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4年12月7日，法國舉行儀式慶祝巴黎圣母院重新開放。視覺中國 圖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7日，巴黎圣母院重新開放儀式在巴黎舉行，慶祝2019年失火的巴黎圣母院經過5年修復后重新開放。據巴黎圣母院介紹，8日還會舉行慶祝儀式。從8日開始，巴黎圣母院正式向公眾開放。

據報道，巴黎圣母院的修復工程總計耗資約7億歐元（約53.5億元人民幣）。但另一條不太為人注意的信息是，這筆巨款之中，有大約一半資金是由少數法國富豪和私營公司捐助的，剩余大部分資金則依靠來自法國和世界各地的私人小額捐助。

換言之，這項由法國政府發起的公共工程居然花的是私人的錢，政府僅提供了稅收減免的優惠政策，事實上幾乎成了“甩手掌柜”。巴黎圣母院修復重建的成功，再一次實踐了私人資金生產某些公共品的優勢和可能。

在博弈理論中，參與各方可能出于某些獲益可能而采用相同的博弈策略，從而實現純協調博弈（pure coordination game），各方協調獲得最大收益。比如在狹窄的道路上兩車相遇時，司機通常會默契地選擇靠右（或靠左）行駛，安全無虞，而“狹路相逢勇者勝”的策略只會徒增風險。協調博弈下，參與各方有共同的興趣和一致的利益，這類交易協議往往可以自我執行而無需第三方仲裁或強制。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前，中世紀歐洲基督教國家的長老會、牧師、行會、法人城鎮和商人轄區作為合同的執行者，實際上扮演的正是為協調博弈各方提供幫助的角色，奠定了自治傳統的基礎，直到后來，各種國王們才憑借其強大的統治權力設立起法院等第三方強力機構。

傳統上，國家（state）背后的強力被認為扮演了保證契約履行、向社會提供諸如水利、交通、安全、法律等公共品的第三方角色。受此影響，主流經濟學把“公共品”（public good/service）定義為消費上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物品（或服務）。而非競爭性，意味著所有人都是潛在的搭便車者，投資方無利可圖，因而只能由政府提供。

多年前，諾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用英國17世紀領港公會建設燈塔的案例，從外部性的角度提出了公共品由私人供給的成功案例，有力地挑戰了“公共品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傳統觀念。對此，有人反駁認為，受制于成本—收益約束，即使某些公共品能夠由私人投資和生產，其供應量也將低于“最優”水平。但這一說法，顯然無視了政府生產公共品也需要成本這一基本事實，而且所謂“最優”只是黑板上的抽象定義，在真實的市場中難以事先觀察。

自掏腰包捐建巴黎圣母院無疑是一種典型的自發協調博弈，考慮到捐助者甚至獲取不到任何實質利益，這種付出可以視為完全由個人需求或偏好驅動，而工程的成功則滿足了捐資者的這種需求，其他人也獲得了參觀欣賞的搭便車機會。

將它與國家稅收支持的公共品對比可以發現，兩者的核心區別在于，后者實際上是將基于個人需求的收益與付出進行了脫鉤和分離，進一步地，按照詹姆斯·布坎南的說法，就連什么是公共品也由國家來決定（詳見《同意的計算》）。一項并不滿足自己需求卻需要自己付錢（稅收）的公共品，不僅意味著所有人都是潛在的搭便車者，而且擁擠的公地上，人們很快就發現：自己的最優策略，是通過某種方式向政府要求更多符合自己偏好的公共品——收益高于自己的稅負，而按照“阿羅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的揭示，公眾偏好又是不可相加的。

此時，各自需求千差萬別的搭便車者就異化成為剝削別人稅款的人，而政府為了減緩或防止公地悲劇，要么在生產更多公共品的進程中成長為巨型利維坦，要么制定各種管制措施提高公共品的排他性，與宣稱的“公共品”背道而馳。比如，我們可以看到，奧馬巴政府早年推出的醫保制度、美國教育部主導的各類聯邦科研基金等公共項目正是此類“公共品”的典型，而美國政府逐年上漲的赤字規模背后，或許也有公地競逐的推動。

可見，公共品問題之所以成為普遍難題，并不是因為它的“公共性”，反而恰恰是因為出資人和收益人脫鉤而導致的普遍“不公共性”。

巴黎圣母院這次由私人出資修建、私人和公眾共同受益的協調博弈再次表明，公共品的生產并不一定需要排斥個人的自由選擇，包括搭便車的自由。一旦私人資金與其需求偏好能直接相關，私人提供的公共品往往能達成更優的資源配置和良好的正外部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并非出于自愿而“被投資”的公共品，很可能根本就不是“公共”的。讓真正喜歡它的人自愿掏錢，讓愛搭便車的搭便車，或許是解決公共品難題可行的思路。

（作者何坤為農業投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