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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死亡著生存”轉(zhuǎn)向“生存著死亡”
古今中外,“長生不老”似乎是人所共愿的,只是不得其門而入而不得不打消此念。如果當(dāng)真能夠永生不死,反而令人非常痛苦,這是博爾赫斯在小說《永生》中得出的結(jié)論。因為“誰都不成其為誰,一個永生的人能成為所有的人”,而換一種說法,也就是“什么都不是。”一個永生者既是所有的人,又什么都不是,我不成其為我;就像水,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形狀,但偏偏沒有自己的形狀。一個永生者沒有自我,也就意味著他沒有憐憫沒有憂傷沒有懊悔更沒有幸福,所以主人公約瑟夫?卡塔菲勒斯在得知自己重新成為一個可以死去的普通人時,“感到難以置信的幸福。” 由于永生是以失去記憶為代價的,所以所謂的永生不死其實就是死亡——記憶的死亡,而有死之生才是生存。正如托妮?莫里森所言:“我們總是要死的,這也許就是生命的意義。”
既然死亡才是生存賴以存在的依據(jù),我們就不能不學(xué)會如何死亡,如何面對死亡,如何“向死而生”。博爾赫斯說:“我認(rèn)為一個人總在死亡。每一次我們不能有所感受,不能有所發(fā)現(xiàn),而只能機(jī)械地重復(fù)什么的時刻,就是死亡的時刻。” 從死亡的本意來說,死亡并不是在死亡的那一刻才突然降臨,我們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jīng)在死亡,死亡不是將來完成時,而一直是現(xiàn)在進(jìn)行時,既可以說我們在世上生存,也不妨說我們在走向死亡。從死亡的比喻意來說,當(dāng)我們渾渾噩噩無所思考的時候,當(dāng)我們依靠生的本能作為行尸走肉的時候,我們就是在死亡著生存;當(dāng)我們有所感受、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思考、有所創(chuàng)造的時候,我們就是在生存著死亡。沃爾特?佩特引用雨果的說法,指出我們?nèi)急慌兴佬蹋欢ㄆ诘木徠趫?zhí)行使我們有一個間歇期,所以“我們的機(jī)會正在于如何拓展這間歇,如何在有限的時間中獲得盡可能多的激動。”
“死亡著生存”和“生存著死亡”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博爾赫斯的小說《等待》和《阿韋利諾?阿雷東多》在象征的意義上分別描寫了這兩類人:《等待》中的冒用仇人之姓的維拉里先生就是一個“死亡著生存”的人,《阿韋利諾?阿雷東多》中的同名主人公則是“生存著死亡”的人。維拉里為了逃避仇敵的追殺躲到小鎮(zhèn)上幽居,終日惶惶不寧無所作為,“維拉里試圖只顧眼前,不回憶過去,也不考慮將來;對他說來過去的回憶比展望將來更沒有意義。” 他終于在被動等待中被仇敵尋上門來殺死了,他的生存不過是肉體的茍延殘喘,他的一切東躲西藏和狡黠多疑都成為一種笑柄。阿雷東多因為總統(tǒng)“出賣并玷污了我們的黨”,所以決定刺殺總統(tǒng)。為了不牽連朋友和情人,他躲到郊區(qū)與他們斷絕交往;為了免得有人說他受人唆使,他連報紙都不看;他安詳而平靜的等待自己決定的行動日期的到來,“他像期待幸福或者解脫那樣期待著那一天”;在行刺的前一刻,“阿雷東多沒有膽怯,卻有一種尊敬的感覺”;殺死總統(tǒng)后,他向當(dāng)局自首并聲明“這件正義之舉由我一人承擔(dān)” 。幸福的阿雷東多自己邁著從容的步伐走向死亡,他的所有看似無所事事的消磨時光都變得充滿生命的尊嚴(yán)和存在的質(zhì)量。通過維拉里和阿雷東多,博爾赫斯對于被動的死亡著生存和主動的生存著死亡,作了非常形象化、非常典型化也非常極端化的說明。
既然生存本質(zhì)上是一個正在死亡的過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與其讓腦細(xì)胞自然死亡,還不如讓它在使用中死亡,與其死亡著生存,不如生存著死亡。但是這需要勇氣和毅力,因為人總是有怠惰、畏怯之時。當(dāng)有人問博爾赫斯是否有創(chuàng)作阻滯、頭腦枯竭的時候,他回答:“我的頭腦總是枯竭但我裝著沒這回事。” 博爾赫斯也有頭腦枯竭之時,而且“總是枯竭”,但他沒有讓這種情形控制自己,沒有因此渾渾噩噩,而是竭力戰(zhàn)勝它,“裝著沒這回事”,硬著頭皮闖過難關(guān),以勤補(bǔ)拙,竭力讓自己從“死亡著生存”轉(zhuǎn)向“生存著死亡”。當(dāng)被問及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需要保持哪些已經(jīng)取得的經(jīng)驗時,艾特瑪托夫回答:“青春,青春的活力。不屈服于生活的惰性,永不感到勞累,永不衰老。” 即使有惰性,也要永不屈服;即使勞累,也要永不“感到”勞累;即使衰老,也要永遠(yuǎn)保持青春的心態(tài)。如果在創(chuàng)作阻滯、頭腦枯竭時,一味等待,以為可以等來頭腦清晰、思路通暢、思如泉涌,那只能是越來越頭腦枯竭以至于枯亡,靈感不會拜訪懶漢。沈從文從不知道如何寫作,但他知道不斷地寫,不斷地改,總是寫,寫不出來時也寫;章學(xué)誠 “幼資甚魯,賦秉復(fù)瘠弱”,但他“惟性耽墳籍,日夕披覽,孜孜不倦” ,可見“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并不是比喻。愚公能移山,不在于他的智、力,而在于他那倔強(qiáng)的挖山不止的“愚”。有驚人的勇氣和超常的毅力,就可以感動天地創(chuàng)造奇跡,就可以從死亡手中奪回生存。
托爾斯泰說:“只有對于這樣的人死亡才是可見的和可怕的。這種人的整個存在就是永不終止的死亡。……他的整個生命在極為難堪的狀態(tài)中度過,即逃避不可避免的生命力的減退、粗糙化、衰弱、老化以至死亡。” 對于“死亡著生存”的人,死亡才是可見的和可怕的,維拉里躲避追殺躲避死亡,其實并不需要仇敵的子彈,他不過是死去的活尸而已;對于“生存著死亡”的人,死亡雖可見但并不可怕,只要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死亡甚至是可歡迎的,阿雷東多甚至是驕傲地迎接自己的死亡。作為事實判斷,“人固有生死”,也許生命本身是無所謂“死亡著生存”和“生存著死亡”的;然而作為價值判斷,生命的意義卻是有這兩者之分的,“死亡著生存”則輕于鴻毛,“生存著死亡”則重于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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