明。一般來說，區域性的、大型等級化的復雜社會為人口增長及由其所引發的壓力所導致。區域性人口增長會引起自然資源的緊張。因此，這必然加劇人與人之間對資源的競爭。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人可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獲取更大權力，并由此引發權力和等級分化。這是一個有關復雜社會產生原因的簡單模型。在考古研究中，我們所做的就是用特定時空框架內的考古材料去檢驗這種模型的準確性。我們檢驗其準確性的研究，其實就是在檢驗這個模型的科學性。假定我們在某一特定區域內發現在公元前2000年時發生過一次重要的社會整合和權力分化，但是并沒有人口的增長與其相對應。該檢驗結果證明這個模型本身是有問題的，甚至是錯誤的。或者這個模型所概括的社會發展特點在這個地區不具有適用性。

我們也可能發現，權力增長的過程與人口發展相適應。并且，人口增長對自然資源的壓力在此時達到了最大。這樣的發現就與模型一致。退一步講，如果不去田野發現這些材料，我們則對這種模型的準確性一無所知。如果我們帶著問題去做田野工作，就有可能產生以上兩種可能的結果：與模型相符或相左。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還需要對模型進行更具體的拆解和研究。在特定模型內部，我們需要面對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之間的關系、復雜社會組織產生的關節點和復雜社會內部權力分化的加劇等。如果權力分化與人口增長以及由此引發的資源緊張并非同時發生，那么，人口增長和資源緊張與社會復雜化之間并不存在因果關系。當然，以上三者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我們在此只是舉例說明模型本身的科學性而已?？偠灾?，這種邏輯上的結構才使得考古學研究本身具有科學性。

您是匹茲堡大學比較考古學研究中心的創建者，您本人也擅長復雜社會的比較考古學研究。能否談談中國的考古材料和您的比較考古學研究之間的聯系？

周南：我對比較考古學的研究可以說是從中國開始的。我對社會變遷的興趣主要集中在人類早期的社會復雜化進程：人類社會怎樣由數百人的局部群落轉變為等級化的非平等社會。當然，這個轉變在世界不同地區具有多樣性。通過對這個轉變的研究，我們知道了這個轉變發生的過程、推動力以及導致復雜社會多樣性的原因。通過比較世界不同地區的復雜社會，我們才能獲得這些寶貴知識。中國是一個非常吸引我的地方，主要是因為大約從距今8000年左右時，在中國的不同地區都發生了社會復雜化現象。而且，中國范圍內的社會復雜化過程呈現出區域多樣性，這為比較不同復雜社會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復雜化在中國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具有地域多樣性。例如，中國東北地區的社會復雜化進程就與黃河中游以及中國東南部的社會復雜化不同。這些地區的文化在發展過程中表現出各不相同的特性，特別是在社會組織形態上。因此，無論是將中國范圍內各個復雜社會的多樣性進行比較，還是把中國范圍內各個復雜社會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復雜社會進行比較，都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由于中國考古學和美洲考古學的不同傳統等原因，中國境內非常豐富的資料還沒有被充分利用到比較考古學的研究中去。

北美考古學具有比較研究的傳統，原因之一是北美考古學與人類學緊密聯系。另外，北美考古學長期以來對社會組織形態的變化有深厚的興趣。相比之下，中國考古學的比較研究傳統較之于北美地區要薄弱，這主要是由于長期以來中國考古學家的研究相對較少涉足于中國以外的區域。中國考古學家已經發現了非常豐富的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的考古材料，但是這些材料還沒有被充分利用到比較研究中去。到目前為止，由于地理和語言上的障礙，考古學家還沒有對中國的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并將其融入更廣泛的、世界范圍內的社會發展變化課題中去。我們有必要一起克服這些障礙和困難，將中國境內古代社會的發展變化與其他區域的類似社會發展變化進行比較，去了解這些變化的一致性和差異性。因此，中國范圍內的這些豐富材料值得我們去為之努力。當然，我們也知道，由于幾十年來的相對封閉，克服中西方之間政治和語言上的障礙是一項富有挑戰的事業，但這也讓這項事業充滿了樂趣。

這里提及的有關全球視角下的中國境內早期復雜社會動態的比較研究，只是匹茲堡大學比較考古學中心一個特定的研究方面和案例。比較研究并非只針對復雜社會，而是針對史前社會的諸多方面，特別是旨在促進古代人類社會的比較研究。

在考古學中，由于種種原因，開展比較研究是有很多困難的。要開展比較研究，必須對各區域性的或專門化的史前考古學知識和經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這本身又是極具難度的。長期以來，很多大學都有相應的比較研究中心，他們中有很多都把研究聚焦在有很大難度的跨學科研究上。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文化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之間的交流相對較少，比較研究中心則有助于在他們共同感興趣的范圍內展開對話。

匹茲堡大學比較考古學研究中心旨在進行這樣的跨學科研究。我們在區域性跨學科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績，這對考古學本身來講收獲頗豐。這樣的成績部分要歸功于大范圍內的跨區域研究。

對我來說，這些很難跨越的障礙值得我去克服，因為我們從比較研究中收獲頗豐。這也意味著南美洲的考古學家、中國的考古學家、歐洲的考古學家有必要以某種方式去比較各自與其他人的考古材料。為便于比較研究，各個區域的考古學家需要對其他區域的材料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朔@些區域性的考古障礙是有一定難度的。通常，區域性的考古學家對各自范圍的材料都具有一定的“占有欲”，任何考古學家若想涉足其他區域，都會被其他區域的考古學家認為是外來者。這個問題無關考古學家的國籍。例如，研究中國的學者們，無論他們在哪個國家生活或者工作，他們都會自然而然地感覺是中國考古方面的專家。他們可能經常會向對中國考古提出不同學術意見的非中國考古方向的學者表示不滿，這就會給比較研究制造巨大的障礙。我認為，不僅僅是中國方向的考古學家，也包括其他各地的考古學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置身于“我們才是這個區域的專家”的圍墻內，從而導致除了瑪雅研究專家以外，其他人無權對瑪雅社會發表看法的局面。當然，這并不是說這種所謂區域性的專家的想法是錯誤的。瑪雅研究專家的確已經取得了很多有關瑪雅的大量專門知識。這也使得他們掌握了常人所無法企及的瑪雅方面的知識。但是過度自以為是的態度會對可能獲得更多知識的比較研究制造障礙。所以，比較考古學研究中心的目標就是幫助跨越這些邊界，而不是專注于區域性的研究。好的比較研究必須建立在已經建立的區域性研究基礎之上。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找到克服由區域性研究引起隔閡的有效途徑。具體講，我們通過鼓勵比較研究、建立可以用于比較的考古學數據庫和發表重要的考古學研究成果來克服這些障礙。

您與世界上很多地區的考古學家都有合作經歷，有哪些條件對促成國際合作比較重要？另外，您在哥倫比亞現代考古學發展過程中起過極重要的推動作用。請談談您是怎樣克服上述障礙的？在這個過程中您都有些什么收獲？

周南：首先，這項事業依賴于和區域性專家之間的合作，因為他們都有我當初不具備的區域考古經驗。這一點和我在中國的經歷相同。我首先得依靠有中國相應地區考古學知識的專家。所以說，合作對比較考古學研究來說非常重要。

考古本來就是一項團隊事業，在田野工作中需要很多人參與。因為田野工作，從最初的構思到最后的發表成果，需要具有各種知識背景的成員團結一致。從這一點來講，這種合作的基礎甚至超出了田野工作本身。讓具有不同知識背景并懷有不同目標的學者團結在一起，是比較研究的基本要素。我的目標是將自己所學、所能貢獻給中國考古，并將中國考古融入更廣闊的比較研究之中。這項事業需要和具有不同知識的學者們一起合作，所以是一項依靠大家的事業。

在合作過程中，我們必須意識到考古學家們都有不同的目標。所以，共同的目標便在合作團隊中顯得至關重要。合作項目中的學者不論國籍如何，在知識背景上，其中可能有哥倫比亞方面的專家、中國方面的專家或中美洲方面的專家。但是大家必須有共同的目標，要了解我們要去解答和研究哪些問題，并且明白怎樣去解答和研究這些問題。這些認識基礎對于合作項目非常重要。如果沒有這樣的基礎，合作就很難展開。而且有時候這些合作基礎很容易被忽略，從而導致合作只停留在政治套話上。之后，我們可能意識到，也可能意識不到這樣的合作并沒有任何共同的目標。合作項目中，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的分工。因此，在比較考古學研究中，僅僅擁有潛在的合作可能是遠遠不夠的。

談到我在這些合作中的收獲，大家可能更驚嘆于我對哥倫比亞和中美洲早期復雜社會的理解，而我在中國的工作開展得相對較晚。其實，我并不是把整個中美洲和哥倫比亞的工作所得引入到比較考古學研究中。我只是對哥倫比亞阿爾托·馬格德琳娜（Alto Magdelena）地區的早期復雜社會有深入的理解。而后，我對產生復雜社會的動因有了進一步理解。這種進一步的理解主要是因為我在中國的工作。所以，即使在區域性知識的基礎上，比較研究依舊可以對考古學產生應有的貢獻，并不是需要一個考古學者在掌握了很多不同區域性的知識之后，將更高概念層次上的比較拼在一起。這就是我對比較考古學研究的一點看法。但是，當比較了其他區域的復雜社會之后，尤其是對這些社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你會重新審視之前關于復雜社會的見解。我可以非常確定地說，如果沒有我在中國10到12年的工作，就不會有今天我對研究了近30年的哥倫比亞復雜社會的理解。這是一種下意識的比較。盡管不甚詳盡，但這影響了我對哥倫比亞考古資料和人類學歷史的看法。當我在中國工作的時候，我自然而然地會對中國東北和哥倫比亞西南部的復雜社會進行比較，從而產生對哥倫比亞西南部復雜社會的新見解。因此，如果你對研究的問題有著更大視角內的比較，你就會以一種新的方式去架構和解答研究的問題，即使這些研究的問題本身無關比較。自從我在中國開展相關工作以來，現在我對關于哥倫比亞西南部復雜社會發展動力問題的考慮也不盡相同。

能否從比較考古學的角度談談您對所工作過的三個地區的早期復雜社會的理解？

周南：我可以以自己的田野經歷，從比較研究的角度談談墨西哥南部高地、哥倫比亞南部的安第斯山脈地區和中國東北地區的復雜社會。以上三個區域的早期復雜社會，都是有關數千人的社會形態或者群落。這三個地區復雜社會的產生都伴隨著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社會形態和少數人專權現象的出現。然而，有關三個復雜社會的形成原因和過程卻各不相同。例如，在墨西哥南部高地，復雜社會約出現在定居農業確立后的300年內。這個地區的復雜社會表現出超局部群落首領對權力的操縱。在中國東北地區，復雜社會約產生于定居農業確立后的1500至2000年里。在哥倫比亞西南部，復雜社會確立所經歷的時間間隔位于以上二者之間：其發展速率快于中國東北地區的紅山文化，但卻慢于墨西哥的瓦哈卡地區。因此，復雜社會的發展速率不盡相同。

在墨西哥瓦哈卡峽谷，以家庭為基礎的經濟專門化是這一地區社會手工業專門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家庭從事不同的手工業，然后與從事其他手工業的家庭產生交換關系。因此，在這一地區，早期復雜社會內部家庭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較哥倫比亞西南部復雜社會家庭的依賴關系更深刻。哥倫比亞西南部的復雜社會基本沒有專門化的手工業。中國東北紅山社會的手工業發展則處在以上兩者之間，可能與瓦哈卡地區更為相似。

若從復雜社會內部領導者的墓葬情況看，哥倫比亞西南部復雜社會內部精英階層的墓葬特點表現得更為突出。首領墓葬的周圍按等級排列著其他各個階層的墓葬，并在其附近建有廣場。瓦哈卡峽谷地區的首領墓葬則沒有突出的特點。與哥倫比亞西南部的復雜社會比較，即使在發展的同期，墓葬周圍幾乎沒有儀式性和紀念性建筑。紅山文化的墓葬情況則更接近于哥倫比亞西南地區的早期復雜社會。紅山社會的高等級墓葬帶有非常濃厚的紀念性，而且都伴有明顯的地上公共建筑。另外，高等級墓葬的隨葬品也非常精美。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哥倫比亞西南部的復雜社會和紅山社會具有更大的相似性，而瓦哈卡地區則頗為不同。所以，我們說社會復雜性所表現的形式是紛繁復雜的。通過比較這些形式，我們可以學到很多，但這需要觀察大量的復雜社會樣本。要進行這樣的比較，我們必須盡可能覆蓋更多的區域。中國境內其他幾個區域其實也可以加入到這樣的比較中來，畢竟紅山文化代表不了整個中國的材料。當然，中美洲的其他區域和哥倫比亞的其他區域也可以加入到這樣的比較中來。如果有更多的樣本參與比較，這將是一件成果卓著的事業。這樣的比較不是匹茲堡大學比較考古學研究中心的唯一工作，但卻是我們走向更遠的基礎。匹茲堡大學比較考古學研究中心希望通過幫助各地的考古學家克服區域間的障礙，以促進地區間的考古學比較事業。

我們了解到，在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您會繼續在中國的研究，請問您接下來研究的具體方向是什么？

周南：此后工作的優先方向是進行區域間的社會比較。具體為家庭和群落方面的社會關系變化。從而更全面地劃分時代序列，借以觀察家庭之間的社會地位、財富和社會行為的不同以及家庭之間關系的變化。到目前為止，我們擁有大量世界其他地區的此類信息，而缺少中國境內的資料。當然，很多有價值的信息都蘊含在已有的考古資料中，特別是大范圍發掘所提供的資料。例如大量的對村落整體發掘所產生的資料。這些信息富含村落的整體布局、房屋的結構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其他遺跡，尤其是中國境內和其他區域內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的遺址。

在中國比較缺乏的是和這些群落內部家庭相聯系的遺物資料（和具體家庭活動已建立直接關聯的資料）。我比較感興趣的研究是，所有發現的遺物而不僅僅是少量完整器提煉的有用信息。這些遺物主要包括來自垃圾堆的人工制品、動物遺存和植物遺存。如果能夠從中提取到與家庭活動有關的可量化信息，再加上業已存在的居址結構以及與之相聯系的遺跡資料，我們就可以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資料進行卓有成效的比較研究。

世界上很多地區與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這些地方已經積累了大量與日常家庭活動建立了關聯的資料。因此，我希望從這些區域看到更多有關居址建筑結構的信息。在數量上，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在其他地區能和中國很多地區相比擬的此類信息。

聽說您已經收集了世界上很多地區的區域調查資料。您對這些資料有何期待？這和您談到的以上研究前景有何關聯？

周南：對比較研究來說，收集各個區域內的資料是一件很重要的資料儲備工作。如果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大范圍內復雜社會的出現上，我們需要能夠劃分這些區域內群落的分布范圍。這些群落分布一般是區域性的，是大于單個考古遺址的。這樣的區域范圍至少都達到數百平方公里。因此劃分這些群落是非常重要的。而后，重建這些群落之間的關系則需要小范圍內的、更細致的研究，可能是對其中多個遺址的觀察。具體來說，就是要從范圍在數十萬平方米的居址中提取一些家庭樣本。然后通過小范圍內、有目的的發掘來提煉其中有關建筑結構細節的信息。中國很多地區已有大量的有關家庭建筑結構細節的出土資料，這些資料和大范圍內的區域調查資料的結合，對進一步的研究非常重要。

從方法論來講，小范圍的考古發掘和大范圍的區域調查方法都已相當成熟。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區都有這二者相互結合的范例。但是，對于范圍在數十萬平方米甚至數百萬平方米之內的遺物組合的提煉方法還不成熟。因此，針對這樣的范圍，設計一種能夠全面收集家庭遺物組合樣本的方法，將是一項很有意思的研究。

就現狀來講，我們已經有太多的考古發掘資料。并且，要對數十萬平方米范圍進行發掘，也需要太多的時間和金錢投入。所以，要收集上述理想材料，我們還需要根據具體條件拓展對地表遺物的采集或鉆探。為了解不同社會內的情況，我們需要在很多區域進行不同方法的探索。因為不同區域有著各自的客觀條件，沒有哪種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萬靈之藥。不同區域內的地表情況也各不相同，而且我們在田野中也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每個研究項目都需要在方法上進行必要的革新。此外，在對待具體資料時，我們應該發表可以與其他區域進行比較的資料。這是一項很有挑戰性的事業，但卻值得我們為之去努力。

【本文初發表于《南方文物》2013年2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聞經李水城教授授權刊發?！?/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