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晚7點，中國人民大學校內的明德書店舉辦了“經典與前沿”系列的首場直播活動，主題為“從《技術封建主義》審視數字經濟下的虛幻自由”。此次活動中，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李直老師從不同角度分享了他關于平臺的壟斷與監管；平臺經濟下的生產者依賴、勞動監管與收入分配問題；跨平臺的交互性；技術對于人們思想的影響；以及資本主義與技術的關系。

活動現場，李直老師與現場學生以問答形式展開對談

平臺的基礎設施化、壟斷與監管問題

李直：當前一些缺乏市場銷路的中小企業在接入平臺后，平臺逐漸呈現出廣泛意義上的基礎設施屬性，發揮著巨大的作用。然而，真正的矛盾也在于此：從社會公共福利的角度來看，基礎設施的成本更低、更易于獲得，能促進大家的使用；但與此同時，這與平臺所享有的私人權利、社會控制權的私有化、壟斷化之間存在一定的利益沖突。因此，在壟斷條件下，壟斷利潤（或我稱之為租金）的歸屬和利用方式變得尤為重要。正是因為這個特征，我們才要去思考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平臺企業的發展是必要的，它們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便利性，這是不容忽視的。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平臺的基礎設施化與其私人利益壟斷之間的沖突，很難通過其內部機制來解決。因此，我們需要外部的制約或規范來介入。在這樣的背景下，引導租金的流向以及租金的使用方式變得尤為重要。

舉一個例子，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我們國家在科研體系舉國體制的運行下，是如何推動通信技術的發展和超越的。在這個領域，所有的公司幾乎都是超大型的，即使不是完全壟斷，也是準壟斷的巨頭。我們可以觀察，在國家的協調下，這些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是如何形成有效合作的，以及他們如何進行利益分配，從而激發大家投入到通信技術革新的動力中去。所以咱們國家在早期的通信技術方面是完全落后的，但到了4G時代差不多追平了，到了5G時代則實現了超越。

接下來，我們需要進一步闡述的是平臺自身的發展變化。在最早的外部1.0時代，由于網頁是主要內容，我們通過搜索引擎就能獲取到網頁上的所有信息。搜索引擎就像網絡爬蟲，通過算法爬取并排列互聯網上的所有網頁，當我們搜索某個關鍵詞時，它會返回一個列表，讓我們選擇最符合要求的搜索結果。但如今，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強調的是，所有平臺為了維護自己信息的完整性和數據的特殊性，已經與搜索引擎的關系破裂。現在，我們通過搜索引擎點擊進去，往往看不到想要的內容，只能使用平臺的App或登錄后才能查看。

平臺經濟下的生產者依賴、勞動強度控制和收入分配問題

李直：平臺經濟中對于內容的高度控制和定制化展示，實際上對消費者和生產者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于消費者而言，雖然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平臺來滿足需求，但這種選擇權相對有限。然而，對于像外賣騎手或出租車司機這樣的生產者來說，他們的選擇權則更加有限。他們作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者，平臺希望對他們進行嚴密的控制，以最大化自身利益。這種控制通過高度精細化的算法實現，使得生產者幾乎無法拒絕平臺的指令。

以亞馬遜倉庫為例，員工佩戴的手環會精確追蹤他們的運動和行進過程，確保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高效工作。同樣，對于外賣騎手和出租車司機來說，一旦他們拒絕平臺的派單，就可能面臨被剝奪工作機會的風險。這種強制性的控制邏輯，使得生產者在面對算法時幾乎無力抗爭。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不能讓平臺以算法的名義把所有話都說了。算法背后是人，是平臺為了自身利益而精心設計的控制工具。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穿透算法控制邏輯中的自動化和無人化表象，看到其背后的復雜利益關系。平臺內部是一個復雜的結構，雇傭了大量人員來維護其運行。然而，當我們使用平臺的App時，卻感受到一個完全無人化的過程。

因此，要推動算法改革，我們需要策動相關的主體去對算法進行審視和調整。承認算法控制的有效性是前提，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它，并穿透其中的利益關系。我們需要知道誰是算法的受益者，他們獲得了多少利益，以及是如何獲得這些利益的。只有穿透算法控制邏輯中的表象和利益關系，推動相關主體進行變革和調整，才能為生產者創造一個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勞動環境。

同時，關于收入分配的問題也值得我們深思。平臺往往會以算法為由，從生產者的勞動成果中抽取一部分作為租金。對于外賣騎手或出租車司機來說，他們往往無法申訴這種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另外，在零工經濟中，許多人選擇以零工的狀態工作，他們可以隨時進入或退出，這種靈活性確實帶來了便利。但是，我們也必須思考如何調整收入分配體系和社會福利體系以適應這種變化。

首先，需要考慮如何為這些零工設計一個更加靈活的社會保障制度，這也是《技術封建主義》這本書中提到的一個很核心的問題。傳統的五險一金制度主要是基于企業與員工之間的穩定雇傭關系，但在零工經濟中，這種關系變得不再穩定。因此，我們需要探索一種更加靈活的方式，以適應零工的工作特點。例如，對于每天只工作幾個小時的零工，我們如何設計一個既能保障其權益又能適應其工作靈活性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次，由于零工可能同時在多個平臺工作，因此不可能由某一個平臺單獨承擔其社會保障的全部責任。這就需要我們思考如何撬動企業之間的合作，共同形成一個資金池來負擔零工的社會福利。這個資金池可以根據零工的工作條件、工作時間等因素來設置一個合理的體系，以確保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需要關注二次分配的問題。由于零工經濟中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加復雜和多樣，因此我們需要通過二次分配來調節收入分配關系，確保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這可能涉及到稅收、補貼等多種手段，以實現對零工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全面保障。

跨平臺的交互性是如何形成的？

李直：社交媒體作為一種特殊的消費品，其特殊性在于我們每天的時間是有限的。各大平臺都在爭奪這寶貴的24小時，以吸引用戶的注意力。這種競爭導致了“注意力經濟”或“焦點經濟”的興起，成為平臺競爭的關鍵。在這種競爭機制下，廣告投放商應該是根據這個IP在全平臺吸引用戶注意力的多少，來給出一個合理的費用。所以，注意力經濟是平臺交互性的根本來源。此外，注意力經濟還使得社交媒體的更新換代異常迅速。一旦用戶的注意力從一種形式轉移到另一種形式，老的形式便會迅速衰弱。例如，曾經風靡一時的人人網，如今已幾乎被人遺忘。這種機器更迭的速度之快，反映了社交媒體行業的殘酷競爭和快速變化。

虛擬平臺如何實現壟斷地位？

李直：在土地資源管理中，土地所有權是壟斷的前提，它決定了誰可以擁有并控制土地，進而從中獲取租金。然而，在平臺經濟中，似乎并沒有明確的“平臺所有權”這樣的概念來幫助平臺進行壟斷。盡管如此，平臺卻通過其他方式實現了其壟斷地位。首先，平臺通過算法優化來提供更好的服務，而這些算法優化所需的用戶數據實際上是由我們個體產生的。這里就涉及到了一個產權界定的問題。根據科斯定理，產權的初始界定對后續的經濟效率并無影響，但在這個問題上，產權的界定卻至關重要。如果個人信息的產權界定給我們自己，那么平臺就需要向我們付費來獲取這些數據；反之，如果界定給平臺，我們就需要向平臺付費來使用其服務。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個人似乎并沒有與平臺談判的權利，這使得產權的界定變得困難。

在深入思考這個問題時，我想起了《資本論》第三卷中關于地租的討論。馬克思提到了兩種地租：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絕對地租來源于對土地的所有權，即別人要使用你的土地就需要交錢。而級差地租則更側重于對土地經營的壟斷，即你使用了這塊土地，其他人就無法使用。將這個概念套用到平臺上，我發現平臺正是通過這兩種方式保證了自己的壟斷地位。

除了明確的產權界定和法律邊界之外，平臺還通過其他隱性的條件來讓用戶成為其忠實的用戶，甚至將他們封閉在特定的平臺內。以微信為例，從一個簡單的社交工具逐漸成長為一個社會的大殺器，幾乎成為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這得益于其巨大的網絡外部性，即越多人使用微信，其收益就越大，進而吸引更多人使用。當微信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它開始將自己打造成為幾乎所有東西的流量入口，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帝國。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個社會的強制現象：即使你不想使用某個平臺，但由于你的同事、家人、朋友都在使用它，你也不得不使用它。這就像土地一樣，即使你不想租用某塊土地，但由于其他人都在使用它并從中受益，你也可能會被迫接受其存在并支付租金。因此，我認為平臺經濟在某種程度上與地租經濟有著相似之處，都體現了某種形式的壟斷和租金獲取。然而，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在于平臺經濟更加復雜和隱蔽，其壟斷地位的實現方式也更加多樣化。

在探討個人數據問題時，我發現了一個顯著的矛盾點。

個人數據在單獨存在時往往顯得微不足道，但其價值在于匯總后的信息挖掘能力。平臺之所以不在乎單個用戶的數據丟失，正是因為它們擁有龐大的數據集，單個數據的缺失對整體價值影響甚微。因此，試圖通過產權界定將數據權利完全賦予個人，在實際操作中可能會遇到諸多困難。

從社會效益的角度來看，過于強調個人數據權利反而可能阻礙數據的有效利用。數據的真正價值在于其匯總后形成的龐大信息庫，從中我們可以挖掘出許多有價值的信息。這與傳統產品（如手機、水等）的產權界定存在顯著差異。傳統產品的產權界定相對清晰，而個人數據的產權界定則更加復雜和模糊。

此外，個人數據的界定還面臨實踐上的困難。哪些數據屬于個人？如何界定數據的歸屬權？這些問題在現實中變得非常復雜。例如，通過觀察就能收集到的數據（如年齡、性別、身高等），這些數據是否屬于個人數據？如果有人通過非侵入性的方式收集這些數據，是否構成對個人數據權利的侵犯？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和探討的問題。

即使我們真的能夠界定個人數據權利，并規定使用這些數據需要付費，但在實際操作中也會遇到巨大的挑戰。如何確保數據的準確界定和交易？如何建立一個公平、高效的數據市場？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在屬性上存在差異，但管理邏輯上或許有一定的可比性。虛擬空間的擴張成本極低，而現實空間的擴張成本高昂。然而，歸根結底，它們都是對空間的利用。因此，我們在管理國土資源時的一些邏輯或許可以投射到虛擬空間中，但也需要充分考慮虛擬空間的技術特性和獨特性。

在“技術封建主義”社會中，人們的思想文化是否受到桎梏？

李直：過去，許多技術烏托邦主義者認為技術的發展能極大地促進信息的流通與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從而有利于新思想的產生。然而，技術的另一面卻引發了新的思考：在網絡平臺與傳播學效應的加持下，技術究竟是促進了思想的多元化，還是通過算法推薦的模式將人們的思想統一化了？

如果我們將信息視為一個生產過程，那么傳統的出版結構是以編輯的專業知識為基礎，由編輯決定推送的話題或書籍。盡管決策看似由個人做出，但編輯通常會根據專業知識盡量拓寬話題范圍，確保內容的多樣性。例如，期刊編輯會篩選不同話題的論文，最終匯集成一期包含各種話題的期刊。

然而，互聯網卻顛覆了這一傳統模式。雖然它看起來非常去中心化，但信息傳播平臺在流量邏輯下推薦信息的邏輯并非是多樣化的。當形成某種話題趨勢時，加上熱搜或星號標記，它就會變成推送給所有人的同一信息傳輸機制。這導致了一個矛盾的現象：互聯網雖然為信息的獲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降低了成本，但如果不進行良好的信息篩選，反而可能成為一個難題。

如果只追著熱點去看，就會看到非常同質化和無意義的信息。例如，B站的大博主，尤其是生活區的UP主，出現了視頻內容同質化的傾向。雖然互聯網看似去中心化，但真正多樣多彩的UP主往往隱藏在較小的粉絲群體中，他們因無法獲得流量的加持而難以被發現。

因此，互聯網時代和平臺時代既帶來了傳輸上的便利，又形成了以流量推送為基本邏輯的內容同質化問題。歸根結底，如何看待和利用這些技術，關鍵在于個人是否善于挖掘和進行自主判斷。雖然技術烏托邦主義者的想法有其道理，但我們也要看到技術可能存在的問題，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

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

李直：雖然這本書的書名叫做《技術封建主義》，但我們需要認識到這實際上是一種“標題黨”的做法，它并非真的在探討封建主義取代了資本主義。在閱讀過程中，我們會發現資本主義的邏輯依然貫穿其中，如市場機制、資本增值的動力以及租金的來源等，都是基于正常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邏輯。因此，我們不應被書名本身所嚇倒，而應抓住問題的真正實質。

對于“技術封建主義”這個話題，左翼學派和右翼學派展開了論戰。左翼學者期望數字技術的發展能夠帶來超越資本主義的新社會運行邏輯，使他們能夠跳出資本主義的經濟剝削，創造出一個全新的人類社會。而右翼學者則相信，數字技術將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互更加便捷，聯系更加緊密，信息的獲取也變得更加容易。在這樣的條件下，通過市場的去中心化運營方式，能夠更好地促進技術和創新的發展。他們堅信，在數字技術的推動下，純粹的市場機制加上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將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人類未來。

迪朗作為“左派”，只是在《技術封建主義》中表達了一種隱憂，他認為技術變革趨勢可能形成一些新的趨勢，這些趨勢可能會改變過去資本主義運行的一些邏輯。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已經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另一位學者瓦魯法基斯，作為希臘的前財長，他的觀點則更為直接，他認為技術封建主義已經殺死了資本主義。但我并不認同這個觀點，我認為資本主義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不會輕易被殺死。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們對這個問題的界定是不同的。在讀書時，我們應警惕“標題黨”的誤導，深入理解作者的觀點和邏輯，以便更好地把握問題的實質。

《技術封建主義》，[法]塞德里克·迪朗著，陳榮鋼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