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最大的問題有兩方面：企業的生產是否達到了歐盟等國際綠色標準，是否準確和完整地披露了碳排放等環境信息。

·對中國而言，可持續發展是長期戰略，從來沒有動搖。短期看，在綠色領域，很多方面要加速與國際接軌。如果不加速接軌，中國企業是走不出去的。只有ESG業績報告過關，出海的企業才會更好地被國際社會接納。 

在紹興柯橋輕紡城采購紡織品的外國人。 周平浪 圖

雖然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已在綠色轉型和循環經濟方面取得了許多可見成就，但近年來，因應全球市場ESG 披露的要求，包括歐盟的碳關稅（CBAM）、循環經濟行動計劃（CEAP）等壓力，各級政府、企業、金融機構等各方，都感受到壓力并做出調整，運用先進的數字技術，構建和管理綠色供應鏈體系，以更好地接軌全世界綠色轉型的進程。

可持續發展是長期戰略。循環經濟更需要系統轉型。針對綠色轉型過程中，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需要關注和思考的要點，2024年9月18日，澎湃研究所研究員專訪了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

如何對接國際標準與準確完整信披

澎湃城市報告：當下中國的出口企業，比如紡織企業，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李志青：我記得五六年前去江南一帶參觀過童裝的紡織產業園區。當地當時就在以綠色金融的方式，去做綠色低碳改造。我們去參觀時，已經很干凈了。 

就紡織來說，江浙一帶污染最嚴重的，是沿太湖流域，最早有上千家小規模的紡織印染企業，形成的污染以污水為主。往往是企業規模越小，造成的污染就越嚴重。無力清潔生產的小企業，就被整治掉。分散在各處的中大型企業，集中形成了紡織工業園區，再用比較現代化的污水處理方式，幫助企業減少和防止污染。由于企業對污水等進行了規模化處理，在我們參觀時，基本看不到明顯的污染。

國務院2013年印發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5年印發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某種程度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傳統的污染治理，不管是否有外部壓力，中國都在推進。所以說，這類問題之前已得到一定程度解決。 

當下，基于歐盟的碳關稅（CBAM）、循環經濟行動計劃（CEAP）等要求，原先企業需要保證自身產品的生產過程和結果是綠色的，不能產生污染和毒害等。

現在，企業不僅需要供應鏈是綠色的，還需要去披露綠色的信息，包括在業績中進行披露。 

面對這類要求，中國企業就會面對比較大的挑戰。

一方面，企業能做到自身很優秀，但未必能保證自己所采購的東西的生產過程是綠色的。另一方面，披露過程中，可能涉及“漂綠”。企業可能自稱是低碳甚至零碳，產品描述里也可以這么講。但實際上，最終產品是否綠色，不僅取決于該企業自身這一生產環節如何。至少，從明后年執行碳關稅的角度看，產品需要有碳標識，要讓人知道圍繞它的供應鏈有怎樣的碳排放水平。碳標識可能以碳為主，綠色標識則圍繞其他的環境污染。 

現在最大的問題有兩方面：企業的生產是否達到了歐盟等國際綠色標準；企業的生產是否準確和完整地披露了碳排放等環境信息。

澎湃城市報告：中國政府方面，是如何幫助企業面對這些挑戰的？ 

李志青：歐盟的指令，也是一點點往前推進。20多年前，國際社會要求貿易財務透明、會計準則透明。現在要求的是企業生產過程中綠色信息透明，而不只是以往產品在綠色方面的合規。 

中國生態環境部2021年開始，推進了企業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的工作。關于重點排污單位，國家和地方層面都有名單，但基本針對規模比較大的企業，沒有真正深入中小企業的供應鏈層面。

2023年，國家發改委等部門發布了《加快建立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的意見》。而2024年 3月，上海市政府印發了《加快建立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 打造綠色低碳供應鏈的行動方案》。上海要推進綠色低碳供應鏈體系建設，對重點可謂抓得很準。不能只關心產品本身，

從全球角度看，最大的排放在供應鏈上，涉及上游原材料、能源等供應鏈的體系。 實際上，大企業能力比較強，可確保就自身生產環節做好產品碳足跡管理，引入綠色低碳標識等。但還有諸多上游的中小企業，現階段會面對很大困難。 

比如，就紡織業而言，過去就污水排放的問題，一些地方上游與下游的矛盾很激烈。后來，地方政府采取了很多辦法，國家層面也采取了一些頂層設計，包括生態補償機制，問題才得以緩和。如果就終端產品本身，是看不到對環境的這些負面影響的。

澎湃城市報告：要讓大企業更好地帶動小企業，機制中有哪些關鍵點？比如，這類綠色的數據如何獲得，如何打通共享？ 

李志青：數據方面，綠色標識等制度也在推進。比如，數字產品護照（Digital Product Passport，DPP）等。

歐盟為防止企業搞漂綠，出臺了很多法令。不允許企業自稱這是綠色低碳的產品，而是要建立數字鏈條，包括用區塊鏈的方式，實現定向的披露和透明化。 

而中國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會面對兩方面問題。一方面是能力不足。比如，在數字化能力方面，更多行業和企業需要能采用區塊鏈、大數據等技術來做披露，而不是拍腦袋或手工計算。另一方面，是披露的內容能否經得起檢驗。披露是否真實是一回事兒。大概率的一種情況是，披露在真實方面沒問題，但結果是披露出的排放水平高于歐盟。這本身對我們的競爭力就是很大的挑戰。 

金融機構應該做一些努力。比如，要求銀行做信貸投放的綠色披露。銀行進一步要求企業做業績披露，包括碳排放和綠色信息，來進行信貸成本、信貸規模等評級。比如，以往項目要拿到一定的貸款，只需要合規，現在則必須為綠色。前幾年，有的銀行給每個企業、項目做綠色分級，比如深綠、中綠、淺綠、灰色、黑色，等等。現在，國內多地做了碳賬戶，以此銀行可運用自身的資源與權限，為綠色的企業或項目提供貸款。 

當下，金融業的共識是，任何不做披露的綠色，都有可能是“虛假”或“夸大”的，綠色發展有必要從信息披露開始做起。 

那么，信息披露怎么做？之前我們看到，一些企業的ESG報告，在講好人好事。實際上，一方面，好人好事也需要披露；另一方面，ESG報告有標準格式，其中二十多項實質性議題，是要更多去講的。而之前有一些定性披露，需要轉為定量披露。比如，中國的三大交易所規定，可持續發展報告里，要列出溫室氣體排放量。還有，以往是單向影響披露，現在需轉為雙重影響披露。企業必須把經營過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對外界造成的影響搞清楚，也要把外界的氣候變化、環境變化對自身造成的影響說清楚。如果自己隨意做ESG報告，根據相應評級機制，只會得到很低的評分。 

國內的準則方面，前面提到，三大交易所有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引，財政部出臺了《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基本準則(征求意見稿)》。而國際組織方面的準則就更多。比如，ISSB 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發布的 《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第1號——可持續相關財務信息披露一般要求》，簡稱“良好準則”。必須根據準則，修改財務報告和可持續披露報告。包括歐盟的指令在內，這些都是技術性很強的工作。 

過往，國內的機構缺乏這樣的能力，或說缺乏相應意愿。現在這份報告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財務報告。上市公司要符合合規要求，必須進行可持續發展信息的披露。如果不披露，監管部門可能就會給出否定性意見。

實際上，就技術層面而言，在獲得數據的能力上沒有問題。相關科技一直在創新。方向是，使用數字化的技術手段，對數據的統計做賦能。原先碳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現在碳排放因子庫、相關數據庫建設，以及標準化的工作，一直在推進。 

比如，《加快建立產品碳足跡管理體系的意見》2023年印發后，上海成立了碳中和標準委員會，每年會做出五六十個與碳中和相關的標準，包括建筑、交通、制造、金融、服務業，等等。 以餐飲為例，針對餐飲經營過程中碳排放怎么計算，會歸納出一套標準，進而采用這一標準，與企業具體經營過程中使用到的供應商的服務合并計算。因此，一定會催生一大批第三方公司，幫助企業設計低碳可持續的產品，并撰寫發布相應報告。 

在歐美，可持續信息的披露，從上市公司開始。美國證監會的規定，也是針對上市公司。當然，非上市公司也在做，是依靠上市公司的帶動，一點點推進。 

中國也是一樣。歐盟等可持續信息方面的國際指引，先影響到關系最緊密的出口貿易性企業和產業，進而將產業上下游逐漸納入其中。除非不和海外做生意，但現在基本沒有產業敢說，自己不在出口貿易體系之內——哪怕電力系統也在其中，無非相距較遠，一下子感覺不到，需要國家做一些指引和支持。實際上，這些工作在綠色金融方面也都有所推進。銀行和龍頭企業，都發出了相應的信號。從產業園區、消費者等方面，也都能體會到綠色轉型的重要性。

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刺激經濟發展

澎湃城市報告：如您開頭舉例，過往多年來，生態產業園區，是中國做循環經濟的重要載體。應對綠色轉型挑戰，產業園區或集群，有怎樣的反饋和舉措？您有怎樣的建議？

李志青：實踐中，產業園區無非是設立標準，怎樣的企業能進入。根據國家綠色產業指導目錄的界定，高污染產業基本不被允許進入園區。 

現在很多園區也在進行ESG的標準設計，包括碳排放等。也即，園區也會通過碳賬戶、碳排放權的市場交易方式，引導企業推進綠色低碳工作。國家層面，國家發改委在推進碳達峰試點園區，還有綠色低碳先進技術示范工程，以及其他示范項目。各地還有零碳園區、近零排放園區等方面的創建。 

也就是說，發改委等部門會通過這些方式引導園區和企業。但我感覺，目前的最大問題正在這里。現在引導園區和企業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實現一種結果，但過程層面是比較薄弱的。特別是信息披露。長期以來，我們的企業不太適應把自己的東西告訴外界。這一轉變需要靠前面提到的規章制度去推進。 

企業要明白的是，綠色低碳、循環經濟不是搞一兩個政策，而是在打造一個體系，要轉變整個發展模式，以及消費和生產的理念。由此，才能從社會、政府、市場上下游的供應商，以及金融機構等層面，去形成合力。

比如，從消費者的角度，也希望看到供應鏈的狀況。相比十幾二十年前，環境友好的意識在增強。特別是，當年的小朋友已經長大了，在有一定消費能力的前提下，會更愿意選擇對環境負責任的產品。很多大的消費品公司，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做得比較好，其實既是在做這方面的引導，也是被整個消費趨勢所牽引。 

由此可以理解，中央和國務院的提法非常好，要構建的是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

澎湃城市報告：中國當下有“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的契機。企業如果面向循環經濟、綠色轉型，進?設備和?藝的更新升級，如何才能獲得?融??更多?持，并與歐盟要求更好地接軌？ 

李志青：“兩新”工作是放在發改委環資司執行的。由此可見，其本身有促進綠色轉型的意圖。但如《行動方案》所示，促進投資和消費是主要政策目標，也就是要通過補貼的方式，來刺激經濟發展，同時帶動綠色轉型。 

其中有兩個重要問題值得考慮。首先是如何促進更新的意愿。其次是在更新的過程中，如何追求更高層面的綠色轉型。 

在此，有關如何理解綠色轉型，中國可能與歐盟有較大區別。歐盟更多希望能在維護的基礎上，拉長設備使用周期，而不是縮短技術更新周期。如果迅速更迭設備，碳排放的數量會增加。也就是說，上游更新了設備，會影響到下游產品的碳排放。剛提到過，企業也要看整個過程的排放，而不是單個環節的排放。 

這樣看，這兩件事理論上是矛盾的。需要對其透徹理解，進而融合考慮。從歐盟角度講，產品和設備需要質量好一點，耐用一些，同時便于維護和維修。然而，中國的發展水平還沒到這個階段。以紡織產業為例，時尚意味著容易過時，不太可能完全追求耐用。也就是說，歐洲的生產和消費理念，其主要出發點在于環保。而中國的重點仍然聚焦在發展上。

如前所述，“兩新”由發改委環資司執行，是希望能在經濟和綠色之間取得平衡，在刺激經濟的過程中，盡可能減少浪費，促進綠色轉型。而在鼓勵企業清潔生產、履行綠色披露時，更好地把需求激發出來。 

對企業而言，做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就看如何理解和操作。現在的情況是，綠色是基本的長期戰略。但就當下狀況看，如果企業進行設備更新的意愿不強，再加上邊際上的補貼不高，那么對很多廠商而言，可能不足以令其采取更新措施。 

這種情況下，國家有必要加大補貼力度，讓企業的收益和成本更為平衡。這一過程中，綠色的政府采購可能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也提出要優化政府綠色采購政策。很多城市政府也在考慮，能否采用ESG的標準來進行采購。

構建綠色供應鏈金融體系， 加強信披，推進立法

澎湃城市報告：從轉型金融的層面，如何帶動中小企業，更好地進行綠色轉型？ 

李志青：前面提到，綠色金融的條件已具備，標準化的工作推進不難。但無論如何，這類轉型對中小企業有很大影響。ESG的工作在上海得到了重視。但各地有很多差異性很強的中小企業，其生產場景可能不理想甚至很差，背后的管理制度也非常混亂。 

如何更好地支持它們轉型？實際上，歐洲做轉型金融，也是一事一議。也就是說，這單業務是否屬于轉型金融，需要單獨討論。因為，不同產業部門的技術差異性很大，其中還涉及動態調整。 

最近幾年，我們參與了很多轉型金融研究。轉型金融定義非常模糊，不像一般的綠色金融這么清晰。比如，根據發改委的綠色產業指導目錄，可以很清楚地判斷哪些產業屬于綠色。但相比之下，算不算轉型，銀行自己說了算。要引入的技術，從國際社會來講，可能是高碳的，但也可以是轉型的。

當下，中國如果要推進轉型金融，首先銀行就要披露每年的信貸中有多少碳排放，否則會造成很多“漂綠”。比如，只要企業自己對一項技術說好，銀行就可用轉型的名義提供優惠貸款支持。現在國家遲遲推不出全國層面的轉型金融的標準目錄，是因為目前中國人民銀行也沒辦法去規定什么是轉型，什么不是。 

未來的一種方向就是，如果銀行做了這單轉型的業務，就要將其合并到銀行的碳排放數據中。需要講清楚，去年的整個投資組合，今年相應碳排放是下降的，包括單位信貸的碳排放是多少。這個數據必須逐年下降，否則就無法稱作轉型金融 （研究員注：香港金管局10月21日公布“可持續金融行動計劃”，正是這一方向的行動）。

對此，上海市浦東新區正在推《浦東新區金融機構碳排放核算與信息披露指引（草案）》。這是全國第一份。另外，還有氣候投融資的標準體系建設。這方面涵蓋的內容就更多了。 

而從地方政府來說，目前中國所處階段，還是以發展為目標。很多地方的核心關切，無非是稅收和就業。如果地方主動做綠色轉型工作，企業可能難以承受，會跑到另一個地方。因此，大多數時候，需要中央政府推進才有效。 

澎湃城市報告：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有時需要結合本土的情況推進。在綠色金融層面，如何既采取本土化的做法，又能跟上全球的發展？ 

李志青：目前，就財政部發布的《企業可持續披露準則——基本準則（征求意見稿）》看，可持續信息披露的規定，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歐盟等國際經驗。 

正因每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那么怎樣才算綠色，就需要把過程披露出來。由此，可持續信息披露意味著，企業要告訴投資者和公眾：經營過程中，如何識別外部的氣候給企業帶來的沖擊和影響，如何采取相應措施；企業一年的排放是多少，如何采取措施減排，過程中付出了怎樣的成本，等等。這些不能只是定性講述，需要通過定量計算獲得。 

對循環經濟來說，在不同環節上建立經濟平衡，有很多不同條件。比如，以垃圾回收為例，運輸、處置和利用等，如果做不到各個環節的平衡，就很難推進到下一環。德國的超市里設置了直接回收一次性塑料瓶的裝置。通過為瓶身設定統一標準，回收數量達到一定規模，讓這個做法在經濟上可行，就能夠繼續做下去。而中國很多城市的垃圾分類，由于較為碎片化，沒有形成規模效應，因而在經濟上不可行。各個環節都很難降低成本。比如，低值可回收物，回收成本很高，但單價卻很低。

由此，運用回收材料制作的商品，其生產成本的差別很大。另外，要在相應環節做到經濟平衡，還意味著要運用大量高端技術。 

就像《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中說的，以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政策和標準體系，去促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建設。

實際上，這些事項也有諸多關聯，可以協同合作。 其中，重點也很清楚。財稅起到牽引作用，比如正在完善環境稅、落實政府綠色采購等。金融、投資方面，是推進排污權交易等。

在價格和標準方面，比如歐洲的垃圾分類填埋回收，價格很貴，每個地方的居民交錢很多，成本是整個社會承擔。而中國還沒有到達這個階段。中國會進行大規模的環境污染整治。讓大企業的排放更規范，慢慢帶動為數更多的中小企業。改革過程中，中國一直在用這種方法：先把容易做的事情做成，讓輻射效應影響其他相關方，過程中積累更多經驗，完善相應制度，推及其他中小企業，而企業提升了經營能力，也能夠接受相應制度。 

相比之下，歐洲關注產品碳足跡，意味著關注整個供應鏈。數字化基礎上的供應鏈體系建設，是最核心的工作。原先供應鏈看不見、摸不著，消費者不知供應商在什么地方。現在運用區塊鏈技術，可以將信息整合在一個鏈條上。既然供應鏈的綠色能夠被看見，對其進行監管也就是可以實現的。 

當然，中國也在推進這方面的工作。比如，寶鋼建了歐冶金服，鏈主企業運用數據庫，可直接剔除掉其中不符合標準的供應商，在供應鏈體系中擁有了很大發言權。 

這對綠色金融是好事。銀行未來所面臨的挑戰中，就包括外部綠色轉型的風險。比如，一些氣候政策出臺，或是對綠色消費的偏好改變，導致作為貸款客戶的高碳企業或項目，未來會經營不下去。這就對銀行形成了潛在的壞賬風險。對銀行來說，僅從業績評判貸款企業，是不夠的。由于上游供應體系沒有管理好，很多企業在運行良好的情況下突然倒掉。這類情況之所以出現，以往主要是財務信用問題，現在則可能是綠色低碳管理問題。 

因此，銀行希望利用綠色供應鏈金融體系進行合作，某種程度上與應收賬款類似。比如，寶鋼有幾十家供應商，如果一家供應商向銀行借錢，銀行未必出借，而寶鋼作為鏈主企業，其供應商體系也是綠色的，寶鋼出面擔保，這家供應商就可以從銀行借錢，享受銀行內部的綠色優惠補貼。這樣，對銀行而言，能在防范風險的情況下，為企業提供綠色信貸優惠。實際上，為了防范風險，相應的監管非常嚴格，銀行需要很多證明，防止通過綠色來套取國家資金。 

業內總體已有共識，所有關于綠色的風險中，最需要關注的是轉型風險。也即，在全球層面乃至具體國家，綠色規制越來越嚴格，企業可能原先經營很好，后來則經營不下去。氣候風險可以通過保險機制對沖。相比之下，轉型風險是無法對沖的，沒有保險公司敢賣轉型產品。 

在這樣的風險之下，如何看待轉型的必要性？我個人認為，要看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形勢。首先，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越來越難完成，這是最大的背景。第二，結合全球目前經濟發展態勢，如果經濟的矛盾不是很嚴重，也沒有戰爭等安全威脅，綠色轉型工作會很快提速。這哪怕在美國，也是普遍的社會共識，大家實實在在看到了氣候變化。近年來，美國也在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還通過《通脹削減法》進行了大量補貼。 

對中國而言，可持續發展是長期戰略，從來沒有動搖。短期看，在綠色領域，很多方面要加速與國際接軌。如果不加速接軌，中國企業走不出去。只有ESG業績報告過關，出海的企業才會更好地被國際社會接納。 

這方面，國內改革力度很大，速度也很快。比如，碳市場的建設和擴容，以及生態法典建設、氣候立法、綠色金融立法等。綠色轉型和改革中最為關鍵的一點是，我們能否全面接納國際社會提出的綠色規則。

澎湃城市報告：綠色金融方面，吸引資金持續支持循環經濟的閉環，并形成鏈條上的各方共贏，您認為未來比較理想的愿景，應該是怎樣的？ 

李志青：中國提出循環經濟有20年，也制定了《循環經濟促進法》。我感覺，其中最大的挑戰是，是否很好地遵循了市場經濟的原則。無論運用補貼，還是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如果不能遵循市場經濟原則，循環產品就無法真正流動起來。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其中的原因。可能跟中國做得太早有關。美國在人均收入一萬美元時，其實也無法發展出有效的循環經濟發展體系。歐洲也一樣，在以往人均收入七八千美元時，是無法做到如此精細的。我們有學習借鑒的榜樣，可以做得更早一點。但這種情況下，就需要以政府主導，很難期待真正基于市場的循環經濟體系能建立起來。 

回到最核心的經濟學原理，發展水平和綠色水平是相輔相成的。想突破發展水平去做綠色的工作，并不是不可以，但實際突破不了太多。由此，綠色金融方面的一些創新做法，都是在邊際上進行激勵。可以做一點彎道超車，但無法很快越過去。所以，我們需要長期去做這件事，把可持續發展作為長期戰略。 

比較理想的愿景，我認為，核心抓手是要從信息入手。數字化時代，可以運用信息化手段，助力循環經濟體系最核心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也就是說，首先需要讓循環經濟這件事有利可圖，隨著人們的意識改變，同樣重要的是讓它更加透明可信。這剛好是整個社會體制改革的重點方向之一。在綠色低碳領域，可以進行相應的探索和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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