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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時期長安城幾乎百萬人口，供糧怎么解決？

2024-12-02 08:14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盛唐時期的長安城有多繁華，想必不用再多說。這座當時的國際大都市，不但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還比同時期同為國際首都的君士坦丁堡面積大七倍。據學者徐暢估算，唐天寶年間京畿鄉村的人口總數可多達150萬。即便除去周邊鄉村的人口數量，長安城內的人口想必也十分可觀。

長安街景。來源/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

規模如此龐大的城市，每天對于糧食的消耗肯定是巨大的。盡管唐前期的皇帝不時帶著眾臣去東都洛陽就食，但留在長安的人口數量依然不可小覷。那么長安到底是如何保障糧食供應的呢？

或許，我們可以從糧倉上找找答案。

太倉：唐代糧倉的明珠

唐朝主要有五種糧倉，分別是太倉（正倉）、轉運倉、軍倉、常平倉、義倉。太倉是都城的大型糧倉，正倉設在地方各州縣，由各州縣官員管理，儲存地方糧食，太倉其實就相當于長安城的正倉。轉運倉一般沿交通要道設立，負責糧食的臨時搬轉、水路互換和臨時存放等。軍倉顧名思義就是儲存軍用糧食的倉庫，一般位于軍事重地。常平倉是穩定市場的隱形助手，豐收時，常平倉會以合理的價格將糧食收購并儲存，歉收時再以正常價格出售儲糧，以防通貨膨脹。義倉則一般在饑荒災荒時出面，負責穩定糧價，救濟災民。這五種分布在各個地區不同形式的糧倉相輔相成，共同保障大唐百姓的溫飽問題。

大米。來源/圖蟲創意

既然太倉屬于正倉，那么首要任務就是為皇室服務，《唐六典》卷十九載，“凡京官之祿”均由隸屬司農寺的太倉署按其品級發放，并在其中詳細記載“受領粟官吏姓名”“與某年日月”，除了朝廷百官，當時國子監和醫學院的學生的口糧、調味品也是在太倉署領取的。可見太倉幾乎能滿足宮廷內所有的糧食需求。

盛唐糧倉分布地圖。來源/紀錄片《探索.發現》

由此，便引發了另外一個問題——這么多的人都要從太倉署領取祿米，若是集中下發，恐怕場面混雜，很容易發生紕漏。因此為了避免太倉門前排起“長龍”，朝廷規定各級官員按照所屬部門不同，于不同日期發放祿米。據《唐六典》附錄可查各單位分期支俸的具體時間：

“中書，門下，御史臺，尚書省，殿中省，內侍省，九寺，三監，左、右春坊，詹事府，京兆、河南府，并第一般（班），上旬給；十八衛，諸王府，率更、家令、仆寺，京、都總監，內坊，并第二般（班），中旬給；諸公主府邑司，東宮十率府，九成宮總監，兩京畿府官，并第三般（班），下旬給。余司無額，準下旬。”

但即便如此，也無法完全避免混亂的場面，因為此時唐朝京官的俸祿極為優厚，可以領取的祿米數量龐大，個人搬運困難，太倉署便專門雇傭役夫來幫助京官搬運祿米回家。而這些役夫數量多達幾萬，他們或是因災荒饑饉，或是為逃避賦稅，總之大多是逃到長安的破產農民，皆因無“土著生業”而成為“游手墮業者”。時日稍久，這些役夫中的有些人便開始攀附權勢，依靠太倉署的不良官員或地方上的土豪作為后臺，甚至結成團伙，進行欺行霸市的行為。

唐含嘉倉刻銘磚，上邊刻著倉窖管理人員的信息倉史監事、押倉使、監倉御史等官員。來源/河南博物館

小說《朝野僉載》中有一個“李畬（shē）之母退糧責子”的故事，里面就有一個“看人下菜碟”的役夫：這位送糧差使去監察御史李畬家送祿米，恰巧是李母代為接收，查收時把祿米稱了稱，結果發現多了15斗米，就問其原因，差使說：“按慣例給御史量米，不平掉冒尖的部分，所以就多了點。”又問其運費多少，差使說：“給御史家運送貨物從來不收運費。”李母當即付上運費并遣差使將多余的祿米帶回，待李畬回家又將其訓斥一頓，教他為官要清廉。這本是嚴母教子的故事，卻能從中看出太倉運行之下的漏洞。

但總的來說，太倉作為唐代的重要糧倉，其作用不容小覷。2023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大白楊村發掘出的11座唐代糧倉遺址，為我們提供了關于太倉規模的直接證據。這些遺址是太倉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主體倉儲區，太倉還包括漕河碼頭及周邊區域的納糧區以及用于鋪開和揚谷物的場區。

根據史料和考古發現，大白楊唐代糧倉遺址位于長安城北的禁苑內，這一地理位置既便于及時向宮城和皇城供糧，又確保了糧食的安全。太倉位于龍首原高地，地勢高且地下水位低，這有利于保持倉內空氣干燥并及時排水。

大白楊唐代糧倉遺址。來源/央視新聞

而龍首原附近有多條漕渠，如廣通渠、永安渠、通濟渠等，其中永安渠直通繁華的西市。西市不僅是商品集散地，也是手工業和娛樂業的中心，擁有商鋪、手工作坊、酒樓、茶肆和戲院等。周邊還有波斯邸、北坊新宅等住宅區，住著各種身份的外國人。太倉的糧食被運至集市，經過加工后就可以成為滿足都城居民日常飲食需求的農產品。

在長安城遭遇饑荒時，太倉還會充當常平倉和義倉的補充，賤糶（tiào）（以便宜的價格賣糧食）以濟長安貧民。比如“開元二十一年（733）出太倉米二百萬石”“元和九年（814）太倉出倉米七十萬石”“長慶四年（824）出倉米四十萬石”……這些史實記載的數字表明，太倉不僅服務于朝廷，還承擔著保障長安城百姓溫飽的重任。

太倉的糧食供應鏈與古代儲糧智慧

那么太倉是如何保持這樣龐大的規模和運作體系的呢？

長安城地處關中地區，因為土地兼并和鹽堿化等原因，相較于地勢平坦、農業歷史悠久的河東地區（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糧田較少，所以太倉的糧食大多來自這里。

為了保證糧產，河東地區的糧地安全就尤為重要。唐代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最著名的當數姚崇滅蝗，當時，河南一帶遭遇了一場嚴重的蝗災，民眾普遍認為這是天降的災難，只能無助地看著莊稼被毀，同時祈求神靈的庇護。姚崇卻采取了一種創新的方法，他利用蝗蟲的趨光性，指導百姓在夜間點燃火堆，吸引蝗蟲飛向火光并集中捕殺。盡管副宰相盧懷慎和汴州刺史倪若水對此表示反對，認為天災不可避免，若執意殺蟲反而有傷天和之氣。但姚崇力排眾議甚至向唐玄宗以性命擔保，最終成功地控制了蝗災。

而太倉的糧食除了有河東地區作為保障之外，還會從各州縣正倉進行調撥：每到收獲季節，州縣正倉會將一定比例的糧食上繳，其中一部分便被調撥至太倉。并且在制度上，唐朝實行租庸調制，這些通過賦稅收集上來的糧食，經過篩選和處理，最終也會有一部分被送往太倉。

還有官營屯田制度，本是將屯田置于邊疆地區及交通要道以滿足當地軍需民用，但在糧產豐腴之時，也會將多余的糧食送往太倉。

太倉在接收了這些糧食之后，會采用一系列的倉儲技術來存放這些糧食，從形制上來說，太倉的建筑多為土木結構，倉內貨架也是木質，可以保持良好的通風和防潮性能，防止糧食霉變。

糧倉中防潮濕的材料--青膏泥。來源/紀錄片《探索發現》

在存放時，太倉署的官員會采用堆垛技術：糧食被裝入特制的糧袋中，然后按照一定的順序和方式堆放，糧袋間放置干燥的草木，以吸收多余的水分。據說白居易那首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就是那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就是在參觀太倉后深受啟發創作出來的，以往這首詩都被認為是在描繪草原景象，但可能也隱喻了糧食的循環生長和儲備。

為防蟲害，窖倉通常被設計成口大底小的缸形，并且采用地下窖藏的方式，倉內會定期撒放石灰、草木灰等物質，輔以花椒、桂皮等香料來驅蟲防蟲。

口大底小糧倉遺址。來源/紀錄片《探索發現》

在糧食管理上，朝廷為防止貪污腐敗，建立了嚴格的收納查驗和監察管理制度。太倉接收糧食時，必須進行“揚擲”以清除雜質，并按照規定的損耗標準由交糧的州縣補足。經過檢查確認后，由司農寺、太倉署官員以及各地押糧吏共同監督糧食入倉。出倉時，官員需使用契符驗證身份，以防止糧食被盜或被私吞。

為了方便分區管理糧食，每個倉窖都有編號，并且會詳細記錄糧食的來源、品種、時間、數量以及經手官員的姓名等信息在銘磚和牌子上。如果發現倉窖中儲存的糧食數量與銘磚上的記錄有較大出入，將追究相關管理人員的責任。

盡管在實際操作中，一些地方官員可能還是存在不當行為，但從整體上看，朝廷在太倉的管理制度和設施建設上實在用心良苦。

太倉變遷：唐朝興衰的歷史印記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開元通寶紋鏡。來源/故宮博物院

在重農抑商的古代，太倉作為國家級大型糧倉，與王朝命運息息相關。

貞觀年間，唐太宗為穩固唐王朝邊疆安全多次出兵，而能支持唐王朝連年征戰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糧草充足。

據《舊唐書》記載，貞觀四年（630），唐太宗李世民為了徹底解決突厥邊患，派遣李靖、李勣（jì）等將領率軍北伐，在這一軍事行動中，太倉儲備的大量糧食和物資，確保了唐軍的后勤補給。由于糧食供應充足，唐軍能夠在邊疆長期駐扎和作戰，無需擔心糧草問題。最終，這次北伐取得了勝利，俘虜了突厥的頡利可汗，為唐朝北部邊疆帶來了長期的安寧。

影視劇中的李世民形象。來源/電視劇《貞觀之治》

進入開元時期，唐玄宗的治理使得唐朝達到了全面鼎盛的狀態，文化包容并蓄，社會風氣開放。玄宗皇帝喜歡在皇宮內設宴，款待來自各地的使節和文人。其中，最為盛大的宴會是慶祝玄宗誕辰的千秋節。

《唐會要》記載，開元十七年（729）的千秋節，玄宗皇帝在花萼相輝樓舉行了盛大的宴會，邀請了數千名賓客，包括各國使節、文武百官和民間藝人，共同慶祝“萬方同樂奏千秋”。作為國家級的糧食儲備中心，太倉在這一天敞開倉門，為這場國宴提供了充足的物資支持。

而在這兩個盛世之中，長安城也曾有過一段失權的歷史。

影視劇中的武則天形象。來源/電視劇95版《武則天》

天授元年（690）武則天稱帝，改國號為周，遷都洛陽，并稱其為神都。對于遷都一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解釋為：

“武后數見王、蕭為崇，被發瀝血如死時狀。后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

但這樣的說法顯然帶有大量的封建迷信的色彩，可能并不完全符合歷史真相。

武則天遷都洛陽的真正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長安城中李唐皇族的傳統勢力較強，不利于她鞏固武周政權，因此她選擇在已有基礎的洛陽建立新都；另一方面，也可能與長安城人口持續增長導致城市超負荷發展有關。那時長安城的基礎設施建設跟不上人口增長的步伐，加之長安作為古都，長期大興土木，對土地造成了嚴重破壞，農業生產逐年下降，導致太倉無法滿足長安城居民的糧食需求。相比之下，洛陽的含嘉倉卻能保持穩定的糧食供應。據史書記載，當時洛陽“帑藏積累，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夕流衍”，而長安“府庫及倉，庶事實缺，皆籍洛京傳輸”。足可見糧食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