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慧記得，她上小學那會兒，村里就掛著“生男生女都一樣”的標語。但長大后結了婚，她被視作“出嫁女”，分不到村里村民所享有的租地款。

她和母親去找村干部爭取，未果，把村集體告上了法庭，贏了判決，卻卡在了執行上。

楊慧的生活和她的維權像兩支藤蔓緊緊纏繞在一起。她曾“天真”地認為離了婚，村里就不會把她視為出嫁女，給她應有的權益，但沒有用。維權的時間里，她不再打零工，一心想把權益爭取到手，再好好找份穩定的工作，未料處處碰壁，這么過了兩年。

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負責農村婦女土地權益項目的林麗霞告訴澎湃新聞記者，這種情況很常見，出嫁女的案件執行，一方面受到村里反對，一方面，很多法官沒有強烈意愿去推動執行，結局是一次次的“執行難”。

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了沖突，一些像楊慧一樣的人掉進了沖突的縫隙，卻沒有松手。8月，她獲得了來之不易的補償，盡管那是一份折中方案，她和村集體都作出了讓步，至少，她知道，自己可以開始新的生活了。

楊慧所在的村莊  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陳蕾 攝

一對母女和一個村莊

楊慧打小生活在山東一個單親家庭中。

母親周蘭香生下第二個女兒、楊慧的妹妹后，不被婆家待見。據周蘭香說，當時有“計劃生育”政策，楊慧的父親楊方擔心要被節育，離開了村。

于是，周蘭香獨自撫養兩個女兒長大。楊慧高二那年，母親供不起她讀書，她輟學了。2011年，父母離婚，母女三人在這個村子里單獨立了戶，戶口本上顯示出那年周蘭香和兩個女兒的遷址信息。

前夫不在的這些年，周蘭香每年去村里領四口人的租地款，除了母女三人的，第四份她視為給未成年小女兒的撫養費。

但事情在2017年有了轉折。消失多年的楊方回了村，給新娶的妻子和兒子上戶口，仍不住在村里。同年，25歲的楊慧生了一個孩子。兩年后，楊慧招了上門夫婿。據她說，那時聽時任的村主任講，兩女戶若能招來上門夫婿，可以再分到租地款。據此，她丈夫遷來了戶口，卻沒有分得這筆錢。

又過了兩年，楊慧的妹妹成年。也是這一年，村里統計人口增減來確認租地分配方案。村里群眾代表認為，鑒于楊家的情況，父親再娶了，還是給他們四口人的租地款，前后兩個媳婦怎么分配由他們自己去協商。

父母兩邊的家庭人數都變多了，但是能分的份額沒變。在2021年的土地租金分配中，村里將兩份租地款劃入父親名下，兩份給了母親。楊慧和母親不服，找村干部質疑此事，被告知楊慧結了婚，是出嫁女，沒有租地款了。

楊慧不服這個理由。她長期在村里生活，結婚也不離開村，孩子也在村里長大。她覺得自己和孩子都是村里成員，沒有租地款是不公平的。

和村干部協商不通后，楊慧在網上留意到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幫助農村失地女性維權，她很快前去咨詢。2022年，她起訴了村集體，要求對方補償2021年自己的租金、2017-2021年孩子的租金。

村委會辯稱，“出嫁的閨女無論戶籍在不在村里，戶籍遷不遷走都不再分配村組隊里的財產。隊里20年來一直是這樣處理的。外甥（指出嫁女的孩子）不得參與財產分配，整個村都是這樣的方案，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的。”

但村里的這套說法沒有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根據楊慧母子的戶口，認定他們具有村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判決引用了《婦女權益保障法》（2018）第三十三條第一款，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這一條款與村規民約中的出嫁女不參與財產分配相矛盾。

2022年的判決書上，法院認為村組的土地租金分配方案與《婦女權益保障法》條文內容相悖

法院讓當地村組在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向楊慧支付10830元土地租金分配款。

“那就亂套了”

但爭議沒有就此停下，雙方破裂的關系仿佛在判決生效那天豁開了更大的口子。

判決之后，當時的村主任組織隊里開會，他把判決書拿出來，和在場村民說，誰家同意給楊慧和孩子地租，就簽字投票表決。會議上沒有村民簽字表決。

時隔兩年，澎湃新聞記者隨訪了一些當地村民，問他們如何看待法院的這一判決。

一名男性村民喃喃，“咋說，你看這（得）經村民同意的吧，還是要大隊里、村集體同意吧？”

另一名男性村民有女兒，他的女兒結婚了。不過，他說，“法律是（在）你們大城市，我們這是一些風俗”，邊上另一戶的女性村民接了話，“不講法律。”

村組錢款由街道辦事處農村集體三資委托代理服務中心發放，分配方案由村里向街道辦事處提交。村主任提交的分配方案中，沒有這筆判決款。

楊慧申請了強制執行，未果。2023年她又起訴了，要求村組支付2022年度自己和孩子的租地款。這次開庭前，村主任召開了村民群眾大會，讓同意給楊慧母子錢的村民簽名在右邊，不同意的簽在左邊。到場簽字了的村民都簽在了左邊。

周蘭香也到場了，她看沒有村民支持，自己也沒有簽字。

楊慧再次勝訴，但就像上一年度一樣，2022年度5200元的租地款也遲遲沒有執行。

2023年的訴訟中，楊慧再次勝訴

楊慧同樣沒能獲得同村女性的支持。

澎湃新聞記者走訪時遇到一戶家里一兒一女的人家，女兒又生了兩個閨女。這戶母親告訴記者，自家為了出嫁女兒租地款的事，跑去縣里辦事處問過。縣里說女兒戶口在這，有份額，但村上的人不同意，就沒分成。

她說，“你不公平啥辦法？沒有說理的地方，不公平那咋？又不是只有咱一家。”她說，“（村里）討論不了，家家是這個樣子。你給了（楊慧）俺肯定不愿意。”

村主任也覺得，“（法律）不根據實情，光判，滿足了一個人，損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他擔心滿足了楊慧的情況，其他出嫁女也去爭取，“這樣村里的局面就亂套了，以后上訪和上訴將接連不斷。”末了，他堅持，“我們一直這么分配的，這個規矩不可能改變。”

執行不了

連著兩年上交強制執行申請后，楊慧和律師去了法院詢問執行庭法官情況。

執行庭法官是一名中年男性，他隔著一道桌子、操著濃重的方言告訴楊慧和律師：我去社區問過了，這個執行沒錢。他臉上寫著無奈，“村里干部不配合了，撂挑子不管了”。

在這之前，他找村干部、街道辦事處、政法委協調過此事。村干部的消費甚至被法院限制過，但都沒什么作用。

法官試圖勸解楊慧和律師這一方。“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村里把錢打到父親賬戶上，由家庭內部調整再分配。村里分配方案和錢都打出來了，沒有可執行對象了。”

他擔心強制執法后的效果，“他們村上像這樣的得有50多個，閨女出嫁了，戶口在村里，還要地。給她錢不是多大事，但是后遺癥太多了，這個情況的人多，群眾要鬧，要信訪，對社會會帶來很大的不穩定。”

他和楊慧說，“打官司是個路，但也不是最好的路。”

但他也想解決這個執行拖了很久的案子，恰逢北京的律師前來法院，他便問律師的建議，配合律師給事情相關方打電話，試圖組織調解。

林麗霞和徐維華律師認同法官說的難點，她們嘗試鼓勵這位法官做些改變，像她們2009年和邢臺中級人民法院合作時的那樣。那時，邢臺市中級人民法院出臺了出嫁女案件的相關審理意見，法院內部做了培訓，在村里做了交流、宣傳，收效顯著，一年之內此類糾紛案件下降了60%，執行也很順暢，做到了零上訪。

律師問這名執行庭法官，要不要聽一下其他地方法院處理類似案件的經驗，在山東這邊做個處理典型，攻克這一困難問題。

法官直言：“不想去做這個典型。”

街道工作人員也沒動力去做“吃螃蟹的人”，街道的包村干部在村委和楊慧之間組織了調解。他給周蘭香和楊慧解釋默認的村規民約，如果父母沒有離婚，村里的“兩女戶”可以招上門女婿，女兒結婚仍有經濟利益。但父母離了婚，這樣的“兩女戶”，女兒結婚就分不到利益。他認為既然村規存在了，村民應該去理解和體諒。

難落實的法律

農村失地婦女維權中，法院判決后執行困難的問題由來已久。

有法官對某基層法院2005-2009年未實際執行的離婚婦女土地權益糾紛案件作簡要分析后發現，該院未實際執行的占同類收案案件總量的百分比從2005年的82.76%上升至2009年的90.16%。當時這份調研提到此類案件的執行困境有：土地實體立法欠缺、執行程序立法欠缺、村規民約價值失衡、土地監管與分割措施不健全。

這些年來，圍繞相關問題有立法上的變化。今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通過，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結婚，未取得其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的，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得取消其成員身份。此法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具體執行效果尚是未知。

在兩位律師看來，楊慧的訴訟案件中，有很多環節可以改變。村里缺少普法宣傳；更難修改男女不平等的村規民約。

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設宣傳欄

眼下的村規中，媳婦可以分到地，女兒結婚就分不到，透露出濃重的“從夫居”底色，即女性要在婚后改變居住地。一方面，村民的養老需求難以通過女兒得到滿足，另一方面，如原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李慧英的觀點，“完全轉變的生活環境也使得農村女性難以積累政治資本，無法參與村莊政治生活并影響利益分配。” 

村里缺少力量變革，也少有外界力量推動村里進行變革。澎湃新聞記者電話咨詢村所屬縣城的婦聯時，工作人員回應近一年沒接觸過出嫁女的問題。對于縣城婦聯來說，開展工作也存在困難：人少、資金少。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寫過，“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民怎樣去應用這些設備。更進一步，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

林麗霞記得在云南玉溪華寧縣的城關社區，帶領村民自主修訂村規民約，糾錯解決“出嫁女”權益問題的何永輝社區書記。任職期間，他思考如果許多糾紛是因為村規民約產生，修訂村規民約是不是就能解決問題？

何永輝愿意做出改變，源于一個樸素的觀點：生男生女是自然規律。他先是在社區干部中討論修訂村規民約的可能性，關于集體經濟成員資格的內容，大家爭論了一輪又一輪。開完會，何永輝會和吵得厲害的人單獨吃飯，私下勸。歷經四十多次會議，2019年4月，新的村規民約在居民大會上表決通過。

但這樣的例子在目前還是少數。當法律的白紙黑字真實地進入鄉村土壤時，在楊慧所在的村莊碰了壁。一個個失地女性，她們成了“送法下鄉”過程中夾在縫隙里、權益缺少保障的人們，她們承受著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間的沖突。

處于沖突縫隙的女性

楊慧和母親為何會表現出不同于村里其他女性的執著？她們的經歷或能作部分解釋。

楊慧的母親周蘭香早早嫁進了山東。她17歲時跟著姐姐搬來村里，與當地村民楊方相識戀愛，19歲時和他辦了酒席。

在周蘭香的訴說中，婆家重男輕女的思想很厲害。

生下第一個女兒楊慧后，來自婆家的冷落和白眼接踵而至，“要是個男孩多好啊”、“趕緊給我生個寶貝孫子別耽擱”的話語圍繞著她。

出月子沒多久，周蘭香再次有孕，此時生二胎要罰錢，考慮到楊方家的經濟情況，當時有兄弟要娶媳婦有開支，婆婆讓周蘭香把孩子打了。周蘭香挺著七、八個月的肚子去醫院做了引產，引下一個男性胎兒。

周蘭香說，在這之后的十幾年內，她幾乎每年都會懷孕，每次懷上后，婆婆都會拉著她偷偷去做B超查胎兒性別，一旦發現是女孩就要流掉。多次刮宮、頻繁的人流讓她受到了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最后一次懷孕，她自覺身體不再遭得住，也不忍心再打掉一個活生生的孩子，生下小女兒。

可兩個女兒使她在家里不受待見。

她生產完尚處在恢復期，丈夫楊方要離家出走。她獨自撫養孩子的那些年間，得知丈夫在內蒙古和另一個女人生了兒子。2011年，她想通過起訴離婚把楊方召回家來，但對方沒有出現，法院公告缺席判了離婚。

離婚后，周蘭香和兩個女兒的戶口獨立出來自成一戶。每年去領租地款時是以楊方為戶主的，周蘭香說，自己多年來和村里講，雙方已單獨立戶，想分開錢款的名字，但遭到了拒絕。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多年。直到2017年，楊方回村給新妻子和兒子上戶口。

在周蘭香的內心世界里，她在楊家被對待的方式令她難過。前夫多年來不住在村里，要帶新妻子、孩子過來分租地款，自己和孩子的份額就會減少，她樸素的世界觀內接受不了。周蘭香和楊慧在爭取的不止是租地款，更是一口氣。

而此時盡管有法律的支持，缺乏社會土壤，她們的爭取仍被“打了折扣”。

這些年來，楊慧找了街道信訪部門。信訪部主任說，重復在溝通，但村里的態度一直很強硬。5月，原村主任甚至將周蘭香移出了村組信息群的群聊。

6月，村委會主任、村民代表、街道信訪部和楊慧溝通調解，溝通出四口人3:1的方案，3份租地款給周蘭香，1份給前夫楊方。

這是一份折中的方案，相當于楊慧有了她的經濟利益，只是還未能給她的孩子爭取上。8月28日，在兩位律師的陪同下，楊慧去法院，由信訪部牽頭，和街道工作人員簽下調解協議，以后每年都分得三人份的租金，楊慧孩子的則根據村里未來情況來看，若其他出嫁女的孩子也能有經濟利益了，楊慧的孩子一并獲得，同時兩份判決不再要求強制執行。

兩位律師認可這一調解方案，她們代理過不少農村失地婦女的案件，勝訴的少，能執行成功的更少。在林麗霞看來，執行困難一方面因為村里不配合，一方面法院沒有強力推動執行。

兩位律師覺得，如果繼續像之前一樣打官司，判贏了執行仍然困難。眼下，楊慧能獲得的調解方案已是不錯的選擇。楊慧靜靜地聽著律師為她做的分析，默默消化。

再次和記者聊起生活時，楊慧說想再學學電腦，方便之后找工作。她說這話時，駕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車窗外的陽光透過云層斜斜地散下來，光有了形狀。跳出兩套規則之間的糾葛，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種方向。

車窗外的光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楊慧、周蘭香、楊方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