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仇英，楓溪垂釣圖（局部），紙本設色，127*38.5厘米，湖南省博物館藏

戰國末期，正值中國從春秋到“一同”社會經歷劇烈轉型時期。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愈來愈緊張，兼并、亡國的事件發生得愈來愈頻繁，各諸侯國君主為求生存與擴張，競相推行變法設官立縣，因此以宗法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周禮世卿世祿分封制度走向崩潰，取而代之的是以君主集權為核心的吏官政治體制的崛起。其中尤以秦國最為徹底，逐漸在殘酷的兼并戰爭中逐漸占據優勢。在思想領域，“百家爭鳴”的多元化格局逐漸被“變法”需要的法家思想的主導地位所取代。像孟子那樣倡導仁政的儒家思想，以及長于游說之術的縱橫家如蘇秦、張儀都逐漸失去了其影響力。而以荀子為代表的思想家，雖然主儒家思想，但更傾向于從現實政治的角度出發，將禮、法并用以適應世間變化。假如翻閱荀子的著作，可以看到他思想基點就是其“性惡論”，并從“性惡論”開始，看到解決戰國社會混亂的方法，并最終達到“天下之善”的政治圖景。

一、人之“惡”始

荀子在其著作《富國篇》中闡述了人類初始的自然狀態：人與人之間由于物資匱乏、欲望驅使以及自身控制力的缺乏這三重原因，即使聚居也會發生爭奪，無法建立穩定的社會。但另一方面，荀子在《王制篇》中又認為，人類擁有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義”（“義”是人類通過后天努力獲得的道德規范和社會秩序的習俗），憑借這種“義”，人類才有可能建立起有“類分”的穩定社會（即“化性起偽”）。

荀子《性惡篇》：

人之性惡、其善?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將有師灋之化、禮義之衟、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偽也。

然而，這種本初的自然狀態所造成的混亂，使得人類在無秩序的世界里無法實現長久良善，更無從發揮其“義”，因為這是人類的“生”——即天性所致。而將這種人類天性定義為“惡”的，便是荀子的性惡論。然而，檢閱荀子的性惡論的討論，就會產生三點問題。首先是在《性惡篇》中被認為是“惡”的人性會被荀子《禮論篇》認為是“樸”？善惡無分嗎？

二、“善”“惡”的區別關乎于格局

《荀子》中的“善”與“惡”不僅是針對于對個體，也與整個社會息息相關，是不可分割地進行思考的。

荀子《性惡篇》寫道：

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正理平治也。所謂惡?、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矣。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圣王、惡用禮義哉。雖有圣王禮義、將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圣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灋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灋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害弱而奪之、眾?暴寡而嘩之、天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

其中寫道，“善”是“正理平治”，“惡”是“偏險悖亂”。這里的“善”，最終指的是“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它不僅僅指個體是否“善”，更是指通過在整個社會施加“禮義”“法正”“刑罰”而達成的狀態。而且，這里進行的并非關于“善”的抽象概念或“善”本身的討論，而是指個人的行為成為“正理平治”，以及整個社會呈現出“正理平治”這種具體狀態，并將此稱為“善”。也就是說，“善”與否是由整個社會是否安定治理來決定的，而對于個人而言，則可以根據其是否能夠成為有助于“善”的社會的構成成員來判斷，也就是說你是否屬于“善的集體”。可以說，荀子僅在穩定社會是否實現這一語境下，才論述人類的“善”。

荀子《性惡篇》又道：

人之性惡、其善?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將有師灋之化、禮義之衟、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偽也。

其中荀子將人性的“性”分為三個要素，即第一是“好利”，故會互相爭利；第二是憎惡，故而會相互打斗；第三是好逸惡勞的滿足玩樂，聲色犬馬的“淫亂”。這三項本性會使得人與人的社會暴亂以及殘殺，因此需要教化而歸于“治”。這種教化帶來的“治”，便是“善”。

荀子在《富國篇》寫道：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亙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并處、同求而異衟、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

天下萬物同宇之下卻各不相同，沒有指定做什么用處，都各有對人有用。人與人相處也是如此，欲望、知識、所求方式這些讓每個人都不同， 但每個人都有想法這一點無論是智者還是愚者都相同的。

所可異也、知愚分。埶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未得治也。知?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羣眾未縣也。羣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

人們各自有不同的想法和欲求，再依據本性之惡，所以會出現暴亂。因此人與人的社會里面，群體性組成的社會需要有上下級，需要有領導者，也需要領導者來制定功過賞罰。

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居而無分則爭。……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矣。故知?為之分也。

沒有君主就無法控制臣下，沒有上級就無法管理下級，導致社會上生存的利益受到傷害，人們放縱自己的欲望。人們的欲望和惡行都是共同的，欲望多了而資源卻少了，資源少了就必然會出現爭搶。由此從上文可見，荀子所寫人類的生存的自然狀態，本身就是依據一個可怕而殘酷的自然世界而推導出君主出現來權衡天下之必須。尤其是“離居不相待則窮、羣居而無分則爭。”所指出的人類不進行社會分工，而是彼此離散地生活，那么每個人都會陷入困境，無法生存下去。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

每個人的能力甚至不如牛馬，但人類比其他動物更擅長形成群體并經營社會，因此能夠役使比自己強大的牛馬。另一方面，正如“爭則亂、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所說的那樣，如果人類無法經營穩定的社會，而是互相爭斗并離散，就無法勝過其他動植物，也就無法建造房屋和城市，建立文明。之后的韓非子的《五蠹篇》也遵循荀子的構想認為人類是必須聚居且有上下之分才能并經營社會。

三、小結

如果回看荀子所提出的“人之本初的三惡”，反而可能有利于再混亂之世里獨自生存（當然并非如此）。但是，每個人天生具備的“性惡”卻阻礙了建立穩定社會這一目標的實現。也就是說，正因為人類需要穩定的發展，以駕馭自然、改造世界，所以需要建立一個群體社會，共享生存所需的物資，分工協作進行生產和生活。因此，阻礙這一目標的個人“性”才被視為“惡”。換而言之，對于荀子思想而言，這就形成了一個思想導向，即只有遵循群體規范，克服自身與群體相異的部分，才能達到“善”。但這種“善”與個人無關，也與個人的內心和純良無關，而是完全凌駕于個人之上的“善”。

那么，如果達到群的要求，是具有上下之分等級分別，而這種分別也是人之根本需求，那么對于荀子而言，如何有“義”，如何分配“義”這是非常關鍵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