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父親21歲，花了159元，頂下淡水路26弄10號的石庫門二樓，一個7.4平方米的帶閣樓和家具的亭子間，從此開啟了我家三十余年的石庫門生活。

那一年，父親在上海醫療器械批發部做會計工作，經公司考核，審定為行政23級，月工資58.59元。

這個亭子間很小，房東或許為了盡快頂出這個小房間，在并不高的空間里搭了一個閣樓。閣樓只有一張六尺床那么大，可以放幾只箱子，成人在上面，必須匍伏而行。閣樓下面，人能直立，有頂天立地的感覺。房間里還有一張圓架鐵床、一張方桌、一個五斗櫥和兩只凳子。

父親對亭子間略做打掃粉刷，搬運來一只寧波老家帶來的甬式實木被頭柜，三四口大小各異的皮箱、樟木箱，又添置了一只夜壺箱。年底，父母在這個亭子間里成婚。

這個亭子間成為我最初的家。

除了我睡覺的那個閣樓，我仍然記憶深刻的，就是朝著淡水路的那扇大窗。

老式建筑里，光亮尤其珍貴。每天，光線從這個窗口照進房間。陽光明媚時，光線強烈而充盈，把亭子間照得透亮，亭子間變成聚光燈下的一個精致的螺螄殼。就算是陰雨天微弱的光，也會讓房間里充滿溫馨。

我家處在淡水路中間，南北兩端毗鄰延安路與金陵西路。站在淡水路弄堂口，一眼能看到弄堂底，石庫門的大門都是半開的。左邊半扇門，尋常時候都用木栓拴起來，日常進出，大家只走右邊半扇門。

推開右面這扇高大漆黑的石庫門，門里是個橫向的大天井，俗稱雙天井。石庫門的正對面，是廂房的一排花窗，右邊是間小客堂。客堂里放著一張八仙桌和兩把靠背椅，漆色斑駁，露出了灰白色的木質。

那時，這個石庫門里，房東在逐漸出租或頂出去房間，小客堂就淪落成公共走道兼置物空間。客堂東墻，經常停放著一輛銹跡夾雜泥漬的重磅自行車，地上擺放著盛菜的杭州竹籃。

天井里，廂房的花窗下放著一口腹部雕花的湖綠色荷花大缸。荷花大缸的水面上，養著一座一尺多高的假山，假山上郁郁蔥蔥，布滿了青苔與小樹，山上山下還綴有紅頂小亭與白石小橋。假山下面的水里養著各色金魚，悠悠然浮沉游弋。

我家亭子間的房門對著二樓廂房的房門，在兩扇門之間的走廊墻上，裝著一只黑膠木的撥盤電話。這臺電話是兩三戶鄰居共用的，每月固定的電話費也是大家平攤，每戶每月5角錢, 電話隨便打。

我大概兩歲時，一次，自己拖了個方凳到電話下，要給正在上班的外婆打電話。其實，我連打電話要撥號還不知道，只是自己對著電話筒自說自話，引得鄰居阿婆笑彎了腰。

3歲那年初夏，我出痧子，在家養病沒去托兒所，由外公過來看管我。那段時間，正好淡水路房屋在大修，亭子間里暗無天日。外公為了不讓我鬧，真的讓我給上班的外婆打了個電話。

電話由外公撥打，接通以后，接電話的人以為我們家里發生了大事，跑著去叫外婆。外婆氣喘吁吁地跑來聽電話，一聽是我的聲音，聲音都哆嗦了。后來，外公一再解釋，外婆才放下心來，匆匆地聽我嘀咕了幾句，就掛了電話。

我給外婆打電話這件事，由驚慌轉為驚喜，在外婆單位里熱鬧了好一陣。她的同事非要外婆把我抱去，給她們看看我這個“電話囡”。后來，一說到我打電話的事情，外婆就笑得合不攏嘴。

1964年，外婆退休，便開始在家全職照看我。

1966年，母親調去建國西路烏魯木齊路的偉安藥房工作，為了上下班方便，經人介紹，我家把淡水路的房子與建國西路一戶人家的房子進行了交換。

于是，我們就搬到了建國西路的建業里，拉開了石庫門生活的第二幕。

建業里的新居是一個雙亭子間，面積比之前大了不少。父母在房間里給我架了一張鋼絲床，從此我不用爬閣樓；偉安藥房在建業里斜對面，母親上下班近了；父親買了輛嶄新的鳳凰18型自行車，騎自行車上下班很方便；我們全家都甚是欣喜。

從此，平日我住在大沽路的外婆家，周日回建業里的父母家。

1968年，我在外婆家上小學。那時，只要自己找一個就近的學校報名，就可以上學。我的第一個小學是金陵西路第二小學，在金陵西路靠近重慶南路，好像是一座教堂改建的。

每天上學，我從大沽路的外婆家出來，穿過均樂里的弄堂，跨過延安路，沿著熟悉的淡水路走，走到金陵西路右轉，不遠處就是學校。后來，我認識了淡水路26弄隔壁弄堂的同學，每天結伴一起上下學。

一年級的冬天，一次早上，我去同學家叫他上學。一開門，他說，還沒吃早飯。他父親在樓上說，外面冷，讓我進他家稍等一下。他家住的是獨門獨戶的石庫門，進入后門，便是廚房。他家的房屋結構與我家不一樣，廚房里居然還有管道煤氣。

同學的父親急匆匆跑下來，從碗櫥里拿出兩個白饅頭。他一邊打開煤氣，放上鐵鍋；一邊拿出砧板和刀，把饅頭切成一片片。然后在鐵鍋里倒了點油，把切好的饅頭片放到鍋里炸。

我驚訝于同學父親能在鑄鐵鍋里炸饅頭片，也羨慕同學以油炸饅頭片當早餐。對于那時的我來說，油炸饅頭片算是奢侈的食物了。

第二年，一次放學回家，同學神秘兮兮地邀我去他家。進門時，他告訴我，他父親就是當時紅遍天下的現代京劇《海港》的編導。他偷偷帶我去他家樓上，走進他父親做書房的亭子間里。

亭子間的窗下是一張寫字臺，綠呢臺面上鋪了塊厚玻璃，有些凌亂的臺面上有一只黃銅架綠玻璃罩的臺燈。寫字臺對面，靠墻擺了一對深褐色的單人皮沙發。咖啡色的窗簾拉開了一條縫，亭子間里比較暗。同學把窗簾撩起來，示意我去看沙發上面的墻面。

在這面墻上，掛著二只大相框，相框里是二張足有二十多寸大的彩色照片。一張照片是領袖正在與他父親握手的近景，一張照片是領袖看完演出接見全體演職人員的大場面。

同學說，這是領袖觀看《海港》演出時照的，人群中那個穿軍裝，戴眼鏡的人就是旗手。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領袖的真實照片，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照片，被深深地震撼了。后來，同學一再關照我，千萬不能告訴別人，不然他父親會打死他的。

我的石庫門記憶，從淡水路的清靜，延續到建業里的繁雜。與淡水路的小弄堂相比，建業里算是很大的弄堂。不僅有縱橫交錯的小弄堂，也有通往建國西路和岳陽路的多條大弄堂，還有學校、菜場、商店、老虎灶、公共廁所等生活設施，充滿了市井煙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