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雯（章靜繪）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任金雯在其新著《情感時代》中，從情感視角出發，闡釋現代小說在十八世紀興起的過程。在接受《上海書評》專訪時，她談到了為何以理性自我標榜的“啟蒙時代”能夠被定義為“情感時代”，并結合時代背景，對理查遜、伊麗莎白·海伍德、菲爾丁、斯特恩、沃爾普爾、安·拉德克利夫等十八世紀的作家作品做出了精彩分析。

《情感時代》，金雯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440頁，95.00元

在《情感時代》的弁言和第一編中，您著重論述了人類情感被重新發現和定義的歷程，并將我們耳熟能詳的以理性自我標榜的十八世紀這個“啟蒙時代”定義為“情感時代”。這個時代的來臨，與西方現代文學的誕生過程——尤其是媒介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崛起——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聯？

金雯：這首先關乎一個問題：社會何以成立？這是十八世紀的人們不斷思考的一個問題，此時的西方歷史來到了一個關鍵節點。具體而言，如果我們認為政治經濟制度決定了整個社會機體的運行方式，到了十八世紀，隨著宗教和政治權威的松動以及資本主義的興起，人們為什么沒有陷入對利益、權力的無限制的角逐？如果人們完全被工具理性推動，社會就無法成立，而是會像反烏托邦小說刻畫的那樣，進入霍布斯所說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或少數人掌控大部分資源、壓迫絕大部分人的末日情景。但是，這些情況并非常態。這就讓我們必須追問：究竟是什么力量對抗著末日的威脅？對十八世紀的思想家、文學家而言，他們自然也不愿看到這種情景。如何避免這種情景，如何締造一種更為良性的社會秩序，如何使有利于社會建構的理念得到更好的傳播和滲透，就成了關鍵的問題。在這場思考中，情感成為一個核心議題。其實，我們今天的情況也與之相似。現代社會長期處于“道德崩潰”的潛在危機之中，但這種危機始終沒有全然壓倒人類的“良知”，這與情感在社會關系中的角色是密不可分的。情感的力量和人們對情感的想象，為社會秩序的不斷重建提供了支撐。

關于情感的作用這個問題，不同學者會從不同角度切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掀起了一股情感研究的熱潮。例如，英國學者詹姆斯·穆倫就在他的研究之中，對感性（sensibility）如何轉化為正面的社會價值做了追溯。他的研究中有一項創見：情感為什么會成為現代社會自發構建秩序的根基，人們為什么相信功利思維和理性計算不是人際交往的唯一原則，這并不僅僅是由于精英的觀念在推動。從精英角度出發的研究，之前有過不少。例如，波考克在《德行、商業和歷史》中，從觀念史的角度探討了早期資本主義對道德的需求，認為商業社會發展需要與古代德行不同的倫理規則。蘇格蘭啟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就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是人類“同情”的能力使得商業社會能夠自發形成秩序，正是以“同情”為中心的道德情操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抵消了自利傾向的膨脹。然而，社會大眾真的是在知識精英構建的資本主義倫理的感召之下變得富有同情能力和道德品質嗎？這似乎與社會的實際狀況是脫節的。

那么，普通人豐沛的情感世界從何而來呢？出版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當然，出版文化本身也是興起于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印刷資本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它擁有相對獨立的生命和邏輯。這里可以岔開來說一句，情感一直被認為是與理性算計相對立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很早就被發現了。向前追溯，不管是古希臘的史詩還是中國的《詩經》，其實都描寫了樸素、自發的情感會對人的所謂理性選擇產生極大影響，這種對情感的重要性的認識貫穿了人類歷史，例如莎士比亞很早就告訴我們，人的情感是一個謎團，李爾王的女兒就是不愿意說出“我愛你”，這種執拗的情感完全與一個人的生命利益相背離，就是因為人的理性不能抵抗情感的力量。但是，情感如果只是在少數識字者中傳播，這種力量是不會有多強的。恰恰是由于出版文化的不斷深入發展，情感得以借助于戲劇、小說等媒介廣泛傳播，脫離了識字者的小圈子，也不再局限于鄉土和家庭的范圍內。這就帶來兩個后果：一個是人們從媒介中看到的鏡像越來越多，潛在的微妙情感得到全方位激發，另一個就是人們從媒介中增加了很多對生活可能性的想象。因此，人開始成為能夠并且也想要去滿足自身欲望的一種生物。戲劇表演作為一種重要媒介，可以越過閱讀障礙，吸引不識字的觀眾。而出版物也是一種同等重要的媒介。從十五世紀中葉開始，隨著印刷術的推廣和出版物的增多，印刷資本主義為了追逐“流量”，無意間推動了意見的多元化——當時不僅涌現出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各種虛構小故事，還出現了許多關于女性責任、女性生活方式以及女性社會地位等話題的討論。這類內容，只要稍微識字就可以閱讀。我在書中也舉過一個例子，法國的納瓦爾公主借鑒《十日談》的形式創作了《七日談》，通過男女間的故事和對話，讓女性也擁有評判男性、做出道德判斷的權利。這類故事促進了一個重大文化變遷，使得“羅曼司”（Romance）這個概念得到了擴充，不再僅僅指涉英雄史詩、騎士傳奇，而是同時也包括浪漫化的言情故事。這樣一來，羅曼司這個本來屬于高雅文化的概念，就涵蓋了更為日常、更加貼近大眾的情感內容。就像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中所展示的：象征著現代讀者的堂吉訶德愛讀的騎士傳奇雖然在現實中逐漸淪為笑柄，但理想主義的騎士精神依舊具備強大的情感號召力。塞萬提斯一方面批判、諷刺騎士傳奇，另一方面也肯定了理想主義的情感感召力。而這種感召情感的能力也成了文學產業發展的基石。在媒介文化發展的大背景下，情感逐漸成為一個顯性的議題和一股巨大的力量，人們可以不斷地通過閱讀小說、欣賞戲劇來反思和挖掘自己的情感，不斷操演“同情”。當然，這種轉變也得益于資本主義在歐洲不同地區的發展所導致的政治制度的松動。英國在內戰之后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混合政體，在法國和德語地區君主制則沒有受到明顯的限制，而是呈現出君主與宗教權威、反君主與反宗教權威兩股勢力之間的激烈對抗。然而，無論在哪里，都出現了對傳統政治權威的抵抗。在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之下，加上媒介文化起到的關鍵作用，使人們開始關注如何順應自身的欲望生活。

我在緒論開篇引用的《魯濱遜漂流記》，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魯濱遜的探險動機并不是為了追求財富積累或提升地位，而是一種內在的不安分。在笛福撰寫《魯濱遜漂流記》的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早期，已經開始流行各種探險小說，這種荒島冒險的敘事并非笛福獨創，笛福本人也受到這些文化潮流的影響，他筆下的魯濱遜之所以選擇遠航冒險，并不是因為理性算計，而是出于難以清晰描述的內在的不安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十七、十八世紀的人們的生活原動力發生了根本改變——他們從自身的欲望和情感出發來規劃自己的生活。恰恰是在這種情感成為生活原動力的語境之下，知識精英們才意識到，人們的行為深受情感驅動，進而開始思考如何在社會契約中賦予每個人更多的權利，以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像洛克、霍布斯這些人不僅是政治理論家，同時也是自然法理論家，他們注重從人性的角度來推演天然的道德原則。他們對政治制度的構想，建立在對人性和普遍道德準則的理解之上。這樣一來，哲學家的首要任務就成了深入理解人性。只有這樣，才能弄清人最基本的欲望和需求，進而設計出能夠滿足這些需求、促進人們相互的情感聯結的社會制度。那么，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對這些知識精英而言，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一是自我保全的需求，二是與他人建立聯系的需求。十七、十八世紀自然法理論和政治哲學反復訴說著這兩種需求之間達成平衡的可能和路徑。

簡單總結一下：在資本主義和早期媒介文化發展的背景下，情感的力量開始顯現，使得知識精英更加嚴肅地思考人性是什么，以及在此基礎上，社會制度應該怎樣建立。與此同時，作家也通過寫作和出版實踐，感受到了印刷文化為自己帶來的經濟自由和社會影響力。他們不斷通過寫作去回應知識精英對人性的思考，基于日常生活中對人性的觀察提出洞見。十八世紀的小說中常常帶有一種對人性幽微的認識，關于與他人建立聯系的需求和自我保全的需求之間能否達成一致，文學家是更加猶疑的，他們在生活中看到的、在作品中描寫的，往往是這兩者發生沖突之后的悲劇。所以，他們也會更多地發現，情感的力量不僅是維護社會秩序的積極因素，還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破壞社會秩序。因此，文學家一方面通過創作成為廣受歡迎的名人，積累了大量的文化資本，另一方面也在作品中深刻剖析其對情感、道德和人性的認識，對知識精英的思想提出修正和補充。

您之前在接受訪談時提到，“到了17和18世紀，歐洲人對情感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相信自然情感是可以為理性和道德建設服務的，而圖書市場的擴大也為情感的構建、放大和傳播提供了便利”。劉意青教授在《情感時代》序言中也提到，“18世紀是英國走向市場經濟形成，資本主義大步發展……的時代”。那么，這種時代背景究竟怎樣“為情感的構建、放大和傳播提供了便利”，能請您展開談談嗎？

金雯：在談及資本主義與圖書市場的關系之前，不妨先來討論一下消費文化這個問題。就以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為例，書中的女主角艾瑪·包法利將自己對某種靈性生活的追求與消費文化綁定，這也正是她悲劇的根源。類似的情節在當代也有真實的映射，許多人同樣因為消費而產生“賦能”的錯覺，而這種現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十八世紀的歐洲通過與東方的貿易大量引入瓷器、茶葉、漆器、土耳其掛毯等奢侈品，逐步形成了一個奢侈品市場。為了擴大銷量，商人開始積極培育消費者，就像今天的消費市場一樣，當時的消費市場主要面向女性，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她們在家庭生活中負責管理家政，有更多的時間和權力來購買商品。女性與商品之間的緊密聯系，使得早期的奢侈品廣告文案往往帶有強烈的煽動性，目的在于激發女性的消費欲望。自十七世紀末起，西方的生理學研究逐漸進入“神經學”階段，認為人的觀念和情感都是由神經活動引起的，例如，人看到某種物品后，神經會產生特定變化，進而引發特定的主觀感受。而這種理論就導致了一種帶有性別偏見的結論，認為女性的神經更為敏感，更容易被煽動性的文字所影響。女性的善感性顯然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女性社會生活受限，精力大多被導向消費，更容易受到廣告中的煽動性文字的影響，這樣商家也會盡量去迎合女性的情感，就此形成一個閉環，使得女性與消費有關的欲望不斷被強化，讓她們特別容易成為消費文化的受害者。今天有很多人感到很困惑，為什么資本主義想要“割韭菜”，總是先針對女性消費者呢？原因就在這里。

那么，為什么要說到消費文化呢？有一種觀點認為，十七、十八世紀以來所誕生的“現代小說”，與《堂吉訶德》這種“早期現代小說”存在一個很大的不同：現代小說尤其關注女性讀者的閱讀需求。像塞繆爾·理查遜這樣的男性作家，以及與理查遜同時代的女性作家，作品都以女性為核心讀者。這種面向女性的創作傾向，與當時的消費文化是相關的，但其中也有一個雙重性的悖論。一方面，男性作家希望借助情感話題吸引女性，將小說推向女性讀者市場。比如，理查遜在創作中經常與一些貴族和中產階級的女性朋友通信，甚至將部分手稿寄給她們，希望獲得反饋，以便調整情節。這種方式不僅是為了迎合女性讀者，也是為了培養和擴大讀者群體，使女性成為小說的忠實消費群體。另一方面，男性作家在創作時也抱有明顯的教化意圖，試圖通過小說影響女性的道德觀和行為。理查遜的小說《克拉麗莎》以悲劇收尾，女主角克拉麗莎在長期的痛苦和憂郁中憔悴而死。許多女性讀者對此結局不滿，認為理查遜應該給她一個圓滿的救贖，但理查遜堅持認為，只有通過死亡結局，才能展現道德的力量。另外，理查遜在書信中對具備獨立見解和文化素養的“藍襪子”類型的女性作家也表現出批評態度，認為她們的言行有悖于傳統婦德。

理查遜一方面在作品中塑造了具備道德判斷的主體性的獨立女性，她們能在當時流行的誘騙文化之下，理智地判斷男性的道德品質，并據此決定是否進入情感關系，另一方面，又在作品中試圖教化女性讀者不要輕信男性，不要貿然進入秘密婚姻。在十八世紀的英國盛行秘密婚姻的現象，只要有牧師見證，甚至無需父母同意即可成婚。而理查遜就警示女性應對男性保持謹慎態度，避免陷入不現實的幻想。在消費文化提升女性地位的背景之下，理查遜這樣的男性作家，也就具備了創作態度的雙重性：既希望通過小說去討好女性讀者，又試圖基于道德規范去規訓女性讀者。所以，學者南希·阿姆斯特朗指出，女性在新興的公共領域中成為道德的載體。這個公共領域需要培養道德自律的個體，自律既要求個人的自我保全，也要兼顧他人利益。而在這一過程中，男性通過自律來彰顯主體性，女性則更多地成為道德規訓的對象，因而成為公共領域的受害者。正如哈貝馬斯所描述的，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新興公共領域在人們中間推廣了一種道德實踐的信念，要求人們控制自己的需求，并從他人角度反思情感的合理性。亞當·斯密的“中立旁觀者”理論也指出這種自我反思的情感調節機制的重要性，強調想象一個中立的旁觀者來反思自己的情感，以此來抑制過度自戀。而在這種公共-私人領域二分的框架中，男性被視為公共領域的道德主體，女性則被規訓成客體，成為家庭這種私人領域的代表，所扮演的角色局限于維護家庭的日常生活。這也標志著公共與私人領域的性別身份和職能的分化。值得一提的是，十八世紀的這種分化不僅反映在性別上，也體現在種族和階級關系中。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黑人逐漸被視為“他者”，而城市中的貧困群體逐漸成為未來工人階級的雛形。正如E. P. 湯普森所說，這是一個“沒有階級的階級時代”，社會中尚未形成明確的階級意識，但貧富差距和階層分化的基礎已經逐漸顯現。城市中的貧民雖然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人階級，但他們的聚居現象和生活條件為未來的階級社會打下了基礎。

那么，以女性讀者為主的出版現象，是怎樣構建情感文化的呢？前面已經以《克拉麗莎》為例，提到了小說在十八世紀既迎合女性讀者對情感的需求，又承擔起道德教化的功能，強化了兩性關系的規范性。與此同時，女性作家大量參與寫作和出版，對男性和女性應該如何交往、何謂愛情等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這是當時小說的一個重要貢獻。英國歷史學家勞倫·斯通在《英國的家庭、性與婚姻1500-1800》一書中提出了“情感個人主義”概念，認為個人主義不僅在經濟上體現，也延伸到情感領域。盡管斯通的研究沒有重點探討小說的影響，但他指出的某一點很重要：家庭成員通過共同閱讀小說，可以在私人領域中實現情感的流動。這種情感個人主義讓人們逐漸認為，婚姻應由個人情感主宰，而不是由父權控制。這種婚姻觀念的轉變，隱含著對傳統政治權威的反叛之意。在小說的流通中，這種情感一方面塑造了女性的道德身份，將她們置于家庭等私人領域，另一方面又使這些私人情感在社會和政治領域產生了回響。女兒對父權的反抗，實際上暗喻了對君主權威的反抗，因此私人領域的情感和公共領域的權威關系相互影響。小說成為連接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紐帶，使得私人領域并非完全被統治，而是帶有潛在的對公共權威的影響力。小說的這種雙重性——保守性與激進性，尤為女作家所敏銳捕捉。十八世紀晚期，女作家們將感傷小說與哥特小說融合，描寫女性在情感追尋中的磨難與抗爭，甚至跨越階層尋找愛情。這類作品不僅限于言情主題，還涉及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批判，將女性情感追求與對英國政治制度的反思聯系起來，甚至涉及英國與法國對革命不同態度的討論。通過這種方式，女性作家打破了公共與私人領域的界限，為女性賦予更多的社會能量。這種以愛情為題材的小說創作，不僅表達了個人的情感訴求，更成為女性干預公共生活、反思社會秩序的方式。

您在第五章對書信體小說《克拉麗莎》的分析中，指出作家深刻地洞察到了女性用第一人稱寫作時所面對的私人性與公共性之間存在的悖論：通過寫作來建構“私人”勢必需要公眾，而作為媒介的公眾又會時刻打破“私人”的邊界。您進一步提到，“十八世紀的復雜性不是根據身份來劃分的，……從更廣泛的范圍來看，女性作家采取的文化策略并不獨特，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男性作家也很善于用文字編織面具來爭取內心自由，協調外界與內在的沖突”，并引用學者諾瓦克（Maximillian E. Novak）的說法——十八世紀是一個“假面年代”（the age of disguise)！我們該怎么理解假面年代這個概念？作家又如何應對這種悖論呢？

金雯：“假面時代”探討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欺騙這一問題，這也是一個歷史悠久的主題。歐洲文學史上，中世紀晚期的作家如薄伽丘和喬叟，常常通過諷刺那些道貌岸然的宗教人士來揭露偽善，如兜售贖罪券的赦罪僧。到十八世紀，假面文化的問題變得復雜。假面的存在意味著人們開始意識到真相的重要性，即真與假的區分在這一時期變得明確。雖然欺騙的概念早已存在，但真相的概念卻是在十七、十八世紀才被深刻地思考。這一觀念的形成與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關系密切相關。當時小說作為教化工具在傳播中承擔了立法和道德教育的職能，而教化本身也表明了公共行為和個人情感的聯系。這意味著公共領域逐漸承擔起改造私人領域、重塑人們情感世界的職責。印刷資本主義帶來的小說流通，正是通過公共話語的傳播來影響人們的情感世界和私人生活。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分化指的是它們在職能上的分工，而非徹底割裂。公共作家們試圖影響人們的私人情感，這一努力孕育了一種“內心”觀念——即個人的真實內心和情感，成了所謂“真實自我”。隨著情感逐漸成為所有人行為的核心動力，人們對真實自我的關注也愈加強烈。人們開始認為情感需要被納入公共話語進行規訓和引導，從而使情感超越私人體驗，成為社會構成的條件。因此，情感被賦予了兩項重要的公共功能：道德判斷和審美判斷。人們開始相信，真實的情感是人們做出道德判斷和審美判斷的依據，而所謂真實情感不僅可以被研究和剖析，也能夠被人為控制。因此，真實的“內心”成為十八世紀最引人入勝的風景。

名人日記與書信的出版風潮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興起的，名人們通過公開私人記錄向公眾展示自己的“真實情感”，借此表達符合社會期待的道德形象。亞歷山大·蒲柏的書信出版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作為知名詩人，蒲柏在當時并不完全認可自我暴露的潮流，認為書信是個人隱私，公開出版有違風范。然而，當他看到許多二三流作家紛紛出版書信，獲得了聲望和收益時，內心也感到動搖，于是設計了一個“曲線”出版計劃。蒲柏首先暗中“引誘”他不喜歡的出版商擅自出版了自己未經授權的書信集，隨后便以“保護個人聲譽”的名義推出了經自己授權的正式版本，以此即維護了體面，又達到了展示真實自我的效果。在書信集中，蒲柏展現了自己真誠、溫柔而細膩的情感世界，符合當時所崇尚的情感文化。他的這些書信不僅向讀者展示了其思想的深度，也符合社會對“真實自我”的期待，使他得以通過印刷文化進入公共領域。展示個人情感的同時，具備道德自律和公共示范的性質，是假面文化和真誠出版文化相伴而生的產物。鮑斯威爾的日記出版也具有類似的特點。作為約翰遜博士的隨從，鮑斯威爾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自己在倫敦的經歷，甚至將自己的一些“艷遇”情節包裝成情感遭遇，展示出自己對情感的敏銳感知與人性反思的能力。與蒲柏類似，鮑斯威爾通過這種方式既向公眾呈現了“真實的情感世界”，又塑造了符合當時道德規范的自我形象。這種崇尚“真實自我”的文化在盧梭的《懺悔錄》中達到頂峰，他在書中明確表示要向讀者展示自己的真實情感，將自己暴露在公眾面前，成為“真誠出版文化”的標志性人物。

假面文化的悖論在這里清晰可見：人們一方面追求自我展示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在展示中進行自我修飾，使這種“真實”符合道德與社會標準。展示自我的熱潮與假面文化相輔相成，使得個人在暴露自我的同時掩蓋了真實的某些部分，從而在公眾面前戴上了符合期待的“面具”。

在這一文化框架下，女性作家將假面與真誠的矛盾轉化為獨特的寫作策略。伊麗莎白·海伍德便是其中的代表，她一生創作了大量前衛作品，涉及情感、性別等主題，既滿足了公眾對女性欲望的窺探欲，又通過符合道德標準的寫作策略，避免了社會譴責。在海伍德的小說中，女性角色往往以喬裝打扮的方式接近愛人，隱晦地表達對愛情和欲望的追求。為了迎合道德觀念，她在故事結尾安排女性因墮落被送入修道院接受教化。而她的這種寫作策略折射出男性作家對女性的雙重要求：既希望女性具備情感自我，又希望她們受到規訓。海伍德將這種矛盾巧妙轉化為寫作策略，在滿足讀者需求的同時，也避免了輿論壓力，使自己在文學領域獲得了生存與發展的空間。這種策略既是對男性作家情感規訓的回應，也是在假面文化中創造個人表達空間的智慧選擇。

關于《項狄傳》這部奇書，您談到它對憂郁的描寫和剖析，奇特的是，作者斯特恩完全沒有提到伯頓《憂郁的解剖》這部名作，而他卻又對此書進行了創造性的使用。對此我們該怎樣理解？

金雯：斯特恩關于“憂郁”的理解不僅限于神經敏銳導致的過度刺激和失調，他更敏銳地認識到，憂郁還具有認知上的癥狀，表現為對觀念的混亂搭配。《項狄傳》中的叔叔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因在九年戰爭中受傷，回家后反復模擬軍事演練，意圖克服當年戰場上的挫敗感。這種執念實際上是一種憂郁的認知癥狀：他被自己當時認知的局限所擊敗，因而通過不斷積累知識來彌補自我無力感。因此，憂郁不僅有認知的起源，也有認知上的應對方式。

不同于傳統小說，斯特恩在《項狄傳》中不僅塑造情節，還通過敘述者項狄的評論引入大量百科知識。項狄在講述時經常引用或改寫他人觀點，例如拉布雷和塞萬提斯等文學家的思想資源，但他并未明確引用醫學或百科全書內容。這在當時很常見，不構成直接的抄襲。

在我看來，十八世紀讀者和十九世紀初批評者的指控，其實源于嫉妒，因為《項狄傳》的風格獨特、難以歸類，它既不同于精英學者的博學對談，又不同于拉布雷的小人物狂歡敘事，而是兩者的復雜結合。這部作品雖然形式新穎，竟然成為當時最暢銷的小說之一，以九卷形式分五次出版，每次發行量高達數千冊，打破了讀者對“小眾文學”的預期。它的獨特風格不僅吸引了知識分子，也受到了普通讀者的喜愛。作品中既有桃色笑話和日常生活的詼諧描寫，又不乏對社會的細膩觀察和批判，這種獨特的吸引力讓一些人對斯特恩的天才感到難以置信，認為他“必定抄襲”他人。舉個例子，有一位讀者曾在書店翻閱一本小說，因為風格與《項狄傳》略微相似，便懷疑斯特恩受其影響。這就像后人指責斯特恩挪用了伯頓的《憂郁的剖析》一樣。然而，盡管斯特恩可能借用了伯頓的部分句子，但在《項狄傳》的語境中，這些借用的句子被賦予了新的含義。這種指控反映了大眾對斯特恩的復雜心理：他們對這位天才作家的能力表示懷疑，因為他的創作方式和其他作家截然不同。事實上，斯特恩的成功體現了當時“名人文化”的特質，他不僅是作家，更是一個社交名人。他會在公園里與友人散步，征集他下一本書的捐助者，并且通過這種模式出版書籍。他也是當時被畫家畫得最多的作家之一，而這些畫作會被復制并出售，成為流行的商品。斯特恩的作品不僅是文學創作，還是名人文化的一部分。這種名人的獨特魅力，就是美國學者周思睿在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it”，是一種說不清的品質。這種“it”，是斯特恩成為名人的關鍵。這種魅力不僅來自他作品的內容，還源于他“真實的自我”在作品中的流露，這種流露，能讓讀者感到一種不可言喻的情感連結，這也是小說得以流通的情感機制。

您在第六章對菲爾丁的兩種同情的分析非常精彩，而我注意到一處細節，您提到菲爾丁“在小說中的質疑地位較高的人與十八世紀對于道德與外貌的關聯的爭論有一定的共振”，“學者凱勒赫的研究表明，十八世紀人相學繁盛，且滲入了道德哲學家的話語”，而菲爾丁敏銳地挑戰了這種時代風氣，體現了當時的文化氛圍的多元性。能否請您展開談談，菲爾丁為什么能夠敏銳地挑戰這種時代風氣？

金雯：菲爾丁的小說創作深刻揭示了“假面文化”現象。他的作品除了最后一部《阿米麗亞》之外，大多屬于散文化的喜劇史詩，以一種宏大的敘事架構展示人性，并在敘事過程中揭示人物的虛偽和假面。他以諷刺喜劇的手法，通過巧合或人物的敏銳判斷力來揭露虛偽角色的真相，使這些角色的“假面”在故事中剝落。菲爾丁作品的核心在于敘事者的全局掌控力和穿透力，使得敘述能夠精準揭露人物內在的真實動機，而他的寫作生涯始終圍繞“假面”的主題展開。他的早期劇作《帶著幾層面具的愛》探討了貴族男女之間的誤會，以及誤會的解除過程，即使沒有實際佩戴面具，人物之間也充滿了假象。這意味著，在一個強調展示真實自我的社會中，假面也不可避免地出現。當人們展示自我時，往往戴著面具，因此辨識他人的能力變得尤為重要。辨識不僅適用于私人領域，比如女性在挑選伴侶時，需要在有限的選擇范圍內、在父親的認可或權威之下，判斷是否接受某位男性；還適用于公共生活，比如當時一些臭名昭著的罪犯之所以能夠長期行騙，依靠的正是“假面”的偽裝。菲爾丁在他的作品中揭露了大量所謂的“體面”人物——法官、律師和上層貴族——如何通過虛與委蛇的手段，或是誘騙底層女性，或是構建社會資本網絡。作為倫敦威斯敏斯特地區的治安官，菲爾丁在長期的法律工作中深刻體會到這些“體面”人物是戴著假面的，這也讓他對社會道德制度十分關注。

那么，再往下，就牽扯到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也是十八世紀觀念史上非常重要的問題：既然情感是道德判斷和審美判斷的基礎，那么辨識人所必須要做出的判斷，其實仍然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在《湯姆·瓊斯》等喜劇性作品中，菲爾丁認為，判斷他人內在的真實性需要一種“純真的情感”。他強調，一個純真的人才能真正看清他人的本性。這個觀點與蘇格蘭啟蒙學派的思想家是相通的，他們認為人的天然情感是道德和審美判斷的基礎，這種天然的判斷力可以幫助人們分辨善惡、美丑，從而維持社會道德秩序。然而，菲爾丁對這種理論也提出了批判，他認為，這種情感判斷很容易受到外貌和禮儀的誤導。在他看來，體面、優雅的外表往往掩蓋了人物的真正本性，而“道貌岸然”的偽裝也很可能蒙蔽他人的判斷力。他著力于在作品中打破外貌與內心道德的直接關聯，主張通過全面考察來揭露人物真實的道德面貌。菲爾丁的反思在十八世紀晚期逐漸發展成一種闡釋學思想。早期的人相學和表情理論是對人物外貌的直接判斷，但到浪漫主義時期，德國思想家如施萊爾馬赫等人提出了現代闡釋學的基礎，即通過人物文字、書信等更深層次的表現來理解其真實自我。闡釋學提出，通過文字的修飾能更好地揭露人物內心的矛盾，而非僅靠外表的判斷。

菲爾丁后期作品愈加嚴峻和冷酷，顯示出他對社會復雜性的認識，他逐漸意識到，隨著社會變得險惡，僅憑純真的情感判斷已不足以應對現實，因此，他的作品逐步轉向悲劇性的敘事，這種轉變也預示了十八世紀晚期文學的變化。隨著感傷小說的出現，小說中的情感開始被描繪得更為陰暗，人性的復雜性和不可預知性愈發受到重視。像斯特恩這樣的作家，就深入刻畫了人物內心的情感沖突和曲折。而在哥特小說中，這種變化得到了進一步強化。晚期哥特小說作家不再試圖通過故事進行道德教化，而是著重展示情感的負面力量和人性的黑暗面，純真人物往往在邪惡勢力面前脆弱不堪。早期小說的教化功能在此已被拋棄，變成了對人類內在黑暗的探索。

您對哥特小說的論述是我個人最感興趣的部分。尤其是您著重論述了女性作家參與這類小說創作的過程。這個過程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金雯：哥特小說的興起是十八世紀英國古史研究熱潮的一種文化產物。當時的英國、德意志和法國等地都在為歐洲文化尋找新的精神根源。自文藝復興以來，古希臘和古羅馬被視為西方文明的源頭，但到了十八世紀，歐洲社會逐漸推翻了天主教會和拉丁語的統治，開始擺脫古典文化的單一影響。由于古希臘和羅馬文化與拉丁語言密不可分，歐洲人尋求一種新的民族認同，將目光轉向了中世紀。

在這股古史熱潮中，哥特人成為歐洲人想象中“原初文化”的代表。哥特人作為毀滅羅馬帝國的北方蠻族，他們被認為是歐洲俗語文化的開端，象征著一種未被“羅馬化”的文化根基。英國人甚至將他們的議會民主制度溯源到哥特人所建立的小型共和國，認為英國政治體系的精神并非來自羅馬，而是源于這種古老的“哥特自由”。于是，哥特歷史在當時成為“想象的共同體”——一種用來重塑民族身份、建構國家文化的新傳統。與后來的德國人將雅利安人視為德意志文明源頭的做法相似，十八世紀的英國人通過復興哥特歷史來重新定義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764年，霍拉斯·沃爾普爾偶然地匿名出版了《奧特朗托城堡》，出人意料地大受歡迎，掀起了哥特小說的開端。最初沃爾普爾并未署名，因為他不確定這種古怪、陰森的中世紀故事是否能得到大眾接受。隨著小說迅速走紅，他才在第二版中署上自己的名字。沃爾普爾將故事背景設定在中世紀的奧特朗托城堡，圍繞曼弗雷德親王家族因先人罪行而遭受的詛咒展開。這種題材融合了神秘的中世紀氛圍、道德懲罰的主題以及對惡的揭露，正好迎合了當時讀者對恐怖情感和未知力量的渴望。

沃爾普爾的小說之所以成功，包含了諸多復雜的時代背景因素。當時新興的衛理公會派強調道德自律和信仰復興，在社會上掀起了新教派的崛起浪潮，影響了人們對善惡和罪罰的看法。沃爾普爾將這種宗教情緒融入故事中，用詛咒和道德審判反映了對人性黑暗面的揭露。此外，在快速發展的商品經濟和金融資本的影響下，英國社會充滿了對金錢崇拜的焦慮，沃爾普爾個人也對金融資本和當時首相威廉·皮特的政策心懷不滿，他的小說中透露出對金融資本的批評。曼弗雷德家族的命運不僅是個人道德的懲罰，某種程度上也象征著沃爾普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警惕。

此外，沃爾普爾的小說中還包含了對自己性別身份的暗示。有許多男性密友的沃爾普爾被當時的人稱為“第三性”，在今天看來可能含有同性戀傾向。在《奧特朗托城堡》中，他暗中批判了異性戀意識形態的精神操控，通過描寫詭異壓抑的建筑空間等手法表達了對傳統異性關系的不滿。他利用哥特風格不僅反映了個人困惑和壓抑，還借此表達了對當時社會道德標準的質疑。

《奧特朗托城堡》的成功證明了哥特小說的恐怖主題在公眾中引起了共鳴。盡管隨后在英國，哥特小說一度陷入冷卻期，但它很快在德語世界產生了影響。德語作家結合天主教中的鬼魂傳統，將哥特小說發展為更具宗教意味的“戰栗小說”。這些小說后來被翻譯回英國，進一步推動了哥特小說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之后的復興。跨文化的流通使哥特小說不斷在不同地區演變和發展，不斷衍生新的文類。

十八世紀末，英國密涅瓦出版社率先發現了哥特小說的市場潛力。法國大革命和英國社會自身各種危機帶來的社會動蕩與恐懼情緒成為哥特小說的重要靈感，出版商發現，公眾樂于在閱讀中體驗驚恐，開始大量推廣以中世紀為背景、充滿超自然和暴力元素的故事，并招募許多女性作家參與創作。出版商的商業眼光使得哥特小說在英國迅速擴展，并成為一種廣受歡迎的流行文類。

安·拉德克利夫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女作家，她不僅延續了哥特小說的傳統，還對其進行了獨特的改造，使之更具女性視角和情感教育的功能。她的作品更加寫實，背景不再局限于中世紀，而是延伸至同時代的英國社會，探討了社會壓迫與女性困境。安·拉德克利夫塑造了聰明、堅強的女性角色，她們不僅能夠化解危機，還能在充滿壓迫的環境中找到愛情與自我價值。她的小說在恐怖氛圍中注入了抵抗黑暗的力量，使得哥特小說更富有人性關懷。這種創作模式也反映出女性作家在修補社會危機——在現代語境中就是情感危機——方面的努力。她們指出，女性不僅需要獨立，也需要與智識緊密融合的情感世界，純真的情感需要與敏銳的洞察力結合，才能幫助女性在男性主導的復雜社會環境中保護自己。女性作家通過哥特小說表現了有關在復雜情境下如何完善自身情感世界的深層理解，這個關注焦點不同于男性作家，體現了女性獨特的生存環境和身份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