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馬戛爾尼使團的工作，實現了歐洲人對中國皇帝的描述從想象和刻板的符號，到更現實地呈現的轉變。此前，在歐洲中國風藝術作品的視覺呈現中，大清皇帝的形象反映了歐洲人的異國情調觀念——如弗朗索瓦·布歇的《中國皇帝上朝》——而不是寫實描繪。

中國皇帝上朝，弗朗索瓦·布歇繪，1742年，布面油畫

馬戛爾尼使團則首次獲得了觀察和研究清代宮廷各方面的機會。雖然與乾隆的會面時間很短，但使團成員們還是觀察到了這位皇帝的帝王氣度和舉止，并通過文獻和同廷臣的交談中了解了他的統治和生活方式。

使團繪圖員亞歷山大關于乾隆及其廷臣的肖像畫，受到了在18世紀末的英國非常流行的面相術（physiognomy）研究的影響，這門“新學問”通過分析面部特征展示人的性格，并成為當時業已流行的顱相學的競爭對手，后者試圖通過對頭骨的形狀和區域分布進行分析，以解釋個性。約翰·卡斯帕·拉瓦特（Johann Kaspar Lavater）是當時最著名的面相術學家，他于1775—1778年間出版了其最著名作品《面相術隨筆》（Essays on Physiognomy）。該書在德國初獲聲望后，于1780年代被翻譯成英文；至1790年代，已有不少于12個英文版本以5種不同語言的譯本出現。拉瓦特的理論強調，每個人都有其反映道德價值觀的獨特性。亞歷山大在塑造中國人時，也運用了類似的方法——現存的其繪制的四幅乾隆肖像，都詳細記錄了皇帝的相貌、舉止和服飾。

乾隆肖像1，威廉·亞歷山大繪，1793年，紙本墨水

第一張展示乾隆面部的草圖，用墨水繪成，可能是基于亞歷山覲見皇帝后的印象繪制的。亞歷山大在日記中描述了1793年9月30日，使團在北京迎接從熱河歸來的乾隆皇帝的那一刻：

與使團有聯系的官員站在我們身后，穿著他們的儀式禮服。當皇帝經過時，我們跪著，有一人認為我的頭垂得不夠低，不夠尊重他的君主，于是把手按在我脖頸上，使我的頭幾乎低到了塵土里。我實在渴望看到這壯麗的一刻，以致在這個難忘的時刻可能歪著頭。

使團副使斯當東形容乾隆皇帝“毫無保留、開朗、不做作”，“他的眼睛飽滿而清澈，面龐開闊”。使團書記巴羅則寫道：“他的眼睛烏黑、敏銳，鼻子為鷹鉤鼻，他的膚色即使到了如此高齡，仍然紅潤。”這些細節皆被亞歷山大捕捉并呈現于畫作中，例如，他把乾隆的眼睛描繪得明亮而銳利，意在反映其頭腦的迅捷敏銳；上揚的嘴角則給人一種仁慈感，表明他的統治英明、公正、有效。

第二幅肖像可能部分以第一幅肖像為基礎，并以活躍在清代宮廷中的耶穌會畫家所作皇帝畫像為參照——將之與意大利耶穌會士、宮廷畫師潘廷章（Giuseppe Panzi）的作品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兩幅肖像中人物的五官、帽子、服裝都非常相似。兩幅作品皆為乾隆正面像，其有著銳利的杏仁眼，鼻子挺直，嘴型給人一種泰然自若感，體現了皇帝的冷靜性格以及睿智和風度。亞歷山大如此重視對皇帝相貌的描繪，可能意在揭示乾隆的性格和修養——健康而充滿活力的面部表情，反映了他活躍而強大的思想。巴羅形容乾隆“敏于出謀劃策，一如執行之果斷，猶如親自在指揮勝利”。他指出，乾隆在困難時期實行減稅和救濟，但“對敵人則絕不留情和寬恕”。亞歷山大正是嘗試通過對相貌特征的描繪，傳遞這種精神和心態。

乾隆肖像2，威廉·亞歷山大繪，1793年，紙本水彩

除了相貌之外，服飾和儀態也反映了乾隆的性格和行事。亞歷山大的第三幅乾隆肖像是一幅全身水彩畫，描繪了皇帝身著石青色外套和明黃色長袍，悠閑地坐在靠著一根大柱子的御座上。他根據皇帝的頭像描繪了本畫中皇帝的臉，服裝和姿勢則可能是從郎世寧的畫作發展而來的。這幅水彩畫，后來被改為版畫收錄于斯當東的《紀實》中。斯當東這樣描述乾隆：

皇帝陛下雖日理萬機，但還可以在不影響其履行君主責任的前提下，騰出工夫致力于各項文藝的研究。他喜歡作詩，在意境和表達技術上有很高水平，并注重對自然的觀察。相對于創意性，他的詩作在哲學和倫理方面更具吸引力，因而不同于彌爾頓，更近似伏爾泰的詠史詩。

乾隆肖像3（紙本水彩）及其版畫形式（銅版畫），威廉·亞歷山大繪，1793年和1797年

這些評論呈現了乾隆政治統治者身份之外，作為具有較高文化造詣的文人學者的形象。亞歷山大在水彩畫和版畫中，都捕捉到了皇帝泰然自若地坐在王座上、左腳擱在腳凳上的那一刻。這種姿勢體現了他在處理各種事務時的從容不迫；同時，他的優雅風度也表現出其在文藝方面深厚的修養。

第四幅肖像是亞歷山大的《中國服飾和習俗圖鑒》中的一幅版畫，展現了作為權力符號或象征的皇帝形象，也展現了皇帝本人的健康和活力。

亞歷山大沒有與此版畫相關的畫稿。相較于面部特征，此畫更強調皇帝的身體結構和姿態，展現出其修長、苗條、健美的身材。說明文字稱乾隆“看上去是一個60歲的硬朗而精力充沛的人”——盡管這些畫作創作時他已83歲。巴羅同樣指出，皇帝“腰板完全挺直”，不難看出他“曾經擁有很健壯的體魄”。該圖像借用了亞歷山大的大部分視覺信息，淡化了皇帝的面部特征。與早期歐洲中國風藝術作品強調奇特相貌和夸張服飾的中國皇帝形象不同，在亞歷山大筆下，乾隆是作為一種個體人類的形象表現的。藝術家努力以更現實的方式，捕捉他的面部特征、身材、舉止和服裝，反映了18世紀的民族志的傳統。

乾隆肖像4，威廉·亞歷山大繪，1814年，蝕刻版畫

除了乾隆肖像外，亞歷山大還繪制了一系列“王大人”（王文雄）和“喬大人”（喬人杰）的肖像，這兩位官員受皇帝指派，在使團留華期間陪同并照顧他們。在《中國服飾》收錄的一幅亞歷山大描繪王文雄的版畫中所附說明文字，將這位中國軍官描述為“一個大膽、慷慨、和藹可親的人”。為了捕捉他的身份和個性，亞歷山大描繪了這位官員著裝細致、佩帶武器、神態堅毅的形象；其面部特征是圓臉、彎眼、微笑的嘴角，賦予了人物如文字描述中那種既勇敢又仁慈的觀感。

王文雄（左）和喬人杰（右）肖像，威廉·亞歷山大繪，1805年，蝕刻版畫

同樣在《中國服飾》收錄的版畫中，喬人杰身著文官服裝，手持與使團有關的卷軸。所附文字描述其“舉止莊重、正直、具有判斷力”。亞歷山大將喬人杰描繪成靠在巖石上的形象，畫中人物風度翩翩、從容不迫，體現了他作為文官的修養。兩相對比，亞歷山大通過描繪兩位官員不同的服飾和舉止，表現出了武官和文官的區別。

無名官員肖像，威廉·亞歷山大繪，1793年，紙本墨水

在另一幅不知名的普通漢族官員肖像中，可以清楚地觀察到表現中國官員的更具民族志的方式。在這幅圖中，人物盤腿坐在椅子上抽煙。亞歷山大仔細地描繪了他的官服、帽子和飾品，并寫下了與其服飾相關的漢字、拼音和英文翻譯。例如，亞歷山大將補子翻譯為徽記（badge），并在人像下方繪制了文、武官員補子上的獸、鳥圖案。他還觀察并記錄了該名官員姿勢的名稱——盤腿坐相，也即盤腿而坐。通過這種方式，該官員形象被亞歷山大描繪為一種特定類型的標本，其服飾和姿態對英國人來說是都陌生的。

使團成員對乾隆及其廷臣的相貌、體態、舉止和服飾的詳盡描繪，反映了英國人對從民族志角度描述人物的興趣。然而，與對新發現土地上的原始土著的描繪不同，使團的藝術家將中華帝國描繪成一個由明智老練、能力非凡的皇帝和官員統治的古老文明。這種對比凸顯了這次中國考察的獨特性——英國人試圖在這次考察中積累有關中國人的數據，以權衡清朝和大英帝國的實力對比。

本文節選自《凝視遠邦：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使團的視覺文化》（陳珊珊 著，商務印書館，2024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