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130周年。這場影響深遠的戰(zhàn)爭不僅改變了中日兩國的歷史軌跡，也深刻影響了東亞地區(qū)的政治格局。澎湃新聞特設系列專題，追蹤最新的文物線索，采訪一線專家學者，探討戰(zhàn)爭背后的歷史脈絡。從晚清政治的軌跡探尋，北洋海軍的海外奇緣，到參戰(zhàn)士兵的個人歷史，再到戰(zhàn)后的賠款與借款，戰(zhàn)爭的紀念與記憶，內容涵蓋戰(zhàn)史研究、政治變遷與歷史記憶等多維視角。

趙鳳昌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頗有影響的人物，黃炎培曾說清末民初四十年間，東南有大事，必與他有關。一般認為，趙鳳昌是從庚子之變起開始操縱東南大局的，其實甲午戰(zhàn)爭期間，他已經(jīng)很活躍，不僅為張之洞辦了不少官事，甚至介入官場的人事變動，編織了一個囊括東南中外精英的私誼網(wǎng)絡，從而確立了其在東南社會的政治影響力。當時他只是一個剛剛被參劾革職的失意幕僚，如何能夠咸魚翻身，抓住機遇，騰驤政路，取得人生的另一種成功，本文擬利用新出版的張之洞檔案等重要資料就此做番探索。

移居上海

趙鳳昌于光緒十年六月進入張之洞兩廣總督幕府當幕僚，任文案處繕校委員，后兼充文巡捕，憑借其辦事穩(wěn)細，勤敏慎密，逐漸獲得張之洞的賞識和信任，成為其親信幕僚。光緒十五年七月，張之洞移任湖廣總督，也奏調趙鳳昌隨他赴任。在給皇帝的上疏中，他稱“廣東候補知縣趙鳳昌，志潔才敏，辦事誠實，心精力果，通達時務，于電線事宜及外洋軍火，最為考究精細”。可見他對趙鳳昌非常欣賞，評價很高，并透露趙鳳昌的幕府兼職還有架電線、購軍火兩項。電線、軍火涉及工程建設和政府采購，都是肥差，難免有各色人等圍著趙鳳昌轉。而他為人講義氣，肯幫忙，門庭若市。對此，其堂兄趙新深為憂慮，曾寫信警告他“聞老弟廣廈宏開，咸叨芘蔭。然知感者無幾，厚顏者滋多，弟抱熱血一腔，片席經(jīng)營，態(tài)費許多情面耳”，提醒他“宜每事審量，先顧甘旨，次及切己，幸毋徒效仗義也”。但趙鳳昌聽之藐藐，并未當回事，埋下了日后被人指摘的隱患。

隨張之洞赴任湖北后，趙鳳昌并未如坊間傳言的那樣升任總文案，除繼續(xù)擔任文巡捕及負責電線、軍火外，還兼“辦理督署筆墨事件”等，并更受器重和倚任，儼然成為張之洞的代理人，不僅大家有事都先找他，而且張之洞有要事，都與他秘密商量，結果“忌之者乃為‘兩湖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語，書之墻壁，刊之報章，童謠里談，傳遍朝野”。更有甚者，露骨地說：“常州趙鳳昌年少美姿容，鄂督張之洞嬖之，用為內巡捕，所言無不聽，群呼為一品夫人趙氏。”這樣的風言風語傳遍朝野，很不成體統(tǒng)，出問題是遲早的事。果然，光緒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大理寺卿徐致祥上疏彈劾張之洞辜恩負職，“任意妄為，廢弛綱紀，起居無節(jié)，號令不時”，“寵任宵小趙鳳昌，秘參政事，致使道路風傳不堪之言”等，并進而揭參張之洞所保舉的“直隸州知州趙鳳昌，細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歡心。該督倚為心腹，終日不離左右。官場中多有諂媚趙鳳昌，以鉆營差缺者，聲名甚穢。該督方自以為能，使貪使詐而不惜，甘受其患，且深諱其失”。奏入，清廷即命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瀚章分別就彈章所指控張之洞湖廣及兩廣任上問題查明奏復。

趙鳳昌全家福，攝于1900年代

結果盡管李瀚章不僅為張之洞辯護，否定彈章指控，而且對趙鳳昌也網(wǎng)開一面，說“趙鳳昌派充巡捕，僅供奔走、備傳呼而已。而官場陋習，在大吏左右者輒目之為要人，趨附謠諑皆由是起。其實用舍予奪，司道不得專，督撫不得私，巡捕微員，何能干預。臣見舊冊案中，趙鳳昌曾將洋行例送茶金，呈繳充公，似張之洞約束尚嚴，不致受其朦蔽”；但劉坤一只為張之洞開脫，卻對趙鳳昌不客氣，說“其人工于心計，張之洞頗信用之。該員雖無為人營謀差缺實據(jù)，而與在省寅僚廣為結納，其門如市，跡近招搖，以致物議沸騰，聲名狼藉”，建議的處理意見是：張之洞應請毋庸置議，趙鳳昌“不恤人言，罔知自愛，似應請旨即予革職，并勒令回籍，以肅官方”。最終劉坤一的意見得到采納，四月十六日，光緒帝下旨：張之洞“著毋容置議”，趙鳳昌“不恤人言，罔知自愛，著即革職，勒令回籍，以肅官方”。

劉厚生說趙鳳昌被革職罷歸后，張之洞過意不去，“向盛宣懷討了一個武昌電報局掛名差使給予鳳昌作為生活之費，而派他住在上海，辦理通訊運輸諸務”。這個說法不太可信。首先武昌電報局是湖廣督署下屬局所，在張之洞的管轄范圍內，根本不需要向盛宣懷討；再則趙鳳昌隨張之洞赴鄂后，曾暫住在武昌電報局中，即便未兼其差，也與電局上下熟識，弄個掛名差使應該不難。當時趙鳳昌身體欠佳，無法入督署辦事，張之洞不得不給他去信，有時收信地址便寫“電局趙竹君”。張之洞甚至認為電局風水不好，趙鳳昌“自住電局，事多不順”，建議他盡快搬離。但實際這段電局居住經(jīng)歷對趙鳳昌來說幫助很大，至少他掌握了發(fā)電報技術，使得他以后能獨立為張之洞發(fā)去大量密電。據(jù)趙鳳昌民國七年撰文自述，他被革職后，先回江蘇常州原籍，次年“因養(yǎng)疴移至滬”，并在此定居，劉厚生所言張之洞派他住在上海不確切。

甲午機遇

趙鳳昌移居上海是在甲午年，這年爆發(fā)了中日戰(zhàn)爭，張之洞即利用他來為自己搜集情報，購買槍械，使他很快走出黯然罷歸的陰霾，又重新活躍起來。對于民族戰(zhàn)爭，張之洞總是主張積極抵抗。他認為戰(zhàn)爭是打出來的，即使吃了敗戰(zhàn)，也能達到練戰(zhàn)的目的，吃一塹長一智。所以在中日戰(zhàn)爭未正式爆發(fā)前，他就加緊布防，積極備戰(zhàn)。待兩國宣戰(zhàn)后，雖然兩湖離戰(zhàn)場較遠，局勢沒那么緊張，他還是立即行動起來，率先著手籌措槍械。他說“軍械必須多備，此事為今日第一要務”，除了截留、借用別省軍火外，還向國外購買。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三日，他電“致上海趙竹君”：“速商信義購十五生臺炮五六尊連彈藥，系炮臺所用，稍舊者亦可，以速為妙。毛瑟槍五千枝，每枝彈三百，舊者亦可，速復。滬上及北洋、臺灣情形，隨時電稟及函稟。冬午電悉。”“冬午電悉”是張之洞順帶告訴趙鳳昌已收到他七月初二日所發(fā)電報，說明至遲在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二日趙鳳昌已移居上海。他在上海仍為張之洞所用，但并非如劉厚生說的那樣，“辦理通訊運輸諸務”，而是為張之洞購買洋軍火，并提供各方動態(tài)、信息等。張之洞曾說趙鳳昌“于電線事宜及外洋軍火，最為考究精細”，因此請他代購外國軍火正是發(fā)揮其所長。至于隨時稟告上海、北洋等地情形，則是追加的任務。本來張之洞已派人在上海為他搜集情報，但趙鳳昌到上海后，張之洞更為信任，逐漸把這一使命交給他。

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三日，張之洞致趙鳳昌電文

趙鳳昌是否回復張之洞上述江電，暫不可考。現(xiàn)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藏張之洞檔案中，他發(fā)往湖廣督署的第一份電報在八月初四日，與購買軍火有關：“請賜交蔡。講電悉。車炮設法電商覓購，毛瑟二萬，每八兩五；彈一千萬，每千十四兩，請予準購實信，俟電商外洋，有貨即定”。電報之末，趙鳳昌附言：“此時非稟憲，雖用密馬。昌稟。豪”。電文中的蔡應為張之洞的洋務總管蔡錫勇，憲即指張之洞。“賜交蔡”、“非稟憲”說明這份電報并非發(fā)給張之洞，而是發(fā)給蔡錫勇的。據(jù)附言，趙鳳昌可用專門密碼，與張之洞直接聯(lián)系，誠如劉厚生所言，“鳳昌與武昌總督衙門可直接發(fā)出不費一錢的一等密電”。這至少反映了以下信息：一是盡管趙鳳昌離開張之洞幕府，但兩人以往的主幕關系未變，仍然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二是張之洞信任趙鳳昌，趙鳳昌也不辜負其信任，樂于辦理他交代的各項事務。三是表明趙鳳昌武昌電局居住經(jīng)歷可謂塞翁失馬，雖有不順，可也帶來好處，他學會發(fā)電報，此時派上大用場。

兩個月過后的十月初五日，“清廷以之洞在廣東時與法軍開戰(zhàn)，主持軍務，應付裕如，特調之洞署兩江總督”，主持甲午戰(zhàn)爭期間的南洋軍務。張之洞十一日抵達南京，十六日接篆視事。他聽說有運往中國的軍火船在香港被扣留，很是著急，在接篆前一天晚上及當天就給趙鳳昌連發(fā)三電，詢問有無此事。趙鳳昌馬上找信義洋行的洋商李德了解情況，即回電稱：“昨夜、今日奉咸三諭，確詢李德，初次北船將到，已派人赴粵洋面等候，照料來滬，并不泊港。此外他行亦無在港扣留之事”。不過，趙鳳昌也指出張之洞所聽到的傳聞也不是捕風捉影，原來確有裝運天津軍購的德國船曾在新加坡被日本駐新加坡領事下令扣留。因此，他提醒張之洞現(xiàn)在“倭奸四布，如遇議購、運槍炮等事務祈秘密”。由于張之洞在南京，趙鳳昌在上海，相距較近，聯(lián)系方便，所以從十月十六日這天起至次年五月臺灣被日本占領止，他們電報往來頻繁。單從趙鳳昌這邊看，有時一天發(fā)電數(shù)次，有時一天一次，頻次極高，數(shù)量很多。分析其內容，主要有這么幾方面：

一是居間聯(lián)系，代為購買外國軍械。前已提及張之洞在湖北時就購買軍械，積極備戰(zhàn)，調往南京任兩江總督，離前敵更近，他更有一種緊迫感，誠如其幕僚許同莘所言，“公自抵兩江后，以船械為籌防要務，分電上海及駐外各使設法購求”。其中上海方面主要電致趙鳳昌。為了方便聯(lián)絡和確保機密，趙鳳昌特地電告張之洞具體的發(fā)電辦法：“來電諭，發(fā)與‘上海經(jīng)道’四字，用明馬，電語及轉交之處，亦用密馬，即可收到，不發(fā)惜陰堂更秘”。經(jīng)道即經(jīng)元善，時任上海電報局總辦，電報通過他轉交。由于西方國家對中日戰(zhàn)爭持“中立”態(tài)度，禁止向中國出口軍火，欲購買槍械只能通過第三方洋行作為中介，向外國軍工廠進貨。而洋行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天津兩地，當時各省都托這兩地洋行購買，所以洋行趁機抬高價格，以次充好，從中謀利。趙鳳昌的對付辦法是向多家洋行咨詢議購。他經(jīng)常接觸、聯(lián)系的洋行有信義、怡和、瑞記、禮和、地亞士等，貨比三家，決不上當。有一次，他從怡和洋行處得知有一批炮，經(jīng)過認真核算，比地亞士便宜甚多，確實價廉物美，便建議張之洞定購：“鄙見既確知此炮之精良，價又比他處便宜，極應速定，如憲意為然，祈盡明日電諭準定”。洋人見趙鳳昌精明，知道張之洞從他那里也了解到許多行情，不好蒙騙，有時也會主動向張之洞推銷性價比高的軍品，如信義洋行的行主李德曾致電說：“此次敝行承辦各件，實比北洋、廣東便宜，……乞憲臺速付現(xiàn)銀，至合同即來寧面訂，斷無弊竇。”可見，在趙鳳昌的幫助下，張之洞的軍購價格合理，質量也有保證，比較順利成功，沒有出現(xiàn)李鴻章所說的“轉托洋商”“徒糜巨款”的情況。

二是密探各地情形。張之洞要求趙鳳昌在為他代購軍械的同時，也隨時報告北洋及上海等地情形。趙鳳昌確實照辦，有的是根據(jù)張之洞指示去做，有的是自己主動提供。前者如光緒二十年十月十九日，張之洞要他了解北洋是否已議定購買四艘智利快船，如果沒有，南洋擬借洋款購買。趙鳳昌效率奇高，次日即予以回復。他說四艘船甚堅快，有最大一艘，比日本最大的還更大、更快。北洋先是托怡和洋行的克錫代購，但因此事泄漏，怕引起國際影響，不敢辦。又由信義洋行的滿德居間，托瑞生洋行的布海斯密辦，可望有成。這件事很機密，北洋只與滿、布兩人密商，連該洋行的中國買辦都不知道。那趙鳳昌怎么了解到的呢？他告訴張之洞“此系李德約于密室中相告”，請張之洞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官場尤其不能提。基于此，趙鳳昌說如果此時南洋再向洋行訪購此船，必定泄漏秘密，北洋亦難辦成。現(xiàn)值中日交戰(zhàn)之際，他建議張之洞南洋暫不要著急購船，等到北洋辦成，再設法，“方不至兩無著落”。這里，趙鳳昌不僅展示他深厚的人脈和良好的交際能力，而且也體現(xiàn)出他的理性和全局意識。后者主要是有關上海本地的情況。如他注意到擔任上海海防任務的飛霆、策電兩艘戰(zhàn)船離開多日，以及新來上海的日本人甚多，街市上常能見到，馬上向張之洞匯報，引起后者重視，立刻下令處理。還有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底，清廷派張蔭桓和邵友濂從上海出發(fā)赴日本議和。次月十八日張蔭桓從北京抵達上海，其日記云：“商局總辦鄭陶齋、沈子梅來迎，遂搭子梅車，至同文書局。”僅簡簡單單一句話，看不出有什么特別之處，但其實當時民意洶洶，反應強烈。二十日，趙鳳昌致電張之洞說：“前日倭國來電，我使往，只準搭商輪去，無非辱我國體，可恨！”此外，他還報告張蔭桓在上海的情況，“張使令到滬住同文書局，因在滬粵人有揭帖，不準住廣肇公所、潮州會館，且不認同鄉(xiāng)，義憤可嘉”。張蔭桓是廣東人，本應住在廣東會館，為什么沒住，他日記不寫，但從趙鳳昌的報告中可知他是因接受屈辱使命而遭在上海廣東人的拒斥。趙鳳昌很欣賞廣東人的這種行為，也對日本人辱我國體表示憤恨，說明他具有民族氣節(jié)和愛國心。

三是關注戰(zhàn)爭進程，提供相關動態(tài)。上海四方輻輳，信息來源廣泛，趙鳳昌利用這個便利條件，廣泛網(wǎng)羅國內外各種消息，向張之洞提供前線的戰(zhàn)況及各方反應。如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他電告張之洞，從怡和洋行的洋人那里聽說清軍已攻克鳳城，旅順可以守住；又引京電說光緒帝主戰(zhàn)堅決，“有甘效社稷之語”。二十五日，則言據(jù)煙臺商號來信，前天鎮(zhèn)遠、濟遠、廣丙等艦護送圖南輪，從天津運兵至牛莊，“卸兵后，回途遇倭艦戰(zhàn)敗”。次日，他說從經(jīng)元善處得知“煙臺洋大人來電，旅順廿二大戰(zhàn)，廿四已失守”。但十一月初一日，他看到津電，糾正云“旅順未盡失”。與此同時，他說還聽到一個密聞，“謂旅順系賣去，船塢、炮臺未毀”。對此，趙鳳昌很吃驚，評論說如果這樣，那李鴻章真是罪惡滔天，表示不敢全信。十二月初，日軍開始向威海衛(wèi)展開進攻。二十日，趙鳳昌向張之洞報告說，剛到上海的商輪路過威海，看見日本艦船在那里游弋，結果被我威海衛(wèi)炮臺打中一炮。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他從西人報紙中看到這樣的報道：“倭攻威海，我陸軍堅守，不得逞。又擬擾煙臺，為各國兵船扯旗阻止，即他去，又有云往山海關”，即電告張之洞。次日，他請人翻譯當天路透社包括威海衛(wèi)戰(zhàn)役在內的中日戰(zhàn)事的電文，呈送張之洞：“上海訪事電云，中國海軍在威海將倭船逐去，倭由寧海陸路進攻亦為所敗。中國議和兩使已到神戶。日本來電云，在滿洲之華軍力戰(zhàn)，倭兵不能進云”。

由上不難看出，趙鳳昌采集信息竭盡所能，不拘一格，既有北京、天津來電，也有洋人電文、報紙，還有商輪所見、商號來信等，可謂渠道多元，中西兼收，官方和民間并蓄。其優(yōu)點是信息量大，內容豐富，缺點則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難免自相矛盾，甚至多有虛詞詭說。以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鴻章赴日本議和為例。二十九日，趙鳳昌致電張之洞：“合肥今早被倭奸槍傷。頃電，彈未取出，甚危”。其實李鴻章是二十八日下午被日本刺客持槍擊中左頰骨的，未到危及生命的程度。三月初一日，他報告說：“聞合肥已故。”初六日，發(fā)電稱“頃聞合肥已與倭議定停戰(zhàn)三禮拜”，則李鴻章并未死。二十一日，“聞和議今日簽字，遼東、牛莊歸倭，償費二百兆，全臺作質云”。次日，更正賠償費，“頃傳單償費系一百兆兩”。實際上《馬關條約》是二十三日簽訂的，比趙鳳昌聽說的晚兩天，內容也不止那些。很快，他得到了一個六款的版本：“聞和款六：一、高麗自主，二、倭所得地均為倭所有，三、遼河以東地割歸倭，四、臺灣亦永遠割歸倭，五、銀一百兆兩（亦恐不確，須憑盛電），六、中倭聯(lián)合以備戰(zhàn)守。又頃聞西人言，合肥簽字后，昨晚自盡云（此不確，廿三方簽字）。”這個和款，張之洞不相信，括號中他所做旁注即為明證。不久，趙鳳昌又提供一個洋人的版本：“今洋電和款無‘倭所得地為倭有’一條，而遼東以鴨綠江、九連城直畫至西在四十度以南歸倭。又開通商口岸五處，京城為一處，又準倭在華設織布廠，此外尚有條款”。洋人版本相對接近真正的《馬關條約》，但仍有較大出入。就此可見，甲午戰(zhàn)爭期間，風傳各種消息，趙鳳昌盡量搜集，原原本本提交給張之洞，供他判斷形勢做出決策之用，雖然其中有不實虛假的內容，但保存了真實的歷史記錄，有助于了解當時的輿情動態(tài)。

受過槍傷后的李鴻章照片

四是出主意，提建議。在為張之洞購買軍械，探聽消息的過程中，趙鳳昌四處聯(lián)系，廣泛接觸，學到很多東西，也看到了一些問題，因此他會主動向張之洞建言，闡明觀點，提出辦法，其中不少為張之洞所接受。如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日，有鑒于道路風傳的前線戰(zhàn)事不可靠，他電致張之洞：“鄙見南洋宜派誠干委員駐煙、駐津、駐北路前敵，或就地派員偵探實在軍情、戰(zhàn)守實績，由電時密稟憲臺。可飭盛道準委員專發(fā)密電與憲處，如發(fā)他處，仍不準用密馬，消息方能秘達”。張之洞采納其議，擬出方案，二十六日即致電山東巡撫李秉衡：“敝處擬派員赴威海坐探，倉卒無人，祈尊處代選一人兼充江南坐探委員，常駐威海，務探確情，隨時發(fā)電。代定薪水，江南匯寄”。三天后，李秉衡回電遵辦：“承諭代委偵探一節(jié)。查山東駐煙偵探委員候選知州謝庭芝人極妥慎，已檄令遇有軍報，另錄一份電呈憲鑒”。后來，謝委員果然不時向張之洞稟報“各路軍情”。十一月初十日，趙鳳昌電告張之洞，長江白茅沙、任家港、滸浦一帶有暗沙，“洋人深以此處不備為失險”，認為可在兩岸筑土炮臺、埋設地雷，“為江防多一阻”。張之洞深以為然，次日即電令負責長江沿岸炮臺建設的沈敦和來南京“面詢籌辦”。十三日，趙鳳昌從經(jīng)元善處獲悉洋人言日軍將在兩三星期內“一面攻吳淞炮臺，一面從川沙進兵攻制造局”，馬上向張之洞報告，并提出兩點建議：第一，“所有已設各處水雷兵輪，看守不可信，須詳查”；第二，“滬口四十里外，須筑高臺，派人日夜瞭探”。張之洞獲報后，十分重視，立即電請江蘇巡撫奎俊“隨地設法擇要阻遏，設伏截擊，或可令彼不能深入”，又命令上海道臺劉麒祥、總兵朱洪章募勇、設地雷，嚴加防范。除上述外，趙鳳昌還建議張之洞架設吳淞炮臺到上海道署、江南制造局的電線，修建專為軍務用的報房，以速賞激勵軍心等，這些有的也為張之洞所迅速采納，并付諸實施。

五是推薦人才。張之洞曾說“凡百政事皆須得人而理”，因此他非常重視人才，所到之處都如曾國藩贊譽的那樣，“宏獎士類，津津樂道”。作為親信幕僚，趙鳳昌當然深知張之洞的喜好和需求，在完成其交辦任務的同時，也為他物色人才。趙鳳昌推薦的第一個人是沈敦和。沈敦和系兩江總督劉坤一下屬，張之洞調署兩江總督后，劉坤一奉召入京主持前敵軍務，他將隨劉坤一北去。趙鳳昌告訴張之洞南洋各口水雷都是沈敦和一手安設，他既經(jīng)手這樣的要事，并聽說為人也好，是“洋務中用心而正派者”，建議“留寧以備用”，得到張之洞的同意。第二人是唐紹儀。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趙鳳昌致電張之洞，先介紹唐紹儀其人，說他“系美國學生，英文語言均好，于洋務明通，氣質亦佳”，曾任駐韓領事，于駐朝鮮大臣袁世凱回天津后，代辦使事。甲午中日戰(zhàn)起，在英國使臣的幫助下回國，對“倭事緣起及我軍在韓情形了然”。接著趙鳳昌評價唐紹儀“實洋務不易得之材”，“現(xiàn)來上海，如憲臺俯加延攬，祈諭示，即囑其詣謁”。最后趙鳳昌解釋他薦人的動機是“為才難，故稟聞，非敢援引，幸垂察”。結果唐紹儀也得到張之洞的任用，為他辦理向洋行借款等事。唐紹儀一直在北洋任職，追隨李鴻章、袁世凱等，只是甲午戰(zhàn)爭期間因憤于北洋的種種失措，才在趙鳳昌的引薦下，為張之洞效力。盡管時間不長，但與趙鳳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所以辛亥南北議和時，作為北方議和代表的他凡事都要先與趙鳳昌商量，推高了其在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趙鳳昌還向張之洞推薦了與唐紹儀一樣是廣東籍的留美學生鄺國光、鄺炳光，說他們二人“在北洋水師多年，志藝均優(yōu)，可勝管帶之任”，現(xiàn)在廣東老家，“粵人均稱其人可勝任”，“祈賜詢訪，果優(yōu)，可令來效力”。

沈敦和（左）、唐紹儀（右）

以上五方面僅是趙鳳昌在甲午戰(zhàn)爭中有所表現(xiàn)的犖犖大者，其他還有統(tǒng)籌正在趕辦的南洋電線、代張之洞租借軍用運輸輪、為湖北織布局招商入股等。由此可見，趙鳳昌雖然不在張之洞幕府中，但張之洞對他仍很信賴，委以重任，而趙鳳昌依然保持張之洞所稱心精力果、通達時務、辦事穩(wěn)細等特點，不僅認真操辦張之洞所交待事務，處處為其著想，謀求利益最大化，而且還能注意考察所在地上海及其周邊的人事和安全狀況，搜集各種情報，從中發(fā)現(xiàn)有用信息，乃至問題和隱患，主動及時請示報告，并提出應對思路和解決辦法，這些大多切實可行，往往當即被張之洞付諸實施。正因為趙鳳昌的意見和看法較受重視，在張之洞面前說得上話，所以一些江蘇官員碰到問題，不敢向張之洞稟告，就請趙鳳昌代為轉達。如楊廷杲趕辦電線面臨人手少、經(jīng)費缺的困難，“不敢徑稟，囑代陳實情”；唐紹儀辦理借款，洋行久延誤事，“不敢徑陳”，也拜托趙鳳昌“稟聞”。趙鳳昌為人熱心仗義，自然樂意幫忙，并且還會很貼心地再為他們美言幾句，令這些官員非常感動，銘記其知遇之恩。同樣，在為張之洞購辦軍械、招商引資過程中，趙鳳昌也與上海洋人及紳商往來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凡此種種都使趙鳳昌在官、紳、商各界都吃得開，兜得轉，成為一個公眾人物。趙鳳昌本來在廣東、湖北當幕僚，影響力也主要在這兩地，但甲午戰(zhàn)爭的這段經(jīng)歷，奠定了他在東南社會的地位，所以凡有大事，總能見到其身影。

新的人生起點

西哲云：當上帝關了這扇門，一定會為你打開另一扇門。趙鳳昌甲午期間的人生遭遇是對這句話的最好詮釋。晚清一則日記說：“由幕而官，起家軍營，人極時道也。”做幕僚、入軍營是當時最為風行的仕宦捷徑，趙鳳昌選擇的是前者，而且進入的是大吏幕府——清末重臣張之洞幕府，還干得相當不錯，他的親朋好友都對他期許很高，認為他“辦事勤能，制行廉潔”，受“上游倚重，指日飛騰”在望，更有甚者說：“閣下以練達之資兼習勤苦，風塵佐吏中百不得一，本朝以縣令起家位至封疆者比比皆是，敢為我哥期之。”然光緒十九年他僅以候補州縣官身份被參革職，勒令回籍，意味著再度出仕希望渺茫，更遑論躋身封疆大吏，他所希冀的“由幕而官”夢想就此破滅。

兩位親朋好友致趙鳳昌函（局部）

這對他的打擊很大，但天無絕人之路，歷史又賦予他一個新的機遇，這就是甲午戰(zhàn)爭的爆發(fā)。這場戰(zhàn)爭對中華民族來說是奇恥大辱，但就趙鳳昌而言，是個新的人生起點。這一年，他因養(yǎng)病來到上海定居。上海自開埠以后，經(jīng)過半個世紀的發(fā)展，已成為一座聞名世界的工商都市。1893年，公共租界舉行紀念上海開埠五十周年慶典，有一幅標語就寫著：“世界何處不知上海？”而英國傳教士慕維廉在紀念會上發(fā)表演講，也得意地指出上海發(fā)生的巨變：“煤氣燈和電燈照耀得通明的房屋和街道，通向四面八方的一條條碧波清澈的水道，根據(jù)最良好的醫(yī)學上意見而采取的環(huán)境衛(wèi)生措施。我們?yōu)榱伺c全世界交往而擁有輪船、電報、電話；還開辦了外國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棉紡織廠、造紙廠、繅絲廠”。可見，趙鳳昌移居時，上海不僅經(jīng)濟發(fā)達，商業(yè)繁榮，而且信息靈通，中外交流方便。恰在此刻，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戰(zhàn)爭需要物資，需要信息，正在積極備戰(zhàn)的張之洞便立即請剛剛離開其幕府的趙鳳昌，利用上海的天時地利繼續(xù)為他做事。于是，趙鳳昌打著張之洞的旗號活動，更容易和匯聚上海的紳商群體及各國洋人打交道。

尤其為時不久，張之洞便調任兩江總督，主持南洋軍務，成為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父母官。上海在江蘇境內，屬張之洞管轄范圍，又離兩江督署南京較近，趙鳳昌不僅與他聯(lián)系頻繁，而且恢復了幕府時期被倚為心腹、要事皆密商的程度，據(jù)鄭孝胥觀察，張之洞“昵之，所言多從”。正因為此，一些江蘇官員依附趙鳳昌，藉此拉幫結派，干預南京官場的人事任命。如沈瑜慶本想以鄭汝骙為籌防局提調，但前提調程某通過關系得到留任，他“度程必緣趙而至者”，因為依附趙鳳昌的沈敦和也不希望鄭汝骙任提調。由此可知，甲午期間，趙鳳昌又成為張之洞身邊的紅人，即使不幫張之洞辦事，也有許多人要巴結，走他的門路請托，更何況他奉張之洞之命辦事。可以想象他在上海每辦一事，必定得到大力支持和熱心幫忙，無往而不利。在此過程中，憑借其非凡的為人處世能力，他與上海的各界精英都有深入而廣泛的交往，積攢了豐厚的人脈，從而成為東南社會的重要人物，凡有大事，他都置身其中。

如果說臺前指點江山、叱詫風云的人生非常精彩，那么幕后出謀劃策、操縱大局未嘗不風光無限。趙鳳昌失之東隅，沒能在臺前表現(xiàn)，卻收之桑榆，在幕后影響政治，人生同樣取得了成功。某種程度上，這種成功更易博得人們的欽佩和尊重，收獲意料之外的溫情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