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It is (still) the economy (inflation), stupid!”/“（仍然）是經濟（通脹），蠢貨！”

大選過后，很多對西方“白左”的各種倒行逆施不滿的中美看客都認為，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給了進步派一記響亮的耳光。但有太多事實證明，他們想多了。特朗普當總統的時候，通過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終于廢除了美國墮胎合法的聯邦法案。這可謂反進步派的勝利。但在2022年中期選舉的時候，墮胎議題成了美國民主黨用于煽動民眾的工具，使得普遍預期的紅色浪潮（紅色是共和黨的顏色，這一浪潮是指美國國會兩院的選舉，民主黨都會慘敗）沒有發生。（民主黨在中期選舉的相對成功，也打擊了勸退拜登的士氣，所以真的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次選舉，墮胎是否合法也在幾個州成為公決議題，并在多州成為合法。哪怕是已經是很紅的、特朗普穩贏了的佛州（56%的選票），有57%的選民支持墮胎合法化（并且是直到胚胎可以獨立存活之前——這是很極端的墮胎合法化提案），只是因為佛州要求公決議題要達到60%選民支持才能通過，墮胎才沒能合法化。在深紅的阿拉斯加和密蘇里州（特朗普分別得了近55%和59%的選票），選民都通過了進步派的標準政策主張之一，即提高最低工資到1小時15美元（分別近56%和58%的選票）。

當地時間2024年9月24日，美國佐治亞州薩凡納，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

并且，雖然各國特朗普支持者天天渲染，但不像2020年，民主黨沒有什么主要候選人主打為人所詬病的進步議題，比如不給警察經費（defund the police）、非法越境去罪化（decriminalize illegal border crossing）、保護性小眾，等等。倒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和她的搭檔天天強調個人持槍，而很多民主黨候選人的競選廣告，說是共和黨的，也沒人會懷疑——后者美國著名主持Jon Stewart的The Daily Show節目上就調侃過。

既然如此，民主黨輸在什么地方了？鐵桿特朗普支持者當然罔顧民主黨這次選舉并不激進的事實，但他們本來就不是可以爭取的對象。兩邊努力爭取的，是選前還沒有明確取向的選民。他們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為生計所迫，無暇關注政治。這些人確實常常對一些基本事實缺乏了解，而這里可能有民主黨宣傳的問題。在這些極為關鍵的極少數中間，他們最終更多地投票給特朗普。但是，根據出口民調（exit polls），與多數投票給特朗普的選民一樣，他們如此投票的原因第一是經濟（通脹），第二是移民，而那些往往是飽暖之后人才會去想的問題，比如變性人是否可以參加所變成的性別的體育運動、他們可以去什么廁所，等等，排在了后面。所以那些指責民主黨是精英黨，天天關心這些吃飽了撐的才關心的話題，“朱門廁所臭，路有凍死骨”，因而輸掉大選的人，他們自己恰恰也是犯了精英主義的錯誤，以為那些并非某黨鐵桿的勞動人民會因為這些話題去投票。如前面提到，在某些進步派主張（墮胎合法化、最低工作）得到多數支持的州，同時在總統選舉上是深紅的。這意味著，多數選民雖然支持某些進步政策，但其中很多人還是投票給了特朗普，其原因，如各種調查所展示的，依然很可能他們對經濟現狀的不滿，而對特朗普第一任時候的經濟存在著幻想。還有一個事例：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經常發表種族主義言論。離大選最近的一次是在一次造勢大會上，被邀請的一個脫口秀演員稱波多黎各是“漂浮的垃圾桶”，這給了民主黨以希望，以為關鍵搖擺州賓州的大量波多黎各人投票會受到影響。但最終結果，這段發言對賓州波多黎各人的選票沒什么影響。原因也很簡單，那些投票給特朗普的波多黎各人，往往是下層工薪人士。與被罵成垃圾相比，他們更在乎通脹讓他們的生活艱難。人不吃嗟來之食，其實是因為還不夠餓。因為通脹過得不好，人民有可能為了生計，把票投給那些罵他們是垃圾、但他們以為會改進他們生活的人。這也再次佐證了一個美國總統選舉中的常識：經濟才是最重要的因素。當然，美國很久沒有經歷如此嚴重的通脹，因而經濟常被理解為GDP增長。但是，稍微往遠了看，上兩次任期內通脹嚴重的總統（福特和卡特），都輸掉了總統選舉，并且輸得很慘。

放眼全球，西方民主國家執政黨在疫情后的選舉中，無論其左右——比如英國慘敗的右翼的保守黨，幾乎都輸掉了大選。這應該是選民對現狀不滿的發泄。所以，如果有什么全球性的浪潮，那是對執政黨的不滿，而不是對進步派或者“白左”的不滿。無論是橫向比還是在美國歷史上縱向比，其實哈里斯輸得算是最不慘的了。當然，這也讓那些支持她或者反對特朗普的人開始遐想，如果拜登在中期選舉的時候就說不再參選，從而讓民主黨內部競爭出更強的候選人，如果不是因為巴以戰爭讓一些激進進步派和美籍阿拉伯選民反水，如果哈里斯更好地與拜登切割，等等，也許民主黨這次不會輸掉總統大選。當然，這些“如果”是不是真的有影響，并不可知。比如反對以色列在加沙暴行、在民主黨總統初選投“uncommitted”，即拒絕支持唯一的候選人拜登的選民，尤其是在搖擺州的選民，到底有多少真的沒投給哈里斯，這個還有待進一步的數據。但從現在來看，搖擺州的這些選民，可能絕大多數最終還是投給了哈里斯，而一點都不搖擺的州的民主黨選民，為了表達態度，可能投給了第三黨，甚至特朗普。因此反以的民主黨選民的投票也許并沒有影響誰贏得了總統大選，但有可能影響了兩位候選人在全國的得票數量和比率，為特朗普終于贏得了一次全國的普選票做出了一些貢獻。

2.  美國兩極動蕩還要持續很久

在因為時差民主黨的大票倉加州遠還沒有完成計票的時候，特朗普的支持者就開始別有用心地鼓吹特朗普這次是壓倒性（landslide）的勝利，一雪上次選上總統、但輸了普選票的恥辱。但現在來看，雖然特朗普確實贏了普選票，但他的總票數連一半都沒到。并且他雖然終于在普選票超出了他的民主黨對手哈里斯，但是他只大致超出了1.6%。從1888年至今，只有四位贏得大選的總統有更糟糕的記錄，這里還包括2016年的特朗普自己。并且，今年民眾對現任總統拜登不滿的比率高達近70%，特朗普才勉強贏了大選。而2020年，對他不滿的比率在50%左右，他普選票輸給拜登超過了4%。從這些數字看，被特朗普惡意收購（hostile takeover）的共和黨僅僅擁有了要在很有利的外部條件下才會有的極其脆弱的多數。并且，這樣一個脆弱多數，還是被他硬拼湊出來的。

當地時間2024年11月6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一位顧客正通過屏幕觀看選舉結果。

在2016年他贏得大選以后，我就在《澎湃新聞》上撰文指出，他是個拼湊式的（disjunctive）過渡性總統。他看到了之前模式的問題，但他沒有給出真正的解決，而是把一些矛盾因素東拼西湊出來。這也是為什么特朗普自己經常貌似亂噴，說一些前后矛盾的主張。但他似乎有一種天賦。其他政客這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早被別人搞得死無葬身之地。但如特朗普自己所說，即使他在紐約最繁忙的第五大道上開槍打人，也不會影響他的支持率。支持他的藍領選民和白人至上分子（這兩類人是有交集的），只會聽到他各種惡毒攻擊所有移民（合法和非法）的言論，包括用當年納粹用過的“蠹蟲”（vermin）來形容他們。而那些支持傳統共和黨全球化而只是反對非法移民的精英，就只把他偶爾冒出的一句只打擊非法移民，甚至還要增加優秀人才輸入的話當真。支持他的各種經濟巨頭，會獲益于減稅和壓制工會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傷害的，卻正是從民主黨中反叛出來的藍領勞工。

很多同情他的政策，但覺得他為人確實太差的人說，換個不是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者，共和黨會穩贏。這其實非常難說。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一些相互矛盾的群體，被他奇跡般地粘合了起來。迄今為止，想繼承特朗普主義但想替換特朗普的共和黨人，沒一個成功的。

特朗普不但凝結了一個內部矛盾重重的團體，其政策本身，也都是自相矛盾的。特朗普想讓制造業回流，但制造業需要廉價勞工，而移民是這種勞工的重要來源。但特朗普又反對移民，特別是“低端”移民。對藍領工人的另一個威脅是技術進步。美國碼頭工人最近的罷工，達到的一個目標就是讓資本家答應，不要用自動化的機器全部替代他們的工作。但這樣的要求，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會養懶人的事實，都不利于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因而不會讓美國再次偉大。更一般地講，美國迄今為止，是靠里根奠定的模式，通過自由市場和全球化帶來繁榮。但這一模式也導致了美國藍領失去了競爭力，生活質量相對下降（沒有那些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的外國人、本國的各種少數群體上升得那么快）。對此的一個解決，是去全球化。但這又是對自由市場的背叛。美國各州，也可以根據本州利益，去聯邦化，最后弄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凈。

我之前就引用過美國一位政治學者Stephen Skowronek。他指出，美國其實也有“王朝”（dynasties）。社會出現重大問題，被一位總統在政策上解決，并且他會依次組織一個穩定和明確的多數黨。他的解決模式，被后面總統（不管是不是屬于同一黨派）所遵循，只能做些小修改。一段時間后，這一模式的問題積累太多，內部修改不可能，于是會出現一位拼湊式的過渡總統。他看到了問題，但給出的解決是拼湊式的。他之后，會出現一個真正解決問題的總統，給出一套新模式，團結了明確的多數選民，成了新王朝的奠基者。當然，這里講的王朝更迭，其實跟科學哲學里面庫恩講的范式更迭類似，但前者沒有后者那么系統和剛性。舉例來講，當小羅斯福奠定的模式出了問題，卡特就是這樣的拼湊式總統，而里根奠定了新王朝。但是，拼湊式總統特朗普第一任沒有真正發展出新模式，拜登基本上延續了特朗普的政策，現在又是特朗普回朝。拜登之所以延續特朗普政策的一個政治與理論根源，在于克林頓放棄了民主黨的傳統立場，接受了里根的自由貿易立場。與英國的布萊爾一樣，用所謂的第三條道路，改造了傳統的左翼政黨，贏得了選舉。在里根/撒切爾模式出了毛病，這些左翼政黨也因而不再有現成的政治和理論資源去回應。支持美國民主黨的藍領，因為民主黨轉向支持自由市場和全球化，成了可以被特朗普搶走的可能資源。而我們看到，現在以特朗普為領袖的共和黨，也沒有解決辦法。也就是說，美國出現的根本問題，經歷了三屆總統，兩大政黨，依然沒有任何解決的希望。其背后的一個原因是，美國現在遭遇的問題，前所未有，但明顯的解決辦法又矛盾重重，這是為什么我認為美國還會持續兩極動蕩的根本原因。

3. 美國總統選舉反映出來的制度問題

在不滿特朗普的人中間，頗有一些人認為他對美國制度的威脅被夸大了。首先，傳統政客通過極端立場上臺，但之后就會回歸現實。尼克松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但是，特朗普不是一個傳統政客。第一次當選，他的立場沒有軟化。這次還沒上臺，他已經開始提名他競選時公開譴責的、提出了顛覆性政治主張的“2025計劃”（Project 2025）的一些人作為其內閣成員。其次，就制度制衡而言，孟子兩千年前就講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制度的約束，需要人來實現。美國所謂三權分立，其中立法一支，即美國國會兩院，共和黨內部已經幾乎沒有像上一次特朗普當總統時的“良心”議員（比如麥凱恩和羅姆尼），即使不是特朗普的馬屁精，也沒有人敢公開挑戰他，而現在共和黨在兩院都是（微弱）多數。三權的另一支，最高法院，在特朗普任命了三個法官之后，保守派已經占有6:3的壓倒多數，而各級法院也被特朗普任命了很多法官。不過，哪怕沒有另兩個分支，行政分支也可以有內部制衡。傳統中國沒有美國式的分權，但士大夫往往在內部制衡皇帝。但是，特朗普已經吸取了上次的教訓，他的內閣里面已經幾乎沒有了老派共和黨。現在唯一的制度制衡，來自于民主黨的州以及它們所依賴的美國聯邦制度，以及期待中期選舉共和黨失掉國會多數。最后，一個可能約束特朗普的非制度因素，就是他本人和他任命的一堆沒有政治經驗的人的無能。

從選舉來看，美國頗有一些學者和政論家，比如“網紅”學者桑德爾（Michael Sandel）和傳統保守派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跳出來指責是精英主義造就了當今的問題。他們對精英的批評有一點道理。但是，美國或者民主國家的問題不是賢能治國（meritocracy）本身的問題，而是現在所謂的賢能或者精英，是在機會不平等的條件下，通過上一代人的財富堆積出來的。也就是說，上一代人的財富，通過投資教育，變成下一代人的學歷。而下一代人的學歷，在知識經濟里面，又成了他們的財富。并且，這種實質上的“種姓”制度，比等級制度還要糟糕。因為以前的貴族至少知道，他獲得的一切是其出身帶來的結果。但現在這些實質貴族，還以為自己的成功是靠自己奮斗出來的，而因此對那些下等人缺乏同情，認為他們懶和笨，所以活該受窮。他們一輩子生活在富裕環境中，缺乏與窮人的接觸和對他們的同情理解，這會進一步加劇他們對窮人的冷漠。這不但是越來越變成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政黨的民主黨的問題，強調自我奮斗成功、不靠政府的共和黨，實際上也是忽視了出發點的不平等使得自我奮斗成為了成功人士自我欺騙、自以為是的借口。以上的觀點，其實我在十多年前批評美國教育的文章里面就談到過。很不幸的是，桑德爾和布魯克斯或是歸罪于精英主義，或是歸罪于考試選拔的教育體系。而比如布魯克斯提出來的全方位教育、團體合作，其實會進一步固化社會階層，因為這種全面教育，恰恰是有錢人最能負擔的。并且，布魯克斯提出的全面評價學生（而不是靠考試），會引入很主觀的因素，為腐敗或者個人偏見提供很好的渠道。與此不同，雖然有錢人的后代也有考試上的優勢，但考試本身是相對公平的，并且至少最聰明的窮孩子還有一線希望。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或者說精英主義能夠真正運作的關鍵前提條件，在于盡量打破經濟與社會不平等帶來的起點不平等。比如，政府應該保障兒童的營養和醫療，免費教育（包括免費的考試補習），以及改變大學錄取方式。比如，精英大學可以錄取任何一個高中的種種考試里面前5%的學生。這樣，那些家境不好，沒法上私立學校的學生，也可以通過在本校競爭，證明自己，向上進入精英機構，最終改變命運。

但是，我們為什么要為精英制度辯護呢？我們要看到，民主制度失效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無知和非理性選民的存在。民主的一個預設是，如果每個人都為自己個人物質利益進行理性選擇，那么多數結果就代表著人民的整體利益，或者公益。但如果選民對自己的物質利益都不能進行理性判斷，那么民主能夠得以運行的一個前提就不存在了。關于這一點以及其他根本性問題，我在《探尋理想政體：儒家的差等秩序》一書的第三章里面，有很詳細的理論討論。我在這一章和前一章里面，也提出了基于儒家思想的民主與賢能的混合政體，并論述了這種政體的優越性，在這里就不再展開。下面我只就美國總統選舉，提出選民無知的一個佐證。前面提到，公認的決定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最重要的因素，是經濟。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總統的政策，除了在美國總統真正有權干涉的外交（與對外貿易）領域，對經濟整體走向影響很小。在這次選舉中，雖然整體經濟形勢看著不錯，但面對瘋漲的物價，以及為了遏制通脹聯儲維持的高利率，美國一般民眾，即使有工作，也是生活艱難，并且很難貸款改進生活（比如買房）。通脹的誘因，與總統的關聯大一些。第一是特朗普的貿易戰。第二是拜登剛上臺的時候過度激進的刺激經濟的政策。但諷刺的是，這兩項原因中，特朗普占了一半，但責任都讓拜登（以及哈里斯）背著。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冠打亂了全球供應鏈，以及俄烏戰爭。這兩項與總統政策沒什么關系。也就是說，美國誰當總統的關鍵因素，其實跟總統所作所為關系不大。這難道不諷刺嗎？民眾對生活滿意與否，當然應該讓他們自己決定。美國人民當然可以通過投票，表達他們對通脹重壓下的不滿。就像孟子講的，“天聽自我民聽”。但同時，我們看到，民眾因而去選擇的領袖，往往不是理性選擇。韓非子說過，像嬰兒對良藥苦口幫他們治病的父母反而充滿仇怨一樣，民眾也往往對為他們長遠利益謀劃的政客充滿敵意。孟子雖然沒有把話說得這么難聽，但他也堅持大人治國的理念。他們對民眾的政治決策能力的懷疑，在美國當代政治上，盡管有中西古今的距離，似乎依然正確。拜登做了很多照顧藍領人民的政策，但得不到民眾的感激。而特朗普所承諾的，就像溺愛的父母在孩子撞到桌子以后敲著桌子說：“壞桌子！壞桌子！”，民眾因而對他感激涕零。如果這種對民眾能力的判斷是正確的，那么民主政治，就需要賢能政治的補充與制衡。其實這一點，從美國立國的聯邦黨人到十九世紀西方真正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奠基人，都是有所認識的。面對當代民主的問題，不僅僅是我自己，還有很多政治理論家，包括西方的政治理論家，都開始重新強調賢能政治的重要。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剛剛加了“賢能政治”的詞條。因此，與美國主流的批評聲音不同，美國民主的問題，不在于精英主義，而在于一方面假的精英主義（贏在起跑線的精英主義）橫行，但一方面是真的精英主義不夠。其出路，不是反擊精英主義，不是強化全方位的平等，而是通過機會平等，建立公平的精英主義，建立以為民眾服務為基礎的精英主義。

2024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