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不同地域年俗迥異，“年”的背后展現給你的是一部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史詩。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憶年”專題，講述那些年，那座城，那個村莊，那些與年有關的人和事。

一、“年味兒”和年

這篇文章發表時，女兒該滿三歲了。是的，她是2016年1月生人。

女兒現在在家附近上托兒所，會唱：“新年好啊，新年好啊，祝福大家新年好”了。

細想起來，過新年的時候，除了在襁褓之中的那次，她所過的其余兩個春節，都不在家中，也就沒能感受在更大的家庭中闔家團圓的“年味”；其實最近幾年我也如此，因為比她“癡長”四十多歲，沒能感受到“年味”的次數算來比她更多。

沒能感受到“年味”，一方面有自己沒能回到家鄉而身處異地的原因；另一方面，則是就個人體驗而言，過年時節的“年味兒”本身也變淡了。

二、年是一只怪獸

作為男性，孩提時代的觀念中，在鄉村過年有一系列的好處，其中首要的還是可以大張旗鼓地放鞭炮。不像女孩，貌似過多地去關注新衣服、穿紅戴綠了。

大人在廳屋（我們村老一代的房子一般是兩戶共用一個廳屋，后來慢慢變成了每戶獨立有個廳屋）放鞭炮，四周鄰里家的小男孩就會去踩。那時的炮竹不像現在這么猛烈，好多頑童一起去踩，一掛鞭炮被踩滅后，能撿下不少未燃放完的。將它們拆開了一個個地燃放，能玩更長的時間。

這樣的行為，當然有危險性，而且不討喜——鞭炮燃放不完整總歸不是寓意吉利；但鞭炮稀缺，男孩子對它們的渴求，讓大人們阻止不過來，也不大會去阻止。原因所在，應該不是大人們為自己的囊中羞澀而愧疚；更可能是，過年時節，特別是大年初一，大人們忌諱孩子的哭鬧。這樣他們對于此類“頑童”，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前警告。

我很小的時候，似乎因為沒有拿到想要的炮竹而在大年初一哭過一次，很快訴求就得到了滿足。這讓我很吃驚，那時候想，大概大人們害怕“年”這只怪獸被我的哭聲招來吧。

年這只怪獸的威力，我在除夕這天就看出來了。除夕這天上午，母親有項重要的工作是，將燉得差不多的豬肉、雞肉盛上滿滿的一海碗（很大的碗），在熱氣繚繞中，走到廳屋插了香燭的神龕前，面對著它，將海碗高高地端過額頭，嘴里念念有詞。神龕前念完后，又來到廳屋的大門口（廳屋的大門平時都是起床時開，一直持續到睡覺時關）正中重復一番。之后，將海碗里的肉倒回鍋里。

我那時想這大概是為了利用肉的香氣，喂飽怪獸“年”吧。后來才知道母親是在“敬神”，是在祈求列祖列宗對我們的保佑。“敬神”之前，鍋里的肉，人是不能碰的，連嘗嘗湯的咸淡都不行。列祖列宗這時的優先地位，讓年幼的我誤解成了“年”這只怪獸的威力，以至于盡管嘴里流淌著口水，卻也能心懷忌憚，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那時村里不少人家的廳屋神龕上方仍留著毛主席和華主席的標準像呢！后來破舊了，就只剩下未被清除干凈的白色痕跡。也不知道在母親“念念有詞”的內容中，除了列祖列宗的保佑，是否會捎帶上兩位主席的庇護。

神龕上方貼畫像的位置在兩位主席的畫像之后，這么些年來一直空著，人們的日子倒是一天天好了起來。

三、除夕“團年午飯”

熱氣繚繞，紅燭正旺，家家戶戶放過鞭炮之后，開吃除夕那頓中午飯。

與許多地方吃“年夜飯”不同，我家鄉一般是除夕中午那頓是盛大的大家庭團年飯（晚上那頓是小家庭自己簡單吃點）。這頓午飯，由家中最會做飯的兄弟掌勺，婦女們打下手，做好的菜能端滿全桌。全家兄弟（無論是否分家）、姐妹（未出嫁的）、嫂子、弟媳，包括孫子、孫女，都來到約好的地方吃飯，通常是父母家的“起居室”（姑且用這個名字），父親去世后，團年飯的地點則往往會選在掌勺團年飯的這位兄弟家。

所謂“起居室”是直接與廳屋連通的，它同時有廚房、餐廳和小型客廳的功能（大型的宴客一般是在廳屋）。在靠近窗戶的墻角，兩邊靠墻往往擺著基本固定的寬大長條凳，它們圍成的正方形中央是個地灶。地灶平時可用來烤火；做飯做菜時，能夠上鐵鍋；吃飯時，將一旁的桌子擺在地灶正上方，邊沿就著寬大長條凳，與之平行即可，桌子剩下的兩邊再擺放上窄小一些的條凳，一家人就可以圍著桌子坐下吃飯了。

吃這頓飯時，父親和兄弟們一塊兒上桌，坐在上首靠墻的寬大條凳上，還會喝點酒；而女性和孫輩，就得擠在下首窄小一些的條凳上，在人多時甚至坐不了固定席位，只能在一旁站著吃，有時還要幫坐在大條凳上喝完酒的叔伯盛飯。

這頓“團年午飯”開吃時會燃放鞭炮，除了顯得鄭重其事，現在想來可能還有個特殊的功能：就是避免這個時間別人來串門——來者只需看看廳屋燃放過的鞭炮，就知道這家人正在吃“團年午飯”。

之所以是“團年午飯”，是因為午飯之后，直至晚上入睡之前，還得干活。忙完了房前屋后的大掃除后，對房屋里面也要大掃除一番，此后一家人還得輪流洗澡，所以往往忙到夜里十一二點才睡。

房前屋后的大掃除，是需要四鄰協同的，往往在除夕之前的一天就已經啟動了。重點是路面清掃和水溝淤泥的疏通；掃除之后，還需要用水沖洗一遍。大家掃的掃，挑的挑，沖的沖，干得熱火朝天。

四、殺豬和搗糍粑

同樣需要叔伯、兄弟、妯娌協同勞作的，還有過年食物以及來年開春后仍可吃很長一段時間的重要食物的準備工作；這早在小年之前就開始了。

印象中特別熱鬧的，是殺豬和搗糍粑。

這兩項大人們的集體勞動特點是：勞動強度大；技術要求高；牽涉范圍廣——除了大家族范圍內的叔伯、兄弟、妯娌之外，還涉及孩子們。

殺豬前要把豬從豬圈趕到主人家的廳屋前。這事得多個精壯勞動力協作，一起動手。除了主刀者控制豬頭，還需要兩、三個人控制住豬的前腿、腰身和后腿，將豬抬起，搬到廳屋里提前擺放好的條凳上。豬這時會叫得極其慘烈；主刀者用麻繩捆住它的嘴后，其叫聲就變成悶響。

主婦或其家中孩子經示意，這時得在廳屋放一掛鞭炮（可能意在超度豬的靈魂），主刀者就俯身從預先放在條凳下裝了清水的盆子里取出殺豬刀，對準豬的咽喉，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血噴出來，由主刀者控制著落入盆中。

豬的悶響，會慢慢沉下去，漸至安靜。主刀者適時松開繩子，搖動豬的前腿，豬喉嚨里偶爾還能發出一兩個聲響來，殘余的血隨著前腿的搖動而一股股流出，趨于零星。主婦再上前將那盆冒著熱氣的血端開，男人們松開手，豬身子就翻落在條凳邊；一旁是濺出盆子之外的豬血。

隨后就是將死透的豬搬到廳屋大門口，開始是用開水燙（俗語“死豬不怕開水燙”可能正是源于某個智者對這一現實生活的切身觀察），然后刮毛，完了再用架子將豬的兩個后腳勾上，倒掛起來，開膛破肚，最后劈成兩半。

其肉先是在叔伯兄弟數家之間以優惠價格“分”，有余時，才到市場上去賣。各家分到肉后，又會按七八斤一塊分成數份，往各自外公、舅舅、姑爺、姨父之類的親戚家送去。這些家庭再將收到的肉或轉送（有時同一塊肉幾經轉送甚至會重回最初轉送者手中），或直接做菜待客。又或者切成拳頭大小的一塊塊，油炸熟透之后，置于甕中，一層層撒上鹽，蓋上蓋子，置于陰涼處，這樣常溫下能保存數月而不壞。

在年前殺豬這事兒上，我父親往往是大家族里的主刀者。有一年他在幫我的一位堂兄殺豬時，為了捆上豬慘叫的嘴，將麻繩的一頭用嘴咬住，結果豬頭一擺，將他的牙齒帶出了幾顆。但，他仍堅持將豬殺完。結果就是，他讓豬流血的同時，豬也讓他流了不少血。

事后，雖然堂兄深表歉意，但，我父親也沒有向這位堂兄要任何醫藥費補償。

殺豬有安全隱患，白晃晃的殺豬刀讓作為旁觀者的、幼小的我多少有些心理壓力。

搗糍粑就好多了——看集體勞作的同時，還能品嘗糯米飯，以及冒著熱氣、帶有糯米香味的軟綿綿的糍粑。這時的糍粑沾點糖，送進嘴里，真是美味極了。

做糍粑時，首先得將大量糯米提前用清水洗凈，浸泡至少一個晚上，撈出瀝干，再上大蒸籠蒸熟，做成糯米飯；之后將其放到石槽里搗成泥；然后將其壓制成手掌撐開大小的圓餅狀；最后是在上面印上數朵小紅花，晾干后收起來。

這其中，用大鍋蒸糯米飯、將其搗成泥，都是男人們的工作；之后的事則由婦女們負責。

搗糍粑時，需要將洗凈的石槽放置在廳屋正中。石槽很沉，外方而內圓——內里是個半球形的凹槽，往往需要兩個精壯男子將其用麻繩兜住，才能抬入廳屋。

熱氣騰騰的糯米飯放入石槽，四個精壯男子就各拿搗具圍著石槽開始干活。這四個搗具，都是用木頭做的，兩“直”兩“彎”。“直”者兩頭粗，而中間小（便于兩手持握），像是拉長放大的圓形印章；“彎”者，像個放大的木槌，頭部粗大而深長，捶到石槽內的糯米飯后，手柄還能高出石槽邊緣一大截。

操作時，“彎”對“彎”，“直”對“直”，站于石槽四邊，按逆時針方向，輪流將搗具頭部擊打石槽內的糯米飯。在擊打糯米飯的剎那，擊打者還要大喝一聲“嘿！”這時候，搗擊聲、大喝聲此起彼伏，匯成豐收忙碌的景象。

糯米飯被搗得越來越黏，以至于三番兩次被搗具帶出之時，擊打工作也就差不多可以停下來了。這時持“彎”搗具的人退到一邊，持“直”搗具的人上前將各自的搗具頂端伸入石槽中，人圍著石槽逆時針轉動的同時，搗具也在手里不斷被扭轉。

這樣，很快搗好的、黏糊糊的“糍粑”就被兩個搗具“掏”出了石槽，被放置到一旁靠墻桌臺上撒了油的塑料布上。此時婦女們趕緊上前，用涂抹了油的手，從搗具上將“糍粑”取下來，堆成一團。

之后，廳屋里就充滿了婦女和孩子的歡笑聲。婦女們將糍粑捏出圓餅形狀，在其上用紅墨水點上一些“花”。在這個過程中，會揪下一些邊角料給孩子們。孩子們一般會迫不及待地吃上一些，肚子有底了，才將糍粑捏出各種形狀來玩，玩到一定程度了，再將它們吃掉。

糍粑做好晾干后，疊放在一起，置于大缸中，需用立春之前的水浸泡、覆蓋上（據說這樣糍粑才不會裂開），放在陰涼處，再蓋上蓋子。當水發出一點點臭味時，再換換水。這樣保存下來的糍粑能吃到差不多端午節呢！

五、那一年的“紅紅火火”

除夕這天，還有項活動是“貼紅”（寫春聯、貼春聯）。這事兒，跟殺豬、搗糍粑相比，涉及的鄰里僅限于同廳屋的堂兄家。

起初是堂兄管寫管貼。堂兄那時是本村小學的校長，毛筆字寫得好。這活兒也不太累，因為需要貼的春聯不是太多：貫通廳屋的兩道門、兩家“起居室”直接對外的兩道門，再加上廳屋對外的那道大門，以及神龕；總共5副小春聯，1副大春聯，加上各自1道橫批，就搞定了。

大概在我上了高中以后，就接下了給大家庭寫春聯、貼春聯的任務。那時，我的大哥、二哥、三哥都已結婚，搬出去住了新蓋的房子。這新房連在一起，分為三幢，每人住一幢，有各自的廳屋、起居室、連通廳屋的臥室，等等。需要貼春聯的門的數量也就大增。

所以，“寫春聯、貼春聯”這事兒，足夠我忙活除夕一整天了。

“貼紅”寓意著新的一年紅紅火火，記憶中同樣紅紅火火的，還有大年初一“起居室”里地灶的爐火。

雖然除夕之夜睡得最晚，大年初一這天，父親卻總是起得最早。地灶的通風口全部打開，里面的煤炭會被燒得特別旺，映照著父親爽朗的笑臉。其他時間很少會這么浪費煤炭的。

我高考之前那年，父親不顧鼻癌剛好，越發賣力地起早貪黑。紅紅火火地把他閨女（我姐）嫁出之后，就忙著籌劃我和我小哥（小哥因為復讀，那年與我同時高考）未來上大學的學費事宜。

后來據二哥說，父親秋冬之際的一個凌晨挑一擔白菜，走五六里泥路，到柏油馬路邊等車；后來跟年輕人上了攔下的翻斗車，去二三十里遠的集市。車上沒有任何遮擋，冷風一吹，他身上的汗都結成冰了。賣完菜回來就感冒了，鼻癌轉成肝癌。

我高考那年的大年初一一大早，聽到自家廳屋里鞭炮響了兩、三陣，想著父親已是難以起身，估計那鞭炮除了堂兄，就是小哥所放。

打開門，見到的仍然是坐在爐火旁的父親，瘦削的臉上笑容雖然不再爽朗，眼里卻洋溢著滿滿的溫情。

“祝爸爸新年好，身體健康！”

“好！祝雄雄高升！”

簡單的對話后，父親拿出一掛1000響，讓我去廳屋里燃放。

打住！本來憶“年”是輕松的話題，怎么讓我寫得越來越沉重？行文至此，我已是熱淚盈眶。

記得那年春天對我父親的情況多少有些了解的班主任江學亮老師在一次晚間視察寢室時，還問我：“水雄，你爸爸的身體，家里有什么消息沒有？”

“沒消息！”我接著說：“沒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但是，距離高考還剩大概兩個月的時候，“沒消息”的狀況還是被打破了，家里的消息還是由二哥帶到學校來了。

二哥說，之所以沒瞞著我和小哥，冒著影響我們高考的風險，也要將“家里的消息”告訴我們，帶我們回家去一趟，是害怕將來我們責怪他們沒讓我們有機會送父親一程。

至于這“家里的消息”有沒有影響我的高考，我想，還是有些影響的。

考完第一門課程語文之后，我自己都知道沒考好。因為寫完作文，反復檢查了答卷之后，直到臨考試結束前3分鐘，才發現有整整兩個頁面，大約30分的閱讀理解題是空白，沒有做……最后只能一邊憋著尿，一邊胡亂填寫！

內心的痛悔可想而知！午飯前坐在空蕩蕩的教室里，情緒墜入低谷。死寂之后，心中冒起一股強烈的熱流：父親去世了，我不像小哥那樣有復讀的機會了，這次高考是我唯一的高考機會，可能也是離開家鄉外出求學的唯一機會，目前唯一能做的是考好后面每一門課。

這樣的念頭，也許有助于我抓住僅有的機會。而事實上，這次高考也的確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一次高考——因為我考上了吉林大學。

據二哥后來說，“當時村里有人說風涼話：‘考是考上了，還要看上不上得起喔！’意思是：死了老子，哥哥嫂嫂不一定會出錢給你們去讀書，等著看笑話吧。我當時就跟家里人說，我們可一定要爭這口氣”。

結果是，三個哥哥嫂嫂、母親加上姐姐姐夫，每家出400元，共2000元，就湊夠了我一個學年的花費（其中每學年學雜費800元）。我小哥那年上的是本地師專（后來升級成了大學），錢也花了不少。

這是1994年。

六、年和“年味兒”

本來是憶“年”的文章，拉拉雜雜，居然在“熱熱鬧鬧”“紅紅火火”的名下，寫出了不少的“沉甸甸”，希望不要給諸位留下“凄凄慘慘戚戚”的印象。

整理一下思路，其實，我想我要表達的是：在我心里，可能也包括與我同齡的人心里，“年味兒”是沉淀在人與人的交往、溝通里的。它不僅僅是“人味兒”，更是人與人之間相互交往、溝通的“人情味兒”。

這種四鄰協同、全家“團年”的“人情味兒”，以一定程度上是“互惠”的形式，體現和強化了某種小型的社會信任和支持系統，它在鄉村中構成一種社會資本——能夠被人們作為資源來使用，從而能給人們帶來好處的社會關系。

當然，“互惠”并不意味著沒有“摩擦”、沒有“撕破臉”、沒有“斤斤計較”、沒有“親兄弟明算賬”；而且，這種“人情味兒”是會隨著社會大趨勢而變的。

當錢越來越多、人們的日子越來越好，當新鮮的豬肉隨時可以在村里買到，當機器輕輕松松就可以把糯米飯搗成糍粑，年末熱鬧的集體勞作就轉變成了平時喧囂的個體集市，農村小型的“鄰里相互守望”的社會交換系統被更大一些的市場交易系統所替代。

難怪農村的老人說，現在的日子，每天都像在過年！

而如今的小家庭，為了讓“年”顯得與平時有所不同，就會利用年假往外跑，出去旅旅游，放松心情。

社會越來越現代化，交往越來越交易化，支持越來越系統化（非人際關系化），家庭越來越小型化，生活越來越個人化，過年越來越旅游化。大家伙一起殺豬、搗糍粑的景象，哪怕在如今的農村老家也已是很少見到了。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總的來說沒有“年味兒”的年，意味著作為社會個體的人們有了更多的空間、更大的自由度。

但我覺得，我記憶中的“年味兒”是自有其價值的，特別是在“寒冬來臨需要抱團取暖”的時候，畢竟系統化（非人際關系化）的社會支持系統也可能會有撐不住的一天，或者變成怪獸進行反噬的一天。

七、“祝福大家新年好！”

我的女兒滿三歲了，她是2016年1月生人，已經會唱“祝福大家新年好”了。

由于她剛滿一歲時過年去過海南三亞，我猜，在她的觀念里，“年”也許意味著大海、沙灘和浪花。

而我在她這個年齡，滿腦子想的卻是：“年”肯定是只讓大人們都頗為忌憚的“怪獸”，稍有不慎，全家人都會受到“年”的懲罰。

不得不說，我們的日子在變好，盡管我們的記憶在變“老”。

祝愿“大海、沙灘和浪花”常伴新生代關于“年”的記憶。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