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0日，“朱子學與東亞文明”工作坊在武夷學院中華文明武夷研究院辦公樓順利舉行。該活動屬于“中華文明海外傳播與人類文明深度對話”系列學術活動之一，由中國人民大學中華文明研究院、中匈文明交流互鑒合作中心及中非文明交流互鑒合作中心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課程思政名師工作室“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發展”協辦，中華文明武夷研究院承辦，召集人為中華文明武夷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許家星教授。與會嘉賓有華東師范大學哲學院方旭東教授、廈門大學哲學系謝曉東教授、江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鄧慶平教授、遼寧大學哲學院金香花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許家星教授、南開大學哲學院盧興教授、北京體育大學人文學院陳石軍老師，及武夷學院朱子學研究中心的張品端教授、鄭虹副教授、胡華田副教授。

會議伊始，張品端教授及許家星教授分別介紹中華文明武夷研究院成立的緣由和過程，以及本次工作坊活動的由來。繼而八位特邀學者依次發言報告。

會議上半場由張品端教授主持。方旭東教授的報告以《自然與作為：對丸山真男朱子思維論的回應》為題，詳細剖析了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問題意識、研究理路及其對朱子思維的理解，主張丸山真男認為朱子的“自然法則”與“道德規范”存在連續性，前者從屬于后者，朱子的思維方法是一種自然秩序的思想及有機體說；與之相對，反朱子學者主張“人欲”的價值，強調社會政治秩序出于人的“作為”，其思維方法是一種作為秩序及機械觀。進而，方教授指出丸山真男沒有考慮到朱子學中“氣”的意義，無法完整把握朱子的人性論，并就丸山真男的著眼點“政治思想”入手，參諸余英時及陳來先生的討論補充，認為朱子的“皇建其有極”的思想正是丸山真男所說的“作為”，丸山真男對朱子學的理解不夠全面。

謝曉東教授的報告以《理解與解釋：東亞儒學中的平行同構說與反平行同構說》為題，從格義的起源講起，指出格義是產生于佛學傳入后，僧人面對如何翻譯佛學、理解佛學問題，并以《老子》《莊子》《周易》等典籍中的本土概念翻譯佛學文本，使人了解異質文化的一種翻譯方式。繼而，謝教授詳細介紹了朝鮮朱子學的四七之辨，李退溪曾以道心人心說明四端七情，主張道心人心——四端七情平行同構說，李粟谷則不承認平行同構說。謝教授指出，從平行同構與反平行同構的對立中可以看出，格義這種方法不僅適用于異質文化之間，在同一系統中也存在，是以熟悉處理不熟悉的方式，其本質就是解釋。通過在文明內部格義的方法，可以對問題產生良好的理解。

金香花教授的報告以《“反理學思潮”問題來源的幾點思考》為題，以“反朱子學”和“反理學思潮”的關聯為出發點進行思考，指出日本的“反朱子學”和中國的“反理學”并不相同：前者是以朱子學作為方法去解釋日本自身的思想，和中國以朱子學為正學不同，這是由于日本注重現實和對日常價值觀的反思。金教授又指出，了解日本現代學界對于朱子學基本概念和命題的研究是有意義的課題，如“氣”這個概念在日本得到精密的研究，又反過來促進中國朱子學的相關研究。這與過去中心影響周邊的政治思想模式相反，現在的東亞儒學研究出現周邊作為前沿將問題意識帶入大陸的情況，影響中國哲學研究范式，并簡明介紹了東亞儒學中中國與日本理學、心學和氣學的互動要點。這些情況既和儒學理論內部張力有關，又與外部性影響因素有關，還與文化、時代政治任務等因素有關，說明外部知識對于當代研究的重要性。

盧興教授的報告以《東亞朱子學的現代性意涵及其轉化》為題，主要討論中國朱子學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來回觀反理學思潮，并闡發從當代哲學原創性上看朱子學有何意義。盧教授首先討論“朱子學被如何看待，又如何成為現代性對立面的內容”，指出朱子學被視為對立面是由于朱子學被官學化，而其被官學化在于它能提供完整的世界圖景和心性實踐，具有一貫性、系統性的特質。面對“對立面”這一指責，盧教授主張應該回到朱子思想的起點和指歸，即“如何成圣”這一工夫問題。繼而，盧教授談及朱子思想的系統性弊端抑制了思想中的張力和人的活力，反理學思潮因此產生。但反理學思潮未能破除理學的系統性，甚至很大程度上共享了朱子的世界模型。其次，盧教授認為新儒家對未能完成朱子學的轉換工作，停留于對朱子學缺乏自覺性的批判上，或將其作為構建自身理論的工具和材料。最后，盧教授談及朱子學的現代價值在于注重人的現實性和物、世界的客觀性上，尤其是后者具有某種現代性意義，是后繼研究的著力之處。

會議下半場由方旭東教授主持。張品端教授的報告以《談東亞朱子學中“棄佛從儒”現象——以日本朱子學者為例》為題，指出日本朱子學的發展最早是通過僧人介紹與傳播，并出現“棄佛崇儒”到“神儒合一”的現象。由于佛教發展造成的財政影響、中日交往日益密切、封建制度大改土及戰亂等因素影響，注重現實性的朱子學得到重視，在傳播中出現儒學和佛教的對抗現象。江戶時代，德川家康為圍繞幕府建立思想指導，開展儒佛辯論，最后采用儒家思想作為意識形態。藤原惺窩、林羅山等學者同時又受到韓國學者的影響，在理論上對佛教進行批評，肯定儒家的現實意義，這個時期儒學向民間普及，表現出“棄佛從儒”的現象。其后日本朱子學者儒藤原惺窩及林羅山、貝原益軒等人對中國朱子學的吸收，并基于日本自身的神道思想，注重實學精神，來實用于幕府政治制度和社會的公共秩序，開始朱熹學日本化的過程，體現出“神儒合一”的特點。

鄧慶平教授的報告以《朱子學制度化及其對當代儒學未來發展的啟示》為題，認為朱子學在南宋后期實現制度化并成為官學，是一次成功的儒學復興運動，對今天的儒學復興具有一定啟示作用。朱子學制度化代表宋明理學與制度的良性結合，與朱子學致廣大的思想理論、盡精微的學術體系、明次第的為學方法及當時學者的接受程度密不可分。但制度化的片面性在于朱子學中外王實學的一面被忽略，這種偏向在心學推動下形成空洞的學風。鄧教授認為，儒學在唐宋的處境與其在當代有相似之處，同時因為近代社會的危機不僅在思想層面，而且在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上都受到沖擊，所以其特點也有所不同，如主體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知識結構不同及復興目標不同。在今天，儒學復興的目標是要將其思想參與到中華文明現代建構之中，成為一種主體性知識。

陳石軍老師的報告以《心性論如何成為了現代朱子學研究中的核心話語？》為題，指出心性論不是既有的術語，而是逐漸被現當代學者建立起來的。首先，陳老師回顧現當代“性學”研究的發展，指出已故石峻教授《略論中國人性學說之演變》（1944）一文存在三種“性”論領域：人性論、性情論和理性論。理性論是宋明理學的重要創新，張岱年先生認為理性即德性。向世陵教授在《理氣性心之間：宋明理學的分系與四系》中正式揭示了“性學”這一學說的發展脈絡。其次，陳老師梳理“心性論”作為哲學理論名詞最初是由于日本學者以朱子學名義來引進西方哲學，并詳細闡述了“心性論”這一術語如何一步步與朱子學詮釋關聯緊密并傳入中國，對現當代中國朱子哲學研究產生深遠影響，如確立朱子哲學研究基本框架、以二元論理解朱子學等。

許家星教授的報告集中討論反理學相關的幾個內容，一是主張“先王之道”的道是以外王為中心；二是主張反理學必然走向反封建；三是消解道德與政治的關系，把天道與人道相分割，這是日本反朱子學的一個特點；四是在理氣關系上反對理在氣先；五是理欲關系上，主張肯定“人欲”的價值；六是工夫論問題；七是指責理學空疏的問題。對此，許教授主張朱子學在政治上既非民主又非專制，而是教化之學；在理氣上，同時承認理在氣先和理在氣中；在工夫上，認為格物致知和主敬工夫顛撲不破，反理學并未提出可替代的工夫；在實用問題上引及韓國儒者“有性理學的實用和非性理學的實用”這一觀點。最后，許教授指出道問學、尊經典和持敬都是朱子學的貢獻，應為我們所繼承。

特邀學者發言結束后，會議進入集體討論的環節。就日本江戶時代三教關系、宋明理學歷史觀、朱子學與“反”朱子學的問題提出看法與質疑，在場的老師們對其一一進行詳細的討論。

本次工作坊會議是一次深入而活躍的學術成果交流與研討。通過本次會議，學者們在“反理學思潮”的理解上達成一致，認為應該開展“反反理學”的研究方向，深入挖掘理學對現代文明的意義。會議也為“朱子學與東亞文明”研究領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動力，推動了學術界的深入交流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