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時代，上海的二房東多如牛毛。1960年代前后，在上海遺存的二房東還是蠻多的。

“二”在上海閑話里讀“膩”，是有點膩脂疙瘩的意思。

大房東是房屋的業主，是大老板。二房東向大房東分租了部分房間，進行分隔，拿分隔好的小房間租出去，是二老板。二房東通過房屋分隔出租賺銅鈿，是種長線投資經營。既可以自家賺鈔票，也解決了一些人剛到上海的居住問題。

那個時候，住在分隔出租房里的人，人均面積參差不齊。有房間稍微大一點，一個人住得蠻寬敞的。也有一家門十多個人住一間小房間的。

好婆

住在外婆隔壁的二房東，是個六十歲左右的老太太，一個人獨居。二房東是蘇州人，講一口濃重的蘇州閑話，左鄰右舍大多叫伊好婆。好婆鵝蛋面孔大眼睛，黑瘦矮小，顯得干癟。

原先，伊的頭發也是老傳統的，梳一只腦后盤鬏的發型。后來，梳頭用的刨花買勿著了，罩在鬏上的絲網也破脫了，每天早上梳頭盤鬏，麻煩煞了，還費辰光。干脆，伊剪了一頭短頭發，蠻符合當時的時代新潮。

伊常年穿一身黑顏色大襟的中式衣裳，干凈干練。伊身體勿太好，背稍駝，一直咳嗽吐痰。在伊胸口衣襟的盤鈕上，從早到晚都掛著一條汏了老清爽的素色手絹。

早先，二房東租下大樓梯上去的迭一層樓的一部分房間，進行分隔，搭閣樓以后，出租給剛來上海學做生意的外鄉人和郊縣人。二房東靠收這點人的房租，日腳過得還可以。房屋公有制了以后，伊沒工作，沒勞保，只能靠自家銀行存款的利息過日腳。再后來，銀行里的存款一點點坐吃山空了，伊就只好靠變賣屋里的老物件，調點零碎銅鈿度日腳了。

相對于大雜院里絕大多數人，二房東算是個有鈔票的人。但是，伊住的房間也勿大。二房東的小房間里軋軋塞塞，擺了一張有帷帳架的、放了席夢思的黑鐵床；一張灰白顏色大理石臺面配車料鏡子玻璃的栗色硬木梳妝臺；一只硬木雕花大衣櫥；一張硬木八仙桌；幾把硬木靠背椅；兩三口橙黃色堅硬漂亮的大英皮箱。

家具勿算多，品質都精致，與用《申報》紙糊墻的鄰居們相比，二房東的生活是鶴立雞群的。二房東基本勿出房門，常常一個人關在房間里，白相各種牌，打發辰光。就是燒菜燒飯燒點心，伊也只是在梳妝臺的大理石臺面上，擺一只三芯洋風爐，在房間里廂解決。

外公對二房東十分尊敬，見到伊辰光，早幾年，都稱伊“二房東太太”。我第一次見到二房東，外公也是俯身囑咐我，叫二房東太太“好婆”。后來，勿曉得從啥辰光開始，大家都統一了稱呼，叫二房東好婆了，連外公也叫伊好婆。

鄰居

外公外婆成為二房東的隔壁鄰居以后，外公也就成了二房東最相信的人。二房東如果碰到困難，如果有需要做決定的事體，伊第一個就會來尋外公出主意幫忙。

比方講，二房東困覺的席夢思床墊坍塌了。伊來尋外公，伊講，伊年紀大了，困了坍塌的席夢思上，下床勿方便。有辰光，身體勿舒服，也沒力氣，會陷在床里，起勿來。伊想用一口大英皮箱，撐到席夢思下面，支撐塌陷的床墊。于是，外公馬上就去幫伊。

老早底，二房東或許近似于上?！鞍紫嗳恕?，有點鈔票也有大把辰光。伊除了吃喝穿白相，也嗜好煙酒賭，有自己的小場面。時代更迭后，場面沒了，愛好勿可以白相了，生活變得枯燥平淡，慣于煙酒賭的習性常常會得折磨伊。

我常?？吹揭粒氉宰诖扒?，背靠窗，頭朝門，眼對牌。一只手拿一刀撲克牌，一只手對著臺面上的牌，指指點點，又像思索，又像發呆?？吹枚嗔耍視缘昧?，二房東在白相通關。通關，也叫接龍，是一個人白相的牌，在一定的規則里，拿牌連通起來。后來，二房東也教過我哪能白相通關。

偶而，二房東會叫上幾個信得過的鄰居，到伊屋里來配俘虜（一種紙牌玩法）。起先，只是逢年過節，躲了房間里白相半天。開始，也只是用撲克牌，后來賭鈔票了。當然，只是幾分洋鈿鉛角子的輸贏。撲克牌調成紙頭牌九，賭起來辰光，房間里氣氛就老緊張。因為賭鈔票捉牢了，是要送去吃官司的。

二房東的煙癮比較大，起先我看到伊抽“光榮”，一天要抽一包多。后來，伊會差我去買包香煙，伊改成“光榮”搭“飛馬”夾花著抽。再后來，有老短一段辰光，伊曾經抽過“勞動”。

經常幫二房東買香煙，我熟悉了香煙價，“光榮”3角2分一包，“飛馬”2角8分一包，“勞動”2角2分一包，迭些都是中低檔的煙。上海生產的香煙，紅顏色外包裝和錫紙內包裝是高檔精致的配置，比如馬路對面煙紙店里頂高檔的“牡丹”，4角9分一包，被老上海叫做“紅殼子”。

二房東香煙抽得多，伊的痰就特別多。伊手邊一直擺了一只自制的小痰盂，是一只已經銹得烏黑的、“白錫包”（一種進口香煙）馬口鐵的洋煙罐頭，罐頭里廂塞了一只“飛馬”香煙的空紙殼。過去，為了防潮，香煙紙殼的內襯是一層黑灰顏色的柏油紙，勿透水。自制痰盂兩三個鐘頭就吐滿了痰，伊就換一只香煙紙殼，繼續吐痰。

二房東有酒癮，喜歡每天喝一點。伊酒癮上來的辰光，就會去梳妝臺小隔板上拿出一只扁扁的深褐色玻璃瓶，可能是一只杏仁止咳露的空瓶。伊拿玻璃瓶跟零碎鈔票交到我手里，讓我幫忙去馬路對面“大有康米號”，幫伊拷1角2分五加皮。

“大有康米號”坐南朝北，兩開間門面，東面一間賣米面，西面一間賣油鹽醬醋酒，老鄰居習慣叫伊“大有康糟坊”。油鹽醬醋酒都是零拷零賣的，少有瓶裝的酒和油。大有康進門一步，就是柜臺，對我而言，柜臺如同拔地高聳的絕壁。高大結實的實木柜臺呈油醬色，臺面寬闊。我遞酒瓶的辰光，要踮腳舉手，才能把瓶子放到柜臺上。嘴里怯怯地喊一聲，師傅，拷一角二分五加皮。

柜臺里面，高高低低擺放了三排大甕壇，通身棕黑，大肚小頭。幾只比較老舊，顯得暗淡的甕體上，有一個大大的“醬”字。稍新的甕壇黝黑錚亮，身上無字。每只甕壇的頭上，都頂了一個白布裹扎的蓋子，頭頸里吊了一塊兩三寸長的竹牌，竹牌上貼了白紙，用毛筆寫了甕壇里商品的名稱和價格。比如：加飯酒，0.50元/斤；鮮醬油，0.24元/斤；濃醬油，0.27元/斤。

記得有一趟去拷五加皮回來，二房東講，糟坊里的人欺負你是個小小人，五加皮少撥了。伊講，以前酒應該拷到玻璃瓶肩胛這里，少了玻璃瓶上刻度的一格，讓我馬上去糟坊跟他們理論。我拖拖拉拉了好幾分鐘，在二房東一再鼓勵催促下，嚇勢勢地捧了玻璃瓶去了。

糟坊的師傅在店門口張望，看著我過來的方向，一面笑一面講，來了來了。

原來，二房東毫無聲息跟在我后面，糟坊的師傅與伊熟，看到伊就笑了。師傅對二房東講，伊看到迭只瓶，就曉得是給二房東拷酒的。只打了一吊酒，剛巧老酒已經拷到甕底了，大酒吊打不到酒了。師傅去后面拿一只小酒吊，再來打酒。

二房東裂開嘴巴，嘎嘎大笑起來，伊從師傅手里接過加足了五加皮的玻璃瓶，交給我。伊告訴我，以后做事體要仔細，要看清爽，搞勿清爽的事體，要學會開口問。

弄清楚了事體，得到了二房東的點撥，我興奮得腳下生風，穿過馬路，朝屋里廂跑。聽到二房東在后面喊，慢點，勿要摔破了瓶子。

白銅火鍋

1960年代末，二房東的經濟情況越來越緊繃繃了，生活越來越吃力，先是戒了五加皮。有一次伊講，咳嗽太結棍了，香煙也戒了。只是，心煩的辰光，伊還會叫我到馬路對面的煙紙店，去買幾支拆零的香煙，過一下癮頭。拆零賣的香煙主要是“飛馬”，拆零了賣，是1角4分10支，7分5支，3分2支。

有一趟，二房東居然向外公借了5塊鈔票。借款拖了幾個月辰光，一直沒有歸還。有一天，二房東尋外公商量，伊立到一只方凳上，要從大衣廚頂拿一樣物事。外公看伊跌跌沖沖的樣子，外公講，我幫儂拿好了。外公拿下來一包物事，打開外頭的《申報》紙，露出里廂一只精致的白銅火鍋。二房東講，能勿能拿白銅火鍋來抵5塊洋鈿的借款。外公猶豫了一下，回來尋外婆商量，外婆堅決反對。

5塊，當時勿算小鈔票。里革委給困難家庭一個月的生活補助，也只有3塊。5塊可能是一個普通家庭一個月的伙食費。5塊鈔票，可以買一條“飛馬”加一條“勞動”香煙。白銅火鍋在當時根本沒啥用場，只是一堆廢銅而已。

但是，外公還是答應了二房東的提議。二房東把銅火鍋給外公前，還用一桿秤稱了稱火鍋。伊講，價鈿是照當時廢品回收站收廢銅的價鈿算的，不會讓外公吃虧的。

外婆從外公手里接過銅火鍋時，唉聲嘆氣。白銅火鍋拿回屋里后，外公用舊報紙包好，用細麻繩仔細捆扎，一直放在床底下。

過了五六年，那時二房東也已經過世。有一年準備吃年夜飯，外公去買來了缸碳，從床底下拿出了白銅火鍋。這是阿拉屋里第一次用這只火鍋，所有看到火鍋的人，都驚嘆做得太精致了。吃好年夜飯，火鍋汏清爽以后，仍舊用報紙包好，擺到了床底下。

最后的光景

二房東的生活一步步陷入困境，雖然戒了五加皮，饞酒的辰光，伊還會叫我去造坊，拷5分鉛角子的加飯酒或者女兒紅解解饞。而且，伊特地換了一只白玻璃杯去拷。記得有一次，二房東覺得黃酒太淡，叫我拷過一次綠豆燒，喝了以后又覺得太沖了。

我成為二房東的小買辦，與伊越來越熱絡了，去伊屋里好像進自己屋里一樣，推開門就進去。二房東年紀越來越大，身體也越來越差，到我上學那年，伊已經倒勿動汏浴水了。

住在老房子里的上海人，吃喝拉撒困汏都在一個房間里。夏天女人汏浴，是在房間里放一只木制汏浴盆，在盆里倒入汏浴水，然后小心謹慎地坐到盆里汏浴。如果住在樓上，必須十分小心，汏浴水一旦潑到地上，水就會沿地板縫隙朝下滲漏，樓下人家就要遭殃。所以，汏浴辰光，在汏浴盆旁，要準備好干拖把，干的破布頭。講老實話，坐在一只直徑只有一米多點的汏浴盆里汏浴，勿讓水濺出來，真是難事。如此局促的生活環境，逼迫上海人練就了處事細致謹慎的風格。

記得有一次，二房東過來尋外公，伊講，伊已經拿水舀了鉛桶里，但提勿動鉛桶里的汏浴水，請外公過去幫忙。一般汏好浴，屋里男人力氣大的，就直接端起浴盆，把水倒到鉛桶里，出去倒脫。如果屋里男人不在，女人就用搪瓷臉盆，一點點舀到鉛桶里，然后分幾次去倒脫。力氣再小的，就用毛巾把水吸干最后一點水，絞到鉛桶里。

我剛上學沒幾天時，一天放學，我回到外婆屋里擺好書包，就跑到隔壁，推開二房東的門。人還沒進去，就感覺房間里特別暗。抬頭看見，二房東正坐在浴盆里。伊“啊”了一聲，我趕緊退出來，拉上房門。

這好像是我最后一趟去二房東屋里。我上學后，再沒辰光幫二房東去買物事了。

過了沒多長日腳，那年冬天（大概1971年），一天放學回來，看到鄰居們跑進跑出，亂糟糟的，聽到有人低聲講，二房東走了。

兩個穿黑衣裳的男人戴了黑帽子，戴了白口罩、白手套，手里拿了一只老大的黑布袋，跟在戶籍警后面，從大樓梯上來，走進隔壁黑漆漆的過道里去了。那兩個黑衣男人把瘦得皮包骨頭的二房東，裝到黑布袋里廂，輕輕提走了。

剎時的空白，一片寂靜，有點恍惚，有點模糊。

二房東太太，沒一個親人，沒一只花圈，沒一聲哭泣，沒人戴黑紗，也沒鄰居曉得伊的姓名。只是聽到戶籍警對黑衣人講，伊姓李。就這樣，二房東悄無聲息地離開了大雜院。

后來，二房東的房間分配給了一戶姓陶的人家。陶家為了給插隊落戶的兒子回來時有個困覺的地方，在這個小房間里，搭了一個只可以當床，困一個人的小閣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