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

當地時間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MIT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MIT教授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三人，以表彰他們在關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包容性制度是經濟繁榮的秘密

三位獲獎者都是制度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者，且他們之間多有合作。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此次是研究制度經濟學的學者第四次獲得諾獎。

歷史上，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英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表彰他對交易成本和產權對經濟體制結構和運作的重要性的研究。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羅伯特·福格爾和道格拉斯·諾斯，表彰他們在經濟史研究中創新性地使用經濟理論和量化方法，解釋經濟和制度變遷，諾斯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人物。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奧利弗·威廉姆森和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奧利弗·威廉姆森因“在經濟管理方面的分析、尤其是對公司邊界問題的分析”獲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則因“經濟管理尤其是公共管理方面的成就”獲獎。兩者同屬新制度經濟學派、經濟治理領域。

劉守英認為，今年的諾獎還是授予制度研究的學者，因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對一個國家富強繁榮根本原因的研究，實際上一直是經濟學最熱門、最永恒的主題之一。在我們一直尋找的國富國強原因中，制度是多么重要。

“從本質上看，制度作為一種規則體系，涵蓋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規則，直接決定資源分配、激勵機制與創新環境。”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朱克力表示，良好的制度能保障產權，促使資源流向高效領域，激勵個體創新與企業積極生產經營。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中國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鐘輝勇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阿西莫格魯主要研究領域涉及制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等領域。

阿西莫格魯與詹姆斯·A·羅賓遜合著的《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書研究了經濟制度（特別是包容性制度）對國家經濟長期繁榮的影響，強調經濟和政治包容性制度相輔相成，能夠為國家帶來經濟增長和政治穩定，而排他性制度/攫取性制度則會導致國家失敗，經濟停滯，甚至內亂。

“另外，阿西莫格魯在技術進步對勞動市場的影響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鐘輝勇說，他研究了自動化、機器人等技術進步對就業、工資和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并提出了“技能偏向型技術變革”（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的概念，指出技術進步的效應往往更有利于受教育程度較高、技能較強的工人，從而加劇了收入不平等。

鐘輝勇稱，西蒙·約翰遜的學術研究包括發展經濟學、金融危機的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等多個領域。同時，他在金融危機方面也有重要貢獻，特別是對新興市場經濟的研究。此外，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2007-2008年），西蒙·約翰遜對全球金融政策和危機應對的實踐也有很大貢獻，特別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他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議，強調金融監管的必要性，主張更嚴格的監管措施來約束金融機構的過度風險行為，以防止系統性危機的發生。詹姆斯·A·羅賓遜的研究通過歷史案例和實證數據的結合，深刻分析了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互動及其對國家發展的影響。

國家繁榮的關鍵：不斷從攫取性制度轉向包容性制度

阿西莫格魯等人在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中有何突出貢獻？

劉守英表示，其一，以往的制度經濟學研究主要還是從經驗、案例和歷史的角度，研究制度與發展的關系。阿西莫格魯三人的研究在尋找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的時候進行了實證，“通過實證研究，使制度研究進入主流經濟范式，變得可以度量了。”

其二，過去的制度研究，一直在解釋有效制度，重在解釋國家為什么成功。阿西莫格魯等人包括他們同一批和后來一些學者的研究，開始討論為什么有無效制度的存在？為什么制度會無效？為什么一個國家不采用有效的制度？無效的制度為什么沒有得到改進？為什么有效的制度不能成長起來？“他們在回答制度為什么無效時，提出一個國家的制度中，實際上包括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一個國家能成功很重要的是選擇了包容性制度，包括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包容性的政策制度等。一個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很重要的是這個國家的制度是攫取性的，或者沒有實現從攫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轉型。”

劉守英指出，實際上一個國家的制度不一定天然就是絕對的包容性制度安排。從歷史來看，不斷地從攫取性制度轉向包容性制度，是國家繁榮的關鍵。“在研究從攫取性制度轉向包容性制度時，不光要討論經濟制度，還要討論經濟與政治制度之間的平衡，權利結構的平衡，經濟、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平衡，一個國家這種平衡的力量形成、發展、演化，就會不斷地推動制度轉向包容性。更多的不是討論制度的絕對性，而是討論制度之間的平衡、力量的平衡、權力的平衡，以及長期的動態演化。”

朱克力認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理解經濟發展差異根源至關重要，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系統且深入地揭示制度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符合當下經濟研究需求。

“三人的理論邏輯嚴密，通過大量歷史數據與實證研究論證制度影響經濟的路徑。從殖民時期制度遺產研究，發現早期制度植入對后續經濟軌跡影響深遠，為理解不同國家經濟基礎差異提供歷史視角。在民主化與經濟關系方面的研究，也補充了政治制度與經濟互動的理論體系，并且他們的研究成果在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激發眾多后續研究，對推動經濟學發展意義重大，因此獲得諾獎實至名歸。”朱克力說。

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啟示：不斷全面深化改革

三位學者的研究對于當前全球形勢以及中國經濟發展有哪些啟示？

鐘輝勇認為，在理解經濟增長、制度變革和社會福利之間的關系方面，三位學者的研究具有很深遠的指導意義，“包容性制度能夠確保廣泛的社會參與和機會均等，從而推動創新和生產率的提升，這對于當前全球面臨的經濟不平等加劇問題，以及如何實現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具有重要參考意義。”

朱克力認為，各國應重視制度建設與優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包容性制度有助于加強國際合作。各國建立健全產權保護、公平競爭等制度，可吸引國際投資與技術交流，促進全球資源優化配置。

對中國經濟發展而言，劉守英指出，核心還是要研究如何推進制度改革，“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實際上都是要不斷地推進制度變革，制度變革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動力，是國家能夠保證長期繁榮的關鍵。一個國家無論建立什么樣的制度，一定要尋求變革，要改變制度里的一些無效部分，提高制度的有效性。”同時，制度的改革要讓更多人受益、更多人參與到制度紅利的分享過程。此外，還要打破制度的路徑依賴。

“對中國來講，實際上我們改革開放40多年，也提供了通過制度改革推進經濟發展、創造經濟奇跡的典范。”劉守英說，40多年來，我們通過不斷開放主體權力，讓更多主體參與、分享，從原來單一的所有制變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其次，進一步開放市場權利，讓市場在經濟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讓更多主體參與到市場競爭，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再次，讓更多主體分享制度紅利，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來促進社會公平。

劉守英認為，中國一直以改革作為經濟發展不竭的動力，當前和今后的中國經濟發展還是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就是要進一步開放權利，進一步實現利益共享，進一步建構現代秩序，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成現代化強國。

鐘輝勇認為，對當前中國而言，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降低壟斷行業壁壘、鼓勵公平競爭，以及保障中小企業和創業者的機會，將有助于實現更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同時，進一步加強產權保護，也會有助于提高投資者信心，鼓勵企業的長期投資和創新行為，這對于中國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全球競爭力也至關重要。

“在中國經濟轉型期，借鑒制度影響經濟發展的研究成果，合理調整產業政策、稅收政策等制度安排，引導資源流向新興產業與高附加值領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并且在國際經濟合作中，以良好制度為基礎，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升國際經濟話語權。”朱克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