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

《松江異聞錄》這本小說集由七個懸疑故事構成，卻并不僅僅是一個個解謎游戲。毋寧說，小說是一場互文性的饒有深意的游戲，誠如小說封面印著的這句話：七個互文的短篇，一場悵然的大夢。文學批評家克里斯蒂娃在提出“互文性”時說，“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在《松江異聞錄》這部小說集中，類型與類型之間彼此轉化，文本與文本之間彼此穿插，一切堅固的屏障都在松動，都在解構與重塑。

《松江異聞錄》里幾乎每一篇小說，都嵌套著其他文體形式，作者將不同的文學體裁信手拈來，糅合成一個又一個故事。小說集第一篇《魯迅遺稿》，虛構的魯迅遺稿《楊貴妃》，是孟弧等人解謎的謎面；《大地之歌》中西洋樂章與中國唐詩的對應，是徐涵秋需要破譯的秘密；《不可能的任務》里對于葉月同學的考研面試，糅合著葉月創作的小說文本；《我，機器人》中對于陳翔死因的探尋，穿插著陳翔創作的小說，結尾又以附錄的形式穿插著陳翔導師的論文片段《AI：當代文學的末路與未來》，隱隱回應小說對于主體性的探討；《千禧年》中穿插著主人公寫于千禧年前后的日記，這本日記是DM公司所謂“回到過去”技術所依賴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黃平小說中的文本穿插，與故事走向緊密結合，成為小說制造敘事懸疑的技術手段，有效避免了因文體混雜而產生的敘事割裂。

《松江異聞錄》書封

在單篇小說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七篇小說之間的互文。《英魂陣》中的國文教師許英，同時也是《不可能的任務》里葉月的情報聯絡人。《英魂陣》的故事背景設定在1932年，此時的“許英三十歲左右的年紀”；而在《不可能的任務》里，許英則“四十多歲的樣子”。《不可能的任務》將時間設定在1943年年初，兩個文本時間相隔約十年，許英也年長了十歲。無獨有偶，《大地之歌》中有一位國文老師，名叫徐涵秋。在《英魂陣》里，許英曾托人將校徽送回大夏大學，雖然小說結尾處并未交代這枚校徽的歸屬，但通過《大地之歌》里一模一樣的校徽介紹和徐涵秋的自述，讀者不難推斷出徐涵秋應該就是校徽的“接棒人”。在《不可能的任務》中，徐涵秋的名字又隱隱出現，許英藏書于東京的書店，名為“寒秋書店”，許英化名“寒秋先生”。許英與徐涵秋，是革命同志，還是同一個人？作者刻意留下一處神秘的空白。

而在更多的篇目中，王平的身影總是時隱時現。《魯迅遺稿》中王平心機用盡，如愿以償地獲得了“盛唐學者”稱號。通過小說中的細節可以得知，這一年是2019年。幾年后，他從華東師大調到大夏大學，成為《不可能的任務》中的學院領導，也是這場推免面試的主考官。在《我，機器人》中，通過女兒王般若的回憶，讀者得知王平在五十五歲時憑借批判AI評上了“盛唐超級學者”。而最后一篇《千禧年》則將王平成為學者之前的教育經歷，隱藏在劉建云的日記中，“以前閔中的師弟王平考上了華師大中文系，到時托他打聽打聽”。與此同時，《不可能的任務》以2021年王平線上面試學生葉月為“現實時間”，插入葉月寫作的抗戰小說，從而串聯起不同歷史時段的所有文本。借助這場創意寫作專業的推免面試，幾個文本之間彼此交叉，達成互文。

因此，小說集《松江異聞錄》看似是一個個獨立故事的無規則排列，但更像是一組被打亂了順序的密碼，等待著讀者去發現和還原。閱讀完整本小說，除了一個個離奇反轉的故事，讀者也可以通過文本碎片大致拼湊出王平的一生。在此基礎上，黃平在后記和訪談里提到的“長篇短寫”，不僅可以指向敘述速度與敘述篇幅，也可以理解為互文在短篇小說集里發揮的文本串聯和整合效果。

《松江異聞錄》這種互文性，增強了讀者與文本之間的互動，使小說具有廣闊的闡釋空間以及獨特的閱讀吸引力，從而提升了小說的魅力。但《松江異聞錄》所展現的互文性，并非要和up主分個高下，正如黃平在后記中所說：“這種寫法并不僅僅是試圖從短視頻那邊拉回來幾個讀者，至少有幾篇作品，是有寓意的，寓意還頗為沉重。”

小說集中，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與當下的知識分子，通過互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許英、徐涵秋將他們的知識與推理用于破解日本的陰謀、破譯納粹的秘密，隨時準備為國家和人民犧牲。而《魯迅遺稿》中的三位學者，卻不約而同地幻想將傳國玉璽交給子虛烏有的日本財團，從而“自愿”跳進王平的圈套，淪為一出笑劇。而同為知識分子的王平，如此大費周章地設計劇本，也僅僅只是為了評上“盛唐學者”，追求個體的名利。

然而，當下的知識分子王平，卻瞧不起民國時的同校前輩許英。深陷在荒誕的學術科層制中的王平，對許英的評價是“一輩子都沒寫過幾篇論文，連基本的學術規范都不懂”。同樣是大學教授的小說作者黃平，借互文對知識分子群體展開反諷式書寫。盡管黃平刻意將譏諷的人物命名為吳遠行（無原型）或許構（虛構），但小說的驅動，依然是來自對知識分子境遇的體驗和反思。

除了對于當下知識分子的消解，小說中的互文，也抹除著虛構與歷史的界限。《松江異聞錄》里敘述人偽托的明萬歷年間刻本《異聞錄》，《英魂陣》題記中敘述人自稱發現的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檔案，模糊著檔案和小說之間的界線，也模糊著真實與虛構的邊界。同樣，《千禧年》楔子中虛構的直搗黃龍之戰，被煞有介事地記錄進《宋史》。作者借此將虛構性還給“歷史”，顯露出歷史敘述的不可靠。

最后，互文還展現出小說對人之主體性的思考。在《我，機器人》中，陳翔選擇用寫作抵抗人的數字化、機器化和程序化，而當他發現寫作未必是自由意志的體現時，陳翔的主體性徹底崩潰了，于是他選擇離開這個世界。克里斯蒂娃所構想的互文性，是讓文本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中，隨意地與其他文本碰撞，進而衍生出無數文本。然而，這種形式上的互文性，AI已然實現。通過互文性的不斷拆解，是能夠達致真正的自由，還是淪為無意義的游戲？《我，機器人》中，陳翔苦苦寫作的同名小說《我，機器人》，安排機器人重訪四大名著的經典現場：秋風五丈原、真假美猴王、冷月葬詩魂、坐化六和寺。主人公陳翔是想用這種最徹底的互文，來追索主體性的真相么？

《松江異聞錄》最終彌漫著一股悵然的情緒，無論是民國諜戰亦或千禧愛情，似乎都歸于“一場悵然的大夢”。悵然于權威的解構和真理的消逝，悵然于歷史的虛無和主體的迷茫，悵然于一切堅固的都已煙消云散。然而，葉月的手槍里不會有無窮無盡的子彈，流星雨也不會開啟時空的裂隙。但葉月在保研推免這場“廝殺”中感受到的壓抑、劉建云對青春往事與校園戀情的遺憾，卻是可想可感的。此時，讓我們再重溫那個令小說人物頭疼不已的問題——寫作能抵抗主體性的消逝嗎？不一定。因為主體這一概念或許就是文本性的，但是文本性的未必就是虛幻的，在文本與文本的互動和撞擊中，總有什么是文本之外的真實。

《松江異聞錄》作者黃平

故而我們來到《松江異聞錄》的結局，在《千禧年》這篇小說結尾，主人公劉建云對抗遺忘的方式，是將流星雨的秘密，記錄在戀人程菁赤裸的胸口。看得出黃平非常珍愛這一篇，在創作談中，他將小說集的前六篇小說視為“想象”，將第七篇《千禧年》視為“經驗”。這當然不是說《千禧年》這場神秘的流星雨或穿越古今的愛情有現實經驗依據，而是指超越“想象”也即超越文本性的存在之真實，不可被符號化的身體性的經驗。這也即意味著，第七篇小說《千禧年》所挪用的校園青春，對于黃平而言不僅僅是一種類型，而是一種憑借，一種超越想象的想象，一種捍衛經驗的經驗。這也能解釋，小說中為什么疊印著兩所大學：大夏大學（《魯迅遺稿》《英魂陣》《大地之歌》《不可能的任務》《我，機器人》）與吉林大學（《我，機器人》《千禧年》）。以吉林大學，也即以作者黃平的青春眼光看來，大夏大學的世界，是一場異聞的連綴。相反，吉林大學總是和“雪”“冬夜”“往事”有關，和對于青春不斷返顧的欲念有關，和一種本真性的不可化約的經驗有關。黃平在后記中有一句話被頻頻征引：“激情有清澈的少年氣，萬物光亮，如夏日午后。”這句話的意蘊或許在此。

問題在于，世界已然淪為一場文本性的游戲，如同洪水漫過小說中的上海/松江府，在克蘇魯化的赤鱬游弋的深海里，千禧年的流星雨早已結束，以寫作的方式，可以重新打開時空的裂隙么？在《千禧年》的結尾，早逝的戀人，化為校園里的雪中塑像。主人公最終放棄了一切逆轉時空的努力，在佘山的別墅里，迎接著明萬歷二十五年那場洪水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