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不同地域年俗迥異，“年”的背后展現給你的是一部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史詩。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憶年”專題，講述那些年，那座城，那個村莊，那些與年有關的人和事。

我的家鄉在華北平原的三省交界處，至今保留著過年磕頭的習俗。在全國范圍內，如此“守舊”的地方已經不多了。我后面還會說到，家鄉的磕頭習俗前途未卜。因此有必要做一下記述。

雖曰磕頭，大多時候與頭無關，受委屈的主要是膝蓋。雙膝跪地，頭不必觸地。跪一下算磕一個，每到一家通常要磕不止一個。比方說，這家有兩個長輩，要先給男性磕，再給女性磕，但是在這之前還要先對著祖宗牌位磕一個。

被磕頭者并不站在磕頭者的面前，所有的頭都是沖著牌位磕的。第一個是磕給祖宗的所以不做聲，接著要喊稱呼，比方說“給俺二大爺（磕的）”“給俺二大娘（磕的）”。

牌位是一張大大的紙，后來改成了更耐用的布，上面畫著祠堂的模樣，寫著故去的列祖列宗的名字。方言里管這個叫“zhu zi”，應寫作軸子。軸子平時是卷著的，過年時候請出來，讓逝者與生者共處一些日子，過完年之后再送走，也就是卷起來。

我早就注意到，牌位上的女性祖先全部都沒有完整的名字，只有“某氏”。

祖宗在的時候，幾乎每頓飯都要先供饗一下，擺上食物的時候還要說“老爺爺老奶奶吃飯”，大概是祭神如神在的意思。大人還會叮囑小孩，不要在祖宗面前說誑話。在我家，我媽是最虔誠的，我有時還會刺激她，在供饗的時候故意說“老爺爺老奶奶吃飯，你們不吃我吃啦”。

磕頭主要是晚輩向長輩磕。鑒于我在村里的輩分很低，理論上大年初一要跑斷腿、磨破膝蓋的。但我內心一直抗拒磕頭，在長輩的催促下，也只是不情不愿地跑最親近的幾家。看在我年少以及一直念書的份上，也沒人跟我計較。

初一早上，天還漆黑，磕頭的人群就上場了，有大部隊、小分隊，也有獨行俠，走街過巷、出門入戶、噓寒問暖。看著這熱鬧的景象，我總覺得無厘頭，難以代入，難以認同。回想起來，使我自外于村莊集體儀式的因素包括無神論、反封建意識、特立獨行的沖動、成績帶來的優越感。

我是極少數派，即便同在念書的同齡人，與我意見一致的也不多。我曾向一位女同學抱怨“過年磕頭太煩了”，結果對方卻說“我覺得挺有意思的，過年不磕頭，不是很無聊？”

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磕頭這件事還有“存在即合理”的成分。如果不磕頭，這個年就不完整了，這么想似乎也有點道理。不過我的抵觸心理并沒有消除，畢竟我還有一個中二的執念——“男兒膝下有黃金”。

面對習俗，大多數人只是本能地遵循，不會去問為什么，甚至不會去想。老輩子都是這么過來的，憑什么你不一樣？無論在哪個共同體里，隨大流都是最省力也是最穩妥的生存策略。

村里大多數人對磕頭還是比較積極的。就拿我爺爺奶奶那兒來說，幾乎半個村子的人都會跑來磕頭。我們是多姓村，但異姓之間也論輩分。磕遍全村的人不在少數。

人們也會議論，“磕頭有啥用呢”，但議論不妨礙行動，我從來沒見過自發的抵制。老年人普遍比較在乎，雖然他們也會象征性地勸阻一下“來了就行了，別磕了”，但對方只要回一句“一年一個的，該磕還得磕”，他們也就接受了，“行吧，那就磕吧”。

等磕完之后，再客氣一下“那誰，坐下喝點水吧”，對方自然不會當真，“不了，還有好多家要跑呢”。

我后來漸漸明白，磕在地上不僅是頭，更是心意。程式化的心意也是心意。老人們在乎的，是親族鄰里的熱絡與尊重。磕頭這個過場，使人們自然而然地相遇、寒暄。或許列祖列宗的“注視”，還又使磕頭及其附帶的社交活動具有了些許嚴肅與莊重。

我并不準備從一名磕頭的懷疑論者變成磕頭的積極擁護者，只是發覺事情不像兒時想得那么簡單。后來我學了一個名詞，文化多元主義，似乎能為磕頭習俗辯護。但我也知道，文化多元主義如果濫用也挺可怕的，裹小腳、三從四德都可以戴“傳統文化”的帽子，人人喊打的女德班不就是這套把戲嗎？

習俗與陋俗之間還是應該有個標準，磕頭屬于哪一類呢？誰有判斷的資格？

在這個時代，磕頭說出來顯得不雅、落后、愚昧，但并沒有野蠻、殘忍的成分。它是一個宗族、一個村莊用以維系共同體意識的儀式。有時磕頭還能解決鄰里矛盾，兩家人鬧矛盾平時不走動了，過年一磕頭，達成捐棄前嫌的默契。

只是踐行這種儀式的人，更多是被習慣推著走，只能模糊地感覺到理當如此，并不能清楚地知道其意義。

斗轉星移，當閉塞的村莊與外部的廣闊世界來往越來越密切，當本地風俗遭遇外來的鄙夷目光，甚至當村莊本身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集體無意識的磕頭禮又能維持多久？

2018年春節期間，有姑娘在天涯發帖求助《老公家是北方的，過年要給長輩下跪，身為南方人無法接受，不肯跪有錯嗎？》。女方認為這種拜年方式“很封建，有點侮辱人”，男方卻認為女方應該入鄉隨俗，否則就是“不尊重他”。

從網絡上看，面臨這種“文化沖突”的南方姑娘還不少，相關討論總是會滋生“北方人太可怕”的聯想。所以許多北方人迫不及待地聲明，“我們雖然是北方，但我們這兒過年不磕頭”。這是事實，流行磕頭的地區大多是北方，但北方不是鐵板一塊。

除了地域差異之外，北方的城市也不具備磕頭的物質基礎。在單元樓房里，軸子沒有擺放的位置。小區鄰居之間，更不可能論輩、磕頭。

回到我家鄉。磕頭這件事正在遭遇挑戰，這次的挑戰者不是我這樣的傻學生，而是在村里具有CCTV地位的大喇叭。這幾年，大喇叭每年都在喊，過年不要再磕頭了。這不是村委會的意見，而是基層政府在搞移風易俗。

在大喇叭的作用下，人們對磕頭的堅持開始松動。有人說，別村早就不磕了，就咱們村還磕。但隨著大年初一的鞭炮聲響起，大多數人還是走上了熟悉的磕頭路。雖然知道大喇叭不讓磕頭，但誰也不愿意做第一個改弦更張的人，因為在過去的觀念里，不磕頭意味著不懂事。

“上頭”對磕頭的介入不是第一次了。我小時候就聽老人們說過，“破四舊”的時候不許磕頭，甚至不許過年。老人們告訴我，大家還是會偷偷摸摸地過年。

歷史資料顯示，從1967年春節全國不放假開始，革命化春節一直持續到1979年。當時的口號是“移風易俗過春節，大年三十不歇腳”“干到臘月二十九，吃完餃子初一早晨就動手”。我相信，那些年里偷摸按傳統方式過年的人絕不是少數。

不知道這一次的移風易俗，又會有怎樣的穿透力和持續性。我內心也希望舊俗可以更新，該拜年拜年，該走動走動，只是不要下跪磕頭了。但除舊容易布新難，現在的習俗穿越時間之海而來，但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有先賢曾“制禮作樂”。現在誰來制作新禮，又如何推廣呢？

舊事物還可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走向毀滅。

我最近一次回家，聽人們在議論，村子要拆了，大家一起“上樓”。臨近處已經有村莊開始拆了，宅基地復墾成耕地，還歸原主人所有。拆房子有補貼，地還是自己的，人們說這件事的時候仿佛覺得很劃算。

沒人意識到，在現行制度下土地用途的轉變，會牽涉多么巨大的利益。正如沒有人意識到，假如整個村莊像從未存在過一樣突然消失，真正意味著什么。

同樣一群人，生活在村子里，與生活在樓房里，必將構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說這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并不夸張。我預感到，包括磕頭在內的一整套傳統，會隨著“上樓”進程支離破碎。

巨變就在眼前，人們依舊循著古老的節律生活。

變化不一定是壞的，磕頭可能不值得留戀。但我能感知到，這些其貌不揚的村莊比肉眼看到的更深邃也更脆弱。一輩輩人的故事發生于此，埋葬于此。人們的性情與習慣，已經與村莊融為一體。挖過樹的人都知道，地面下是怎樣盤根錯節的景象。

或許過不了太久，我就再也不必糾結過年磕不磕頭，但這絲毫沒有讓我感到輕松。

(作者系澎湃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