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甲午戰爭爆發130周年，澎湃新聞特設系列專題，追蹤最新的文物線索，采訪一線專家學者，探討戰爭背后的歷史脈絡。從晚清政治的軌跡探尋，北洋海軍的海外奇緣，到參戰士兵的個人歷史，再到戰后的賠款與借款，戰爭的紀念與記憶，內容涵蓋戰史研究、政治變遷與歷史記憶等多維視角。

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對朝鮮和中國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也是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遭到的第四次侵略。但與前三場中外戰爭不同，這場戰爭的敵國不是西方列強，而是中國的鄰國日本，起因是日本侵略朝鮮。這場戰爭發生在19世紀末資本主義由自由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創巨痛深，被稱為“國殤”，迄今仍嚴重影響中華民族復興偉業。對于這場戰爭，國內學界已做過多方面反思。值此戰爭爆發130周年之際，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個人最近的研究和學習，就甲午戰爭期間清政府外交方面的失策，做一系統和深入的反思。不當之處，敬請各位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1895年2月9日，北洋水師艦艇“靖遠”號沉沒后的場景

對朝政策之失誤

甲午戰爭因朝鮮問題引發。清政府因與朝鮮之間的傳統宗藩關系，1894年應朝鮮國王請求出兵朝鮮，幫助平亂，穩定秩序，無可非議，即使在今天也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日本方面把戰爭責任歸諸清政府，其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但清政府的朝鮮政策確有失策之處。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的對朝政策，大致以1882年壬午兵變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茲分別加以檢討。

就第一階段來說，清政府的失策之處在于，一方面沒有意識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東亞國際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在面對和不得不接受西方條約體系的情形下，頑固地維持中朝名義上的宗藩關系；另一方面受兩次鴉片戰爭戰敗的打擊，又畏葸怕事，不敢承擔對朝保護責任，與朝鮮一起反抗列強的侵略，害怕因朝鮮問題與列強發生沖突，聲稱不干涉朝鮮外交內政，這就為列強破除中朝宗藩關系提供了方便和依據。如1847年法國駐遠東海軍艦隊司令謝西耳（Jean-Baptiste Thomas Cécille）致函兩廣總督耆英，請求清政府出面讓朝鮮國王允許西方傳教士傳教，“一體弛禁”，耆英就以“朝鮮等國準傳習天主教與否，中國未便過問，朝鮮國有無咨部請示，粵中亦無所聞”加以推卸。1860年總理衙門設立之后，歷任法國駐華公使又多次與清政府交涉，要求總理衙門頒發路照，允許傳教士前往朝鮮傳教，總理衙門都以“雖高麗于中國納貢，一切國事皆其自主，故天津和約亦未載入”為辭，予以推脫，聲稱“朝鮮雖系屬國，向只遵奉正朔，歲時朝貢，所有該國愿否奉教，非中國所能勉強，礙難遽爾行文”。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提出由總理衙門行文朝鮮，允許英國輪船開往朝鮮，總理衙門也以同樣理由予以拒絕，表示“今貴國擬派輪船前往，又適值法國照會，有于該國用兵之事，本衙門更未便行文，致與從前答復法國柏大臣之語兩歧”。1871年美國太平洋東方艦隊司令羅格斯（Admiral Rogers）希望率艦隊訪問朝鮮，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Frederick F. Low）請求總理衙門代為轉達，總理衙門也不愿承擔宗主國保護責任，以“中國與外藩交接，向有定例，非本管衙門不能干預。朝鮮事隸禮部，總理衙門不便與之往來”為辭，把責任推給禮部。而禮部則表示“該國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王自主，中國從不與聞”，不便轉達；僅為關切“屬國”起見，“送交兵部，由驛轉遞”，同時申明這“是一時權宜之計”，下不為例。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總理衙門和清政府其他部門官員所說朝鮮“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王自主，中國從不與聞”的說法與實際歷史是不甚符合的。根據傳統宗藩體系，清政府固然一般不干涉屬國的內政和外交，但并非如總理衙門所說都由屬國自主，中國從不干涉。以朝鮮來說，1637年清太宗皇太極在與朝鮮國王李倧訂定的宗藩關系除了奉正朔、受冊封、歲時朝貢之外，就還有“征伐調兵扈從，并獻犒師禮物；毋擅筑城垣；毋擅收逃人”等項涉及朝鮮內政的內容。至于1882年、1884年和1894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甲申政變和東學黨起義，清政府無不派兵代為戡亂，并對內對外都公然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護屬邦舊例”，“此乃上國保護屬邦老例”。因此，此前總理衙門和清政府其他部門官員所說朝鮮“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王自主，中國從不與聞”，只不過是他們逃避“字小之義”的一種遁詞。

清政府在朝鮮問題上采取這種既要維持朝鮮與中國的屬國關系，又聲稱其外交內政均與己無關的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自以為得計，想魚與熊掌兼得，但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其結果只能是腳踩兩只船，最后一無所得，反為列強破除中朝宗藩關系提供口實，使自己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1866年朝鮮國內發生殺害法國傳教士事件，法國興兵“討伐”，在致總理衙門的照會中便以此為根據，聲稱其行動與中國無關，清政府不得干預：“本大臣于存案牢記此言而未忘，茲當本國于高麗交兵，自然中國亦不能過問，因與彼國原不相干涉。”結果，總理衙門只能十分被動地復照勸架，表示“惟兩國交兵，均關民命，本爵既知此事，自不能不從中排解。該國果有殺害教眾等事，似可先行據理查詢究因何故，不必遽啟兵端”。

進入光緒朝之后，隨著更多列強染指朝鮮，特別是在江華島事件和1876年朝日簽訂《江華條約》之后，清政府顯然不能繼續采取自欺欺人的鴕鳥政策，在朝鮮問題上開始采取“和戎”和“以夷制夷”的政策。為抵制日本侵略朝鮮的野心和俄國的覬覦，清政府鼓勵和支持朝鮮政府與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強互簽條約，同時保持和維護中朝傳統宗藩關系，并由直隸總督李鴻章負責處理朝鮮問題。1879年8月，李鴻章根據總理衙門的授意，致函朝鮮政府元老李裕元，勸說道：“貴國既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通商之事已開其端，各國必將從而生心，日本轉若視為奇貨。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敵制敵之策，乘機次第亦與泰西各國立約，借以牽制日本……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泰西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余。泰西通例，向不得無故奪滅人國，蓋各國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間……至俄國所踞之庫頁島、綏芬河、圖們江一帶，皆與貴國接壤，形勢相逼。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窺伺，而俄亦必隨即講和通好矣?！备鶕@一錦囊妙計，在美國首先努力求助日本尋求與朝鮮簽訂條約失敗之后，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在1881-1882年間主動出面幫助美國海軍少將薛斐爾（R. W. Shufeldt）與朝鮮簽訂《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緊接此約之后，清政府又按照《朝美修好通商條約》模式，協助朝鮮相繼與英、德、俄、意、法締結通商條約，實現了朝鮮的開港。

清政府在朝鮮問題上采取的“和戎”和“以夷制夷”政策，固然有其積極一面，順應形勢變化，避免了因朝鮮問題與列強發生直接沖突。但其失誤之處在于，沒有認識到西方近代條約體系與中朝宗藩關系是不能相容的；鼓勵和支持朝鮮與列強互簽條約，必然削弱和破壞中朝宗藩關系，自我否定中朝宗藩關系的合法性。這不但不能達到“和戎”和“以夷制夷”的目的，反而因維護中朝宗藩關系遭到列強共同反對和抵制，致使中國處于孤立地位。在為《朝美修好通商條約》起草的草稿中，李鴻章力圖貫徹“以夷制夷”政策，同時維持中朝宗藩關系。草稿第一條云：“朝鮮為中國屬邦，而內政外交事宜向來均得自主。今茲立約后，大朝鮮國君主大美國伯理璽天德俱平行相待，兩國人民永敦和好。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侮之事，必彼此援護，或從中善為調處，俾獲永保安全。”但是，美國海軍少將薛斐爾自始至終堅決拒絕將此寫入約文，只是在清政府一再要求下，才同意由朝鮮國王在《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簽訂之前以照會形式向美國政府表達此意。而美國總統始終堅持朝鮮為自主之邦，反對中朝保持宗藩關系，在收到朝鮮國王的照會后根本不予考慮，“立即歸檔，而始終未予發表”。次年，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John R. Young）來華履職，李鴻章再次要求美國承認朝鮮為中國屬邦，也被楊約翰嚴詞拒絕，表示中朝宗藩關系是一個時代錯誤，不可接受。可以說，清政府在朝鮮問題上試圖通過“和戎”和“以夷制夷”政策來維護和鞏固中朝宗藩關系是不現實的，從長遠來看只能走向其反面，誠如美國外交史家丹涅特（Tyler Dennett）所分析，清政府幫助美國與朝鮮簽訂一個不承認朝鮮為中國屬邦的條約，這是繼1876年《江華條約》破除中朝宗藩關系的“第二個楔子”。實際上，“第二個楔子”比“第一個楔子”《江華條約》“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因為依照這件條約，中國承認了日本在六年前提出的朝鮮是和日本同樣獨立自主的主張”。但是，清政府仍然自欺欺人，繼續執行錯誤的對朝政策。李鴻章一廂情愿地認為，“既有照會另行聲明，載在盟府，日后各國設相侵陵或朝鮮有背叛之處，中國盡可執義責言，不至竟成法越覆轍”。后來日本發動甲午戰爭就是以爭取朝鮮獨立自主為幌子，爭取列強的支持，為其發動戰爭制造理由和借口。

在簽訂《朝美修好通商條約》之后，面對19世紀80年代中國出現的邊疆危機，清政府鑒于朝鮮鄰近清朝龍興之地并事關津京安全，在朝鮮問題上開始采取強化中朝宗藩關系政策。清政府不但出兵幫助朝鮮平定日本挑起的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挫敗日本的侵略意圖，還輔以近代條約關系強化中朝韓傳統宗藩關系。1882年壬午兵變之后，清政府與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不但拒絕朝方提出的按照近代中外條約修改中朝宗藩關系的要求，諸如中朝交往由禮部改為由總理衙門和北洋大臣負責、允許朝鮮派使駐京等，并且還以頒布皇帝敕令的形式直接命令朝鮮接受，以彰顯清王朝與朝鮮之間的“君臣”關系。1883年，李鴻章幕僚陳樹棠出任總辦朝鮮各口交涉商務委員，駐扎朝鮮，實際上為清政府駐朝外交代表。陳樹棠在任職的兩年里，通過與朝鮮簽訂《輪船往來上海朝鮮公道合約章程》《招商局輪船往來合約章程續約》《仁川口華商地界章程》以及插手和參與朝鮮外交方面的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中朝宗藩關系。1884年甲申政變后，清政府認為陳樹棠應對不力，“忠厚有余，才智不足”，1885年10月改任更為強勢且手握兵權的袁世凱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并把名稱改為“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賦予其更高地位和權力。在袁世凱任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十年里，清王朝對朝鮮的控制達到頂峰。

甲午戰爭爆發前十年清政府的對朝政策，一方面，雖然利用列強在朝鮮的矛盾，暫時鞏固和加強了對朝鮮的控制，提高了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和宗主國地位。但另一方面又不自覺地為列強尤其日本所利用，承擔了清政府不應該承擔的責任。在任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期間，袁世凱推行的強化中國對朝鮮宗主權的各項政策和措施之所以能夠實現，與當時列強在朝鮮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不無關系。英國在朝鮮問題上的主要目標是抵制俄國，因此將清政府擴大在朝鮮的宗主權當作抵制俄國的一個可資利用的工具，予以支持。德、法兩國與朝鮮直接利益不大，從與其他列強競爭出發，自然不希望看到任何列強在朝鮮坐大，故而不大關心中朝之間的關系。對俄國來說，考慮到朝鮮不具商業利益，而作為一個戰略據點“離我們有足夠武力的中心太遠”，且因其三面環海不易防守，以及俄國占領朝鮮不僅會破壞其與中國的關系，還會破壞其與英國的關系，所以俄國當時并無占領朝鮮的野心。但是，為抵制英、日、美等列強在朝勢力的擴張，尤其為挫敗英、日等國在朝鮮問題上與清政府結盟，同時為避免與中國發生直接沖突，俄國為權宜之計，也贊同清政府保持與朝鮮的傳統宗藩關系。這在1888年5月8日俄國政府討論朝鮮問題的特別會議上表述得十分清楚。該會議指出：“假使中國對于朝鮮的保護，只限于保存兩國間的傳統關系，那么我們并沒有藉口可以反對此種關系，反而可以對它表同情，因為上述關系在相當程度上是朝鮮不可侵犯性的約束，列強怕和中國沖突，所以不敢侵犯中國的弱鄰屬國?！?/p>

在甲申政變失敗之后，日本鑒于國力和兵力一時無法與列強和中國抗衡，權衡利弊之后，認為此種方針更為有利：暫時由清政府代朝鮮主持一切，由此抵制列強尤其是俄國勢力在朝鮮的發展，待日本國力強大、時機成熟，再從中國手中取而代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討論日本外交政策時明確指出：“我國現當無事之時，每年出入國庫尚短一千萬元左右。若遽與中國、朝鮮交戰，款更不敷，此時萬難冒昧。至云三年后中國必強，此事直可不必慮。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為更變，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于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緣現當法事甫定之后，似乎發奮有為，殊不知一二年后則又因循茍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倘此時我與之戰，是催其速強也。諸君不看中國自俄之役始設電線，自法之役始設海軍。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參更變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即中國執權大官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里之書，據為治國要典。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添海軍。今年我國鈔票已與銀錢一樣通行。三五年后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至黑田云我非開辟新地，實難自強，亦系確論，惟現時則不可妄動。”井上馨也表示“中國之不足懼，人人皆知，無煩多論。至黑田欲即取朝鮮，與中國動兵，此時我國餉糈實來不及。且使我與中、高構兵，俄人勢必乘機占取朝地。彼時朝未取得，餉已花去，俄反增地，非特中國之憂，我日本與俄更近，東方更無日寧靜矣”。日本的這個陰謀和意圖雖由駐日公使徐承祖上報清政府，迄今讀來令人驚心——借手中國、伺機奪取朝鮮，但卻沒有引起當時清政府的警惕和重視！

甲午戰爭前十年清政府對朝政策的另一不好的影響和結果是破壞了中朝友好和睦關系。一方面，袁世凱在任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十年里，對朝鮮海關和商務、借款和鑄幣、電報與輪船的控制，以及對朝鮮外交和內政的干涉，并通過改變中朝官員的交往儀式和扶植事大黨等行為和措施，強化宗主權，凡此種種，無不引起朝鮮的強烈不滿和抵制。另一方面，袁世凱又未能有效阻止朝鮮親日派、親美派、親俄派和美、日人員在朝鮮推動“斥華自主”運動和宣傳，進一步增強了朝鮮與中國的離心傾向。誠如林明德在《袁世凱與朝鮮》一書中所說：“韓廷在袁的高壓政策下，不得不虛與委蛇，而其嫉視中國的干涉，以及要求朝鮮自主的愿望，與日俱增，甚至無日不在窺伺機會，以擺脫中國的控制，這可以說是袁的高壓政策所引起的一種反動?！鼻逭畱鹎霸诔r問題上的失策，在接著對日和對列強的外交中更加表露無遺，后果也更加嚴重。

1895年3月19日，遼寧大連金州城軍司令部，朝鮮軍務大臣

對日外交之失誤

清政府對日外交的第一個失誤是，對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侵朝活動采取綏靖政策。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之后即追隨西方殖民主義，走上“脫亞入歐”和軍國主義道路，將征服朝鮮作為實現日本“大陸政策”、稱霸亞洲的重要一環。各種“征韓論”在日本甚囂塵上，明目張膽地聲稱征服朝鮮是日本在世界上揚國威的基礎和根本：“皇國乃絕海之大孤島，此后縱能建立相應之兵備，而欲同時永遠保全周圍環海之地，與各國并立，并發揚國威，此乃最大之難事。然朝鮮北連滿洲，西接韃清，若能綏服之，實保全皇國之基礎，亦向來經略進取萬國之根本。若為他國捷足先得，則國事自此休矣?！睂τ谌毡镜那殖撸逭硎痉磳Γ?873年5月李鴻章在天津與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和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的會談中勸告日本“近鄰尤要和睦”，警告日本“既與西洋通商，若有事于朝鮮，人將謂挾大欺小，殊非美名，況與中國約章不合”。但是，本著“和戎”思想，清政府并沒有履行對朝鮮的保護之責。1875年日本侵入朝鮮江華島，逼迫朝鮮與日本簽訂通商條約，清政府雖然以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第1條“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的規定，堅持朝鮮為中國“屬邦”，勸說日本不得侵朝，向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表示“貴大臣既云辦事要照條約，唯希貴大臣轉致貴國政府，不獨兵不必用，即遣使往問一節，亦須自行策劃萬全，務期兩相情愿，各安疆土，終守此修好條規”。但是，日本談判代表在會談中頻頻以清政府和列強所說“朝鮮雖曰屬國，地固不隸中國，以故中國曾無干預內政，其與外國干涉，亦聽彼國自主，不可相強”等語，否定朝鮮為清朝“屬國”，聲稱“各國都說高麗不過朝貢受冊封，中國不收其錢糧，不管他政事，所以不算屬國”；“由是觀之，朝鮮是一獨立之國，而貴國謂之屬國者，徒空名耳”；“因此，凡事起于朝鮮日本間者，于清國與日本國條約上無所關系”。清政府最后接受李鴻章的建議，采取避免釀成“兵端”的“息事寧人”態度，由總理衙門秘密致函朝鮮政府“勸其忍耐小忿”“息事寧人”，“至該國愿與日本通商往來與否，聽其自主，本非中國所能干預”。清政府的這一做法實際上放棄了保護朝鮮“屬國”的責任。次年，日本與朝鮮簽訂的《江華條約》第1條“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嗣后兩國欲表和親之實，須以彼此同等之禮相待，不可毫有侵越猜嫌”的規定，實際上否認了中朝之間的宗藩關系。自此之后，日本與朝鮮的交涉便撇開清政府直接進行。但清政府當時并不了解其意義，依然按照傳統觀念，以為只要朝鮮承認中國為宗主國，第三國的承認與否無關緊要，在收到《江華條約》文本之后，總理衙門并未向日本提出抗議，禮部也無異議。這是清政府在朝鮮問題上對日外交失敗的第一步。通過《江華條約》，日本否定了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誠如有學者所說：“從長期的歷史發展而論，‘江華條約’實在是日本實現吞并朝鮮的第一步，也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前奏曲。從條約上否認中國的‘宗主權’，到采用戰爭手段最后消滅中國的‘宗主權’，建立日本對朝鮮的殖民地統治?！?/p>

1882年壬午兵變后，清政府派兵幫助朝鮮平定兵變，相對日本處于強勢地位，李鴻章也明確表示“日本如來攻朝鮮，中國必出兵相助”，“如日本不認朝鮮為中華屬國，或欲吞并，本大臣不能不與計較”。但自相矛盾的是，另一方面李鴻章又聽任日本逼迫朝鮮簽訂《濟物浦條約》和通商章程，加強日本對朝鮮的控制，尤其是《濟物浦條約》第5條允許日本派兵保護使館的規定，為中日軍事沖突埋下隱患。1884年，駐朝清軍粉碎了朝鮮親日派“開化黨”和日本密謀發動的政變（即“甲申政變”），但外交上又聽任日本逼迫朝鮮簽訂《漢城條約》，除要求朝鮮“道歉”“賠償”和“懲兇”之外，還為日本新建使館、修建日本兵舍，進一步肯定了日本在朝鮮的駐兵權。受此連環影響，在接下來的中日天津談判中，日本又進一步獲得與中國共同向朝鮮派兵之權。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第3條規定，“將來朝鮮國若有變亂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這就將朝鮮實際上置于中日的共同保護之下。清政府在面對兩次政變都占優勢的情況下，讓日本在朝鮮“提高到和中國同等重要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外交失策，屬于名副其實的“不敗而敗”。

清政府對日外交的第二個失策是，對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日本利用朝鮮問題發動戰爭缺乏認識，一步步墜入日本的戰爭圈套，倉促對日宣戰。1894年春夏之間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日本政府在6月1日得知朝鮮國王請求清政府派兵幫助戡亂的消息后，于當日就派其駐朝譯員鄭永邦會見袁世凱，鼓動清政府出兵，“速代韓戡”，并虛偽地口頭保證“我政府必無他意”。同時，日本積極做戰爭準備。清政府派兵之前，日本便在6月2日的內閣會議上通過出兵朝鮮的決定，并在5日根據戰時條例成立了日本最高軍事指揮部——大本營，至16日日本入朝軍隊即達4000人，并占據漢城附近要地，同時還有8艘軍艦駐泊朝鮮海面，數量遠超清軍。而清政府對日本政府鼓動中國出兵幫助朝鮮戡亂毫無警惕和戒心，袁世凱以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濬與己有交情，輕信其日本政府“必無他意”的口頭保證，在6月3日致李鴻章電文中匯報稱“杉與凱舊好，察其語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同樣，李鴻章在與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巳次會談后，也認為荒川所談與杉村濬“語意略同”，于是便坦誠相告“韓請兵勢須準行，俟定議，當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李鴻章和清政府還一廂情愿認為，盡管根據日朝《濟物浦條約》《漢城條約》相關規定，日本有派兵入朝保護使館的權利，但“韓未請倭派兵，倭不應派。若以使館護商為詞，究竟有限”。于是，清政府根據中日《天津會議專條》第3條之規定，于6月6日將出兵朝鮮的決定如約由駐日公使汪鳳藻通知日方，墜入日方設下的圈套。同時，日本外務省對清政府出兵照會中出現的按照“我朝保護屬邦舊例”一語提出抗議，要求清政府改正。日本還在復照中聲稱“帝國政府未曾以朝鮮國為貴國之屬邦而加以承認”。李鴻章還是像以前一樣，站在中朝傳統宗藩關系的立場上，聲明“不問日之認否，礙難酌改”，并天真地勸告日本“如已派［兵］保護官商，斷不可多；且非韓請派，斷不可入內地，致華倭兵相遇生釁”。這表明，李鴻章對日本乘機派兵侵略朝鮮、顛覆中朝傳統宗藩關系，仍然毫無警惕。

在東學黨起義平息、朝鮮國王提出撤兵要求之后，日本政府不但拒絕清政府提出的中日共同撤兵的合理建議，反而節外生枝將中日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作為撤兵條件，毫無條約依據和道理，其用意就是以這個嚴重干涉朝鮮內政和主權的要求拖住清軍，為日本發動戰爭制造借口。對此，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有段赤裸裸的自白，供認他“從開始時就對朝鮮內政之改革，并不特別重視；而且對于朝鮮這樣的國家是否能進行合乎理想的改革尚抱懷疑”。他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目的就是要在朝鮮問題上與中國最后攤牌，“想借此好題目，或把一度惡化的中日關系重加協調；或終于不能協調，索性促其徹底決裂，總之，想利用這一問題使陰霾籠罩的天氣，或者一變而為暴風驟雨，或者成為明朗晴天，像風雨表那樣表現出來”，并且以此欺騙國際輿論，把日本發動戰爭說成為朝鮮的獨立和進步而戰，把戰爭責任推給清政府的頑固和反動。

北洋大臣李鴻章

在這個問題上，清政府尤其是負責對日、對朝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再次中計，繼續被日本牽著鼻子走。一方面，他擔心與日本激化矛盾，不做戰爭準備，拒絕增派軍隊赴朝，期待列強出面迫使日本同意撤兵，命令在朝的清軍將士“切毋多事”，表示“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另一方面，他又固守天朝上國體面，堅持中日共同撤兵，拒不單方面從朝鮮撤軍，亦拒絕中日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當時在朝的清軍將領聶士成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及后果。聶士成根據當時敵我形勢，于7月11日建議李鴻章和清政府單獨從朝鮮撤軍，從外交和軍事上化被動為主動，消除日本發動戰爭借口。聶士成指出：“我軍本奉命平‘韓亂’，非與倭爭雄也。倭乘間以水陸大隊壓韓，據險尋釁，蓄謀已久。又敵眾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與戰正墮彼術中。今‘匪亂’已平，正可趁此接隊內渡，免資口實，此老子不為人先之謀，亦兵家避實擊虛之計。況韓為泰西通商之國，豈容倭人鯨吞！倘仍頑梗，可請英、俄諸國評論曲直，一面調集我海陸各軍駐屯北洋、奉天邊境。俟秋涼，我陸軍出九連城趨平壤以附其背，海軍戰艦大隊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時倭師勞而無功，將驕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則，倭將先發制我，釁端一啟，大局可危?！钡牵铠櫿潞颓逭]有接受這一正確建議，而是與日本進行長達一個多月的口舌之爭，直至7月23日日軍突襲漢城王宮，擊潰朝鮮守軍，挾持朝鮮國王李熙，解散朝鮮親華政府，扶植國王生父大院君李昰應上臺攝政，嗾使朝鮮親日政府斷絕與清王朝的關系，并“委托”日軍驅逐駐朝清軍。清政府非但沒有主動撤軍，反而匆忙增派軍隊赴朝，致使外交和軍事上都陷于十分被動的不利地位。

7月25日，日本在豐島海面擊沉清軍租用的英國商輪“高升”號及駐朝日軍在陸路向清軍發起牙山之戰后，清政府又一錯再錯，再次跟著日本的節奏，在一片盲目的主戰聲浪中，受清軍在牙山之戰中大敗日軍的虛假情報的鼓舞，于8月1日先于日本下達宣戰上諭，“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于涂炭”。雖然7月25日日本發動的豐島海戰和牙山之戰實際上是不宣而戰，在諸多方面違背國際法，但清政府因此主動倉促宣戰，絕非明智之舉，恰恰中了日本的戰爭圈套。直隸按察使周馥對“朝旨不待籌議遽宣戰”就不以為然，批評李鴻章和清政府失策，“知事必敗無疑矣”，指出“此時軍需全未預備，切勿與戰，姑隱忍之。我不與敵，敵不越鴨綠江而西也。相國不謂然”。這一批評是很有道理的，后來的戰局也確是如此，證明戰前清政府的對日外交是十分失策的。

高升號事件

清政府在甲午戰爭期間對日外交的另一失策是，沒有利用國際法為自己爭取有利地位。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高升”號事件。7月25日，日本海軍不宣而戰，挑起豐島海戰，擊沉清軍租來運兵的、懸掛英國國旗的英國商輪“高升”號，除245人遇救獲生外，其余871名官兵全部壯烈殉國。雖然國際法直至1907年《海牙公約》的制定才在歷史上第一次確立了宣戰制度，明確規定不宣而戰是非法的，但日本的行為在許多方面是與19世紀國際法的實際情況和發展趨勢相違背的。因此，事件發生后日本遭到英國等相關國家和輿論的譴責，日本政府深感事態重大，極為緊張。日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獲悉此事后“深為驚駭”，擔心“日英兩國間或將因此意外事件而引起一場大紛爭”，立即指示駐英公使向英國政府表示，在獲得相關報告之后，日本政府愿意負責賠償“英國臣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在得知此消息后也“深恐引起英國國際交涉諸與日本不利，甚不滿日本海軍擊沉高升一事”。他召見海軍大臣和主事，訓斥“海軍真已作出麻煩遺憾之至事矣，似此而引起國際問題，更于日本立場增加困難”。談話之間，“大不似平昔之伊藤博文，狼狽色相溢于眉際”。但是，清政府并沒有利用“高升”號事件給日本“增加困難”。雖然李鴻章在27日收到“高升”號事件的消息后認為，“高升系怡和船，租與我用，上掛英旗，倭敢無故擊毀，英國必不答應”，指示駐英公使龔照瑗向英國政府控告日本的行為“未宣戰而敢擊，亦藐視公法矣！”但是，清政府并沒有利用這一事件與日本進行直接交涉，也沒有在國際上就這個問題有針對性地反擊日本所做的外交和宣傳工作，而是僅僅將這一事件作為清政府對日正式宣戰的理由之一。7月27日，軍機處據此作出從日本撤使和開戰的決定，指出日本“狂悖已極，萬難姑容，且釁自彼開，各國共曉，從此決戰，尤屬理直氣壯?，F擬先將汪鳳藻撤令回國，再以日本種種無理情狀，布告各國。然后請明發諭旨，宣示中外”。30日，總理衙門照會各國駐華公使，也是僅將“高升”號事件作為清政府要與日本決裂開戰的最后一個理由，沒有單獨就“高升”號事件提出任何訴求。換言之，清政府在“高升”號事件上除了為自己對日正式宣戰增添一條理由之外，沒有在外交上給日本制造任何壓力或達到任何實在的外交目的，也沒有單獨就“高升”號事件進行任何交涉，這與日本政府高度重視完全不同。不但如此，由于清政府的失策，在日方的多方活動和操弄下，日本政府竟然還將日本海軍在“高升”號事件上所犯的罪惡完全洗白，扭轉列強和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化被動為主動，由被告方轉變為控告方，使中國方面成為被告者。在由日本主導的所謂“調查”和“聽證”之后，英國政府完全接受日本無錯的觀點，裁定由清政府承擔賠償“高升”號的責任，向英國印度支那航運公司支付高達488880美元賠償金?！案呱碧柺录倪@一戲劇性結局，暴露出國際法只不過是資本主義國家強權政治的婢女，是列強鼓吹的國際法的一個莫大恥辱，但也不能不說是清政府外交上的一個嚴重失??！

清政府在甲午戰爭期間沒有利用國際法為自己爭取有利地位的另一個典型例子，是中日馬關談判期間發生的日本歹徒刺殺李鴻章事件。1895年3月24日下午4時許，李鴻章在日本馬關春帆樓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會談后乘轎返回接引寺寓所途中，突遭27歲的日本好戰分子小山豐太郎槍擊，左眼下受傷。槍擊外國使節，這是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事件發生后，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大感壓力，表示“此次事件，比起一兩個師團被打敗更讓人難堪。倘若兵敗，還能夠轉敗為勝。而此次事件實在棘手，令人憂慮不已”。他們擔心槍殺事件引起列強干涉，則日本“對中國的要求亦將陷于不得不大為讓步的地步”。為改變因槍擊事件造成的不利和被動局面，日本政府除采取治傷、慰問和懲兇等危機公關措施外，還為避免出現列強乘機插手干涉或李鴻章以負傷為理由中斷談判回國的情況，化被動為主動，決定允諾停戰。3月30日中午12點半左右，陸奧宗光拜訪李鴻章寓所，簽訂《中日停戰協定》6款，規定除臺灣、澎湖之外，中日雙方暫行停戰，限期21天。翌日，伊藤偕西鄉拜訪李鴻章，建議奏請將李經方升格為全權大臣，接替李鴻章繼續談判。但是，清政府竟然沒有利用這一事件，與日方進行交涉，為談判爭取有利條件，只是內部對李鴻章的敵意“由于在馬關發生對他人身襲擊而稍有和緩”。與日本政府在槍殺事件發生后所做的積極化解工作形成鮮明對照，清政府在對日外交上的拙劣和無能再次暴露無遺！

對列強外交之失誤

在對列強外交方面，清政府的失策首先是對近代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缺乏認識，受中國傳統邦交思想的影響，過度相信國際法和道義，過度輕信和依賴列強，一再請求歐美俄列強出面調處，試圖通過第三方力量迫使日本同意共同從朝鮮撤兵，阻止戰爭的爆發。

由于地緣政治關系，對中日沖突產生重大影響的列強是俄國。俄國作為中、日、韓三國近鄰，日本侵略朝鮮與其利益攸關。因此，清政府許多高官都將俄國當作可以出面調停的主要對象，如李鴻章就十分自信地認為“俄廷命喀使在津專商，如倭不先允撤兵俄必怒，與華約同進兵。俄系近鄰，豈能不準干預？”此時的李鴻章顯然不了解國際關系的復雜性和各國的自利政策，夸大了中俄在朝鮮問題上的一致性。誠如李鴻章所言，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Count A. P. Cassini）在1894年6月20、21日的會晤中態度積極，欣然應允俄國出面要求日本與中國共同撤兵，相約“彼此同心力持”。俄外交大臣吉爾斯（Nikolay Karlovich Giers）和沙皇也支持喀西尼的意見，令其暫留天津“商辦倭韓交涉事件”。但另一方面，俄國同樣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并不愿為朝鮮問題與英國和日本發生直接沖突。俄國駐日公使希特羅渥（Hitrawo）在25日與陸奧宗光會談后，就建議吉爾斯不要輕信李鴻章的建議，要避免卷入中日撤兵問題的交涉，將日本推向英國一邊。希特羅渥表示，“根據很多跡象來觀測，若干其他強國倒很樂于見到我們牽連到遠東問題中去”?！坝@然正在等待時機，而一旦我國以任何方式表示援助中國時，英國很可能站在日本一邊”。吉爾斯在收到希特羅渥的這一報告后便改變積極干涉的想法，在28日上沙皇的奏文中稱，對于李鴻章的調停請求，“只能在沖突雙方同意時才可能進行”。盡管喀西尼一直堅持俄國應該采取積極干涉政策，盡管俄國政府由于朝鮮的請求，于29日約見日本駐俄公使西德二郎，并于30日通過駐日公使希特羅渥勸說日本與中國共同從朝鮮撤兵，然后再進行外交協商，警告“如果日本有意阻礙而不與中國同時自朝鮮撤兵，則日本應負嚴重責任”，但在這一忠告遭日本婉拒之后，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并不愿意卷入中日之間的旋渦，為清政府所利用。7月7日，吉爾斯明確向喀西尼電示此意：“我們努力的目的在于消除中日兩國間發生沖突的可能性。我們要求日本由朝鮮撤兵是友誼的勸告，我們完全珍視李鴻章對我們的信任，然而我們認為不便直接干涉朝鮮的改革，因為在這建議的背后，顯然隱藏著一個愿望，即把我們卷入朝鮮糾紛，從而取得我們的幫助?！贝稳眨獱査惯M一步向沙皇補充說明，俄國的政策是避免卷入朝鮮內部糾紛，同時“不使中國政府轉向英國政府求助”。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戰，吉爾斯在8月8日給俄國駐華公使的訓令中對俄國政府在中日之間的不干涉政策做了系統回顧，并指示他將繼續執行這一政策，靜觀其變，根據形勢變化，伺機而動，不以所謂的中國或日本對俄國的友善程度作為其外交政策依據，不與日本為敵。吉爾斯指出：“我國對朝鮮問題的政策方針在閣下收到的帝國外交部歷次電報中已夠明顯……歷次電示各節全系皇帝陛下的意志……帝國政府所遵循的目標是：不為極東敵對雙方任何一國的一面之辭所乘，也不被他們牽累而對此局勢有偏袒的看法。類似的行動方式不僅有失我們的尊嚴，甚至可以限制我們將來行動的自由。所以當李鴻章通過你而提出建議，要我們直接干預朝鮮內政改革問題，并擔任贊同維持現狀的有力調解時，我們毫無遺憾地拒絕了他的建議……由于我方非正式的調解，我們可能一反我們的本意，很容易站在中國和狡獪的直隸總督的一邊，而與日本公開為敵?？傊?，我們與皇帝陛下的指示一致，必須認清在朝鮮可能加于我們身上的任務是在于事件來日的發展，卻不在于中國或日本對俄國的友善程度，不管我們怎樣珍視在遙遠的邊區里我們對于這兩國友好的邦交?！笨梢哉f，俄國政府的政策完全是以自利為出發點，因此清政府尤其是李鴻章期待俄國出面阻止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純粹是一廂情愿的幻想。

在中日交涉中，清政府借重的另一重要對象是英國。6月中旬，在日本拒絕共同撤兵后，李鴻章就請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Nicholas R. O’Conor）電請英國政府勸告日本從朝鮮撤軍。英國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雖然不希望看到中日之間因朝鮮問題發生戰爭，但當時英國政府的東亞政策主要從防俄著眼，并且英國正與日本進行改約談判，希望早日達成協議，利用日本來對付俄國，因此無意因朝鮮問題與日本交惡，對李鴻章的調停請求，態度并不積極。后來，見李鴻章與俄國公使喀西尼接洽甚力，為防止俄國爭得先手，英國政府的態度才轉趨積極，開始介入中日交涉。歐格訥本人或其屬員多次到總理衙門詢問俄國調處情況，表示英國政府愿意“從中調停，免致啟釁”，并介入7月7日開始的日本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與總理衙門之間的談判。為達到中日共同撤兵的目的，歐格訥建議總理衙門大臣慶親王奕劻做出讓步，同意派員赴朝鮮與日本一道逼迫改革朝鮮內政，同意“日本商民與在朝鮮中國商民一律看待”。在14日日本發布“第二次絕交書”、中日會談破裂之后，為避免中日開戰，英國外交大臣金伯利（Wedehouse J. Kimberley）接著建議在朝鮮劃分中間地帶：駐漢城日軍退駐仁川；清軍亦退駐與日軍離漢城“遠近相埒”之處。盡管清朝方面有意接受這一建議，但英國的這一建議被日本婉拒。同時，金伯利提出的聯合干涉建議不但從一開始就被美、俄、法、德等國拒絕，并且英國首相羅斯伯里勛爵（Lord Rosebery）本著聯日制俄政策也不贊同，不愿因此開罪日本。他表示：“這是不合時宜的。我們不能削弱在東亞的海洋上具有能夠成為防范俄國屏障的偉大力量的強國，不應該與之不和?！痹诖吮尘跋拢讷@知日本決意開戰的消息之后便放棄干涉的念頭。金伯利于7月23日照會日本政府，只要求中日開戰后日本政府保證“不向上海及其通路作戰時之運動”，因為“該港為英國利益之中心，其關系頗大，因而所受之損失亦最大”。在此之前，英國政府抱著聯日制俄的立場，事實上早就被日本爭取過去，于7月16日與日本結束修約談判，簽訂《英日通商航海條約》，選擇倒向日本一邊。外交大臣金伯利在條約簽字儀式上公開表示：“此約之性質，對日本來說，遠勝于打敗清帝國之大軍?！币虼?，清政府想通過英國的干涉達到自己的外交目的，實際效果比較俄國相去更遠！

對于英國提出的聯合調停建議和清政府聯合調停的請求，列強從各自利益出發，也不愿介入朝鮮問題，甚至站在日本一邊，從中漁利。美國為借日本之手削弱歐洲國家在東亞的影響力，明確向英國政府和清政府表示：美國奉行友好的中立政策，不會進行干預：“我們不能與其他國家聯合作任何種類的干涉?！狈▏忾L阿諾托（Hanotaux）則“以我們在朝鮮問題上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和“法國更傾向于中日之間直接達成協議”為理由加以推辭，不愿讓英國在朝鮮問題上起主導作用，同時希望借此機會鞏固法俄同盟關系，傾向與俄國采取一致立場。實際上，為解決1884年中法戰爭之后中法間關于中越邊境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法國政府更樂見中日開戰，自己從中漁利。對于法國抵制各國聯合調停，英國駐華公使歐格訥當時就揭露了法國的自私動機，指出法國“絕不希望為了要避免可能導致削弱中國而有利于法國印度支那領地的戰爭，而支持英、俄協議或采取任何積極措施”。德國政府認為“英、俄兩國是對于朝鮮生存問題最有關系的，而這個問題可能引起兩國利益之沖突”，亦拒絕了聯合調停的請求，表示“我們無干涉之任務”。德國私下里也站到日本一邊，陸奧宗光就自述說：“德、法兩公使最初在表面上雖有‘迅速尋求妥協辦法，解決中日兩國爭議，實為維持東亞和平之良策’云云，但在與我私人會見時卻說：‘為使中國從過去的迷夢中覺醒過來，到底非有人給以當頭一棒不可’云云，以暗示傾向我國之意?！?/p>

列強的態度，實際上徹底粉碎了清政府試圖通過列強調停阻止日本發動戰爭的企圖，但顢頇的清政府不知國際關系之兇險和叢林法則，對列強的態度和政策沒有一個正確的判斷，在豐島海戰之后雖然一面開始備戰，增兵入朝，但同時仍然幻想列強出面主持正義，聯合勒令日本撤兵，只是受關于清軍在牙山之戰中大敗日軍的虛假情報的鼓舞后，才于8月1日對日宣戰。中日宣戰后，英、美、葡、意、西等國宣布奉行“局外中立”政策；法、德則與俄國采取同一立場，不愿追隨英國宣布“局外中立”，表示奉行“不干涉”政策。不管是“局外中立”還是“不干涉”政策，他們實際上都抱著“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想法，等待時機，謀取各自利益。對此，當時參與過清政府外交活動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講過一段十分令人沉痛和警醒的話：“外交把中國騙苦了，因為信賴調停，未派軍隊入朝鮮，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绷袕姟八酝橹袊皇且驗閼馉帟顾鼈冏约菏艿綋p失而已”。

清政府在對列強外交方面的第二個嚴重失策，是在中日決定開戰之后選擇美國作為戰時中日兩國僑民的保護國和中日和談的唯一調停人。在19世紀末東亞國際關系中，美國是列強中最為親日的國家，認為日本掌握東方的鑰匙，同時也是反對中朝宗藩關系最為強烈的國家。在戰前中日撤兵交涉中，美國政府就一再拒絕英國、中國和朝鮮請求美國調停或聯合調停的建議或請求。陸奧宗光因此稱贊“美國是一向對我國抱有深厚友誼和善意的國家”。但是，在中日戰爭趨于明朗之后，清政府卻沒有選擇當時積極調停中日沖突的英、俄為戰時中日兩國僑民的保護國，也沒有選擇與朝鮮利害關系較少的法、德兩國，而是順著日本之意，選擇美國為戰時中日兩國僑民的保護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失策。美國在承擔戰時中日兩國僑民保護國之后，繼續奉行親日政策，袒護日本在華間諜活動，反對中國按國際法處理日本間諜，要求清政府對日本間諜要懷有“仁慈之心”，提議如有日本人在內地從事間諜活動者，請將其解交就近海口，驅逐回國，“使之不得與內地華民交接，于中國防泄軍機似亦為無礙，且此辦法已足為懲其作奸細之罪矣”。

1894年9月平壤戰役和黃海之戰失敗后，清政府求和之聲和活動再起。在日本拒絕英俄等歐洲國家單獨或聯合調停的情況下，清政府同意由親日的美國作為中日和談的唯一居間人，這分明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美國居間為中日牽線安排的1895年初的第一次和談——廣島和談，完全沒有達到清政府的目的，對中國來說并不具積極意義，只是為日本減輕了來自英俄等歐洲國家的外交壓力，為日本繼續按計劃發動對中國的戰爭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事實上，美國政府當時就向日本明確表示，出面做居間人是出于對日本的友誼。美方指出：目前歐洲各國欲聯合干涉中日戰爭，結果將對日本不利；而自中日開戰以來，日本方面在海陸同時連戰連捷，并進入中國本土，逼近北京，日本國之武威已光耀宇內，躍居世界強國之一，美國在此時機調停而中止戰爭，對日本的名譽毫無損害。美方向日本保證，美國在中日兩國之間進行友好調停過程中，絕不允許英國和其他列強插手。清政府根據美方建議重金聘請的美國法律顧問、前國務卿科士達（John. W. Foster）同樣站在日本一邊，為日本服務。他在美國接到清政府的聘書后，便拜訪日本駐美公使栗野慎一郎，通報自己將前往日本擔任清政府和談顧問一事，并向栗野保證自己決不會給日本增添麻煩，做出對日本不利的事情?？剖窟_聲稱：“假若我接受中國差使，將使日本政府感到任何程度的不安，或對我和日本間的友好關系有任何危害的話，我是不愿接受差使而到日本去的。”在1895年2月1日廣島和談開始之后，日本政府以清政府和談代表的委任狀缺乏全權資格為由，拒絕和談?？剖窟_明知這只是日本的一個借口，目的在于使日本能夠“處于一個較優越的地位來簽訂和約”，但他并沒有站在客觀的立場上替中國說話，反而站在日本一方，譴責清政府缺乏談判誠意，宣稱：“我到北京必請清廷派遣完全的使節，以充分的誠實完成媾和。”

在隨后的中日馬關談判中，作為居間人的美國政府也沒有做出對中國有利的事情。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單方面說服清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朝鮮獨立、賠款和割讓領土的和談條件，要求清政府放棄爭取歐洲國家聯合干涉的想法，并建議歐洲國家與美國采取同一立場，迫使清政府盡快與日本和談。田貝表示，“只要中國認為在關鍵時刻英國或者俄國的槍炮會轉而對準日本的船只，它就會拖延直接行動”。3月19日馬關和談正式開始后，清政府請求包括美國在內的列強出面干涉，迫使日本降低侵略條件。美國方面對此一口拒絕，反而勸說清政府：如想得到和平，就應該接受日本的條件。不但如此，美國在國際上也站在日本一邊，拒絕與俄、法、德等國一道聯合干涉中日和談，甚至暗中幫助日本，將有關信息私下通報日本。4月17日，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后，中國國內掀起拒簽和約運動，美國政府又接受日本政府請求，指示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催促清政府盡快批準并與日本互換和約。美國國務卿葛禮山（W. Q. Gresham）還為此親自召見中國駐美公使楊儒做說服工作，甚至威脅說，如果清政府特意拖延和平條約之批準，“日本則將從事更大規模之戰爭。此時，歐洲各國終將乘機糾纏于兩國之間，努力以滿足其各自欲望。其結果，清國終將不止于失掉遼東，猶恐失去較此更為廣大之領土”。葛禮山建議清政府放棄親俄政策，指出：“清國暗中委托歐洲諸國，尤其俄國，使其對日清間之談判進行干涉，借以削減日本之要求。依據本官之淺見，俄國并非得以作為清國之友邦而向之求教之國家。清國可懼怕之國家，并非日本而是俄國?！闭勁蓄檰柨剖窟_也致函總理衙門稱，《馬關條約》是中國所能爭取到的最好結果，較之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的結果要好，不要過于計較條約給中國造成的損失?？剖窟_表示，“區區日本，此約何足深較”。在美國的穿針引線下，5月3日清政府任命伍廷芳和聯芳為換約大臣，前往煙臺，于5月9日正式與日本互換和約。對于美國政府給予的幫助和支持，日本天皇在中日互換和約的第4天即寫了一封感謝信，于6月18日致函美國國務卿，希望對在中國和日本的美國外交官和領事官予以嘉獎。在這一建議被美國國務院拒絕之后，日本又于11月1日將這封感謝信通過日本駐美公使送達美國總統克利夫蘭（Grover Cleveland），向他表示“最高的問候和尊敬”。由此可見，甲午戰爭期間清政府選擇最為親日的美國作為調停人，無疑也是一個重大的外交失策。

簽署《馬關條約》時的場景

結語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首先當然是軍事上和政治上戰敗，但同時也是外交上的失敗。

在對朝政策上，清政府沒有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和自身國力制訂一個符合時勢和自身利益的對朝新政策。面對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列強氣勢洶洶的對朝侵略活動，清政府一方面固守中朝傳統宗藩關系，另一方面又逃避責任，以朝鮮“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為借口，采取“和戎”和“以夷制夷”政策，聽任或幫助相關列強與朝鮮簽訂通商條約。這是一種謀求“魚與熊掌兼得”的自相矛盾的對朝政策。清政府自以為得計，但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不可能實現的，反而使其處于左右不討好和被動的局面，為列強否定中朝宗藩關系提供了依據。1884年甲申政變后，清政府通過與朝鮮簽訂近代不平等條約，向朝鮮派遣“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一方面雖然暫時鞏固和加強了對朝鮮的控制，擴大了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和宗主國地位，但另一方面并未有效阻止朝鮮親日派、親美派、親俄派和美、日人員在朝鮮推動“斥華自主”運動和宣傳。相反，清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緩和了列強在朝鮮的爭奪，尤其是為日本所利用，同時還破壞中朝友好和睦關系，嚴重加劇朝鮮的不滿情緒和離心傾向。

在對日外交上，清政府的失策首先是對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侵朝活動采取綏靖政策，聽任日本與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否定了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繼而在平定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處于優勢的情況下，聽任日本逼迫朝鮮簽訂《濟物浦條約》《漢城條約》，并與日本簽訂《天津會議專條》，實際上將朝鮮置于中日共同保護之下。其次，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夕的中日交涉中，重虛名，拘泥于中朝宗藩關系和宗主國地位，對日本利用朝鮮問題發動戰爭缺乏認識，一步步落入日本圈套，既沒有主動從朝鮮撤兵，也拒絕接受中日共同改革朝鮮內政建議，從而為日本發動戰爭提供可乘之機；而在日本不宣而戰，發起豐島海戰和牙山之戰后，清政府居然在沒有充分備戰的情況下，根據清軍前線獲勝的虛假情報，率先對日正式宣戰，使自己更加陷于不利的被動地位。再次，在中日戰爭爆發后的中日和談中，沒有利用“高升”號事件和馬關談判期間發生的日本歹徒刺殺李鴻章事件，主動與日本進行交涉，爭取國際支持，為中國爭回一些有利條件，反而讓日本化被動為主動。

在對列強外交上，清政府的失策首先是對近代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和國際關系上的強權政治缺乏深刻認識，受中國傳統邦交思想的影響，過度輕信和依賴列強，一再請求列強出面調處，幻想通過第三方力量迫使日本同意中日共同從朝鮮撤兵，阻止戰爭爆發，結果被列強真假參半的承諾“騙苦”。其次，在中日決定開戰之后錯誤地選擇列強中最為親日的美國作為戰時中日兩國僑民的保護國和中日和談的唯一調停人。結果，被清政府信任為友好國家的美國卻一味偏袒日本，幫助日本引誘和逼迫清政府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在減輕日本侵略訴求方面沒有給清政府提供任何有益幫助。

甲午戰爭期間清政府外交上的失策留給我們的一個深刻教訓是：外交無小事，弱國更需要外交！中日甲午戰爭雖然已過去130年，但其教訓仍然需要深刻記取。

（本文首發于《抗日戰爭研究》2024年第3期，原題為《關于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清政府外交政策的若干反思》，作者崔志海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