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的2024年巴黎奧運會在國內一度形成矛盾的關注度螺旋：缺乏預熱再加上大數據信息繭房，一些人一直到開幕才知道四年一度的夏季奧運會又開始了；然而和不少鼓吹“國人已對奧運會祛魅”的觀點不同，開幕以后的巴黎奧運立刻成為全民焦點，熱度在無聲無息中陡然爆發——一個有趣的事實是，不少同期播出的綜藝節目、影視作品在規劃之前幾乎完全沒有考慮到奧運會的影響，以至于在奧運熱潮之中陷入尷尬。這些經驗豐富的娛樂策劃們的“翻車”，與其說是他們低估了奧運會的影響力，不如說是他們也陷入了潛移默化的信息繭房。歷經一百二十八年的現代奧運會，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的遠去、“中國奧運敘事”的模糊，確實走向了新的歷史階段，但說到底，只要奧運到來，它依然是那個代表著人類天下大同的理想主義盛事。

當地時間2024年7月19日，法國，巴黎大皇宮前裝飾奧運元素。

其實從2012年倫敦奧運開始，如果說“對奧運祛魅”是建立在既定框架之下的優績敘事的話，這次巴黎奧運的輿論風向，已然有打破框架之勢。奧運會在國內的關注度依然火爆，但顛覆性的反思性已經生根；曾經將奧運會推向國家敘事高度、“百年奧運夢想”的我們，也問出了“奧運會究竟何為”——不過，從現代奧林匹克事業的百年歷史來看，類似的意識形態爭論并不新鮮；這個從古希臘流傳下來，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具備理想主義特質的意識形態“神話”和“崇高客體”，其實本就歷經千錘百煉，從無數的質疑、顛覆與重建中歷久彌新。

奧運會從來都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

“現代奧林匹克之父”皮埃爾·德·顧拜旦當然是一位崇高的理想主義者。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深受英國教育家湯姆士·阿諾特對體育運動高度推崇的影響，吸收英國教育系統對課外體育運動的實踐經驗，試圖在法國大力推行體育教育。然而，顧拜旦的思想絕非無根之木，諸多研究表明之所以顧拜旦等人將眼光投向體育，與1870年普法戰爭法國的慘敗密切相關：顧拜旦和當時法國的諸多教育界人士都認為，正是法國缺乏體育教育的現狀導致了法國青年體魄不足和集體主義精神的缺失，而推廣體育運動、改革教育系統、提升民眾體質，最終也正指向一個非常傳統的宏大敘事目的：振興法國，“體育強國”。

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如顧拜旦與空想主義者的區別在于：他知曉要達成任何明確的功利主義目標，都需要“上價值”，賦予其獨特的敘事性和崇高的精神價值。此時，剛剛被考古發掘的古希臘奧林匹亞遺址進入了他的視野，在他看來，“德國人發掘了奧林匹亞的遺址，可是法蘭西為什么不能著手恢復她古代光榮的歷史呢？”于是，體育強國的理想借助古希臘奧林匹克賽會的歷史“借殼還魂”，實現了現代意義上的“文藝復興”，1892年，顧拜旦正式在演講中提出復興奧林匹克運動，為“體育強國”的功利主義披上了國際友誼、世界和平、公平公正、自強不息的精神外衣。

我的青少年時期正好貫穿了中國申辦、籌辦、舉辦2008年奧運的全過程，我深深記得顧拜旦在1912年發表的《體育頌》進入了當時的語文課本，在這首被中文翻譯無限潤色到華美的散文詩中，我們得以窺見“奧林匹克精神”最初也是最本質的審美意蘊：

“啊，體育，天神的歡娛，生命的動力！ 你猝然降臨在灰蒙蒙的林間空地，受難者激動不已，你像是容光煥發的使者，向暮年人微笑致意。你像高山之巔出現的晨曦，照亮了昏暗的大地。

啊，體育，你就是美麗！ ……啊，體育，你就是正義！ ……啊，體育，你就是勇氣！ ……啊，體育，你就是榮譽！ ……啊，體育，你就是樂趣！ ……啊，體育，你就是培育人類的沃地！……啊，體育，你就是進步！……

啊，體育，你就是和平！ 你在各民族間建立愉快的聯系。你在有節制、有組織、有技藝的體力較量中產生，使全世界的青年學會相互尊重和學習，使不同民族特質成為高尚而公平競賽的動力。”

我相信，顧拜旦和最初的奧林匹克創始者們，真的是被古希臘奧林匹克賽會深厚的審美意蘊所觸動，伴隨著潛藏在精神內核中的對古希臘文明無限的推崇和服膺，從利用“敘事”的實用主義轉向真正信仰意義上的理想主義，從而不追求私人利益，全力推動了這項極具現代性特征的人類團結壯舉：將局限于本國的體育強國理想，擴張為全人類共同的對身體之美、公平正義與和平友誼的追求，并將其理解“人性”向“神性”靠近的自我超越——哪怕現在，也很難再找到如奧林匹克精神這般優雅、高貴、普世并動人的“類宗教”敘事了。

然而，當我們真正翻閱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歷史，則會看到一幅理想主義與現實政治、經濟、意識形態考量搏斗共生的現代性畫卷：若不是希臘國王喬治一世對紀念希臘反抗土耳其的獨立起義75周年，建立希臘現代民族認同的實際需要，1896年的首屆現代奧運不可能有如此宏大的場面與預算，而失去了這一明確政治目的的奧運會，在1900年的巴黎和1904年的圣路易斯，都淪為另一項意識形態運作——代表工業革命時期國家工業實力展示的世博會的附庸。接著，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慧眼識珠”，看到了奧運會對國家形象塑造的積極價值，將1908年倫敦奧運會轉化為展示英國國家實力的“秀場”，而正是倫敦做出的示范，才真正讓現代奧運會擺脫了無所依憑的漂泊局面，真正扎下根基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成為新興國家展示自我，融入國際社會觀瞻的“國際派對”：接著，瑞典、比利時等國家都憑借奧運會的舉辦展示了其超出領土大小的國際影響力，而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1936年柏林奧運會，更成為了二戰前兩大對立意識形態之間最純粹的角斗場。

以二戰反法西斯史觀角度，由希特勒和納粹主導的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自然是奧運會歷史上的重大污點，邪惡的政治意圖無孔不入的侵入，令顧拜旦所期待的普世理想蒙羞；但從純粹形式角度上來說，柏林奧運會的諸多形式創新，正是18、19世紀主導了古希臘精神復興的德意志古典美學的集中展現：火炬傳遞儀式的發明、對古希臘人體雕塑的“健美”價值和神性的極度推崇，開幕式集體操表演，對國家實力、人類自我超越的“超人”精神與世界和平的高度強調，商業化與電視轉播，未來都在一種心照不宣的尷尬中，成為了歷屆奧運會的固定節目與傳統。

二戰之后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二戰影響之下世界各國的“復興”或新興的純粹展示階段，1948年倫敦奧運會承載著世界百廢待興、彌合二戰創傷的崇高價值，1960年的羅馬、1964年的東京、1972年的慕尼黑代表著反法西斯斗爭在精神領域的徹底勝利和前軸心國國家的“新生”，而1952年的赫爾辛基、1958年的墨爾本、1968年的墨西哥城、1976年的蒙特利爾則代表著新興國際力量的崛起。

而以1980年深受意識形態斗爭沖擊的莫斯科奧運會為轉折點，再加上“國家意識形態廣告”這一需求所帶來的高額成本的難以為繼（1976年蒙特利爾奧運會直接造成蒙特利爾城市破產），1984年洛杉磯奧運開始，奧運會試圖以加強商業化、加強體育運動本身吸引力的方式，突破原有的意識形態藩籬，也真正開始了去意識形態化，主辦國自我宣傳的意味開始被抑制。此后不久，顧拜旦期望中純粹的國際性友誼和平盛會，也在冷戰結束，“歷史終結”的大背景下，伴隨商業化的護航似乎緩步開始實現。

當然，1984年后的現代奧運會也有不少極具國家意志表現和意識形態需求的例子，比如2004年慶祝奧運百年的雅典奧運、2016年展現拉丁美洲崛起的里約奧運，但明顯可以看到奧運會的意識形態元素被有意地降低了，主辦國主辦奧運的訴求也更多地轉向了商業盈利和城市開發。不少國內媒體對2012年倫敦、2020年東京和2024年巴黎奧運的主辦方的非議往往建立在認知錯位上：最近幾屆奧運會主辦方的承辦動機已然出現顯著的轉變，即從單純的國家意志表述，轉向了申辦城市自身規劃發展和產業轉型的需求，倫敦、東京、巴黎如此，未來的2028年洛杉磯、2032年布里斯班都是如此，從“舉國之力”轉向“一城事務”，眾多的招待不周、規格降低也是情有可原，當奧運會不再是不惜工本的“Party”而是“生意”，很多固有的邏輯和思維都要被打破了。

體育作為本質：被遺棄的、重新尋回的，飲鴆止渴的

伴隨著現代奧運有意或無意地從意識形態秀場“Party”到非意識形態化商業活動的轉型，長年深陷腐敗浪費風波的國際奧委會，也意識到過往不計代價的高成本形式難以為繼，開始廣泛地推動奧運會的“瘦身”與轉型。從節流角度，奧委會開始逐步降低辦賽的硬件標準，力圖降低主辦城市的投入，去除純粹形式化的繁文縟節，拿掉臃腫的項目縮減賽程；從開源角度，則進一步增加贊助和商業化程度，與高度商業化的體育項目重新加強合作，如網球項目含金量的提升，橄欖球、足球等項目進一步商業化的醞釀；引入當代青年人更加喜愛的項目與內容，如本屆巴黎奧運頗受關注的霹靂舞項目，明年在沙特舉辦的電競奧運會，已經舉辦多屆的青年奧運會等等。這些改革舉措的效果成敗還要長遠的時間刻度來評判，但概括說來，奧委會的舉措本質上是將一度在悠久的現代奧林匹克歷史上被推至邊緣的“體育”本身，重新納入到奧運會的主流敘事上：其實，原來的奧運會中，體育其實根本不重要——這種荒謬的現狀，也許到了改變的時候了。

“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

關于“體育”這一奧運會的“本體性”，恰巧存在不斷變化發展的辯證矛盾，處于意識形態、商業化與前現代的“業余精神”的長期糾纏之中。說來詭異，一如我們熟悉的經典口號“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體育”這一本質在奧運敘事之中反而是被遺棄的非主流。顧拜旦最早推動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正是源自“體育強國”的需求，才會在《體育頌》中賦予體育以神性、美學、公正與和平等一系列意識形態價值，但是一直到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之前，奧運會都不以純粹的“體育競賽”自居。一方面這是前文提到的各個主辦國的國家意志，也與顧拜旦有些自我矛盾的“業余”精神相關。1894年顧拜旦參與起草的第一版《奧林匹克章程》，明確規定奧運會的參賽者必須是“業余運動員”，不允許職業運動員參賽。“業余精神”，實際上是二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現代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傳統貴族社會和手工業社會精神殘余的一曲挽歌：顧拜旦寫道，“奧運會最重要的不是勝利，而是參與；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奮斗；但最本質的事情并不是征服，而是奮力拼搏”，為了金錢奮斗的職業運動員天生地失去了高貴的“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自然是對理想的奧林匹克精神的玷污。

因此，奧運會與高度商業化的足球、橄欖球、網球、拳擊、籃球、賽車等項目一直不和，無法代表這些項目的最高水平。之前不允許職業運動員參賽，逼迫這些項目自行組織職業最高水平的國際賽事（如無法與奧委會談妥的國際足聯在1930年創辦了足球世界杯），而等到1984年后為了商業利益放棄業余原則后，那些項目的高水平職業運動員也不再看得上奧運會了——這一現狀，又是否與“更高、更快、更強”的人類自我超越精神相矛盾呢？認為只有抱有純粹的無功利目的，才能超越自我觸摸人類極限的觀點，是不是太過理想，不接地氣了一些呢？也許，除了歷史上無數政治人物對奧運會的政治操弄，顧拜旦等現代奧運創始人前現代性質的“業余”理想，也更是從本質上把體育競技自帶的自強不息精神剝離出奧運會主流敘事的根源。

那么，顯然如今的奧林匹克運動走在一條“撥亂反正”的路子上：眼光開始實際起來的國際奧委會不再視商業化和職業體育為“洪水猛獸”，而是試圖將奧運會也轉型為如世界杯、英超、電子競技、北美體育聯盟、網球大滿貫、F1賽車這樣的高度商業化的職業體育競賽——將奧運會“回歸體育”；當然，這也不是什么崇高的理想主義，而只是覺得相較于過往純粹消耗成本的意識形態秀場，把奧運會變成純粹的體育競賽更能賺錢而已。令人遺憾但又無法改變的現實，是人類還處于必須依靠商業運作和市場才能夠推動自我超越的時期，那么奧運會如果真的要實現“更高、更快、更強、更團結”，就必須從過去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崇拜，轉向對商業意識形態的服膺。這當然是“違背祖宗的決定”，但也許又是如今必然的大勢所趨。

可是，完全擁抱商業化的職業體育方向，就真的能拯救如今的奧運會嗎？拋卻奧運會的意識形態神圣外衣，客觀地看待奧運會的競賽項目，一個冷酷但客觀的事實是：大多數奧運項目本身缺乏娛樂性、觀賞性和普及度，它們之所以能夠生存至今，還正是因為長年來奧運會“非體育”路線的保護；如果這層保護不在了，很多奧運項目將立刻面臨滅亡的絕境。顧拜旦本人精心設計、被他認為體現了20世紀的現代人類“全能”價值的現代五項已經宣布被踢出2028年洛杉磯奧運，要是連顧拜旦親自設立的傳統都可以不要，那些號稱代表古希臘傳統、但卻缺乏商業價值的項目（比如古典式摔跤、舉重、鐵餅等）又還能存在多久呢？進一步說，奧林匹克運動最早全部的初衷恐怕都不是“商業”的，那未來的奧運會還會是我們熟悉的奧運會嗎？

說到底，一個完全擁抱商業化職業體育的奧運會，一個將“體育”以商業化形式納為本質的奧運會，恰恰不是回歸本質，相反是剝離本質；相當反直覺反常識的事實是，現代奧運能歷經百年風雨發展到現在，“體育”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恐怕是最后一位的，奧林匹克長久延續的魅力，確實不在于體育競技本身；對奧運會“回歸體育本質”的呼吁和舉措，也許最終都將被證明是一種商業性質的飲鴆止渴。

推倒重建？我們有更好的“故事”嗎？

我們還沒有從觀眾的角度來看待奧運會的吸引力，可能是說起來有些過于“掃興”了：歷屆奧運會掀起的全民關注熱度，是因為我們喜愛這些體育項目本身嗎？當然不是，是因為我們的奧運健兒能夠奪得獎牌，很多項目恐怕全國觀眾四年才會看一次直播，而哪怕是“國球”乒乓球，在商業運作上也舉步維艱。推而廣之，其他國家的觀眾更熱愛體育嗎？顯然也不是，他們也只看他們能夠拿到成績的項目——本屆奧運快要結束時，因為美國直播商NBC沒怎么播過中國奪金的項目，不少美國觀眾在社交網絡發表了顯然有些無知自大的疑惑：“中國哪來那么多金牌？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中國奪冠的比賽”，而巴黎奧運的最后幾天，全世界的眼光也都集中在了中美的獎牌榜之爭上，此時，那些拳擊、自行車、女籃、摔跤比賽得到關注也并非項目本身的魅力，他們只是中美金牌數競相上升的宏大敘事的工具罷了。

當地時間2024年2月8日，巴黎2024年奧運會金、銀、銅牌，獎牌上的一塊六邊形鐵片取自埃菲爾鐵塔。

中美觀眾皆然，全世界觀眾都一樣，大家都是在奧運會沒辦的時候大談“全民體育”，談論“金牌不重要，參與才重要”，而奧運會一開始，立刻化身金牌戰略大師，對每個項目的成績錙銖必較。打開奧運獎牌榜，一個顯著的事實是，這份獎牌榜為何除了印度（這實在是一個謎團），與GDP榜單、綜合國力榜單基本一致？說到底，哪怕除開主辦國的國家意志與意識形態表達，光談奧運會上這些顯然商業價值并不大的體育競技本身，也是一場沒有硝煙的赤裸裸的國家實力競爭。真到了奧運賽場，成績的好壞其實并不取決于全民體育、全民健身的成果，也不取決于國內體育項目的商業化、職業化程度，而恰巧體現的就是綜合國力對這些非商業化項目的支持能力——將航天風洞技術引入訓練中國游泳隊與美國、澳大利亞等隊的“科技”競爭，已然將這一切放在了明面之上：奧運會的真正魅力絕不只是主辦國竭盡全力展示出來的完美自我，也不只是體育競技本身的魅力，而是四年一次的全球參與的綜合國力大斗爭：每個人嘴上都不說，但到了金牌數咬得緊緊的時候，大家都老實了。

行文至此，可以回到文章最初提到的一種如今在輿論場上的主流意見：奧運會所代表的是西方人視角之下的國際秩序嗎？是。奧運會是西方人掌控之下的意識形態宣傳嗎？是。中國已經走過了過往“融入”這一秩序的時代，現在是我們創造更加公平、正義、互利的秩序的時候了嗎？也是的。但這意味著我們可以輕易地用其他的形式來取代奧運會嗎？不少意見提出的“國際友誼和平運動會”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先例，抗美援朝戰場上經典的“戰俘奧運會”也是光輝的先例，但我們真的有比古希臘奧林匹克賽會，顧拜旦的《體育頌》，現代奧林匹克精神更好更美麗動人的“故事”，去取代奧運會嗎？無論奧運會如何“瘦身”和轉型，試圖去意識形態化轉向純粹的體育競技和娛樂，也無法掩蓋其本質上的“和平年代的國際戰爭”性質，無法掩蓋其導向人類團結與和平的本質向往，歷經一百二十八年的奧林匹克運動，幾乎是人類以最崇高的審美力量將人性本質的幽暗，化為和平、友誼與自我超越的最佳范本——我們真的有更好的“故事”去取代它嗎？

真正讓奧運會歷久不衰的并非物質的力量，并非永恒不變的政治強力，而是生生不息、永恒萌動的美學吸引力所帶來的精神與情緒價值，是開幕式上各個國家匯聚在一起天下大同的和平幻象，是各民族歷史、文化、藝術薈萃的美學沖擊，是人類節慶與戰爭這兩大靈魂本質的現代呈現形式，是顧拜旦《體育頌》里從“天神的歡娛”導向“人類的美麗”，最終通往“世界的和平”的永恒超越。無關政治，無關物質，甚至也無關體育，只要奧林匹克的美學吸引力不死，那么奧運會就不會死；對于我們來說，要么拿出更好的“故事”，要么讓奧林匹克精神真正脫離西方中心主義，真正成為全人類自由發展、團結向上的昂揚旗幟。

我想，其實這兩者說的是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