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們國家一些發達地區也已邁過了“不經濟增長”的閾值，可以優先考慮“去增長”而關注發展，但一些落后地區，經濟增長依然還是主導地位，但也應該探索“綠色增長”的路徑和模式。

·在國際貿易中推進循環，最大的挑戰在于產業鏈之間的合作。產品達標需要全產業鏈的共同努力。產業鏈之間協同合作的復雜性給企業帶來很多挑戰。

·幫助企業應對外在規制所帶來的沖擊，短期來看補貼是必要的，但從長期來看，補貼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補貼一方面會造成扭曲的成本和價格信息，有時候會助長企業的惰性；另一方面，很難精準補貼，往往會導致無效和扭曲，有時候甚至會“劫貧濟富”。

2021年，城市一角的工程設施。 周平浪 圖

生態經濟學自上世紀60年代被提出以來，一直強調增長的極限并倡導循環發展和結構優化。一些發達國家已率先開放討論并推行“去增長”，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增長的邏輯依然占據主導地位。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永續增長”的不可能性，并提前響應全球綠色轉型的需求，主動謀求新的發展路徑。

身處線性經濟邏輯之中的企業和個體，如何通過循環進行綠色轉型？其中最為關鍵的要素可能是人。著名生態經濟學家赫爾曼·E·戴利的文集《穩態經濟新論》中的最后兩篇文章分別講了兩個人的故事：一位在1960年代致力于環境保護、認同“增長的極限”的企業家，卻在后來的經營中致力于以破壞地球的辦法取得增長；另一位是從細微之處關注人類福祉的醫生，他則意識到維護環境這個外在“器官”的重要性，對環境成本的無知和他人承擔代價正在加速境遇的惡化。

打開未來持久發展之門的鑰匙，正在每個人的身上。那么，如何讓更多人合作達成可持續發展？澎湃城市報告11月26日采訪到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系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科重大專項首席經濟學家季曦。她也是前述《穩態經濟新論》的譯者。

在講座中的季曦。

“去增長”的現實路徑

澎湃城市報告：您為何會關注到生態經濟學這個方向？在您看來，中國是否應該提倡“去增長”？

季曦：我一直從事跟生態環境問題相關的經濟學研究，對生態環境問題演化的歷史邏輯有比較深刻的感受。上世紀中后期到本世紀初期，生態環境問題的本質發生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由以工業污染為主導的局部外部性問題為主，轉變為以諸如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具有全球外部性屬性的問題為主。近些年，科學界也提供了越來越多類似地球限度理論（planetary boundaries）和臨界點（tipping point）等指示生態天花板的科學依據。環境經濟學是一門解決局部外部性的學科，生態經濟學更關注生態天花板的約束，探討如何在不突破生態極限的前提下謀求更持久繁榮的發展。我非常認同生態經濟學的學科邏輯，因此，很早就開始關注這個領域并堅持多年一直深耕。

可能是因為所發表的文章和國際生態經濟學界有一些不謀而合的觀點，因此逐步和他們產生了一些交集，后來有機緣把赫爾曼·E·戴利的書 From Uneconomic Growth to A Steady-state Economy引入到中國來，并翻譯成中文版《穩態經濟新論》出版。

具體說到中國，近20年，我們的頂層設計對增長的態度也發生了結構性的轉變。中國經歷了幾十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期，創造了經濟增長奇跡，進入本世紀的頭個十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依然還是我國發展的主題。但是，進入到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尤其在 2012 年以后，從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可以看出，我們不再盲目追求經濟高速增長，而是準備迎接經濟增速放緩的“新常態 ” ，并轉向追求高質量發展，建設生態文明。在這樣一個大的發展趨勢下，當前在我國討論“去增長”這個話題，我認為至少不會是過于激進的。

“去增長” 概念，源自對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批判，認為無限增長在有限資源的地球上既不可能，也與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相沖突。因而，需要公平地縮小生產和消費規模，實現增加人類福祉的同時保存生態環境。

去增長不意味著完全反對經濟增長，更不是追求“負增長”，而是主張對指導經濟的一系列關鍵標準進行根本性改變。“去增長” 社會應該被理解建立在質量而非數量、合作而非競爭的基礎上的世界。經濟增長并不必然帶來福祉的增加，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張，經濟增長背后的社會和生態成本不容忽視。有很多國家的數據表明，在經濟規模邁過一個閾值以后，福利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會出現脫鉤，也就是會出現“不經濟的增長”。這時，再繼續追求增長其實顯然是不理性的。

歐洲學界對“去增長”的研究方興未艾。已有不少國家，比如丹麥、荷蘭等，開始推行“去增長”的政策，但主流政策仍以“綠色增長”為主導。相比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去增長”可能還面臨著與“減貧”、“就業”等目標的沖突。從發展權的角度來說，我們應該呼吁發達國家主動踐行“去增長”，讓渡生存和生態空間，讓發展中國家繼續增長，直到達到一定的福利閾值。

對中國來說，我們總體面臨著“未富先轉”的挑戰。我們既要增長，又要發展；既要發展，又要轉型。同時，中國還面臨著區域間的嚴重不均衡發展等問題。就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們國家一些發達地區也已邁過了“不經濟增長”的閾值，可以優先考慮“去增長”而關注發展，但一些落后地區，經濟增長依然還是主導地位，但也應該探索“綠色增長”的路徑和模式。

澎湃城市報告：“去增長”的命題對應著資源的循環。雖然我們能在管理學教材上看到零星的循環經濟的案例，但線性經濟仍然在主導。在您看來，應該如何推進循環經濟閉環？有什么措施可以推動企業和個人的參與？

季曦：有兩個層面。一是通過提供激勵和約束來改變企業和個體的行為，一是通過教育影響社會意識形態。

第一個層面，是經濟學的基本邏輯。經濟學研究如何提供激勵和約束，進而影響人的行為，通過優化個體的行為實現社會的發展目標。環境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都有幾大政策工具，對企業來說，其中之一是，通過價格機制傳導，將負外部性內化為企業的成本，成本增加的壓力會倒逼企業參與循環。對個體同理，如果能把激勵和約束機制融入價格當中，就可以影響人們的消費選擇，進而影響企業的生產。

第二個層面，需要長期的努力。要改變社會意識形態，教育是很重要的。日本已形成所謂“循環型社會”。日本為什么能做到這點？我認為，教育功不可沒。日本的相關教育是全方位的，幼兒園、學校、社區乃至終身教育都做得非常好。通過教育把生態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意識根植于每個民眾心中。人是企業的主體，企業是經濟的主體，人有相應的意識了，企業的環保意識自然會提升，整個經濟社會的意識也就提升了。當然，企業始終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然而一些有遠見的企業會意識到，主動轉型和主動承擔社會和環境責任，是積極應對趨勢轉變并降低自身轉型風險的最好選擇。

如何看待和應對國際主流社會的綠色轉型壓力

澎湃城市報告：當下歐盟出臺綠色新政，企業會有很大的壓力和動力去推進循環。在您的觀察中，中國企業在其中面臨的最大難題是什么？您怎么看待補貼的作用？

季曦：面對歐盟綠色新政的壓力，中國企業積極應對比消極應對更好，前者會倒逼我們實現更多的創新，而后者會給我們埋下很多弊端。

歐盟綠色新政，核心目標是在2050年前，使歐盟成為全球首個氣候中立的大洲。因此綠色新政包括促進能源轉型、實現碳減排、推進循環經濟、提升資源效率等一系列目標；相應一系列措施包括法規條款，綠色金融、碳邊界調整機制（CBAM）等。

歐洲綠色新政傳導給中國企業的壓力肯定是有的。比如，之前的投資、生產都按照某種標準執行，標準的提升自然會通過價格的傳導，降低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增加企業的內部成本等。在國際貿易中推進循環，最大的挑戰在于產業鏈之間的合作。產品達標需要全產業鏈的共同努力。歐盟有些規制不僅關注末端排放，還會對產品全生命周期進行監測。產業鏈之間協同合作的復雜性給企業帶來很多挑戰。

幫助企業應對外在規制所帶來的沖擊，短期來看補貼是必要的，但從長期來看，補貼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補貼一方面會造成扭曲的成本和價格信息，有時候會助長企業的惰性；另一方面，我們很難精準補貼，往往會導致無效和扭曲，有時甚至會“劫貧濟富”。比如，如果按照產值規模補貼，大企業會更占優勢，但小企業實際上更脆弱。

澎湃城市報告：歐洲的經濟狀況在很多人看來比較低迷。在您看來，歐洲是正在主動“去增長”，還是說被動響應？

季曦：正如我前面所言，“去增長”這件事，需要結合一國的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看待。歐洲一些國家提出去增長，我認為是恰逢時宜的。

首先，對他們本國來說，實現增長已經不容易，增長進一步拉升福利水平的難度也很大，他們已經邁過了最優經濟規模點，去增長轉而關注發展是最佳選擇；其次，歐洲很多國家已經達到高福利水平，從全球各國的發展權來看，歐洲各國也應該率先“去增長”，為發展中和落后國家和地區讓渡增長和發展空間。

就我的觀察，至少從歐洲生態經濟學學界來看，歐洲現在是在非常積極開放地推進“去增長”進程。我們國際生態經濟學會理事會每兩個月會開一次討論會，在與來自歐洲的學者的交流中，我能感受到他們對“經濟不可能永續增長”的觀點的普遍接受以及對“去增長”這個話題的強烈呼吁。他們還成立了專門的國際去增長網絡（International Degrowth Network）。歐洲各國政府對“去增長”的態度也不盡相同。丹麥、荷蘭等國的態度非常堅定，還有很多國家依然是以實現“綠色增長”的政策為主導。但總體來說，歐洲對“去增長”這個話題的接受度和推崇度，應該是位居全球各大洲之首的。

內生動力、技術創新與學科演進

澎湃城市報告：受國際關系、市場變動影響，已形成的循環經濟鏈條上的環節也會承受壓力。相關方面或許會做出調整。在您看來，可持續的鏈條是否有保持運轉的潛力，由哪些內在的因素決定？尤其應該關注什么？

季曦：從企業自身來講，是創新的能力；而從外在來講，政策支持、市場需求、金融等方面的支持，都是影響循環鏈條能否持續運轉的重要因素。但企業內在的創新能力是最根本和最關鍵的影響因素。

企業的創新能力，又是多維度的，可以是技術、制度和意識等層面的創新。我覺得，這些創新能力是遞進的關系，技術創新是底層支撐，制度創新是進階保障，而意識層面的引領和創新才是最具核心力的。就企業實現循環經濟這個問題來說，有的企業一直緊盯著以技術層面的更新換代來推進產品的更新換代，而有些企業早就看到以“更新服務”替代“更新產品”更適應建立循環經濟的本質。

意識層面的創新能力還表現在對未來風險的預判意識。我去年參加了達沃斯經濟論壇的一場邊會論壇，論壇討論的主題是，企業如何應對來自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方面的規制風險。我非常驚訝，與會企業家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可能給企業帶來的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這個話題，反響非常熱烈。

因為，氣候變化方面已經有了很多規制，對企業真真切切產生了影響。但在生物多樣性方面，軟性的條約相對占主導地位，真正落實到能夠倒逼企業改變自身行為的規制并不太多。我們學者做研究會主動往前看，而企業往往會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這些企業會主動預判未來生物多樣性喪失可能帶來的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我覺得令人欣喜。

我們做過生物多樣性喪失和企業相關信息披露的研究工作，一些企業家跟我交流說，從應對氣候變化的議程看，主動轉型的企業往往優于被動轉型的企業，這些是前車之鑒，必須要看得遠，提早布局，才能在未來真正規制下來時，化轉型風險為轉型機遇。所以，這才是企業真正的內在競爭力。一個有韌性的企業也一定是具有意識創新能力的企業，要具備高度的風險預判意識和市場轉型的敏銳性，能把握關鍵點，找準未來轉型的方向，提前布局相應的戰略和戰術等。

澎湃城市報告：在您看來，技術創新在“去增長”中起到怎樣的作用？是否在追求技術創新的同時，又制造了更多不可持續的問題？

季曦：我是持技術理性或技術中立的態度的。我們既要擁抱技術進步，也要意識到技術可能帶來的弊端。

經濟學里有一條“杰文斯悖論”。一般來說，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預期是資源消耗的成本隨之降低、總成本下降；但實際并非如此，資源利用效率提高，資源消耗的總成本仍然攀升。這是因為，效率的提升降低了使用單位資源的成本，最終產品的成本下降，人們的消費欲得到激發，進而購買了更多產品，從而導致生產產品利用的資源總量增加。這就是一個技術不理性的結果。

我們相信技術能帶來效率，解決一切短期問題。但如果處理不好其他配套的問題，長期可能會刺激更多的消費，帶來更多更大的成本。盡管如此，我們不能放棄技術進步，一方面要追求更多的綠色技術創新，另一方面要致力于解決與技術相伴隨的問題。比如，強調技術規范和技術倫理，優化一些跟技術相關的配套制度。

澎湃城市報告：生態經濟學等方向越來越重要，但在主導增長的語境下，似乎顯得比較邊緣。經濟學是否也需要進一步革新？

季曦：經濟學一直在不斷創新。當然，我認為經濟學還需要更具前瞻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革新。

從經濟學這門學科的發展歷史看，經濟學本身就存在著結構性的理論更新。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經濟學，幾乎不關注生態環境的問題，也不會提出增長極限的問題。因為那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興起，提高生產力是經濟學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而且，那個時候經濟和人口規模相對生態環境容量而言還很小，我們還處在戴利先生所謂的“空”的世界，還沒有面臨人與自然的矛盾。

到了20世紀中葉，環境經濟學誕生，主要應對的是工業化造成的局部外部性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就是要把外部性內化到企業和個體的成本中去。而現在，人類社會已經從人造資本稀缺過渡到剩余自然資本稀缺的時代了，生態約束成為經濟發展的顯性限制因素，因此又產生了生態經濟學等學科。

秉持這種具有歷史縱深感的視角，我們發現，經濟學在回應時代變遷中的問題時，其理論自身也一直在發展和變革。一些新興經濟學科正是應運而生的。然而，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優越意識，也一定限度上阻礙這門學科的創新。我們需要持有更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的態度去擁抱和推進理論變革。

此外，在邁向生態文明的進程中，中國已是經驗豐富的先行者，我們應該靜心于總結和提煉，形成立足于中國實踐但又具有全球普世價值的真知灼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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