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這個世界上留下一點什么的人們，會將他們所認定的事情作為重要之事來對待。以學術為志業的人們，想在不同領域中成為一位真正的學者，同樣也會將自己所從事的學術之業視為重要之事，這也意味著他喜歡這種事務，樂在其中。這沒有設定他應該和必須達到何種程度。不管我們的愿望和期望是高是低，我們獲得的結果都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時間和積累是這一個過程的主要見證者。瞬間超越很動聽，但只有在一個臨界點的意義上這句話才是一個真理。懷特海說的“瞬間沒有超越”，關注的是過程，這很符合他過程哲學的特性。中國哲人在這方面的智慧是“大器晚成”和“美成在久”，晚和久的時間性都是自我實現的關鍵要素。

世界上確實有一些天才，在同樣的環境和同樣的心力之下，他們也許容易早成。歷史上中國魏晉時代的王弼早逝，但此時他已成為兩部偉大經典——《周易》和《老子》——著名的注釋家，由此他也成就了自己的哲學家身份。世界上可能沒有比他早成的哲學家了。晚清帶著圣人情結的康有為，屬于天才式人物，他對自己的學問、學說有一種唯我獨尊的自負，稱“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后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他的弟子梁啟超以對比的方式說他的老師太有成見，他自己則是太無成見。他不斷變化，總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他所說的“難”，如果不是否定式的今是昨非，而是不斷擴大自己的學術天地和升華自己的學術境界，那么每個人的學術就只有延長線，沒有終止符，這正合乎俗語學無止境一詞的意義。

沒有人會否定世界廣大無限，學問廣大無限，新知廣大無限；沒有人會不贊成莊子說的“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這也是為什么蘇格拉底將追求智慧看成是“認識自己的無知”，為什么老子說“知不知，尚矣”，為什么學問家們、思想家們和科學家們，總是對知識、學問和思想保持著開放性，為什么波普爾為自己的自傳加了一個“無盡的探索”（Unended Quest: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的主標題，為什么一般情況下越有學問的人越謙虛，越有自信的人越會不自伐、不自是和不自彰。學術和科學的精神就是人類要在一切事物面前保持謙卑。大器早成或晚成沒有固定的時間點，甚至就像莊子說的成與不成都不好確定。只是在一個十分相對的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有的人早成，有的人晚成。大多數人不太早，也不太晚。我的偏見是，人學到什么時候，他就老到什么時候。相比于學問的無限性，我們在知識和學問世界中的所得十分有限。人的自信也就來源于這十分有限的東西。

對于做任何值得自己做的事的人來說，他躲進的不是什么象牙塔，他坐的也不是什么冷板凳。動輒指責別人不到什么地方去的人肯定會批評老子說的“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但《老子》第四十一章就同時也對這種人做了回應：“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在學術探索過程中，人們何時留出點時間，想想自己都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若不是一個嚴肅的安排，往往帶有隨機性。有的人很年輕時，就開始為自己寫自述。如流亡日本時的康有為四十歲就為自己寫了《我史》，后來的胡適也有《四十自述》。如果有人能計算出準確時間，為自己寫“我的前半生”，他寫得越晚，就越需要拉長他生命的長度。說到這里，我想談一點有關自己的小故事。雖已年過數十載，我仍不想用什么篇幅為自己寫一個自述。對這一著作系列的出版寫一個總序，也不是一個合適的地方。一直到出版社催促我時，我才意識到總要說點什么，但說什么令我猶豫。

王中江

我們這一代人很可能就像殷海光說的那樣先天不良、后天不足。我和20世紀50年代來到這個世上的人們一樣，出生于躍進時期，生活在大鍋飯、人不容易活下來的災害嚴重的時期，成長在動亂無法在學校安靜學習的時期。幸運的是，因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我們這一代人也終于有了通過考試進入大學之門的機會，這是改變我們這一代人生不逢時自身命運的最大契機，我也有機會從村里到了城里。我曾自號汝州山人、山頂洞人，準確說是山下洞人。經歷了高中畢業擔任公辦代課老師后，我于1979年考上了鄭州大學。入學時我進入的是政治系，一年后哲學系成立，又到了哲學系。學士學位論文寫的是有關王陽明哲學的評價問題，指導老師是馮憬遠先生。1983年入北大哲學系讀中國哲學的碩士研究生，導師是樓宇烈先生，碩士論文的主題是考察金岳霖知識論中的“意念論”（ideational theory）。1986年，我開始在北大哲學系讀博士學位，也算是當時較早的博士研究生，導師為張岱年先生。中間有幸到東京大學游學一年多，指導老師是戶川芳郎先生。在日本的這一經歷，也為我留下了師生之誼和同窗之誼，每當想起溝口雄三、池田知久、土田健次郎、菅野博史、坂元弘子、小島毅、村田雄二郎、馬淵昌也、中條道昭、久保田、高柳信夫、李良、陳力衛等先生和同仁時，總會在腦海里浮現一些難忘的故事。特別是和馬淵昌也同仁同甘共苦，憂樂共鳴。

“王中江著作系列”12卷

從1989年在北大博士畢業到現在，我從事中國哲學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已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對我們有限的生命來說算是很長了，但面對學術的無限性來說又太短，我所做的工作還太少。我也有了不知老之將至的感覺，不時說現在的自己是忘年忘月忘日。晚年的孔子對他的一生有一個在世界上可稱得上是最小的自傳：“十有五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孔子的自傳來看，他對自己的人生很滿足啊。他沒有為他仕途上的挫折而郁郁寡歡。如果他看到了司馬遷對他的贊美，他也會深感欣慰吧！（“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現在不時有人評論說，孔子很不幸，他是一位失敗者。我很不贊成這種評論。如若孔子在仕途上很得志，那么我們今天面對的孔子就有可能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同樣，當時莊子如果接受楚國的盛情去楚國擔任令尹，那他能不能留下《莊子》這部不朽的偉大著作就會成為一個疑問。老子的一個智慧之言說：“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形象化說法，可以抽象表達為“得到的是失去的補償”。什么都想要的人，是要把整個世界都變成他自己的，這是權力壟斷者的絕對特權。這種人不喜歡開放和價值多元的社會。但具有包容心的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開放和價值多元化的社會中。在這種社會中，人能夠自由、自主地去選擇某種東西，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也樂意接受他選擇的結果。套用孔子的人生自傳，我調侃自己說，截止到目前，我的人生歷程是：十五未志于學，三十未立，四十而惑，五十不知天命，六十耳不順。由此類推，七十很可能是從心所欲就逾矩，但我樂意接受一個這樣的自己。把我沒有進入仕途視為最大遺憾，決非僅是家鄉人才有的看法，但我從來不這樣想，也從來沒有這種奢侈的愿望。我沒有問過父母的想法，我只知道，他們從來沒有給我說我應該走另外的路。我的愛人苑淑婭一直默肯我的選擇，一直幫助我，這是我人生快慰的主要來源之一。

對于中國哲學這一領域的探索，我主要在兩個方向上展開。一個是早期中國哲學，更具體說是作為中國哲學源頭的東周子學，這又多集中于儒家、道家和出土文獻的哲學思想上；一個是作為中國哲學新近流變的近代哲學。在這兩條戰線上，我主要圍繞很遠的中國過去和很近的中國近代展開討論，嘗試追問和探尋近代中國的困境所在和突圍之道，嘗試解釋和揭示早期中國哲學的突破、內在精神和氣質。不管這種求解和給出的答案是否或多大程度上接近于我的期望。

歷史有重要轉變的時刻。在這種時刻，社會有巨大的變遷，伴隨著混亂和失序，新的各種可能性和新穎性不斷展開。人們常說殷周之變和唐宋之變。但兩周（從西周到東周）之變、成周秦漢之變（從東周到秦漢）、清季民國之變（從清末到民國）等，也都是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時刻。清季民國之變是從舊文明帝國向新文明民族國家轉變的時期，是引入世界新文明和建立充滿活力的新秩序的時期。但在最實質的轉變上，這一過程困難重重。

《嚴復與福澤諭吉啟蒙思想比較》

近代中國哲學同近代中國社會政治革新有著強烈的互動關系。新的學術體制建立，按照學術自身的要求而走向思想的學院化、體系化，在一些人物上表現出來，就有了清末知識人和行動者嚴復、康有為、章太炎、孫中山等，有了新文化運動知識人胡適、陳獨秀、梁漱溟、李大釗等，后來又有了學院派哲學家張東蓀、熊十力、馮友蘭、金岳霖、唐君毅和張岱年等。對嚴復、金岳霖兩位哲學家的專門考察，我先后著有《嚴復與福澤諭吉——中日啟蒙思想比較》（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修訂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理性與浪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金岳霖學術思想評傳》（合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嚴復》（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等。此外，我還專門考察了自稱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著有《萬山不許一溪奔——殷海光評傳》（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版；大陸版題名為《煉獄——殷海光評傳》，群言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這一著作系列中的有《嚴復的角色》（題名略改）、《嚴復與福澤諭吉啟蒙思想比較》（題名略改）和《理性與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和哲學》。另收入的還有《從古典到現代：觀念和人物》，這是過去和新近一些論題和人物思想的討論。

《理性與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和哲學》

近代中國巨變在一些觀念上表現出來，就是古典的人文和文化普遍主義思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引向了力量上的自強主義思維方式。新的進化主義世界觀扮演了既解釋中國近代危機又提供變革動力和方向的雙重角色。在學院派和體系化的思想中，中國主要是從英美的經驗主義、新實在論和邏輯分析主義，還有英美法的生命主義中發展出近代中國思想，而不像日本那樣主要是攝取德國哲學并發展出近代日本哲學，這形成了一種對照；中國近代之后難以建立新的政治權威而產生許多混亂，日本近代重建了政治權威而又走向絕對主義，這又適成一種對照。近代中國思想中對民主、自由、平等、公理等觀念的熱衷，同近代中國政治權威的建立難以融合。30年代民主與獨裁的爭論，就反映了這種沖突。

近代中國思想整體上是在固有思想和西方思想及日本媒介等關系中展開的，它把處理過去與現在關系的古今模式轉變為中西模式、新舊模式或傳統與現代模式，把處理內部自我與外部他者關系的夷夏模式轉變為中國與世界模式，或者通過展現自身固有思想和智慧的獨特性，或者通過使西方思想和智慧融會到自身之中，以使自己獲得思想上的新生。由此來看，所謂現代中國意識危機、所謂西化主義對文化保守主義、所謂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等概括，所看到的不過是近代中國思想中的表象而不是實質。對近代中國轉變的研究，我以主題和專題先后展開著有《進化主義在中國》（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增訂版題為《進化主義在中國的興起——一個新的全能式世界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近代中國思維方式演變的趨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增訂版）、《自然和人：近代中國兩個觀念的譜系探微》（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等。在這幾部著作中，我致力于探討近代中國建立的新的進化主義世界觀、新的自強主義思維方式，致力于揭示近代中國思想如何既內在于古代思想而又有超越古代思想的一些新的特性。

《進化主義在中國的興起》

殷周之變是政治反抗和文武革命的結果。兩周之變雖非易朝換代，雖因周名，但其實則為日新。這是西周天子體系動搖和瓦解的過程，是諸侯列國力政興起和強大的過程；是西周封建制、采邑制、世襲制、身份等級制衰落的過程，是郡縣制、官僚制和身份平等制萌生和強化的過程；是井田制、公田制萎縮的過程，是授田制和私田制擴大的過程；是士者失官、官學式微、禮崩樂壞的過程，是士人大流動、私學子學隆盛和文化繁榮的過程。東周子學革命，是“三代”文明、文化

和思想長期積累的結果。東周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創造性的時代，它造就了各種哲學，造就了中國哲學之后的源頭活水。真正認識東周哲學和思想的內在性，比我們想象的要困難得多，這也是產生不準確判斷和誤讀的原因之一。

澄清早期中國哲學文本、準確揭示其內在性意蘊的渴求，因新出土簡帛的大量發現和新方法、新視角的引入而被增強。在東周子學的探索方向上，我對貫通性的論題有所考察，重點是道家、黃老學及其相關的出土文獻研究，是儒家及其相關的出土文獻的研究。有關這方面的著作有《道家形而上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201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出土文獻與道家新知》和2020年孔學堂書局出版的《出土文獻與早期儒家的美德倫理學》則是其分編本）、《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會角色》（中華書局2015年版）、《道家學說的觀念史研究》（中華書局2015年版；其中收入《道家形而上學》列為“上編”）、《根源、制度和秩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宇宙、天下和自我：早期中國的世界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等。收入這一著作系列的有《簡帛時代與早期中國思想世界》（分上下兩卷；題名略變）、《根源、制度和秩序：從老子到黃老學》《道家形而上學及其展開》（題名略變）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會角色》。

《根源、制度和秩序：從老子到黃老學》

單就出土簡帛而言，我展開了四個方面的研究，一是根據郭店楚簡《太一生水》、上博簡《恒先》和《凡物流形》等文獻，認識和把握周秦宇宙生成模式的豐富性以及所構想的宇宙生成各層次的內涵；二是從上博簡《魯邦大旱》《鬼神之明》和《三德》等資料出發，揭示隨著周秦時代人文意識、人事作用的擴大，此前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禮儀如何在被弱化的同時又以不同面貌表現出來的復雜情形；三是從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郭店楚簡《唐虞之道》、上博簡《從政》等文獻出發，探討在周秦時代和社會歷史條件下思想家提出的治理國家和天下的公共理性、規范的多種形態；四是從郭店簡《性自命出》《五行》《窮達以時》等資料出發，考察周秦時代的思想家通過“內外”“身心”“天人”等關系建立德性倫理的過程和方式。在這四個方面的研究中，我主要運用把新出土資料與傳世文獻結合起來的方法，以確定這些文獻在周秦思想史中的恰當位置并克服以往根據通行本進行研究存在的局限，努力究明出土資料為中國古代思想世界帶來的變化，關注這些新的思想資源對當代中國和世界的意義。

《簡帛時代與早期中國思想世界（上、下）》

戰國竹簡文獻除了像《周易》《老子》等有傳世本外，大多數是千古未知的佚文。像《黃帝四經》《五行》，即使有相應的記載，但它們的真面目過去一直是個謎。它們的重見天日，完全稱得上是奇跡。子學傳世文獻與佚文之間的關系，也許可用早期中國哲學、思想的干流和支流關系來解釋。流傳下來的一般來說是重要的，沒有被流傳下來的也許不都那么重要。《論語》《墨子》《孟子》《老子》《莊子》《荀子》等代表的是早期中國哲學和思想的主流，而戰國簡多為佚文，不管多么重要，相對來說它代表的或者是早期中國哲學和思想的支流。從戰國簡帛中，我發現中國思想在源頭上就與西洋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戰國簡進一步證明中國形而上學和宇宙觀既是存在論又是生成論，而不同于西洋的構成論和本質主義。戰國出土資料中沒有明顯的邏輯方面的思想史資料，與此也是一致的。中國的生育式宇宙觀，能夠促使東方建立一種新的生態形而上學。把戰國出土資料中的身心、性情、天人、禪讓、窮達等一系列論題同古希臘思想關注的數、靈魂、理念、第一因等論題相比，都能看出兩者的差異，這就要求研究者更加注意中國思想與西洋思想之間的差異性。

對于截止到目前我所做的工作，如果問自己是否滿意，那很難簡單用是或否來回答。坦率地說，自己也不是評定自己的合適人選。如果允許我說一句，那可以這樣說：既滿意，又不滿意。在學術上，我還算專心和專一；所做的一些研究，可能也有學術上的貢獻和意義；但我的生活習慣有些從心所欲，工作時間也不好用嚴格的時段來計算，這可能是所做工作沒有達到我所期望的程度的主要原因。現在的時間分割得更厲害，不時繁忙得真可以說是無所事事。歷史上確實有一些全身心投入、專注于哲學志業的人。康德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大家知道。現代中國的一些哲學家們，都有自己比較嚴格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比如馮友蘭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張岱年先生。他們能夠排除外部的干擾，又能夠嚴格約束自己。想想自己還期望對中國哲學做出某種整體性的刻畫，還期望在哲學上提出自己的某種見解，而目前所做的工作還不到一半，真是任重而道遠，雖然這只是對自己設定的目標。為此，特別需要凝神做減法，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做減法越來越難，這竟成了考驗我們的意志是否堅定的試金石。

在學術追求和探討的歷程中，我要特別感謝張岱年先生，在我開始從事哲學事務的工作之后，他也一直關心和幫助我。我要特別感謝陳鼓應先生，在我的學術之路上，他一直厚愛我。一些師長如馮友蘭、朱伯崑、湯一介、許抗生、杜維明、安樂哲、許全興、余敦康、蒙培元、李學勤、盧中鋒、耿云志、姜廣輝、孫長江、劉鶚培等先生，也使我多受教益。從事學術活動，我從不感到孤獨和寂寞。回想一件事，在沒有來北京工作之前，我不時從鄭州到北京參加學術活動，多承友人王博同仁的盛情款待，我們一起討論學術，有時是同陳鼓應先生一起。至今還記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我和同仁王博坐在北大圖書館南門外的長椅上。當時那里是綠茵茵的草地，夕陽之下，我們談論哲學，談論我在《道家文化研究》上刊出的《存在自然論》，他給予鼓勵并說我適合談談哲學。這是我引以為珍貴的一個鼓勵。遺憾的是，在這個路線上，我步履緩慢，也因此讓厚愛我的余敦康先生不滿。最近幾年，圍繞“關系”“關聯”和“普遍相關性”等關鍵詞我開始了建立“關系世界觀”的嘗試，陸續發表了部分論文，也受到同仁王博、鄭開的關心。但進展依然有些緩慢。原因之一是在中國，立一家之言意義上的“做哲學”只是一個業余，我的哲學專門和方向是“中國”哲學，是中國固有用語中的諸子學、玄學、義理學，現在完全可以叫作道術學、明道學或明哲學。不管有沒有翻譯和借用源于西方的“哲學”一詞對研究中國諸子學無關緊要，因為多少世紀以來中國古典學術中一直有這方面的“實有”和“實在”（人物、文本、經典和學說）。

列入這一著作系列之中的著作，此前曾在不同出版社出版，大都有后記。這些后記記載了這些著作的一些相關事項。現在將這些著作匯合起來作為系列出版，我不再為每部著作新寫后記，而是保留原版的后記并略作改動。我希望這一著作系列的出版，能夠成為中國學術從革命年代的荒蕪到新時期恢復和重建的一個小小的印證。破壞一個世界非常容易，建設一個世界十分艱難，如果是對人類文明的真正建設。四十年來中國學術的重建來之不易，中國學術的自立、獨立和創發來之不易。我們必須珍惜和捍衛學術這項志業的純樸性、純潔性和純真性。

人們從事的各項事務伴隨著人與人之間情感的音符，也因這種情感而變得愉悅和美妙。這一著作系列的出版，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記憶和情誼，令人感懷和感銘。我要感謝商務印書館執行董事顧青和總編輯陳小文，感謝他們將這一著作系列列入出版計劃，我要感謝友人黃藤先生、朱陳松先生和茍君厲先生的幫助，感謝李婷婷、冷雪涵、董學美、李南男、趙星宇和于娜等各位同仁為這一著作系列的編輯和出版付出的辛勞，感謝葉樹勛、呂存凱、常達、李秋紅、高源、馮莉、張翊軒、孫雨東、汪柔竹、張可佳、馬克和程鵬源等后學助力這一著作系列的校對。最后，莊子的智慧“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令人閑適有所損，孔子的智慧“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令人精進有所益。

本文為商務印書館最新出版的??????“王中江著作系列”總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