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中火

上世紀90年代，給我記憶最多的是坐火車，車輪的鏗鏘聲伴隨著那些年少歲月流逝不返。因為旅行，因為求學，因為工作，離家遠行，東奔西走，南來北往。那時的人們也是以火車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因為方便，因為快捷，因為安全，因為火車票價沒有飛機那么昂貴，是物質條件尚不那么優越的人們出遠門最適當的選擇。

我和那個年代的人們一樣喜歡坐火車?；疖囎屓烁械桨踩?，穩定。飛機飛在天上，輪船航行在大海，周圍空空蕩蕩，無邊無際，觸不到實體。而火車行駛在大地上，讓地母厚重的懷抱托著舉著，無論穿山越嶺，還是一馬平川，都有堅實的依靠?；疖嚱涍^之處，皆是人煙稠密的城市和鄉村，一個個燈火不息的車站連著，路上無窮的信號燈，電線桿，標志牌，經常的會車，讓車，上客，下客，車廂里也總是擁擠嘈雜，充滿人間煙火，永遠不會讓你感到孤獨寂寞。不過，在那個年代，坐火車的旅行是艱苦的，尤其長途旅行，一點兒也不舒服。在那么狹小的空間里呆上一天一夜，兩天兩夜，吃喝拉撒睡全得在簡陋和局促中解決，旅途生活的單調無聊，挖空心思找一點消遣來打發時間，怎么會舒服呢？

更早的火車我沒有坐過，我最早一次坐火車是80年代，小學四年級的寒假，跟家人從貴陽到上海探親。那時是內燃機車，經過湖南有一段路用的還是蒸汽機車，我也算見識了這正宗“火”車頭的老祖宗最后的風采：煙塵滾滾，水蒸氣混合著煤粉鋪天蓋地，遮蔽了全車。不能開窗，開窗就要吃煤灰。車廂的擁擠，座椅的破舊，飲食的不便，空氣的污濁，廁所的骯臟，都不必說了。更揪心的是慢。慢到什么程度？山區坡度大，上坡時讓人感覺可以跳下車摘個西瓜再上來。不停的臨時停車，晚點是家常便飯。我那次去上海，足足晚點了10個小時，鐵老大給了初次出門的我一個狠狠的下馬威。

我第二次坐火車已是1992年，我去南京上大學，那時貴陽到南京沒有直通的火車，須到上海轉車。走的還是80年代的路線，途經貴州、湖南、江西、浙江，從西南邊陲來到東海之濱，橫穿了大半個中國。從山區，到丘陵，再到廣袤的平原；過大江，過大河，從許多歷史名城經過。我在這條繁忙的鐵路上來往了四年，每個站名爛熟于心。旅途中見識了許多有趣的人，經歷了許多有趣的事。那些相逢的緣分，惜別的感情，難以一言說盡。

進入90年代，火車的速度快了。噴射煤煙的蒸汽機車永遠不見了，內燃機車也在九十年代中期逐漸的淘汰，為電力機車取代，嗖嗖掠過的一根根電線桿成了車窗外面固定的風景。鐵路大規模改造，提速，修建復線，單行改了雙行，會車讓車少了，臨時停車少了，火車快了，越來越快了，讓旅客可以多享受旅行的樂趣，少受誤點的煩惱。不過，坐火車還是苦旅。車廂還是擠，座椅還是舊，飲食還是壞，廁所還是臟。尤其是春運時，嚴重超員的火車車廂，硬座車廂，那簡直是夢魘。擠到什么程度？擠到上天入地的程度：經常是座椅底下睡著個人，行李架上也睡著個人，人們充分利用了車廂的空間，把這張火車票的價值盡量發揮。更有隨遇而安的旅客在廁所里搭窩，入廁之前要先請他挪一挪尊駕。不怕臭嗎？反正那時車廂的味道也比廁所好不了許多。為了不上廁所，兩天兩夜可以不吃不喝。

坐過春運的火車，你才知道人對艱苦生活的忍耐力，和擠火車的本領。那時火車到站不能開窗，一開窗，站臺上便會伸進來一根扁擔，然后順著這根藤兒好像摘西瓜似的一溜爬上來幾個到十幾個身強力壯的老鄉，把原本塞得滿滿的車廂塞得更滿。當鐵道游擊隊的不止是農民兄弟。有一回開車鈴響，火車已在滑動，窗邊的旅客以為天下大吉，想透透氣。結果剛打開窗，一個黑色皮包便像手榴彈一樣“嗖”地飛進，把茶幾上旅客剛吃一半的盒飯砸翻在地。還沒等人們反應過來，一個頭戴皮帽身穿皮衣生意人模樣的旅客已經敏捷地鉆進了車窗，踩著他用皮包炸彈開辟的道路跳到地板上，對朝他怒目而視的旅客道聲“包涵”，從從容容地賠了盒飯錢，自己找位置去了。這位旅客到站太晚，車門已關，見開著一扇車窗，便果斷地扒窗。想想他為了不誤車冒著生命危險，別人也不好生氣了。春運坐火車的旅客有學生，有民工，有做生意的，有出差的，有工作在外地回家探親的，各各歸心似箭，行事魯莽，不顧后果也是難免的。

我自己就有一次終生難忘的經歷。那是1993年放寒假，我第一次從南京回貴陽，不知春運的厲害沒有跟老鄉結伴，逞能一個人走，險些滯留在他鄉。那時大學生回家都是在學校訂的半價火車票，鐵路局優先照顧學生，不愁沒票，至多沒有座位，車上擠一點，年紀輕忍忍就過去了。而我的車票要在上海轉簽，比別的同學多了一道手續和風險。那天在上海我第一次見識春運的場面：火車站人山人海，簽票口排長龍，幾天內去貴陽的票都完了，連站票都沒有。怎么辦呢？我仔細研究列車時刻表，找到了一個辦法：我簽不到去貴陽的票，但是簽得到去株洲的票，株洲是湖南的樞紐站，東西和南北鐵路交匯點，我可以先坐到株洲，再從株洲站坐北京南下的火車回貴陽，兩趟車一前一后，相差五個多小時。這個辦法很冒險，萬一在株洲坐不上北京車，前不挨村，后不挨店，就麻煩了，但當時除此別無他法。不管怎么樣，先到湖南也是好的，好歹離家只剩下一半的路程，到那里再想辦法，總比在上海干等強。

我的行李除了一個旅行包，還有四只板鴨，是我南京的親戚送給我帶回家的禮物，塑料布裹著捆成一捆，仍掩蓋不住熏人的氣味。說實話，我那副樣子不太像個學生而像個民工，獨自一人上路，真有幾分凄惶。硬座車廂里擠死人，怕上廁所，一天一夜的旅途水米不進，真夠熬的。第二天晚上，株洲到了。我本應該下車，突然心里升起一個念頭：想多坐一站，坐到終點站長沙下車，在長沙坐北京回貴陽的火車。我早就把時刻表背熟，北京車正點到長沙比這趟車晚一個鐘頭，剛好趕得上。這樣就不必冒著寒風在車站上多等好幾個小時了。

正是這個臨時的決定改變了我的命運。貴陽到上海是不過長沙的，在株洲就往東了。第一次來到湖南省的省會，我本該吟誦一首毛主席的“沁園春·長沙”紀念和這名城的初次相逢，卻是沒有那份閑情逸志了。深夜十點，站在黑暗的站臺上，背著旅行包，提著四只板鴨，在寒風中等待北京來的火車。疲倦，饑餓，寒冷，孤獨都在其次，擠不擠得上一個小時后開來的火車才是最焦心的。完全沒有底，只能碰運氣。從上海出發時沒想太多，現在才感到了恐慌：我的處境是相當危險的，如果今晚坐不上那趟火車，就要在長沙滯留。我在長沙不認識一個人，身上還剩30元錢，錯過火車還要重新買票，食宿，路費怎么解決？全副行李只那四只板鴨還值點錢，真到那步田地，我恐怕必須設法賣掉它們，才能湊錢回家了。我后悔當初莽撞逞能，如果和老鄉結伴，行事總得個商量照應，好過一個人孤立無援。但事已至此，只有硬撞到底了。

深夜站臺上乘客寥寥。附近有一個年輕人在等車，我上去和他搭話，想結個伴，壯壯膽。他見我是學生，倒沒有戒心，聽說我的處境也很同情。這年輕人是湖南懷化的，也坐北京車回家。他在長沙有朋友，說如果我今晚坐不上回貴陽的火車，可以跟他去他朋友那里，明天再想法坐別的車走。有了這條后路，我心里定了些，而且我觀察這個懷化大哥人很老成，也很樸實，留著兩撇林子祥式的小胡子，可以信任。我們便一起等車。

火車正點來了。隨著火車滑過站臺，候車室里涌出一大群人，帶著視死如歸的氣概向尚在高速移動的一節節車廂沖去。火車停穩了，車廂里早已擠滿了人，連車門后面都是黑壓壓的人頭。嚴重超載，不可能再上人了，乘警站在車門口，嚴令只下不上，阻止旅客強行登車，許多人就向窗戶奔去。我絕望得快要哭了，本來我和懷化大哥在一起，人多一沖，懷化大哥已不知去向，或者擠上了車也不一定。那么我今晚長沙的住宿也泡湯了，難不成真要賣板鴨嗎！

就在我萬分焦急的時候，懷化大哥出現了，身后跟著一個列車員。原來他為我找到餐車服務員，告訴他我是學生，上不了車要滯留在長沙，請他照顧一下老鄉，帶我上餐車。列車員本來不干，懷化大哥向他說了很多好話，才同意。那天在長沙總共只有五個人上了車，都是托列車員的人情從餐車上的，我是最后一個。當我脖子上掛著四只板鴨爬上餐車，聽見車門砰然關閉，心才落回了肚子里。而那位把上車機會讓給了我的懷化大哥，我還來不及向他道一聲謝，就已經消失在站臺上滯留的眾多旅客之中了。

回想起來，那一天我確實非常的險。如果沒有懷化大哥幫助，我絕沒本事找到列車員帶我上車。我至今還常常想起那個樸實而老成的年輕人。人在旅途中，有時就是靠著這些萍水相逢的善良朋友解脫危難。你永遠不會再看見他們，但你也永遠不會將他們忘卻。

九十年代是中國經濟騰飛的十年，超負荷運轉的鐵路是經濟活力的見證。滿載著旅客的火車奔馳在廣袤的國土上，帶著人們的計劃和夢想，思念與渴望，跨過萬水千山，駛過隧洞橋梁。隨著鐵路的幾次大提速，大改造，火車越來越快了，也越來越舒適了。車廂裝上了中央空調，換了新式的座椅，飲食日益豐富，廁所也干凈多了；全封閉的車窗不能開啟，不必擔心中途伸進來一根扁擔，遲到的旅客飛身扒窗的矯健與勇敢永遠成為了記憶。運力的增強，班次的增加，讓春運的火車不再像過去那般擁擠，網絡訂票更解除了人們排隊買票簽票的苦惱。如今從貴陽到上海已建成新的高速鐵路，每小時300多公里的子彈列車，把當年兩天兩夜的苦旅縮短為九個小時輕松愉快的旅行。

火車在提速，時代在進步，可是那些年伴隨我南來北往的鏗鏘的車輪聲依然如舊，常把我帶回到早已流逝不返的青春歲月……

（本文選自《九十年代回憶錄》，向度文化出品/團結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簡介】

石中火，原名徐景皓，男，1974年生于貴陽，1992年考入南京大學物理學系，1997年畢業，考入北京廣播學院電子工程系，獲工學碩士學位。此后在廣東、北京、江蘇等地求學、工作多年。2002年開始文學創作，發表作品近百萬字，主要有：長篇小說《劫界》《溫泉》，中篇小說《雙樹》《災害》《刺客列傳之匕首與炸彈》，長篇人文地理散文集《云南日記》，散雜文集《死在君子之邦》《致波士頓友人的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