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排骨老公公絕對是這個大雜院里住得最闊綽的人了。他住在外婆家對門的一間漆黑房間里，房間足有十五平米。

但這個房間有個缺陷，僅一門一窗，且都在過道里，房間里又悶又暗，需終日開燈。1960年代房屋大修時，將一扇對開窗改成四扇連開的大窗，但窗子還在過道里，無法改變房間的采光和通風。

排骨老公公姓季，平時就他一個人住。他是川沙人，老婆和八個子女都在川沙老家。上海人形容人很精瘦，便講這人是排骨精。但是，排骨老公公很胖很壯，五十歲左右，寸頭團臉，身材不高，兩臂粗壯有力，他的嗓音尖厲響亮。在家的時候，他和藹慈祥，猶如彌勒。

一個臘月的早上，外公帶我去八仙橋菜場看他，在熙熙攘攘的菜場里，他胸前戴著黑色人造革圍兜，手臂上套一副黑色人造革袖套，頭上戴一頂帽舌軟塌塌的黑灰色人民帽。他面容疲憊，胡子拉碴，動作麻利。我感到他像是變了一個人。

乘涼的夏夜

夏天的夜晚，大雜院里的人都會到老大沽路上去乘涼。

1960年代，電扇還是奢侈品。當時，在周圍一些企業的生產車間，夏天為了通風降溫，在房頂吊裝了許多大木片，每片木頭片都大于一平方，薄如硬紙箱片，用繩子串聯起來，在繩子一頭進行牽拉。在繩子一拉一放中，屋頂的大木片來回扇動起來，產生了風。最早，繩子是用人工拉的，后來用馬達帶動一條皮帶，皮帶帶動一個偏心輪，牽拉這些木風葉。

普通家庭到了晚上，洗了澡，吃了飯，一人一把小竹椅或小板凳，一把蒲扇，陸續來到老大沽路上，三五個鄰居圍成一圈，喝著涼開水，聊著家常。甚至天黑前，就有人把竹椅板凳擺放好，圍個圈，占好地。然后打來井水，潑到馬路上，給自己晚上要乘涼的地面先降降溫。

那時候，老大沽路算是一條小路。除了給馬立斯菜場送菜的車和來菜場拉垃圾的車，老大沽路一天也過不了幾輛車。所以，大熱天的晚上，馬路上坐滿了乘風涼的人。

乘涼開始的上半場，我在馬路上跑東跑西。外婆就在一旁叫，不要跑，剛剛汏好浴，身上滴滴滑，跑了汗水黏嗒嗒了。到了下半場，我就睡著了。而在我瞇眼瞌睡時，一般都是排骨老公公抱著我，等我睡著了，也由他抱著我上樓回家。

川沙的小火車

大概在我五歲的那個夏天，排骨老公公還帶我去他川沙老家一趟，住了三四天。

那次去川沙，記憶最深刻的是排骨老公公帶我乘了小火車。只記得，車廂里很像有軌電車，車窗是上下開關的，座位也是在兩邊車窗的下面，只是車廂稍大一點。乘坐的人不多，我在兩邊的車窗和座位之間，跑來跑去，爬上爬下。小火車的速度比有軌電車快很多，噪聲和晃動也厲害。所以，一路上，排骨老公公就跟在我后面，用手臂保護著我，跟我講述車窗外的景色。

后來我查到，上海曾經有過兩條小火車運營鐵路都在浦東地區，一條是“上南鐵路”，另一條是“上川鐵路”。我那時乘坐過的應該是上川鐵路。

1921年，由黃炎培等多位川沙名士發起組建了“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次年，“上川公司”發起民間招股，上海第一條民間商辦鐵路破土動工。1926年7月，“上川鐵路”基本全線貫通。以后，不斷延線擴建，至1936年3月，上川鐵路全線擴建貫通了上海、川沙、南匯三縣，全長35.35公里，設站15個。1954年，“上川公司”實行公私合營。1975年，上川鐵路全線拆除。

排骨老公公的家在川沙農村深處，下了車，在田埂上要走很長的路才到他家。他家門前有個很大的曬場，曬場的邊緣有顆巨大的棗樹，棗樹再往外去，是一個大大的水塘。

排骨老公公在夏天帶我去，是考慮到他家孩子們都放暑假，可以帶我一起玩。與我年齡最接近的男孩是阿七頭，他爬樹、下河，樣樣在行。當時印象深刻的是川沙的口音，與市區有很大差異。

第二天，排骨老公公就回上海上班去了。他打算讓我在他家住一兩個星期，下趟他回家的時候，再把我帶回外婆家。很奇怪，上海郊縣人都稱市區為上海，就好像這里不是上海。這種習慣一直沿襲至今。

那時，農村家庭的活動范圍就是屋前屋后，屋里屋外。排骨老公公家沒有自來水，蚊子特別多，到了晚上，我就一個人坐在蚊帳里，特別無聊。第三天，我就鬧著要回家。后來，我是怎么回的外婆家，已經不記得了。

回上海的大毛郎

不多久，排骨老公公的大兒子大毛郎，從安徽淮北煤礦回上海來辦事，就在他父親這里住了一段時間。大毛郎學校畢業后，從川沙去淮北插隊落戶，因為他會多種樂器，被當地一家煤礦看中，調到礦里的文工團工作。

大毛郎這次回上海，是煤礦里有個工人因公受傷，來上海就醫，大毛郎作為陪護一起來。大毛郎說，他能來上海做陪護，一是因為他是上海人，二是他給領導送了有分量的禮物。

那位因公受傷的工人傷勢嚴重，雙下肢都截肢了。在上海治療、康復、配義肢，前后住了有兩三年。期間，大毛郎曾回過一趟淮北，是他聽到礦上有人傳話過來，說領導正在考慮換個陪護。大毛郎急急忙忙連夜趕去淮北，及時給領導送上了沉甸甸的一番心意。俗話說，藥到病除。大毛郎表達的心意立刻讓領導笑逐顏開，打消了換人的念頭。

剛來上海的大半年，大毛郎比較忙，日日夜夜都在醫院里操持。后來，傷者在肌體上與心理上都比較穩定了，而且，傷者有一個家屬在身邊陪伴，大毛郎就不需要天天陪護了。

自那以后，外婆家的樓道里就變得熱鬧起來，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往排骨老公公家里跑。因為大毛郎的笛聲和琴聲深深吸引了我。

大毛郎在家的時候，喜歡操練他帶來的樂器，有時拉一會二胡，有時吹一下笛子。他為人隨和，我去碰他的樂器，他從沒有不高興過，有時還會鼓勵我試一試。

一段時間以后，大毛郎就讓我隨意玩他的樂器了，有一次，他還鼓勵我與他合練一段，我吹笛子，他拉二胡。過了幾天，大毛郎忽然問我，想不想跟他學樂器。我說，想的。大毛郎說，我考慮一下，教你什么樂器好。

大毛郎當時三十來歲，與他父親一般的中等身材，臉與身體都顯瘦長，膚色黝黑，短發有一點卷曲，溫和中略帶憂郁。為了節約用電，他在操練樂器時，是不開燈的。于是那漆黑的屋子里，像是個黑洞，只有音樂聲在飄蕩。

過了一星期，大毛郎認真地來找我的父母。他說，愿意教我學習一樣樂器，因為我只是看著他拉二胡吹笛子，居然學會了一兩段。他還讓我拿笛子二胡吹拉了一段，給父親看。

他又說，準備教我小提琴，他已經去“淮國舊”看了好幾次，那里現在有一把小提琴，連琴盒一起的價格是十八塊錢，雖然貴了一點，但琴好，很值得。

對于大毛郎的來訪和提議，父親猝不及防，猶豫了一下，沒有當場應允。只是說，現在的形勢，學這種西洋樂器，有什么用呢？又說，要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謝謝大毛郎。

大毛郎跟到門口說，學了樂器，可以像我一樣，以后在上海的文工團工作也是蠻好的。學西洋樂器，以后會有前途的。

當時大約是1967年，一些舊時代的有錢人，正如外婆隔壁的二房東一樣，靠變賣家里值錢的東西以圖溫飽。“淮國舊”后門對面，有一排建在人行道上的聯排棚屋，開了十多家舊貨店，以收購、寄售舊家具和舊自行車為主。

后來，我還挺認真地去了幾趟“淮國舊”，尋找大毛郎說的那把小提琴。轉了一圈又一圈，淮海路正門左側的大櫥窗里，看到了兩把小提琴，一把稍大，一把稍小。琴盒蓋子上，放著印有“國營淮海路舊貨商店”紅字的標價卡，上面用藍色的墨水寫了標價，大琴十五塊，小琴十六塊。而大毛郎說的那把十八塊的小提琴，我一直都沒有找到。

我與音樂的緣分便止步于此，大毛郎的琴聲也從此不再。

回煤礦的大毛郎

入秋的一天，大毛郎扛了一輛嶄新的鳳凰十八型自行車，從大樓梯上來，一路笑著。外婆問，把自行車搬上來做啥？大毛郎笑著說，剛買的，放在下面不放心。這是給單位領導買的，過幾天要托運過去，自己先騎兩天。

大毛郎把自行車搬進房間，使我又產生好奇。他的房門開著，我在門外就能看到，大毛郎坐在小床上，手里捏了一團雪白的回絲，擦著擺在面前的自行車。從窗外透進來的弱光里，我看到他臉色凝滯若有所思。

有一段時間，大毛郎有些沉默，早出晚歸的。外婆說，那個工傷礦工的治療要結束了，礦里要他們回去。但是，他們都不愿回去，那個截肢的礦工還以自殺相威脅，要求留在上海辦事處。

有一天，外婆一直唉聲嘆氣，嘴里不斷叨叨著，作孽啊，真作孽。外婆說，大毛郎為了留在上海，把自己的手指軋斷，做了一次工傷事故。

冬天的一個黃昏，我放學回家，在后門外的弄堂里，看到大毛郎一個人坐在一只低矮的小凳上，擦自行車。我默默地站到他身邊，看見他的左手無名指，用紗布包裹著。我輕輕叫了一聲大郎哥，他才停下手。

我說，你的手好了嗎？他取下套在無名指上的紗布，伸手給我看了下，說，算好了，就是不小心碰到傷口，還很疼。大毛郎套上紗布套，寒暄道，你放學啦。

我充滿了擔憂，問他還可以拉琴吹笛子嗎？大毛郎苦苦笑了一下，他反復看著自己的左手，說，肯定沒有以前那么好了。他低下頭，沉默了須臾，又說，不管怎么樣，都沒有比留在上海重要。

我又問，是怎么弄的？他嘆口氣，緩緩地說，每天給工傷的同事擦殘疾車的時候，都在想有什么辦法可以留在上海。那個手搖的殘疾車有很長的鏈條，那天，咬咬牙，就把手指搖進去了……

年后的一天傍晚，大毛郎提了一只側面印著國際飯店景色和“上?！眱蓚€字的灰色人造革手提旅行袋，匆匆回淮北煤礦了。他走過外婆家門口，對外婆說，我回煤礦去了。外婆雙手拉著他的手臂，哽咽著說，自己當心點啊。他點點頭，伸左手在我頭上摸了摸，轉身走下樓梯去了。

外婆家的房門對著樓梯，我習慣站在門口，看著鄰居上樓下樓。那天以后，我就一直盼著，看到大毛郎會從這樓梯上來。

1980年代起，原來學生畢業后的“包分配”政策開始向畢業學生“自尋出路”政策轉型，但子女可以“頂替”當年退休的父母，進入父母原單位工作。后來，阿七頭頂替了排骨老公公的工作，從川沙農村來到八仙橋菜場，子承父業，在菜場肉攤工作。

老大沽路那間幽暗悶氣的房間也更迭了主人，排骨老公公回到了川沙老家，他最小的兒子阿七頭，成為這間房間的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