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魯迅先生在文章中寫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鼓勵國人勇敢面對時艱，為國家、為民族尋找光明與出路；一百年后，山河依舊，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了這個國家和民族，正如先生文中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土生土長的貴州人周琦，為了摘掉祖國“貧錳”的帽子，奮戰在貴州武陵山區43載，堅守“為祖國多找礦、找大礦、找富礦”的初心，在創立錳礦成礦新理論的基礎上，先后探明4個世界級隱伏超大型錳礦床和一批大、中型錳礦床，提交錳礦資源儲量7.85億噸，大幅超過此前我國錳礦保有資源儲量的總和，為保障國家能源礦產資源安全作出重大貢獻。

四十年來塵與土，從青春到白發，一輩子只做這樣一件事，無怨無悔。周琦，用自己的人生在祖國的大地上續寫了新時代的“錳”士篇章。

                                                                                               ——編者按

尋錳人·尋夢人

即將過去的2024年，對于貴州省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首席科學家周琦先生而言意義非凡。這一年他度過了60歲的生日，按照中國人的傳統，人生一甲子，這是一個里程碑似的年份。也是在這一年，周琦收獲了兩項重量級的國家大獎。1月份，“國家工程師獎”表彰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周琦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國家卓越工程師”，這一榮譽，全國上下只有81名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作出引領性貢獻的工程師才有資格獲得；6月份，周琦故地重游，由他牽頭歷經21年的“隱伏超大型噴溢沉積型錳礦找礦勘查理論技術體系與工程應用”項目，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這是貴州地勘行業首次以第一完成單位獲得的國家科技獎，意義重大。

▲周琦在2023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現場

實際上，對于獲獎，周琦并不陌生。在此前若干年里，他早已榮譽等身，幾乎收獲了地質界相關的大大小小所有獎項：貴州省最高科學技術獎、貴州省杰出人才獎、周光召地質科學獎、國土資源科學技術獎一等獎、全國創新爭先獎，以及我國地質科學領域的高規格獎——李四光地質科學獎。

據統計，當前貴州省錳礦資源儲量8.93億噸，位居亞洲第一。其中的7.85億噸是由周琦及其團隊提交的。周琦交出的答卷是一幅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中國錳礦發展事業的宏偉藍圖，但在他低調謙遜的言語中卻不過是“完成了自己的本職工作”而已。

踏遍山河，幾十年如一日，周琦始終懷抱找礦報國的初心，即便已經60歲了，他依然活躍在找礦科研攻關的第一線。“獲獎是對我們工作的一種認可和鼓勵，但不管獲不獲獎，只要國家需要我們去開展的攻關，都要扎扎實實地做好！”相比于浮名，不斷追求技術上的創新和突破才是周琦始終最為看重的事。而如今他在科研工作中的創新精神、邏輯思維，以及嚴謹認真的作風，比起那些正當年的小伙子們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43年前，還是個17歲小伙子的周琦，從原地質部昆明地質學校地質調查及找礦專業畢業，被分配到貴州省地質局103地質大隊錳礦專題科研組，成為錳礦找礦戰線上的一名新兵。在周琦眼中，成立于20世紀50年代的103地質大隊是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英雄集體，它的前身是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西南地質局235隊、505隊，也是中蘇友好合作地質普查大隊。中華民族吃苦耐勞的優良傳統與蘇聯專家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融合并傳承下來，使得這支隊伍成為貴州省成立最早且唯一成建制保留至今的綜合地勘單位。

周琦回憶，他剛剛加入團隊的時候，條件還很落后，但是他看到老一代地質工作者即便在條件不完善的情況下，依然滿懷熱情，攻堅克難，堅持找礦科研。他們加班加點、風餐露宿，遇到困難解決困難，失敗了，從頭再來，有非常執著的精神，這給年輕的周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他明白了身為一名地質人應該具有的素質。尤其是大隊宿舍外墻上懸掛著的“為祖國多找礦、找大礦、找富礦”的宣傳標語，也掛在了周琦的內心深處，銘刻成貫穿他一輩子的人生信條。

為了這個目標，周琦格外努力。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貴州人，周琦自幼與大山為伍，對于各種各樣的石頭和地況并不陌生。他聰明，也吃得了苦，骨子里有一股韌勁，在前輩眼里是搞地質的好苗子，成為組織重點培養的對象，從此與錳礦結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緣。

業內有一句俗話叫“無錳不成鋼”，錳是鋼鐵工業的基本原料，同時也是支撐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及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原料，小到一粒干電池，大到高鐵、航母，都要用到錳。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錳被廣泛應用于隧道、橋梁、房屋建設、新能源電池材料等領域，涉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關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是無處不在。

錳是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礦產資源，然而也是我國的緊缺戰略礦種之一。“我國每年要用4000萬至5000萬噸錳礦，其中80%以上是從國外進口的。”這讓周琦意識到，一旦遇到極端情況就有被“卡住脖子”的風險，找到更多的錳礦成為擺在地質工作者面前一張必答的試卷。

“我們搞地質的，首先腦子里要有礦。其次，你要用對方法，這就需要多走、多看、多對比，積累豐富的經驗。”選擇了這個領域，就不可能坐在辦公室里或者實驗室里完成全部的找礦科研工作。一年里，周琦總有至少幾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行走于荒野之間。

松桃大塘坡錳礦區是一個老礦區，其淺部錳礦資源已開采殆盡，但由于礦區的露頭良好，地質現象十分豐富，周琦和團隊長期在這里開展深入研究。彼時，朝氣蓬勃的周琦扛著設備和樣品跨山谷、鉆荊棘，轉戰荒山野嶺。他吃住都在野外的營地，白天找礦，晚上打著手電翻遍前人的資料，系統梳理技術難點，突破自己的地質認識。松桃大塘坡錳礦區成了周琦研究錳礦找礦的天然實驗室，他反復研究前輩們留下的資料和觀察到的地質現象，長期堅持學習深造，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很快就從一個懵懂的新人成為團隊不可或缺的骨干。

在野外，地作床，天作被。曠野的蚊蟲多而大，隔著蚊帳就能把人叮得滿身血包。毒性兇狠的五步蛇幾次就在身邊擦身而過。但這些在周琦的嘴里，還只算得上是野外考察的“開胃小菜”。“出野外，總有很多小插曲。”他回憶起有一次進山找礦，山里突然下起大暴雨，他們只好開車返回駐地。半途中經過一條七八十米寬的大河，河上沒有橋，來的時候，吉普車就是涉水而過，回去的時候也準備如此。但暴雨讓河面開始漲水，吉普車在河中間突然熄火，水還在不停地漲著，隨時有被淹沒的危險。好在危急時刻，駕駛員沉著冷靜終于打著了火，車子在洪水洶涌之前開上了岸。大家都驚魂未定，只有周琦還在開著玩笑鼓勵大家：“這一次大難不死，必有后福，我們一定能找到大錳礦！”

長期以來，國際學術界一直認為錳礦大規模成礦是外生沉積作用的產物，即“外生外成”的錳礦傳統沉積成礦理論，認為錳礦是在盆地邊緣或者是在海邊成礦。這被當時國內的地質工作者奉為圭臬，深信不疑。但是隨著地表錳礦越找越少，各地的錳礦勘查專家們開始轉向尋找隱伏錳礦、深部錳礦時，原有的找礦方法難以指導深部隱伏錳礦找礦，找礦工作陷入了低谷，全國錳礦保有資源儲量出現了嚴重的負增長。

創新突破盲區

為了打破久攻不下的找礦窘境，1999年，103地質大隊承接了原國土資源部下達的“貴州銅仁-松桃地區錳礦資源調查評價”的重大項目。彼時，周琦已成長為103地質大隊的總工程師。為確保項目進行順利，他邀請來很多業內資深專家共同進行論證。一開始，專家們依然堅持運用國際上傳統的錳礦成礦理論，在黔東地區預測和精心圈定了一個隱伏錳礦找礦靶區，大家一致認為松桃縣筆架山一帶的深部可能有錳礦，但是，事不遂人愿，先后經過兩個鉆孔的工程驗證全部落了空。

▲周琦團隊在錳礦區考察現場合影

“勘探的投入很大。打一個鉆孔，少則幾十萬元、多則上百萬元。如果找得不準，鉆頭下去沒見到錳，那損失不言而喻！”這一次項目的經費一共是300萬元，這在當年不是一個小數目，兩個鉆孔下去已所剩不多。這讓團隊對尋找隱伏錳礦的信心受到了嚴重打擊，周琦身上背負的壓力巨大，他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

“既然老方法已解決不了新問題，那就轉變思維，打破認知，從傳統的錳礦成礦理論開始突破，尋找尋錳的新方法。”周琦意識到國際上的傳統理論或許并不符合武陵山地區錳礦的客觀實際。

“準確的預測判斷對錳礦勘探工作至關重要。”周琦感嘆道，同很多科學研究領域一樣，錳礦找礦同樣需要“大膽假設”，多問幾個“為什么”，拓展想象的空間和半徑，才會探尋到不為常人所知的邊界。而固守老思路就只有死路一條，只有改變認識，解放思想，才能實現勘探新的突破。

在不斷總結和反思找礦經驗的過程中，周琦想到了自己在做地層剖面的巖石地球化學測量時無意間發現的一個規律，有錳礦的地區和沒有錳礦的地區錳/鉻微量元素比值是明顯不同的。“有錳礦的地區，錳/鉻比值在40左右，沒有錳礦的地方，錳/鉻的含量比值小于5，甚至只有一點多。”周琦想起不久前在松桃縣西溪堡地區通過一條地層剖面采樣測試計算，錳/鉻比值等于40，這會不會就預示著在它附近是有錳礦的？逆境中的周琦果斷拍板，調整勘查地區，戰略轉移到松桃西溪堡一帶。

2000年10月10日凌晨三四點——周琦永遠記得這個時間點，他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吵醒，電話另一端傳來西溪堡地區鉆探施工負責人興奮的聲音：“見礦了！錳礦體有2米多厚，是塊狀菱錳礦，結構細膩，說明西溪堡地區具有良好的錳礦潛力。”

錳礦找礦往往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周琦的無心插柳證明了偶然性里也摻雜著必然。在周琦看來，地質家找礦與醫生看病有異曲同工之妙，先是初步“診斷”，觀察地表特征、分析地質結構，判斷成礦的可能性，然后就要采樣，做系列“檢查”，確定了礦床的可能位置，再“穿刺”，把礦找出來。

“這背后都是辯證思維和嚴密邏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行的。”礦床成因理論和成礦模式，是礦床學的核心科學問題。周琦篤定，支撐找礦勘查的礦床學研究沒有捷徑可走，必須找準癥結，對癥下藥。

在這段工作中，周琦越發意識到自己的知識儲備還遠遠不夠。如果不主動學習，不跟上時代的步伐，就很容易被行業淘汰。為進一步深入研究錳礦成礦理論和找礦技術方法，實現錳礦找礦重大突破的目標，在離開校園將近20年后，周琦決定重新拾起課本，考入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繼續深造，先后攻讀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為自己的未來充電。

在地大（武漢）深造的幾年時間，對于周琦的專業能力提升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也是對他在過往工作中諸多認知不足的關鍵補充。經過大量閱讀和思考，周琦不斷深化對錳礦成礦理論的認識，并長期與團隊在礦區開展深入的礦床地質特征研究。他說，創新最能有效突破勘查“盲區”。有了這根“火把”，過去的“盲區”就被照亮了。

轉機便出現在細微之處。在一次坑道對比礦體變化的觀察中，一個個最大不超過幾毫米的小“氣泡”引起了周琦的注意，放在實驗室的顯微鏡下后發現，更多肉眼不可見的“氣泡”呈串狀排列著。

這個現象是原來的外生沉積成礦理論解釋不了的。很顯然，這種類型的錳礦不是傳統意義上外生沉積型錳礦的那種特征。特征不一樣，成因就不一樣，找礦的技術也不一樣，種種跡象都為周琦指向了一種可能的、全新的錳礦成礦理論：錳礦的成礦物質來自地球深部，含錳流體通過傳輸通道在盆地的中心噴溢沉積成礦，錳礦成礦以后又被新的地層覆蓋。

沿著這套思路，周琦聚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不斷去探索、假設、試驗、求證，用了幾年逐步建立起錳礦物質來源、傳輸通道、空間就位等噴溢沉積成礦理論。他再依托創立的錳礦噴溢沉積成礦理論，進一步研發出包括地質、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地質大數據、遙感地質等一整套隱伏噴溢沉積型錳礦找礦勘查關鍵技術體系。

周琦的發現和取得的原創性成果，不但揭示了著名的“大塘坡式”錳礦是一種全新的錳礦床類型——噴溢沉積型錳礦床，而且如同掌握了一把金鑰匙，開啟了黔東巨大的隱伏錳礦資源寶藏之門。周琦帶領團隊通過將隱伏噴溢沉積型錳礦找礦勘查理論技術體系，應用到2011年到2020年間國家找礦突破戰略行動中錳礦國家整裝勘查區找礦工程中，在黔東地區發現了亞洲最大的錳礦集區，先后提交了貴州松桃道坨、松桃普覺、松桃高地、松桃桃子坪4個世界級的隱伏超大型錳礦床，以及一批大中型錳礦床，實現了我國錳礦找礦歷史性突破。新發現并提交的超大型錳礦床約占全球超大型錳礦總數的三分之一，重構了國家乃至全球錳礦資源分布格局，為維護國家錳礦資源安全提供了“壓艙石”。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從發現新類型錳礦床，到創立錳礦成礦新理論，再到研發錳礦勘查新技術，最終工程應用實現錳礦找礦大突破的全鏈條創新。在此之前，對于礦床理論的研究大多是由“果”溯“因”，即是在“稀里糊涂”找到礦床之后再進行成礦研究，而像周琦這樣先“因”后“果”，在創立一套新的理論技術體系指導下按部就班去找到超大型礦床的實踐路徑非常少見。這讓很多老專家想起當年李四光先有陸相地層生油理論，而后發現大慶油田的先例。

▲周琦在貴州省地礦局地質科技園給貴州省委書記徐麟（右）匯報找礦成果

60歲再出發

新類型錳礦找礦勘查理論技術體系與工程應用取得的歷史性突破，使得貴州錳礦資源儲量躍居亞洲第一位，從而也支撐起國家首批戰略新興產業集群——貴州省銅仁市新型功能材料戰略新興產業集群成功建設，成為國家公布的首批66個國家級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之一。

周琦的錳礦地質科研團隊從最初不足10人發展壯大到現在的40余人，年齡結構從“60后”延展到“90后”，基本形成了跨學科跨專業的融合性人才隊伍。“我們的成員來自不同單位，有地質隊的、高校的、科研院所的、企業的；來自不同學科，有搞大數據的、有搞地球物理的、有地質找礦的，一批胸懷家國、專業過硬的精英，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走到了一起。大家一起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一個成功團隊的發展史，必然是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奮斗史。不同專業不同學科的成員在一起攜手攻堅，相互欣賞，當然也時常會有爭論。“找礦工作的本質是探索未知，在結果清晰之前，自然會產生不同的看法和爭議。”在周琦看來，爭論不是壓力，是動力，某些時候能打開另一種思路。正是這種相對獨立又互相配合的團隊工作范式，使得每一位成員都得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個性與專長，又能夠最及時地分享相關領域的信息與想法，促進這個優秀的團隊得以健康持續發展。

“正因為有這樣好的一支‘聯合戰隊’，有這樣一群同甘共苦的合作者，我們的科研才能很快地往前來推進。”周琦坦言，是每一位團隊成員的忘我奮斗和精益求精，造就了成果在不斷交流實踐中成型，并實現從理論到轉化的完整閉環。

隨著時間來到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中葉，全球進入到以數字技術為運作規則的數字化時代。錳礦找礦工作也在與時俱進。周琦承擔起貴州戰略礦產智慧勘查重點實驗室的牽頭工作，借貴州省大數據產業發展的東風，以大數據技術賦能礦產勘查工作，為貴州的“富礦精開”戰略打造數字勘查系統。他帶領團隊在國內率先開展起固體礦產數字勘查，推進地質找礦工作與大數據融合發展，實現了固體礦產勘查全過程數字化。

“在地下獲取數據很難，結構信息參數信息都不全，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如何運用大數據來進行找礦預測，是隱伏礦未來必須攻克的。”在此過程中，周琦和團隊不斷面臨著數據采集標準、平臺構架搭建、數字勘查技術應用等方面的新問題和新挑戰，有些甚至毫無前人經驗可供參考。

為了有效采集數據，周琦首先帶領團隊成員清理各類礦產勘查數據庫，建設起統一的數據中心，制定數據采集、存儲的規范及標準體系，并進行數字勘查系統的研發工作。“我們已經成功實現了礦產勘查過程中無紙化的流程。地質工作人員采用平板、筆記本電腦、智能手機等移動設備，就能實現礦產勘查數據的野外數字化采集，并存入固體礦產資源勘查信息系統和大數據中心永久使用。”周琦對自己團隊的新成果很自豪，面對新事物保持開放的心態并終身學習，是他對自己的要求。

在國家的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中，周琦帶頭大力推進礦產資源勘查與大數據的融合發展，積極開展基于大數據的智能找礦預測，探索深部隱伏礦產資源智能預測和數字勘查方法，不斷發展和培育找礦新質生產力，助推整個地礦勘查行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僅是錳礦，還有新類型鋰礦、鉛鋅（鍺）礦、重晶石礦，都有很大的進展和突破，為保障國家能源礦產資源安全作出了全新貢獻。

▲周琦（左二）在錳礦區野外現場為團隊成員講解

隨著年齡的增加，周琦越發重視起地質勘查事業人才梯隊的完善和建設。多年來，他一直把勘探人才的培養作為重中之重，為廣大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扎實系統的培訓。“科學研究具有傳承性，只有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把科學研究持續不斷地提高到新的水平。”為了讓年輕人快速成長，周琦帶領團隊工作時，對每一個細節，都高標準嚴要求，對每一個數字、每一張圖紙、每一個地質代號、每一個鉆孔都嚴謹細致、反復核對，有的甚至修改十余遍，直至完善為止。

周琦將自己的經驗和所學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下一代，不僅注重研究思路、方法，以及良好的工作態度作風，而且在工作上經常給機會、壓擔子，讓年輕人獨立去承擔完成專題，鍛煉獨立完成課題的能力。

“哪怕失敗了也沒關系。”周琦常鼓勵團隊年輕人，找礦的過程充滿坎坷和曲折，每次失敗也都讓我們豐富了認知，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新信息，認真研究分析這些信息，可以作為未來新一輪找礦勘查的依據，也是一種寶貴經驗。

以周琦的資歷，現在完全可以不用再勞碌奔波跑野外現場，只需指揮坐鎮就行了，可是他并沒有，反而是幾十年如一日地親力親為。“紙上可挖不出錳礦來！”這是周琦樸素的科學觀，為年輕人樹立起榜樣的標桿。做他的學生，首先的條件就是要出野外，要不怕苦、不怕臟、不怕累。

多年來，在周琦悉心培養、嚴格把關之下，團隊里涌現出了不少地質科研的青年才俊，他們先后獲得“中國地質學會青年地質科技獎——銀錘獎”、中國地質學會十大地質找礦成果、貴州省青年科技獎、自然資源部國土資源科學獎二等獎等，團隊也榮獲“全國專業技術人才先進集體”等榮譽，越來越多的地質新人行走在祖國的大地上，扛起這一份沉甸甸的國家責任。

長期以來，由于全身心投入工作，周琦與家人聚少離多。地質家的孩子絕大多數都不愿意做“地二代”，因為他們親眼目睹了父輩的繁忙與艱辛，但是周琦卻成為例外，在他耳濡目染的影響下，兒子第一志愿考入了中國地質大學地質學基地班，還拿到了多倫多大學地質學博士學位，和自己成了同行，這也令他頗為欣慰。

和周琦當年的時代相比，當下的社會擁有了更多的科技含量和便捷，但也生出了更多的浮躁和誘惑。“但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我們都不應該忘記為國家‘多找礦、找大礦、找富礦’的初心。”周琦表示，2024年的榮譽只屬于2024，新的一年又是一段新征程的開始。在這條礦業興國的道路上，60歲的周琦依然步履堅定地走在隊伍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