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史的趣味》，賴建誠 著，格致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羅斯福器重經濟學家

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時，經濟學家沒提出有效的警告。這情有可原，因為那時的經濟學從業人群規模還小，統計數據相對欠缺，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不多。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情況已完全不同：經濟學博士無處不有，各種統計數字在網上隨手可得。但各國政府還是措手不及，這次危機嚴重影響各國的金融與產業，有許多人失業。

經濟學家到底在干什么？只會黑板經濟學，一下講臺就沒用？能在黑板上寫一堆唬人的方程式，看起來很科學，怎么連房市泡沫都解決不了？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說過一句名言：“經濟學最大的功能，就是創造與維持經濟學家的就業。”

二戰時美國有一批經濟學家，在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估算敵方（德國、意大利、日本）的傷亡數，評估敵方的意圖與能力，協助戰后重建的談判。另外還分別有一批，在敵方目標小組（Enemy Objectives Unit）挑選適合轟炸的目標；在統計研究組（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應軍方要求評估各式問題；在物價管理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協助資源分配到民間，避免通脹和投機性囤積，讓資源有效供應在歐洲的部隊與盟軍部隊；在戰時生產委員會（War Production Board）協助民間工業生產軍需，確保有急需的軍備都能取得原物料，例如鋁礦。

這些平民學者所做的各項分析，時常得到羅斯福總統采用，也協助了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籌劃各種政策。在戰時貢獻過智慧的年輕經濟學者中，日后有5位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米爾頓·弗里德曼（1912—2006，1976年獲獎）、佳林·庫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1910—1985，1975年獲獎）、西蒙·庫茲涅茨（1901—1985，1971年獲獎）、華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1905—1999，1973年獲獎），以及喬治·施蒂格勒（1911—1991，1982年獲獎）。還有5位優秀分析者，日后成為美國經濟學會主席；另有多位戰后在MIT、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等名校任教。

美國本土未受二戰波及，有余力調集這批通曉諸國語言（原籍俄、德、法、荷等國）的學者，加入智識戰場。羅斯福總統很看重這套分析，1940年派他的好友威廉·多諾萬（William Donovan，美國一戰英雄，在紐約做執業律師）親赴倫敦，分析在納粹的猛烈空襲下英國的勝算。結果多諾萬和總統幕僚的判斷相似：日后英國有可能在空軍作戰中打敗德國。

這項經驗讓美國采取一項重要決策：全力搜集情報，由政府匯總，再聘請專家做細節分析，直接對總統負責。美國國會圖書館與各地圖書館，全力配合提供資料，創立研究分析小組。以圖書館的協助為例，其中最主要的是提供日本、德國、意大利（這三個軸心國）的報紙、地圖、統計資料、交通路線，以及關于橋梁、鐵路、燃料、隧道等的戰地訊息。

經濟學家的推估成績

以下舉實例說明，經濟學家的分析如何協助軍方擬定戰略。

在1941年12月12日提交的《德國軍事與經濟現狀》報告中，經濟學家有好幾項見解和海外情報單位的結論相反。軍方情報指出德國狀況危急且嚴重缺糧，經濟學家的判斷是：在1936—1937年間，德國前線士兵的三項重要配給品（面粉、肉類、脂肪與食用油）一直在增加。民間對這三項配給品的消費量雖有減少，但其缺口已被1939年起大幅增加（增加了約50%）的馬鈴薯彌補過來，整體而言比一戰時好很多。

在《西歐軸心國的營養狀況》報告中，經濟學家說德國人的卡路里攝取量開戰后已減少15%，但平均每天仍有2784大卡，顯示短期內不會缺糧投降。戰后的研究顯示，1940年德國每人每天攝取3370大卡，1942年戰事吃緊后降為2555大卡，1943年增為2751大卡，戰爭結束前一年還有2810大卡。這表示活命沒問題，但食物以谷類為主，相當單調。肉類與脂肪的配給狀況和英國差不多，但德國的配給制度較早實施，涵蓋的范圍較廣。戰時的卡路里雖可維生，但無法負荷粗重的體力工作。德國還能維持至少2500大卡，主因是人口大量耗損：戰死；赴外國（尤其是蘇聯）打仗；戰時人口出生率大降。經濟學家的判斷比情報單位更精準。

1941年德軍入侵蘇聯，政府要經濟學家分析德國需要調配多少資源。剛開打時，德國很快就占領蘇聯10條主要鐵路，迅速運送200師軍隊與糧餉深入。在有限的情報下，經濟學家請教鐵路專家，了解零度以下的火車載運效能，以及各種狀態下的每日最高運送量。

經濟學家在《東戰線的德軍供應問題》中的報告結論是：與蘇聯開戰的前6個月內，由于德軍提早準備，各項軍需都很充裕。但也會很快就耗竭：軍隊每推進200公里，就需要增加3.5萬次卡車運輸，運送物資到前線的能力每天會減弱1萬噸。這表示到1942年初時，德軍的戰力會明顯下降，戰后證明這項評估基本上正確。另一戰場是北非，美軍需要分析德國隆美爾將軍（“沙漠之狐”）的戰備能力，經濟學家再次展現出了優秀的分析能力。

打了幾年仗，盟軍想了解德國境內的損傷狀況。經濟學家想到妙招：閱讀各地報紙地方版的訃聞。德國文化對訃聞相當看重，對死者的生歿年、職業、階層、服務單位、死亡地點都有詳細記載。美國通過駐瑞士（中立國）領事館，搜集德國各地的訃聞，樣本約為各地報紙總數的四分之一。分析者計算了1941年6月22日到1942年10月31日各階層官兵的傷亡統計，得出一個比例：每陣亡1個軍官，會有21.2個國民死亡。

另一項推估是：德國在入侵蘇聯前已損失11.4萬名官兵，這和戰后的調查（13.4萬）相當接近。但對德軍侵入蘇聯之后的死亡數，就太高估了：經濟學家估算1941年6月到1942年10月，德國損失181.3萬官兵，戰后的估算只有77.4萬。在斯大林格勒（現名為伏爾加格勒）的戰役中，經濟學家估算有40.7萬官兵陣亡，實際數字是30.7萬。

軍備估算，經濟學家更在行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估算陣亡人數實在不容易。經濟學家最拿手的是軍備估算。假設虜獲和毀損的德軍輪胎，占總產量的0.3%。又假設前五大輪胎廠的產量，超過全國總供應量的70%，就可算出德軍消耗橡膠胎與人造胎的狀況，也可看出德國缺乏橡膠的嚴重程度。情報單位估算，德國1943年每月約能生產100萬條輪胎，但經濟學家估算只有18.61萬條，戰后調查的數字是17.55萬條。類似的估算法，也應用在坦克、戰斗機、槍支、V-1導彈、V-2火箭的生產上。情報單位估算，1942年8月的坦克產量約為1550輛，經濟學家說只有327輛，戰后的數字是342輛。

戰爭期間的資源有限，需要精算如何以最少的耗費得到較高的效果。以轟炸為例，要反復計算先炸哪里、投下多少炸彈。幾位戰后在MIT經濟系任教的學者，以及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利用德國空照圖，通過成本收益分析，得出了各種計算方程式，以最小成本達到最大打擊效果。可惜戰后評估效果不佳，主因是轟炸破壞民間財產的程度遠大于摧毀軍事設施。轟炸對士氣打擊不大，反而更激起民間團結對抗。但轟炸油庫的效果很好：德國空軍的油料產量在1944年3月高達18萬噸，轟炸3個月后剩5.4萬噸、6個月后只剩1萬噸，已失去反擊能力。

類似的故事數不清，最后舉遠東戰區日本的例子。1941年11月24日，美國分析家就提出預言：經濟圍堵的壓力已把日本逼到無法支撐。解決之道有二：外交談判或武力解放。由于海軍的圍堵，原本資源就缺乏的日本，1941年12月進口量減少60%，出口工業只發揮30%的生產力。日本從1936年起外債已增加5倍，1937年起貨幣供給量增加3倍。電力、勞動、食物、商品都有管制與配給。

撐到1945年4月，經濟學家提交的《日本糧食狀況》報告，說日本的食物（質量與數量），原本就比西方差，大戰后又下跌10%。戰爭期間的平均卡路里攝取量，從20世紀30年代末的2270大卡降到1944年的2050大卡。食物質量嚴重惡化，脂肪和淀粉尤其欠缺，戰后顯示這些估算相當正確。1941—1945年間在日本城市出生的孩童，相比在鄉間出生者較矮較輕，主因是糧食較不足。

除了推估蘇聯戰區的傷亡人數失準，經濟學家的分析基本上相當準確。為什么會比情報單位做得好？這個由18個經濟學家組成的分析團隊（搭配許多助理與軍方支持），擅長運用統計分析，從有限的樣本做學理推估。這些有用的判斷可以幫助軍方鎖定關鍵重點，掌握敵方的致命點。

他們的主要分析工具是大家熟知的線性規劃：在有限資源下，在多重目標的制約下，如何求出最優解，也就是在解答最優化問題（optimization problems）。這些經濟學家日后各有輝煌的成就，但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戰時經驗，為他們對戰后經濟理論發展的貢獻，以及對財經政策的建議，提供了重要的養成背景。

[本文摘自《經濟史的趣味》（全新增訂版），該書2024年11月由格致出版社出版，作者賴建誠為臺灣新竹清華大學經濟系榮休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特邀教授，澎湃商學院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