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庫碧詩（Christina Kubisch）屬于第一代聲音藝術家群體，在多層面上探索聲音。她來到不同城市，用“電子漫步”的方式，獲得由這座城市的電磁波轉換成的電子聲音樣本，構建整個電磁波聲音的檔案庫。

2018年11月10日至12月9日，庫碧詩在上海的“電子漫步”以浦東東昌電影院原址為起點發生。12月7日，我們邀請聲音藝術家和城市聲音研究者殷漪在這條線路領走“電子漫步”，于是有了以下關于電磁波和城市聲音的討論。

聆聽電子波不是音樂審美

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參加“電子漫步”使用的耳機。

有一種物理現象：把一個金屬線圈放在一個磁場里，當移動線圈切割磁力線的時候，線圈上會出現電流，線圈兩端會出現電壓變化。這是錄音話筒的基本工作原理。如果把聲音看做空氣中分子的振動變化，那么空氣分子帶動話筒里的振膜振動，產生電壓變化。然后我們可以傳輸、改變、存儲和轉化這種變化。

我們可以把這個耳機看成一個線圈，但不是線圈在磁場里移動來切割磁力線，而是變化的磁場本身的磁力線在切割線圈。于是，我們把磁場的變化轉換成電壓的變化，再把電壓變化轉換成空氣振動的變化。最終我們聽到了聲音。

從我的角度說，戴了這個設備之后，我們改變了原來在城市里行走的路線，我們也改變了我們的姿態。這種改變所帶來的認識世界的方式，和前沿科學對世界的解釋是相通的，就是在探究能量場的問題，我們在能量場之間穿梭。在原來我們看到的城市空間、公共設施、人來人往之上，添加了一層東西。今天我們好像越來越多地需要通過電子設備認識這個世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有意義。

我們不要簡單地認為，聽覺系統只是耳朵。通常我們會說，我們聽到的聲音是通過空氣傳播的，但事實是，有很大一部分由骨傳導。

大家有一個明顯的經驗，你錄一段自己說話的聲音，聽起來會覺得完全不一樣，因為你直接聽自己說話時候，接受聲音的耳朵和你的聲源在同一個平面，而不是分別處在兩個不同的位置。

同時，說話的時候，有很大一部分聲音是通過胸腔、頭骨共振，所以你會覺得聽自己說話更加悅耳、更有魅力。特別是男性，因為胸腔產生了更多的低頻。

其實，我們聽到的聲音，不僅是來自鼓膜傳導，還有骨傳導，身體傳導，還有身體共振。聽以身體為平臺，是一個非常綜合的過程，而不是僅僅落在我們耳朵上的。

對聲音藝術的審美，不應只是對音樂的審美，而是引入了另外的東西，它可能會有文化層面的、城市空間設計的意義。我們是在一種框架下去聆聽它，至少我們沒有把這些聲音當做噪音處理。

今天的電子漫步，是很好的一個案例。告訴我們，視覺有時候是不可靠的，或者它沒有那么全能，或者它不像我們想象得那么中心，那么唯一。

相比光而言，聲音更有人性

城市里是沒有黑夜的，我們更多是用到光和視覺。但在鄉村里或在野外，你會發覺我們對聽覺的依賴更加多，從信息接受的角度來說，聽覺是360度的。能夠聽到，意味著它離你不遠。

西方文化中，光隱喻神性，相比較而言，聲音其實更有人性。因為我們每個人不能發光，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發聲。以前說到的光，指的是太陽，所以永恒。聲音更加短暫，它是既生既滅的。

今天Kubisch這條路線的設置，和城市規劃、文化和歷史都沒有很大關系。用了這個設備（耳機），將能量場作為一個新的向導、一個新的線索和邏輯。如果我們說歷史是一種方法，文化是一種方法，規劃是一種方法，今天的行走就是把能量場的變化當作一種方法。

我還想讓大家意識到一個問題。今天我們聽到的不是“聲音”。這也是我們經常會談的問題。我們能聽到的，肯定是聲音又不是聲音。從一個聲音工作者的角度來說，我覺得是能量變化。這個作品，讓我們通過一種新的途徑、方法、技術，感受到能量的變化。

Kubisch的前輩Max Neuhaus有個作品叫《Listen》，這是聲音漫步最早的老祖宗。他要做一個作品，就是再談《4’33》。有一陣子大家在說，我們讓大家去聽噪音，去探索日常生活聲音的意義在哪里。他說，為什么一定要在音樂廳里聽？為什么要在音樂會的形式下面聽？為什么要把它當做音樂去聽？我們能不能超越這三樣東西。他就組織大家離開音樂廳，在紐約的一條路上，去聽街道上的聲音。

而Christina Kubisch又把這個城市里的電磁波“翻轉”出來。我們能看到藝術家個人不同代際之間的關系，因為自身掌握的技術不一樣，相互有一種疊加的發展和聯系。

討論：什么是“好的聲音”

王婧（聲音人類學學者）：Christina Kubisch屬于第一代聲音藝術家群體，這個群體包括很多我們熟悉的聲音泰斗：John Cage，Alvin Luciere，Max Neuhaus，Murray Schafer，Pierre Schaeffer，Maryanne Amacher等等。可能是因為美國與法國的媒體文化太發達，也可能藝術世界本來就是一個英語、法語稱霸的世界，在聲音藝術領域之外，Kubisch并沒有像她的同代藝術家那么為人所知。

Kubisch是一個教科書級的聲音藝術家，她的作品在多層面上探索聲音，包括技術的、社會性的、美學的、以及形而上學的。電磁耳機將不可見的電磁轉化為可感可聽的。通過親身體驗的方式，公眾意識到環境的變化甚至惡化。可貴的是，她將這個工具交給公眾，而不是以一種高傲說教的或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藝術英雄姿態來面對公眾。

十分可貴的是，與今天流行的聲音漫步、數據聲音化，比如audio-visual作品相比，Kubisch不刻意浪漫，也不假裝客觀。更沒有把聲音景觀化。對比上海某些地方正在熱展的一些大體量、有感觀創傷危險的audio-visual（視聽）網紅作品，Kubisch的作品更有美感與倫理性。

謝雯（來自主辦方UNArt跨媒體藝術中心）：在做這張電子漫步地圖的過程當中，Kubisch是在創作她的另一件作品，這個作品是她盡可能在一生中去到不同的城市，用城市漫步或電子漫步這個方式，得到她想要的聲音樣本，進行整個檔案庫的構建。

和她合作的過程中，我又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藝術家可以構建一個體系，并以作品為媒介，到不同城市或不同機構之間進行流轉。這個循環到最后成為了她的語言、“品牌”。

比如沒有人做過七十多個城市的電磁波行走，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文化活動，你也可以理解為是藝術家和公眾的交互。她去過非洲，甚至是巴西不同的地方，都有（電磁波轉錄成電子聲音的）樣本。

對于上海，上一次她說，不會研究上海的城市文化。在上海是否可以聽到其他城市聽不到的聲音，這是她最感興趣的。如果她能夠“摘”到一個別的城市里沒有的聲音，對她整個安排和系統來說，是一個很棒的收集。

所以我的收獲是，藝術家的語言不一定只有作品，還有策劃能力和作品在不同的機構和城市表現出來的形式。不是我一定要做一個展覽，一定要怎么樣去銷售，而是我可以真正介入到城市發展中去，我們會談論這個項目，它是否成立。它涉入了我們現在的策劃，可能對上海或者浦東、陸家嘴這塊文化的發展，都是有意義的。

殷漪：我們在談藝術的時候，應該意識到，有很多層交織在一起。機構有機構的邏輯，市場有市場的邏輯，大家的邏輯不一樣，需求也不一樣。大家都在談論“藝術”，有時真不是同一樣東西。

從我的角度說，Christina也在做今天很多人在做的東西，就是另一種類型的實地錄音。我也很期待她的后一個作品，如果這些錄到的電磁波不以一定的形式再次出現的話，我認為它仍然是素材。它要被使用，要有一種新的方式去使用，才有可能成為作品。

現在很多的城市錄音最后變成出一張唱片。所以問題是，它又回到所謂音樂的傳播里去。我覺得真正的創造性的東西，還是如何在一個公共領域里，以一種新的形式出現，就像今天一樣。我們還是再看一下，為什么有的音樂家通過收集這些東西做音樂去了，出一張唱片給你聽，而Christina Kubisch是以這種方式來做。我覺得這是她作為藝術家特有的東西，今天還在全世界范圍內深入持續地做這件事情，好像真的只有她在做。因為電磁（轉換為聲波）這件事情太特別，以至于她做完之后就沒人可以再做了。

謝雯：我稍微透露一點小八卦，她的家里和工作室所有的電子設備都非常簡單，盡量去電磁的干擾和影響。對她來說，她的工作充滿了電磁波，所以在她平時生活空間里，基本看不到電視機或非常大功率的電器，他們家相對來說是這樣的環境。

另外，剛才大家提到電磁波對人體是不是有害。她剛開始也不相信，她跟我推薦了一個電影，電影名字叫《Was Wir Nicht Sehen》（我們未看見的），講的是一群對電磁波敏感的人。有的人會對電磁波敏感，有的人還好。我們身邊這么多電磁設備，對人體到底有沒有什么危害，據我所知，沒有很多人在深入地研究。

殷漪：從科學角度來說，這件事情要談計量，不談計量都不行。當然Kubisch肯定是大劑量接觸電磁波的。

我問過她一個問題，如果討論聲學（acoustic）聲音，歐洲和中國，大家肯定會說聲音很不一樣。那么如果我們說電磁波的話，在中國在上海和她所處的歐洲相比較，會有不一樣嗎？她說最大的不一樣是，現在歐洲沒有那么多電子設備。

另外她覺得，在功率方面，我們這里電子設備的功率會更大。智能手機用得更多，（電子）屏幕更多。在歐洲，至少在她的生活范圍里面，沒有那么多。

宋代倫（《城市中國》編輯）：我讀一段帶來的保羅·維利里奧《解放的速度》里的話。

“怎么就不理解（數字信號的、視覺信號的、無線電信號的）這些無線電技術在明天將要使不僅僅是人類環境的本質、人類環境的領土主體的本質，而尤其是個體的本質和它的動物性身軀的本質發生怎樣的動蕩，因為通過一些笨重物質裝備（道路，鐵路……）對于領土的安排布置在今天讓位給了非物質的或幾乎是非物質的（衛星、光纖電纜）環境控制，這種控制能夠達到人的終端身體，人這個互動存在者，既是發出者又是接受者。”

還有一段很有意思。

“因此，真實時間的城市化，首先是這個棲在各個不同的界面上（鍵盤，顯示器，數據手套或服裝）的本體的城市化，這些界面都是假器，它們使被超級裝備起來的健全人，變得與被裝備起來的殘疾人幾乎完全一樣。”

殷漪：當我們戴了Christina Kubisch特制的耳機，就能夠聽到這些（電磁波轉換的聲音），我們算不算聆聽的“超人”？就像你戴了一個設備，擁有了義肢，增強了你的能力。

什么樣的聲音是好的，這個好其實是很曖昧的一個詞。好肯定不是動聽，肯定不是悅耳，是好。但這個好實在很曖昧。什么樣的聲音適合我們，一個聲音應該是什么樣的，或者我們的聲音環境應該是什么樣的，其實是一個公共領域討論的東西，和文化、地域都有關系。

但有一點，如果我們在談聲音文化，今天聲音藝術應該是作為先驅的。誰來提問？不是文化本身來提問，可能是那些研究者，藝術家來提出這樣的問題，通過他們的創作和研究提出這樣的問題，就像“你”參與了一段時間城市行走和聲音聽覺相關行走之后，你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我覺得這也是為什么需要聲音文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