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用媒體記者身份上門與企業“洽談合作”，迫使被害企業與自設公司簽訂輿情服務協議，收取企業費用，多人因犯敲詐勒索罪被判刑。

12月25日，最高檢發布5起檢察機關依法懲治新聞敲詐和假新聞犯罪典型案例，朱某某等人敲詐勒索案入選。

案情顯示，2017年12月份以來，被告人朱某某、孫某某、周某某、陳某某、曾某某等人以“反傳銷”“防騙”為名，結伙利用網絡實施敲詐勒索。該團伙利用企業存在的經營漏洞和問題，專門編寫、發布標題為“某公司涉嫌以消費為名進行傳銷”“某公司涉嫌股權非法集資”等負面輿情文章，通過短信直接發送至被害企業負責人及員工，或發布至自建的“某某觀察”“某某財訊”“某某財經”等網站，供他人轉載，形成對企業的負面輿情。

被害企業提出刪帖要求后，朱某某等人拒不刪帖或者故意拖延放任輿情擴大，并明示或者暗示可以簽訂“合作協議”快速刪帖。為消除對企業生產經營的不良影響，被害企業被迫與朱某某等人簽訂“合作協議”并支付刪帖費用，朱某某等人得手后即將負面輿情文章刪除。

2017年至2023年，該團伙采用上述手段先后對注冊地位于湖南、四川、北京等地17家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網絡信息公司進行敲詐，犯罪金額達人民幣66萬余元。

2023年12月20日，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人民檢察院以朱某某、孫某某等五人涉嫌敲詐勒索罪提起公訴。2024年3月26日，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依法認定朱某某等五人犯敲詐勒索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二個月至四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至一萬元。被告人朱某某、周某某、陳某某、曾某某等四人不服提出上訴，2024年6月17日，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最高檢介紹，該案涉及企業多、時間跨度長，犯罪手段復雜且隱蔽，涉案證據大部分屬于電子數據，極易滅失和篡改，證據收集、調取難度大。檢察機關應邀提前介入偵查，圍繞偵查思路與證據標準提出意見：一是緊扣犯罪特征、作案模式、資金流向，提出從收款賬戶反查被害企業的偵查思路；

二是重點收集負面輿情文章、溝通協商記錄、資金轉賬流向等關鍵證據，通過書證、電子數據、鑒定意見等客觀證據印證、補強，構建完整證據鏈，全面查清案件事實。

審查逮捕階段，朱某某等人以輿情服務協議是市場經營、輿論監督行為提出辯解。對此，檢察機關著重審查朱某某等人前后行為關系、發布文章的真實性、涉案資金流向以及后續協議履行情況等客觀證據，全面查明該團伙幾種犯罪手段：

一是“短信直接敲詐”，即直接將“負面文章+鏈接”的短信發送至被害企業負責人及員工手機，誘導、暗示企業支付“費用”進行刪帖；

二是“輿情造勢敲詐”，即通過注冊、使用微信公眾號、知乎等自媒體賬號，搭建小型網站，大量發布并相互轉載企業負面輿情文章，形成企業負面輿情壓力，在被害企業提出刪帖要求后置之不理，迫使企業付費快速刪帖；

三是“冒名上門敲詐”，即冒用媒體記者身份上門與企業“洽談合作”，迫使被害企業與自設公司簽訂輿情服務協議，收取企業費用。在查明朱某某等人犯罪手段、行為性質的基礎上，檢察機關依法對朱某某等四人批準逮捕。

庭審中，針對被告人提出部分被害單位已經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刪帖，且民事案件庭審中已經達成和解協議，被告人承諾刪帖并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二者系經濟糾紛，不構成敲詐勒索罪的辯護意見，檢察機關通過出示被告人發布負面信息造成的傳播量、實施脅迫行為的短信、微信聊天記錄等電子數據，被告人索取財物的有罪供述等證據，指明所謂的“輿情服務協議”相關行為并非合同糾紛，而是以合同為名實施的敲詐行為，部分被害單位提起民事訴訟的維權行為，不影響被告人的行為性質認定。經審理，法院采納檢察機關指控意見并作出判決。

最高檢表示，檢察機關辦理此類案件，應當區分并實質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模式，著重從行為人有無實施威脅行為，服務協議是否實質履行、服務事項是否有客觀需求和等價性等方面對“輿情服務協議”性質進行實質審查，全面認定事實、準確適用法律。

同時，辦理涉網絡敲詐勒索案件，檢察機關要注重加強與公安機關以及網信部門的信息共享，完善行刑銜接雙向機制，對于未達到刑事立案條件，但符合行政處罰條件的，及時移交線索，協同形成打擊合力，全面整治網絡違法犯罪亂象，有效凈化網絡空間，有力遏制網絡犯罪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