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學記》，黃仕忠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10月版

人生是一個進學的過程。黃仕忠這本《進學記》，記錄了他從讀書求學、訪書問學到指導學生的一些人和事，從中也可以窺見一代學人的人生歷程。責任編輯希望我作為親歷者和見證者為此書作序，讀著仕忠的文章，我也漸次打開記憶的閘門，就借此機會，說一些回憶和感受。

一

我本科在西南師范大學（后與西南農(nóng)業(yè)大學合并，更名為西南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留校任教。三年后，有感于專業(yè)基礎(chǔ)不足，我放棄教職，報考研究生，在1987年秋天進入中山大學，師從李新魁教授學習漢語史，專業(yè)是漢語音韻學。

黃仕忠比我早一年到中大。他在杭州大學中文系讀本科、碩士，畢業(yè)后留校教了一年書。雖然已在《文學遺產(chǎn)》《文獻》《杭州大學學報》等刊物發(fā)過論文，但自覺學識尚淺，若久滯一地，眼界便會受限，所以想再作深造。他的專業(yè)當時只有王季思先生招生，就考來了廣州。

我們倆在本科同學里年紀偏小，都屬于“聽話”的那一撥，平時只想著怎么把書讀好。同時在家里都排老幺，父母身體健康，上有哥姐，所以可憑興趣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經(jīng)意間，我們離家越來越遠：我從蜀水（成都）到了巴山（重慶），又來到羊城；他從西施故里（諸暨）到了西子湖畔（杭州），再南下珠江水邊，緣分讓我們相逢于康樂園。

1980年代后期的中大，學風甚好，導師認真教，學生勤勉學。研究生階段的同學，不少是從本科直接讀上來的，在工作與深造、做學問與走仕途之間搖擺，不免有“選擇的焦慮”。我倆因為有過工作經(jīng)歷，目標早已明確，所以每天只是讀書做筆記，擬題寫文章，聽導師講授指點，與同學交流心得，專注學業(yè)，歲月靜好。

我倆的專業(yè)，一個是語言，一個是文學，就像巴山蜀水與會稽山陰，似乎相隔甚遠，實際上又很相近，因為都是做古代典籍的相關(guān)研究，他的研究對象，也是我的研究材料，二者互為表里。語言學是一門傳統(tǒng)而現(xiàn)代的學科，強調(diào)實事求是，力求得出“科學”的結(jié)論；文學則屬于古老而前衛(wèi)的領(lǐng)域，需要張開想象的翅膀，面對復雜的人性，鮮有定論。我們很少就對方的研究本身作討論，只是分享各自對學術(shù)的理解和導師的趣事，印證老師們對于同一問題的不同理解與評價，又或是交換師長的相互看法，倒也蠻有意思。

黃仕忠于1989年夏天畢業(yè)，留校在中大古文獻所任職。次年夏天我畢業(yè)時，未能留校。當時有去行政機關(guān)和出版社幾個選項，我去了花城出版社，以為在這樣的機構(gòu)，或許有繼續(xù)做學問的機會。我先在古典文學編輯室，兩年半后轉(zhuǎn)到《隨筆》編輯部，再一年半后，因偶然的機緣轉(zhuǎn)向圖書批銷，從此斷了做學問的念想。

二

1990年11月，我和黃仕忠在廣州結(jié)婚。既無婚紗照，也未辦婚禮，把碗盞瓢盆合在一起，就是成家了。

90年代初，正是全民經(jīng)商熱潮興起的時候，“學問無用”之說漸起。不過這些好像和我們沒關(guān)系，我倆從來不曾有過經(jīng)商下海的念頭，也不覺得自己是做生意的料。雖然收入不多，但兩個人掙，兩個人花，也沒有太大壓力。編輯工作安定，只要認真細心便好，不像做學問那么“燒腦”，收入比在大學當老師還高些，其實很適合我。

黃仕忠在古文獻所，不用坐班，不用上課，每天編校古籍，撰寫論文，也是悠然自得。他認為自己平生喜歡的，就是讀書做學問，而今不但每天有書可讀，而且每月還有工資可領(lǐng)，這已經(jīng)很好了；至于學問有用或無用，在未做成之前，是沒資格置評的，何況在大學里，總歸還是要講學問的。所以他不僅安之若素，還覺得自己的進學經(jīng)歷是在杭州和廣州，學術(shù)的中心則在北京，應當去親歷體會一番，才算完整。

黃仕忠與陳定方

那一年，教育部開放了人文學科的“博士后”流動站，黃仕忠第一時間就聯(lián)系了北大袁行霈先生。袁先生咨詢后，遺憾地告知，只有應屆畢業(yè)的博士才有資格，那時黃仕忠博士畢業(yè)已經(jīng)三年，職稱是副教授。但他這個人，一旦認定了目標，便是非辦成不可。再咨詢有關(guān)部門，得知可以申請做訪問學者，于是在1993年秋到1994年夏，他赴北大跟隨吳組緗先生訪問學習了一年。正是在這一年，我的事業(yè)也發(fā)生了轉(zhuǎn)折。

1993年10月，詩人顧城去世。我大學低一級的學妹兼好友，是一位新詩愛好者，她從海外帶回許多關(guān)于此事的縱深報道。我們合作編成一本書，題為《朦朧詩人顧城之死》，交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希望趕在11月首屆“南國書香節(jié)”上發(fā)行。但以當時社里的出版流程，不可能在一個月內(nèi)趕出來，社長建議我走“非常規(guī)”流程，由我們具體操辦了此書的編輯、校對和印刷發(fā)行，才趕上了時間。這本書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借此機緣，我們合作注冊了一個公司。

半年多后，1994年6月18日，因偶然的機緣，我在廣州市圖書批發(fā)市場租下了一個位置不錯的檔口。只是剛簽約，我就得去編新一期的《隨筆》。五天后，仕忠結(jié)束在北大的訪學回到廣州，才知道這件事。那時他一個月的工資才夠兩天的鋪租，但他二話沒說，第二天就去打掃鋪面，粉刷墻壁，搬書開張，成了我的第一位員工。我則在編完稿后，設(shè)法向親戚朋友借了一筆錢，交上了“兩按一租”鋪面費用。在我去檔口時，對面的老板娘對我說：“你家那個戴眼鏡的馬仔很不錯。”只是他才幫了不到十天，就因急性闌尾炎住了院，“犧牲”掉了他的闌尾，不過這已經(jīng)讓我贏得時間窗口，得以安排好有關(guān)事宜，從此正式進入圖書批發(fā)行業(yè)。

但是既要組稿、編稿，完成出版社的任內(nèi)工作，又要管理一家新開張的公司，這個公司每年還要向出版社交管理費，我實在忙不過來。也想過讓店面員工承包經(jīng)營，但他們不敢承擔經(jīng)營責任。而這個時候，公司已經(jīng)產(chǎn)生債權(quán)債務，我也不能一走了之。于是從1996年元月一日開始，我正式辦了當時頗為流行的“留職停薪”手續(xù)，專心經(jīng)營公司，并在當年秋天，開辦了第一間零售書店——學而優(yōu)書店。

回想起來，他說要去北大一年，我一點也沒覺得詫異，就讓他去了；我簽下這個檔口，他說簽都簽了，那就做吧。他后來才說，其實不無擔心，只是覺得這是我的選擇，也是我的機會，成與不成，試過才知道；哪怕虧了，只要及時收手，大不了苦上兩年，總能還清的。我的很多重要決定，大多是源自我的直覺及偶然的機緣，他通常會提出意見或建議，卻從來不曾反對。——事實上，對他的選擇，我也是同樣支持的。

三

留校任職的前十五年，仕忠的工作較為清閑。我曾與他討論過，是否可以像有些老師那樣兼著炒個股之類，他笑而不接。其實哪怕在最困難的時候，他也沒想過“炒更”（打短工兼職），更不要說炒股了。按他的說法，要保持一份靜氣已是不易，一旦沾染外面的氣息，再想靜心做學問，就難了（正如我一樣）。

另一方面，他的興趣很廣，并不會一頭鉆進故紙堆里就不出來。他的博士論文做《負心婚變母題研究》，上溯到《詩經(jīng)》時代，下延至現(xiàn)當代文學，結(jié)束于1988年諶容的小說《懶得離婚》。他不僅著眼于文學本身，也關(guān)注當代社會中的婚變事件，且有感于大學生和返城知青的婚戀所遭受的輿論壓力，展開文學社會學的研討，對婦女解放、婚姻道德等現(xiàn)實問題也提出了獨到的看法。以傳統(tǒng)學術(shù)為基石而又十分關(guān)注當下，或許正是這代學人的特色吧。

1998年，他應邀為江蘇文藝出版社編選了一本《老中大的故事》，從一個獨特的視角，發(fā)掘諸多鮮為人知的文獻，進而對現(xiàn)代高等教育的變遷和院系調(diào)整等事件，有新的感悟。他曾考慮過將來有機會要做一做這個題目。

在90年代的“文化熱”中，他從區(qū)域文化的角度，觀察廣東的改革開放，解釋廣東“先行一步”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羊城晚報》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討論廣東人的“文化品格”。這組文章以散文的筆觸、獨特的視角、嚴密的邏輯和簡潔的文字，受到了讀者的肯定，有多篇文章被《文摘報》摘要轉(zhuǎn)載。但當朋友們鼓勵他趁勢而為，往風頭正勁的文化散文一路發(fā)展時，他卻又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

對我辦書店這事，他也很感興趣，認真分析了學而優(yōu)書店得以快速成長并走向成功的原因，饒有興味地從中體悟“市場經(jīng)濟”及其包含的“物競天擇”的涵義，考察“二渠道”這條“鯰魚”所起的作用。他也喜歡聽我講書業(yè)界朋友的故事，他說，將來有機會時要寫一下90年代中國出版業(yè)的故事。

陳定方

在我的圖書批發(fā)門市剛開張的那段時間，我心里沒底，問他到底是賺還是虧呢？他盤算了一下“流水”，說應該還是有得賺的。我說那就可以了。之后我的業(yè)務快速發(fā)展，他卻又從旁觀角度，認真地做著“學術(shù)探討”，認為我在普遍缺少“誠信”的社會背景下，做事踏實，講究信用，因而贏得了同行的信任，獲得許多資源和合作機會；讀書、教書到編書的經(jīng)歷，又使我對好書有著某種直覺，出手較穩(wěn)較準；雖然“在商言商”，但圖書畢竟不同于一般商品，發(fā)行圖書其實也是在傳播文化，我們更多想的是怎么把事情做到最好，就像做學問那么認真，而不是只計算著怎么才能賺最多的錢，無為而無不為，這是學而優(yōu)書店能夠贏得讀者青睞、獲得某種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

這些分析讓我很受用，不但因為這是比較真實的我，也讓我對自己有了新的認知。像我這種算術(shù)很差的文科生，原本就不太會“計算”，把事情做好就行，這既是我的出發(fā)點，也是我的歸宿。我自認為對于書業(yè)有著一定的使命感，只要不虧或者少虧，就是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就已經(jīng)很好了呢。

他卻又天馬行空地引申到他自己的專業(yè)領(lǐng)域：在輕商的傳統(tǒng)社會里，古代文人總把矛頭對準商人，因為商人憑著“三千茶引”就可以奪走他們心中的女神，讓窮酸們情場向隅、青衫濕透；再者罵商人不但沒有風險，而且“政治正確”。延續(xù)下來，很多做傳統(tǒng)文化研究的學者，十分鄙視“充滿銅臭”的商人，口不言“阿堵物”，殊不知商業(yè)活動和經(jīng)濟利益，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之一呵！

不僅如此，他還由此引申出文藝與娛樂產(chǎn)業(yè)的關(guān)系，覺得可以把市場競爭、市場準入、客戶分級等概念運用到戲曲研究之中，來解讀演劇相關(guān)的活動。有人把底層演劇與文人劇作對立起來，以為是文人“侵占”了藝人的舞臺，他卻從“把蛋糕做大”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這讓他與單純呆在象牙塔里的學者，有了一絲絲不同。

他自認是在做嚴肅而高尚的學問，但他并不認為在象牙塔里做學問就一定是高尚的。學問之事，猶如一枚鉆石胸針，在兵荒馬亂、食不果腹的時候，便是一塊無用的石頭；在經(jīng)濟發(fā)達、社會安寧之時，它的價值才會凸顯。既然如此，我們有什么理由輕視經(jīng)商做實業(yè)、為政府繳納稅收、為社會提供就業(yè)機會的企業(yè)家呢？

他又說，我們的書價太便宜了，因為大家只計算紙張及印刷的成本，從來不覺得寫書人的“知識”有價值，才會嚷嚷書價太貴。問題是說書太貴的，還都是讀書做學問的人，這其實是讓自己的“精神生產(chǎn)”貶了值呢。

我趕緊制止他：這些在自己家里說說就好了，千萬不要到外面去講，你會被口水淹沒的，何況我們家本來就是開書店的！

四

黃仕忠其實是一個十分固執(zhí)的人，連導師黃天驥先生也是這般覺得。因為他總喜歡對別人的話說“不不不”，而要說服他，則是難上加難。他在北大任教的同鄉(xiāng)老友說：黃仕忠總要說得他是“正確”的，所以我們就不和他爭了。

對這話我深有感觸：仕忠喜歡尋根究底，書呆子脾氣上來，每句話、每個字，甚至一個語氣，都要如他的意，才肯放過。有時候興沖沖告訴他一個想法，希望得到他的肯定，結(jié)果他往往來一個“其實你還可以如何如何”，當頭一瓢冷水，搞得你興致全無。

我有時說他剛愎自用，而且從來不肯認錯。他卻并不生氣，辯解說，一個學者，需要有一點“剛愎自用”，才能堅守本心，如若不然，他便不是他了。世間滔滔皆如是，也不妨有那一小撮人并不如此。所以他甘居“另類”，因為他想的與做的，與別人很不相同。他自我解嘲說：這是諸暨人性格所致，硬碰硬，不屑取巧，無意捷徑。后來我才知道，他的碩士生導師徐朔方先生就是這樣，真可謂有其師必有其徒，所以我也只好隨他了。

他認為自己很幸運，上大學時還不滿18歲，不像他的許多同學那樣被“文革”耽誤了許多年，同時他又經(jīng)歷了在鄉(xiāng)村底層的艱難歲月，早早就懂事了。他能考上大學，主要靠自學，在大學里，也能自己安排讀書。后來讀研究生，師承徐朔方、王季思先生，不僅受到系統(tǒng)的學術(shù)訓練，而且接續(xù)了民國學風，從中感悟到學術(shù)與人生的關(guān)聯(lián)。因為讀書還算認真，基礎(chǔ)也還扎實，平時總想著“另辟蹊徑”，所以他很早就在專業(yè)上有自己的看法。他半真半假地說，嶺南屬“化外之地”，學術(shù)競爭強度沒江浙高，生存不難；何況已辛苦太太開書店賺錢了，既然如此，也就無須在意世俗的眼光和管理方的要求，埋頭做自己認定的學問就好。

他倒是很自信：真正的學問，一定能進入學術(shù)史，能夠傳承下去，必然是符合民族國家的利益，也是管理方所需要的，那么遲早會得到認可，從冷門變成熱門；哪怕這些都落空了，只要內(nèi)心坦蕩，沒有虛度光陰，也就不枉付出了。

從20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前十年，人們先是感嘆學問無用，后來則又批評學界“浮躁”，他卻對學生說：哪怕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浮躁的，我們也應爭取做剩下的百分之五中的一員。

古人有言，“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他“剛愎自用”地認為，要論真正的學問，仍得聽學者的；學者的學問，源于個人的追求和自律，不是“管理”出來的。他的目標是做一個合格的學者，所以我行我素，甘愿游離于“主流”之外，坐了二十年“冷板凳”。另一方面，他又保持旁觀者立場，努力站在歷史的高度，持理性批判的態(tài)度，思考從大學教育、大學改革到學科發(fā)展的諸多問題，認識“學術(shù)”的本質(zhì)，自以為有獨得之見。不過在那時，這些都只能與二三素心人一說而已。

他所在的中山大學古文獻所，在1983年成立時，是與院系并列的實體單位，但一直處于邊緣，在新世紀初更被降為二級單位，差點兒解散，暫時掛靠在圖書館。他在2004年接過古文獻所這個攤子，當時老所長退休，新所長調(diào)去北京，他只是副所長，就主動向校長要“官位”。校長很高興，覺得此人自討苦吃，說明是愿意做事的，就任命他做了所長（無行政級別）。他又去找主管文科的校領(lǐng)導，認真地闡發(fā)了自己對學科發(fā)展的設(shè)想，領(lǐng)導十分詫異地說：想不到黃仕忠你還是有一套想法的嘛。仕忠聞得此言，“呃”而無語，回來后與我嘆息了一番。

此后，古文獻所與圖書館學、情報學和檔案學專業(yè)聯(lián)合組建了“資訊管理系”，在保留研究所體制的同時，也從事教學工作。2009年冬，該系升格為“學院”，他辭去了系副主任職務，帶著本所同仁，將教學崗位轉(zhuǎn)到了中文系。至此，他才不用一次次向朋友解釋，為何來中文系總見不到他，為何他的職位去了圖書館學專業(yè)。

2013年春，古文獻所成立30周年，學校主要領(lǐng)導去看該所的成果展，頗有嘉許：近五年的學術(shù)成果甚是豐碩，不遜于本校的教育部重點文科基地；中文系當時所得六個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有兩個半是該所教師承擔的。

也是在這一年冬，他通過了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的評選，進入“主流”。此前他做了很多年的“四級”教授（教授最低級），只是他沒怎么在意，因為四級也是“教授”嘛！

黃仕忠與陳定方

五

回顧這段進學歷程，我們在各自的領(lǐng)域努力，也算各有所成。

感謝仕忠的支持，我的學而優(yōu)書店，已經(jīng)與廣州的讀者同行了30年，成為廣州的一座文化地標，我個人也受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多次表彰，獲得了一些重大榮譽，如2014年度的“國家出版政府獎”，而黃仕忠與學生以十年心力編校整理的《子弟書全集》，也只獲得該項政府獎的“提名獎”。

仕忠卻說，他得到的更多。

因為我和我的書店，讓他在90年代商潮涌動時，仍能有一張安定的書桌。2001年春，他第一次出國，赴日本訪學一年，致力于尋訪日藏中國戲曲，邀請方給予的生活費相當于他的十倍工資，因為沒有后顧之憂，他把這些錢都用于訪曲的旅費以及復制資料了，從而得以開啟一個新的學術(shù)領(lǐng)域。

他說到很多次與出版社接觸，只要自報家門是“陳定方的先生”，便得到刮目相看。他在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子弟書全集》，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等，即是緣于我的介紹，認識了兩社的老總，承蒙他們青眼，看中了這位剛過不惑的普通學者；他不用出錢資助，就早早確定了幾套大書的出版計劃。老總們說，現(xiàn)在居然還有這樣純粹的學者，理當大力支持。他與這兩家出版社的系列合作，一直延續(xù)到今天。

另一方面，最近十多年來，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沖擊下，圖書銷售行業(yè)生存艱難。我逐步收縮戰(zhàn)線，從高峰時近30來家門店，到只剩下一家本店。在清理債權(quán)債務的關(guān)鍵幾年，因黃仕忠獲聘“長江學者”，額外得到了一筆不菲的收入，再加上他的公積金，正好用來補貼我的書店，讓我能把書店的事情擺平，嗣后正式退出管理崗位，并開啟新的進學旅程。近五年來我感興趣的事情，是五行針灸和花精治療。中醫(yī)理論博大精深，自然療法法天則地，我現(xiàn)在更多關(guān)注個體的生存狀態(tài)，關(guān)注環(huán)境、情緒、心理與生命的關(guān)系。

想想也真是巧合，在我涉足圖書批發(fā)行業(yè)和退出之時，這位“戴眼鏡的馬仔”都給了我及時的后援。這，大概就是命定的緣分吧。

黃仕忠與陳定方

2020年正月，黃仕忠的父親以95歲高齡去世。因為新冠疫情，人們大部分時間只能關(guān)在家里。為了紀念父親，仕忠撰寫了一系列回憶文章，記錄童年少年的時光，記錄父親母親和家鄉(xiāng)父老的事跡。他寫得廢寢忘食，有時飯菜上桌一個多小時了，還在寫；甚至睡夢里都在琢磨情節(jié)、安頓文字，幾乎魔怔了。他對每一篇都用盡了心血，浸透了感情，帶著無言的酸辛，也帶著深切的悲憫，所以感人頗深。

朋友們說他是被學術(shù)耽誤了的作家，同事吳承學教授稱之為“新銳鄉(xiāng)土散文作家”，我則戲說“一顆大器晚成的作家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他的這些文章已經(jīng)結(jié)集，題作《錢家山下》，將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學者應當有兩支筆，一支寫學術(shù)，一支寫文學，這是徐朔方先生和王季思先生當年的諄諄教誨，黃仕忠銘記在心。只是他以往雖然偶有寫作，但不曾著意開拓，如今記憶之門驀然打開，文思紛至沓來，便再也收煞不住。

他進而敘寫了大學時的師長、學界的前輩，但與通常所見的回憶文字不同，他把這些學者放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放到學術(shù)史的大框架里，寫下了他們的經(jīng)歷與個性，喜悅與哀傷，遇與不遇，理解與誤解……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寫出了學者鮮明的個性。更重要的是將這些文章合而觀之，又構(gòu)成一個整體，可見一個時代知識人的群像，也是一個時代思想史和學術(shù)史的記錄。

他也用文字記錄自己在大學時代的懵懂時光，但又別具匠心。他用了戀愛、學外語、衣服、糧票、自行車等事件或物件，來切入恢復高考后最初幾屆大學生的生活，讓人仿佛回到當年的時光，引發(fā)了廣泛的共鳴。

他很少為人寫序。他為學生的書所寫的序，也與一般偏重于介紹和揄揚的情況不同。他指導學生時，通常根據(jù)學生的具體情況，商定合適的領(lǐng)域，目標是使其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領(lǐng)地”，從文獻的全面尋訪入手，通過研讀敘錄，由表入里，循序漸進，爭取三到四年筑基，五到八年有所成，十至十五年或可自成一家。他說若有半數(shù)學生能“聽話”而各有所成，他日這些“點”連成“面”，對于學術(shù)的貢獻，便自有可觀了。所以，他在序中記錄了他當初的規(guī)劃以及學生在進學過程中的種種經(jīng)歷，著意寫成不同領(lǐng)域的學術(shù)史記錄。

我以為概而言之，仕忠的隨筆寫作，可以歸納為三：一是筆帶深情，二是寫出了人，三是記錄了時代。

現(xiàn)在，仕忠把同類文章匯集成冊，于是有了這本隨筆集。其實我不曾對他所有文章做過細讀，我個人的閱讀感受也不一定準確，我只是作為他進學旅程中的陪伴者和旁觀者，記下所經(jīng)歷的一些點滴，讓讀者對這位“新銳隨筆作者”多一些了解，勉強算作序吧。

黃仕忠著《進學記》，2024年10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本文為陳定方所撰序言，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