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速讀：

1、凱恩斯從來沒有否定市場經濟或要搞國家計劃經濟，他只是要在市場經濟基本框架上，也就是在私有產權與供求決定價格的制度基礎上，加進一個公共政策或公共服務，即宏觀調控。

2、凱恩斯主義是在大蕭條的腥風血雨中產生的理論，要解決的是千百萬人的生計問題。

3、真正的宏觀政策需要在數量上進行控制，一方面要有足夠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放得起、收得住、退得出。

4、宏觀經濟問題從原則上來講是一個短期問題，應對政策要馬上見效。比如面對通貨緊縮，失業率不斷上升，不可能通過一個20年的體制改革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通過利率調整或者政府支出，馬上抑制經濟緊縮，緩解失業。

5、很贊賞今年出臺的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的政策，因為這可以對實體部門產生真正的需求。

編者按：

樊綱，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曾擔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樊綱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和轉軌經濟學，他的著作有《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漸進之路——對經濟改革的經濟學思考》等。

在長安講壇第416期，樊綱受邀發表演講，他的主題為《宏觀經濟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樊綱認為，凱恩斯的理論奠定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基本方法，其重點在于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政府在短期內采取宏觀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整，保持供求平衡，解決千百萬人的生存問題。他認為，凱恩斯從來沒有否定市場經濟，而是在市場經濟基本框架上，增加宏觀調控，以實現經濟穩定。

此外，在長期與短期方面，樊綱認為宏觀經濟問題是一個短期問題，應對政策需要馬上見效；在個人與社會方面，宏觀政策要以保護大眾的利益為前提。 對于擴張的財政政策中所謂“大水漫灌”的問題，樊綱以2009年的政策舉例認為，因為地方財政支出過大，起到了擴大內需的作用，而真正的宏觀政策需要在數量上進行控制，一方面要有足夠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放得起、收得住、退得出。

下面是樊綱的觀點全文：

宏觀經濟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學是大家很熟悉的學科，但也容易造成誤解，甚至引發各種一知半解的說法。研究經濟學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今天借這個機會，我們對一些相關問題進行一些梳理。

從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宏觀經濟表現來看，通貨膨脹在90年代中期之后基本沒有出現，GDP增速在90年代出現一次大的凹溝和兩次高點（90年代初和2006-2007年，增速達到14%左右）；2008年以后GDP增速逐步下滑；2020年初開始的新冠疫情對GDP增速造成很大的擾動；今年第一季度是5.3%，第二季度是4.7%，第三季度是4.6%。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從宏觀經濟學理論的角度對經濟形勢現狀和面對的挑戰進行分析。

一、宏觀經濟學的起源

任何理論都起源于現實生活，現實問題引發人們的思考并逐步形成理論。宏觀經濟學在這一點上尤為突出，它起源于經濟現實當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比如商業周期、經濟危機、大蕭條等。

自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開始，人類社會每過七、八年就會出現一次經濟危機，周而復始。市場經濟創造出大量的生產力，但是過一段時間，這個生產力就要受到破壞，出現產能過剩，引發供求失衡，造成失業和貧困，而失業和貧困背后是企業破產倒閉。一切經濟危機最后都是生產能力過剩的危機，既然出現過剩，就要從物理上消滅一些生產能力，我們從歷史書籍和電影資料里可以看到“砸機器、倒牛奶”的場景。

為什么個人的理性行為，會導致整個市場（即宏觀經濟）供求失衡？為什么會出現大量產能過剩？那么好的生產力卻閑置不用，同時那么多人失業？如何解釋一次又一次的商業周期和經濟危機？早期的經濟學家們（包括馬克思），都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解釋和分析，提出了一些理論，并提出了一些解決這些問題的政策建議。

馬克思的理論

在大蕭條之前，最重要的解釋經濟周期、經濟危機的理論，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馬克思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根據他的“剩余價值論”，企業家、資本家為了追求剩余價值（利潤）而擴大再生產，在此過程中，由于技術的進步，投資不斷擴大，資本不斷積累，供給能力不斷擴大，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資本的比例越來越大，勞動的比例相對越來越小）。與此同時，工資的增長速度低于資本和利潤的增長速度，勞動者收入在總價值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從而使需求的增長受到抑制，低于供給的增長速度。供給的迅速擴張和需求的有限增長導致供求不平衡，造成產能過剩，形成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很多經濟學家（包括凱恩斯）對馬克思的解釋并不否認。

馬克思設想的“終極解決方案”是消滅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既然危機是由資本家追求利潤的動機引起的，那么很自然形成的邏輯推理，就是消滅這個萬惡之源。這個設想被前蘇聯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付諸實踐。前蘇聯實行了科學的計劃經濟，70年內除了戰爭時期，沒有出現過大的經濟波動，在西方大蕭條時期，前蘇聯保持基本穩定的發展。但其問題在于微觀效率低下。

微觀效率有兩種，一是生產效率，即節約成本、精打細算，不斷創造新產品，如果缺乏激勵，就會浪費資源，出工不出力，沒有創新動力，就缺乏生產效率；二是配置效率，即生產要素在不同商品上進行的配置，產生出人們最想要的產品組合。如果需要的東西沒人生產，生產的東西沒人要，配置效率就會不斷惡化。宏觀增長率看似平穩，但因為缺乏微觀效率，最后平穩地下降到負增長。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發展模式，在實踐中被證明是有問題的，最后各國都進行了改革，中國也轉型到市場經濟。馬克思提出的治理經濟周期的方案，宏觀可能有一定效率（平衡增長，減少危機所產生的資源浪費），但是微觀缺乏效率，總的來講是不成功的。

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隨著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種理論也在發展。在1930年之前，最值得我們記住的還是馬克思的理論，其重要核心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的分析。

大蕭條的史實

20世紀20年代西方經濟高度繁榮，進入所謂的“黃金時代”，導致大量投資，股市瘋狂，經濟過熱。到1929年股市崩盤，引發大危機。與后來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情形一樣，當時華爾街的精英們也開始向政府求助，希望總統胡佛救市。胡佛表示無法救市，有以下的原因：第一，你們說市場萬能，為什么市場不能自我調整？第二，政府當時也沒有手段進行干預。那時沒有宏觀經濟理論，也沒有宏觀調控機制，美聯儲只有互相救濟的機制，沒有被國會授權進行宏觀調控。于是，市場開始螺旋式下跌。

更惡劣的是，由于經濟不景氣，東西賣不出去，各國開始限制進口，平均關稅從20%提高到超過50%，由此導致國際貿易總額從1929年的3000億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900多億美元，萎縮2/3。美國的失業率達到40%，其他國家的失業率更高。在1929-1939年的十年里世界GDP下降50%。由于失業、貧困、饑餓，各國極端思潮紛紛涌現，產生納粹主義，成為引發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二戰之后。1954年，時隔25年，全球經濟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我們談論日本失去的30年，實際上大蕭條前后，西方也曾經失去25年。

而正是在大蕭條的腥風血雨中，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發表，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誕生，奠定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基本方法。

與之相對應的，1933年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1934年開始實行“羅斯福新政”，實行宏觀調整政策，擴大內需。其核心是三個R，也被稱為“3R新政”，即Relief（救濟）、Recovery（復興）和Reform（改革）。193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建立了金融監管體制。這個監管體制于1999年被格林斯潘廢止，9年后的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

凱恩斯的理論

在大蕭條的背景下，凱恩斯的理論想要解決的，是千百萬人的生存問題。其基本邏輯是，企業家具有“動物精神”（非理性預期），供給能力的盲目擴大導致經濟過熱，進入一定時期的“繁榮期”；這種市場泡沫，最終會“崩盤”，發生產能過剩的危機。這時，需要政府采取宏觀經濟政策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整，保持供求的平衡，熨平波動。

這里的基本觀點是，原始狀態的市場是有缺陷的，但不需要消滅市場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和供求決定價格的市場定價機制，而是要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增加一個政府（或公共機構）職能，進行宏觀經濟調節，以應對市場機制本身可能產生的“失靈”。

“原始市場經濟”與現代市場經濟

很多人批判凱恩斯，認為他提出消滅市場經濟，搞國家計劃經濟，其實在凱恩斯的理論中，確保市場經濟基本的制度要素是沒有改變的，也就是法治基礎上的界定私有產權與供求決定的價格體系。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問題（市場失靈，其實是“市場出錯”）。19世紀中后期開始，人們對市場經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主要是在原始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加進了一些“補丁”，讓政府在其中履行一些公共職能，克服市場經濟的缺陷。典型的做法包括：

第一，社會保障。19世紀末德國首相俾斯麥創建了社會保障制度，因為發展市場經濟必須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否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不僅是不人道的，而且最終會導致整個社會體系崩潰。

第二，行業監管。行業監管的職能可以由政府履行，也可以由一個公共機構履行，總之要提供這樣一種公共品。多年前我國牛奶行業出現嚴重問題，大家提出牛奶生產過程缺乏監管，認為瑞士的監管很有效，可以定位到每一頭奶牛。其實瑞士也是因為當年出現大量毒奶，然后才逐步建立監管體系，都是問題導向。行業監管是公共品，具有外部性，需要由政府或公共機構提供。

第三，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對一切涉及“負外部性”的場景（比如環境污染），制定制度規則，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制約。

第四，宏觀調控。在大蕭條的腥風血雨中，政府開始采取各種措施，履行宏觀調控的職能。

這就是宏觀經濟學和宏觀政策的起源，是在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背景下產生的，宏觀經濟學之所以重要，就是解釋了經濟危機的成因，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宏觀經濟體系基本建立之后，一定會有各種爭論，但這些爭論都基于同一個理論體系，基本模式和變量都一樣，大家通過不同變量來論證不同的方法。中國的宏觀經濟學有一些獨特之處，需要進行一些獨特的研究，但是也是在這個大的框架中進行的。

二、需求決定論

宏觀經濟管理體系形成之后，其主要內容和容易產生誤解的問題有哪些？首先就是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一般的經濟學都講供給和需求，追求供求平衡，減少經濟波動。在這個問題上，總供給和總需求這兩個方面都會產生導致失衡的原因。

宏觀經濟學形成的背景是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所以通常西方經濟學討論的主要問題是需求，雖然通過研究可以得到由生產要素結構所決定的供給潛在增長率，但在現實中供給的增長取決于需求的大小，因此就有了所謂的需求決定論。生產能力是有潛力的，比如通常的生產能力只有80%，如果需求增加的話，可以加班加點使生產能力超過100%，這是有彈性的，彈性的大小取決于需求側。當然供給側也有很多因素，但在宏觀經濟學框架里，首先要理解的是需求決定論。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思考，過去十幾年我們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沒有高度重視需求側的改革，現在看到的問題是需求嚴重不足。對于供給側和需求側，我們都要認真分析。

供給側通常指我們有多大的供給能力，也就是潛在的供給增長率，這是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決定增長的因素包括人力資本、科技進步、體制改革、資本積累等，這些是最基礎的要素，非常重要。但在宏觀經濟學范疇里，這些是長期問題。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國企改革搞了三、四十年還沒完成，科技創新更是長期才能見效。因此，供給側是一個基本（fundamental）問題，也是一個長期問題。要解決現在的供求不平衡，不可能在供給側馬上調整。對于這些長期問題，我們要不斷努力，時刻努力。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長期問題，要時時講、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這樣才能不斷推動，才能持續增長。但就短期而言，我們不可能靠供給側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

供給側也有短期問題，比如清除產能過剩（“砸機器、倒牛奶”等）以此來適應需求，2014-2015年我們也清理了一部分產能，使得供求相對平衡。再如就業政策，通過一些短期手段（調節當前勞動力的供給等）進行一種調整。還有稅收，減稅或加稅會有一定的短期影響。在宏觀經濟供求失衡的情況下，供給側也能做一點短期調整，但基本上是長期問題。

從需求側來看，發多少貨幣，人們消費多少、投資多少，在一定時期有多少需求，可以通過一些短期政策讓需求適應供給，或者讓需求的變化來拉動供給。因此，這基本屬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相比較而言是短期問題。比如貨幣政策，今天宣布調整利率，第二天貨幣量就會發生變化，人們在投資的時候會參照利率和資金成本進行調整。再如財政政策，今天宣布增發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或者政府增加購買，明天就能夠實現。一個經濟的波動（過熱、危機、蕭條等），主要是由需求側決定的。通過加息來治理通貨膨脹，當時就能夠在市場上發揮作用。為了抑制經濟波動，可以減少貨幣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等，通過這些短期調整的辦法來減少需求。

需求側的長期問題主要是收入分配（包括遺產稅）、社會保障和房產稅等制度，特別是社會保障制度。很多宏觀經濟學的研究者最后轉向研究社會保障，因為他們發現人們當下的消費和儲蓄取決于對未來的預期，只有未來有保障，人們才能多消費，這是長期問題。這種體制改革是一個短期操作，但它影響的是長期利益，個人的決策和理性行為可能對整個宏觀經濟產生影響。當年經濟學界有一個討論比較多的話題，叫做“節儉悖論”。節儉是個人美德，但是如果每個人都少花錢，就會造成需求不足，帶來一系列問題。社保制度提高了人們對于未來收入的預期，因此可以影響現在的支出結構，人們可能現在會花更多的錢增加消費需求。

要認真研究人們的行為。不是你讓大家怎么做他們就怎么做，每個人都會權衡自己的利害得失，對自己一生的收入和支出做出安排。要改變這個安排，不能靠號召或刺激人們消費，必須增加一些參數，改變收入預期和收入結構，這樣才能改變他們消費和儲蓄的行為。中國的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影響非常廣泛，甚至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都與此相關。要研究和發現人們行為的規律，采取相應的政策，才能得到適當的效果。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我們過去研究供給側的問題多一點，對需求側的研究不足，這兩方面都應該認真研究。一方面要堅持長期發展，在供給側推進制度改革和科技發展，另一方面要特別關注需求側。宏觀經濟學強調需求決定論，如果需求不能持續增長的話，經濟就會總是處于一種失衡狀態。隨著不斷投資和儲蓄，我們現在的生產能力越來越強，在很多領域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突出的反映出需求增長速度大大低于供給側增長速度，如何改變現狀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三、“凱恩斯主義“：預期的作用與政策選擇

投資波動是引起經濟波動的首要原因，是最不穩定的因素，而消費相對穩定。原因在于消費品（房、車、包等）帶來的滿足感和幸福感是基本穩定的，或者說消費者對消費品的預期回報基本穩定，不會出現大的波動。而投資不一樣，我今天對預期投資回報是賺20個點，要加大投資，明天可能預期虧20個點，投資馬上大幅下滑。這就是所謂的“動物精神”，所謂的非理性預期會引起大的波動。

要解決宏觀經濟面臨的問題，非常重要的是盡快采取措施，把經濟從低迷狀態中拉出來，在解決短期市場低迷的同時解決長期問題，如果不將經濟從低迷中拉出來，就會陷入長期衰退。有人把我們與日本進行對比，認為日本當年沒有采取迅速有力的措施，把經濟從下滑中拉出來，導致之后的三十年一直萎靡不振。對于短期和長期有很多爭論，在大蕭條時期很多人認為要長遠考慮，凱恩斯則非常強調短期政策對經濟表現的重要意義，他的回答是“長期我們都死了！”因此凱恩斯主張及時采取各種措施，在短期內止住經濟的下滑趨勢。這就涉及到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政策無效的問題。

“流動性陷阱”是凱恩斯提出的一種假說，即：當利率降低到無可再降低的地步時，任何貨幣量的增加都會被以“閑資”的方式吸收，就像掉入一個陷阱。凱恩斯創造了一個名詞——資本的效率，也就是預期投資的回報。舉個例子，盡管利率降到5%，如果我的預期投資回報是2%，低于利率水平，我仍然不會投資，也不會申請貸款。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進入長期低迷之后，辜朝明提出“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認為增發的貨幣都被用來還債，并沒有增加需求。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假如現在利率是5%，面對一個預期回報率是10%的投資機會，你會貸款去投資，賺10%再還5%的利息，還是現在不投資先去還債？但現在投資回報率只有3-4%，你一定會還債而不是投資，因為投資虧得更多。總之，你之所以選擇去還債而不是投資，還是因為預期回報率太低，還是一個“流動性陷阱”問題，是典型的經濟蕭條時期的預期不振，辜朝明只是用一個新名詞來說明老現象，在理論上沒有新的東西。

當危機爆發時，預期低迷，貨幣政策失效，因此必須由財政政策發揮主要的作用，這是凱恩斯主義在政策主張上的要點。通過發債把居民手中的錢借來，用于政府支出，從而創造需求、拉動需求。為此，當時有一系列文章論證乘數理論。從數學的角度看乘數理論并不復雜，簡單來說，就是政府花1元購買一件商品，商品生產者用收到的貨款的一部分去購買上游生產資料等零部件，生產零部件的廠家再用一部分收入購買上游產品，于是1元的支出就可以拉動幾倍的社會總需求，形成乘數效應。從這個意義上，我很贊賞今年出臺的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的政策，因為這可以對實體部門產生真正的需求。

當然，可能有些人對這項政策不理解，這其實涉及到一個經濟體當中的幾種不同的效率概念。宏觀經濟學追求的是宏觀動態效率，如果出現大的波動，要消除過剩產能，影響增長速度，宏觀效率就比較低；如果波動相對小一點，或者熨平波動，宏觀效率就比較高，最后實現的增長速度也會高一些。因此就有一個宏觀效率概念，不等同于微觀當中的生產效率，也不等同于市場當中的配置效率，宏觀效率指的是時期間的配置效率，就是今天和明天投資或不投資所取得的效率。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凱恩斯舉了一個例子：雇人去挖掘廢礦，在一個瓶子里放些錢，然后把瓶子藏在廢礦里，第二天再雇人把這個瓶子挖出來，瓶子里的錢就是他們的工資。挖掘廢礦沒有任何微觀效率，但是雇工挖出瓶子拿到錢，解決就業問題，消費支出增加，總需求得到擴大，實現了宏觀效率。這就是經濟學的抽象方法，微觀問題不說明宏觀問題，就先把微觀問題抽象掉，觀察純粹的宏觀效果。在現實當中，政府安排支出當然也要考慮微觀效率。但是凱恩斯舉這么個看似荒唐的例子，其實是在說：你們這些蠢人怎么就是不明白呢，那就來通過這個愚蠢的場景來理解什么叫作理論抽象吧！

所謂“凱恩斯主義“，在較窄的意義上，指的就是一種政策選擇：因為認識到危機時刻貨幣政策不起作用，發生”流動性陷阱“，所以主張應該更多地運用財政政策。

四、經常被混淆的一些問題

宏觀經濟學中有一些問題經常被混淆。

第一，長期與短期。我在30年前就寫過一篇關于宏觀經濟學理論方法的文章，因為總有人把長期問題和短期問題混淆起來。對于經濟發展這樣的長期問題，他們說總需求不足，預期不振；而說到通貨膨脹、經濟危機，他們又說要通過體制改革和技術進步來加以解決。這是把不相關的問題攪合到一起，結果什么都沒說清楚。宏觀經濟問題從原則上來講是一個短期問題，應對政策要馬上見效。比如面對通貨緊縮，失業率不斷上升，不可能通過一個20年的體制改革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通過利率調整或者政府支出，馬上抑制經濟緊縮，緩解失業。這是宏觀經濟學作為一個理論存在的意義，宏觀經濟政策解決的是短期問題，并不解決所有的問題，特別是像發展教育、科技創新、體制改革這些長期問題，我們還有其他理論與政策來解決這些長期問題，比如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

第二，供給側與需求側。失衡可以由供給側造成，也可能由需求側造成，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側重。這十幾年來，我們的改革和科技進步都取得一定的成就，供給能力的增長速度令世界稱奇。而另一方面，需求不足的問題遲遲沒有得到重視。供給側和需求側的問題都要研究，當宏觀經濟失衡時，更應該關注需求側。

需求側有哪些問題呢？一方面儲蓄率長期處于高位，使得消費難以增長；另一方面，公共消費特別是公共服務消費的增長還有各種障礙，包括社保和稅收過高，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和公共衛生以及養老等一系列公共服務需求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公共服務的供給有很多缺口，需要進一步投入。公共服務的基礎設施不完善，要從財政支出的角度加大對這些領域的投資，對擴大整個需求發揮積極作用。城市化進程緩慢，受阻，是當前我國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個人與社會。任何經濟波動中都會有個別企業的“騙局”起作用，罪犯必須嚴懲，但要防止懲罰了無辜的大眾。如果為了懲罰少數壞人，出臺非常強硬涉及面很廣的打壓政策，造成經濟下滑，導致無辜的大眾也受到懲罰，就會產生各種負面影響。這是在危機時期需要注意的一個重要問題，宏觀政策本來就是一個公共政策，要以保護大眾的利益為前提。

第四，市場與政府。這是一個經濟學中反復被討論的重要問題，這里不全面展開，只討論一個問題：我們需要尊重事實，而不是用一些毫無根據的說法，混淆視聽。

一個經常聽到的似是而非的說法就是：凱恩斯主義是否定市場經濟，搞國家計劃經濟。這是無中生有。凱恩斯從來沒有否定市場經濟或要搞國家計劃經濟，他只是要在市場經濟基本框架上，也就是在私有產權與供求決定價格的制度基礎上，加進一個公共政策或公共服務，即宏觀調控，就像搞市場經濟同時要搞社會保障（以及行業監管、法制法規等）的道理一樣，是要在“原始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加上一些公共物品的提供，發展出今天的現代市場經濟。他也從來沒有主張政府要用行政手段而不是經濟政策來進行宏觀調控。

凱恩斯主義是在大蕭條的腥風血雨中產生的理論，要解決的是千百萬人的生計問題。批判凱恩斯的人往往會說，只要有市場經濟，市場早晚會調整過來。但是，這個“早晚”是多久？大蕭條本身是十年，加上與大蕭條相關的二次世界大戰及其之后的恢復時期，是25年，世界經濟當時是直到1954年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理論家們上嘴皮碰下嘴皮，而對那些在危機中失業、饑餓、收入下降的人來說，這可能就是一輩子的貧困（當今世界上也經常有“失去”幾十年的案例）。我們交了那么多的稅養著政府，危機來了它不作為，見死不救，告訴你等著市場調節吧，早晚會好的？這是我們要的市場經濟么？

那些批判凱恩斯的人要面對的更基本的問題是，你用什么來替代？替代方案是回到原始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來到人世間，就伴隨著不斷的波動，世界各地的市場經濟也還在不斷地波來動去。你如果不能消除波動，你就要提供如何應對波動的辦法。現在沒有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是沒有宏觀調控機制的。自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問世以來，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總的來說比早期的運行更加平穩。2008年金融危機比1929年更加嚴重，但幾年之間就趨于穩定。這次疫情沖擊，凡是采取凱恩斯主義政策（即財政政策為主）并且力度足夠大的國家，都沒有出現大的下滑，后面的恢復也很迅速。這些都說明凱恩斯主義是有效的。如果提不出有效的替代方案，你的批判就是無效的。相反，人們應該學習凱恩斯的理論，學習如何不違背市場規律，用經濟政策而不是行政手段來調節經濟。

第五， 所謂的“大水漫灌”。

還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就是搞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就是搞“大水漫灌”，好像不搞刺激政策，沒有政府干預，看著經濟往下滑也不管，才是堅持市場經濟。而現在他們舉的一個例子，就是2009年的刺激政策，說是當時的“大水漫灌”導致了許多不良后果。那么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那時究竟發生了什么，問題出在哪里。

當時中央政府提出的是兩年投資支出4萬億一攬子政策方案，一年其實只有兩萬億，并且，在這兩萬億當中真正的刺激政策沒有多少，絕大多數是當年的轉移支付，是本來政府就應該用正常的財政收入進行的投資項目。刺激計劃要的是“無中生有”的需求，即通過發債創造出的需求。當時的赤字率確實有所上升，從1.9%提高到2.6%，略有增加，但一年也不過區區兩三千億的量。但是為什么當時會有那么多的投資產生那么大的經濟過熱呢？因為真正的大頭在地方融資平臺債務。

1994年《預算法》通過，禁止地方政府借債，既不能從銀行借錢，也不能向銀行發債。于是人們就創造了一個后門——地方融資平臺，國有企業貸款，由政府擔保。1995-2008年這十幾年的存量是1萬億，2009年底達到7萬億，一年內猛漲了6萬億，占當時GDP的17%，規模驚人，確實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刺激政策。這才是真正的大頭。這種金融失序所帶來的不良后果（即現在的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等等），不能用宏觀調控來解釋，而只能由“沒能真正的調控”來解釋。

這涉及到我國體制的一個特點，我們有兩級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關注通貨膨脹、失業率等，地方政府對宏觀變量的關注相對較少。我在1991年出版的《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中把這個問題作為中國特色進行了分析。科爾奈在《短缺經濟學》中把政府和國有企業定義為父子關系，如果兒子缺吃少穿，父親不能坐視不管，要幫助兒子。我們則把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稱作兄弟競爭，這也是軟約束，以此來解釋當時的各種亂象，包括90年代初很高的通貨膨脹率。回過頭來看，這其實是地方債務失控，而不是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調控。真正的宏觀政策需要在數量上進行控制，一方面要有足夠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放得起、收得住、退得出。這幾年國際上宏觀政策討論中有一個名詞叫做tapering，就是慢慢的擰水龍頭，逐漸的減小水量，退出“量寬”的政策。只有中央政府可以控制數量的政策才是宏觀財政政策。而當年的所謂“大水漫灌”，是由于金融失序，地方財政支出過大，客觀上起到了擴大內需的作用。

2018年通過了對《預算法》的修訂，地方政府不得向銀行借錢，可以向公眾發債，發債規模由中央政府控制，這其實已經具備了中央政府實施有效宏觀調控的制度基礎。前幾天出臺了一些政策，股市的一些機制放開了，后面還要觀察量有多大，特別是財政政策，因為以前太少了，要有足夠力度才能真正起作用。從國際經驗看，有的國家推出的政策力度太小，遲遲不起作用，沒能逆轉趨勢，仍然逐步下滑，最后用了很多年才恢復。這是需要認真吸取的教訓。

五、學會管理經濟周期全過程

對于當前的經濟下行，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情況。每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出現波動。我國經歷了40多年的高增長，沒有出現經濟危機與衰退，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跡。現在經濟增速較低，但畢竟還不是負增長，所以不必過于恐慌。當然，40年來積累了很多問題，現在需要面對和解決。

巴菲特的搭檔芒格說過一句話，中國人很會管理“繁榮”，但還不太會管理“蕭條“。我們成功地管理了“繁榮”，也就是經常性的“防止經濟過熱”，從而實現40多年的高速增長。但正是由于沒有經歷大的波動，我們還不善于管理“蕭條”。如何度過低谷，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宏觀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管理“蕭條”而誕生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更好地進行宏觀經濟學的教育，要學會管理經濟周期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