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葉女士將1900余萬元存入銀行借記卡，交由銀行理財經理葉國強理財，5年后僅剩34塊多。葉國強因詐騙獲刑15年，但葉女士1900萬元的損失卻無人補償。她將開戶銀行農行浙江青田支行起訴至法院。然而經過法院兩審，葉女士均敗訴。她提出再審申請，1月22日，浙江省高院進行了再審聽證。該案是否再審目前仍懸而未決。

從法院二審判決書所認定的事實看，已將銀行與案件“完美切割”。比如，“認定葉女士與葉國強之間具有委托代理關系”，“銀行的轉、取款服務只是葉國強使用資金的途徑，葉女士的損失是由于葉國強將資金購買高風險的股票期貨所致，銀行的違規操作與葉女士的損失不存在因果關系”。按照這種說法，葉國強就是“一人做事一人當”，他所在的銀行成了委屈的“路人甲”，甚至連被認定的“違規操作”，也不用承擔什么責任。 

如果是一起普通的詐騙案件，僅是發生在葉女士和葉國強之間的侵權糾紛，司法的板子的確不應打到銀行身上。但關鍵是，葉國強的身份是銀行員工。葉女士的丈夫胡某之所以將銀行卡與密碼交給葉國強，與對方職務身份的“背書”不無關系。根據《侵權責任法》規定，“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

當然，銀行方面也可以抗辯：葉國強雖有銀行工作人員身份，但卻超越職權，理財不屬于“執行任務”。但這同樣有個問題：作為外人，何以知曉從事這項服務的銀行員工并沒有相應權限？為了保護善意第三人，我國民事法律上建立了表見代理制度。根據《合同法》規定，“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后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合同，相對人有理由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的，該代理行為有效。”也就是說，葉國強代替葉女士方面進行理財，所產生的不利后果，應當歸于銀行，銀行不能以員工自作主張、超越職責范圍、自己并不知情等為由，拒絕承擔民事責任。 

更何況，銀行自身還有不少過錯，法律責任卻未在司法判決中體現。葉女士稱，“自己從未將身份證或者護照交給過葉國強，也從未書面授權葉國強轉賬或者取現，自己本人也從未到銀行辦理過上述業務”，銀行開戶、轉賬和取現，都有嚴格的程序規定，為何一個員工能如此輕松地搞定？如果該銀行并不開展葉國強所說的理財業務，或者說資金不能購買高風險的股票期貨，為什么顧客對這些關鍵信息全然蒙在鼓里？倘若在違規轉賬等苗頭發生時，銀行即察覺并制止和報案，還會讓儲戶蒙受如此重大的損失嗎？

其實，儲戶理財受損并非個案。2015年10月份，浙江10余名儲戶陸續拿著存款單到山東濱州市某農村信用合作社取款，銀行方面卻告知他們，存款早在一年前被人秘密取走，“存款單是假的”，涉案金額高達6000余萬元。又如，農行石家莊某支行客戶經理李某，以秘密調包U盾騙取他人銀行卡信息資料的方式，共轉走6名被害人693萬元。在這些詐騙案件的背后，是滋生蔓延的金融亂象，也是銀行監管職能的缺位。

遏制和防范金融亂象，司法正義至關重要。儲戶的法律責任是什么，銀行的法律責任在哪里，都應當依法厘清。如果任由天平一邊傾斜，受害者獨自忍受，過錯者權作觀火，監管漏洞不及時堵住，類似“1900萬理財剩34塊”的亂象，恐怕還得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