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掌浙江大學之初，竺可楨如何在有限的約束框架之內騰挪，為浙江大學招攬人才，又如何借助與翁文灝、朱家驊，尤其是陳布雷等人的私人交誼，竭力爭取經費，是一個頗有意思的話題。它凸顯出民國學術界紛紜的人事關系，也體現了竺可楨的治校風格與個人特質。

作為一名大學校長，竺可楨不得不在黨、政、學之間穿梭，幫助學校獲取最大利益，而這又往往混雜著個人友誼與公事。至于在管理風格方面，竺可楨的操作既具原則性，也不失靈活，有時甚至可以說頗具計謀。他在擇人方面相當有主見，卻也常將私人友誼摻雜進引才工作之中。為此竺可楨曾兩次被校內匿名信舉發“用人唯親”，最終在人事調整方面亦受此掣肘。

起手布局

對竺可楨來說，要在短短半年的時間內穩定浙大的局面，其要點無非在于錢與人。

3月22日，他接到浙大教務長鄭曉滄的快函，閱后表示，“浙大經濟狀況不及余預料之壞。中央每月撥五萬二千元，省府月解一萬元，合為每月六萬四千，年七十六萬余元。代辦地方教育事業尚不在內。大學部職員六千八百元，教員三萬三千元。兩共四萬元之譜，約占總經費之百分之六十三。每年購儀器年約三萬元，書籍兩萬余元。雖不能謂多，亦不能算少矣”。（《竺可楨全集》6，44）

接著，3月25日，竺可楨便到教育部與王世杰（字雪艇）部長商談浙大經費一事。“余以省府經費不可靠，而中央之每月五萬二千元，其中職教員薪已占去百分之七十七，即四萬元，故主張國庫增至六萬元。雪艇意以為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故浙省經費亦不應放棄，國庫增至六萬元故作另一事辦理。”從這段表述來看，王世杰對增加浙大經費一事尚有所保留。

3月28日，他接到王學素（陳布雷的學生，蔣介石侍從室秘書）的電話，得知教育預算尚未定，還可與教育部交涉。于是，3月30日上午，竺可楨與王世杰再次商談。這次他強硬地表示：“余要求國庫接濟浙大之款必須增至每月六萬元，并聲明自始即以此為條件，且與蔡先生談時亦以此意告之。雪艇即允每月由國庫解六萬元之數。”

4月19日晚，他再與陳布雷會晤：“建筑經費方面，余謂浙大需八十萬〔元〕方可有一規模，擬與蔣先生談，渠以為此事實有困難云。”

4月27日，他又赴教育部見王世杰：“與談浙大建筑問題之嚴重。各國立大學中浙大房子最壞。而臨時費即建筑費亦最少。物理、教育、圖書館三屋均將傾倒，如一旦崩塌，壓死數十人，其責任誰負之？其次關于宣誓就職問題，雪艇云渠如能來杭，當親來也云云。”（《竺可楨全集》6，63）

第二天早上，他至地質調查所見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主要談如何設法增加浙大之建筑的問題，據翁言，“預算尚未到國府，如欲增加預算，此時尚可來得及云云”。

當時，浙大除了大學路這邊的主校區，還有新購入的華家池校區。擺在面前的無非是兩個選擇，要不擴充現有的主校區，要不就按前校長的方案，在華家池校區再建新舍，以容納全校師生。竺可楨似乎更傾向于全校搬至華家池校區，但也在考慮另一個備選方案。

4月30日，竺可楨又托人至杭州市府，探聽浙大校區附近的民地能否收買或圈收，“得悉此一帶民地如圈收必大費周折，既非一人之產，且遷移必耽延時日也。因之決擬在華家池建筑，預擬于兩年內或能立八十萬元之建筑費”。

5月8日，他致函時任教育部總務司司長雷震（字儆寰），“囑為浙大設法成立下年度追加預算，臨時項下自八萬元增至卅六萬元，并以大義相責。浙大之建筑在各國立大學中為最壞，而建筑費則反以浙大為少，乃極不公平之事也”。（《竺可楨全集》6，69）

竺的這一說法確有其根據，5月20日，他與時任川大校長任鴻雋交談時得知，“川大于四年內可得建筑費二百六十萬，第一年一百四十萬，余則每年各四十萬元”。

5月27日早上，他又到教育部晤王世杰。王表示，“關于教育經費本年度方始通過，故浙大如追加預算，必須俟至七八月間，因目前時間尚過于迫促。浙大之臨時經費八萬元已費盡大力”。實際上，在七八月間，教育部也沒有為浙大增加經費。

10月15日，蔣介石到浙大視察。在會談間，竺可楨提出需大幅擴充臨時費，否則校舍無從建筑。蔣參觀校舍后表示確需修繕，但本年度已不可能，可在下一年度安排。

到了1937年初，浙大編制年度經費，經常費近百萬元，臨時費則達60萬元。此一方案要能在教育部和行政院通過，必須得到有力人士的支持，竺自然想到了陳布雷。

3月27日，竺可楨到西湖邊的大華飯店與陳布雷晤談。陳布雷表示已經收到竺寄給他的建設方案，本準備將方案交與翁文灝，卻又覺得由蔣介石親自出面更為合宜。陳布雷事先已經與王世杰談了浙大所需的120萬建筑費問題，后者嫌數量過大，因此此事只有與蔣面談才能成功。

在陳布雷的安排下，3月30日，竺可楨在杭州面見蔣介石，專門討論了浙大的建筑計劃。竺提出共需120萬元，分兩年劃撥，也即每年60萬。蔣則表示太多，可分作五六年（關于蔣的這一表態，竺可楨在后面的日記中又記為三四年）。會談之后，陳布雷立即將事先擬定的電稿以蔣的名義發與翁文灝及教、財兩部，“謂浙大建筑確破舊，囑撥建筑費”。從此來看，陳布雷對浙大之事確算相當用心。

第二天午后，時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何廉來見竺可楨，告知“下年度預算教部早送入國府，已開會四次，今日為最后一次之審查，故蔣電成馬后炮”。下午三點，何廉又以電話通知竺可楨，浙大的年度經常經費增加兩萬，臨時費則為15萬。竺評論道：“雖與吾人之希望相距太遠，但浙大過去八年均未增加，今經常、臨時均略有補益，在部中已算賣力矣。”（《竺可楨全集》6，276）

話雖如此，竺對臨時預算沒有完全獲批仍然耿耿于懷。4月5日，竺可楨又到教育部與部長王世杰面談。王世杰為教育部辯護道，下年預算增加主要在義務教育方面，高等教育沒有什么增加，中大的臨時費不變，而浙大的臨時費稍增，言下之意對浙大已經不薄了。竺卻以為，中大去年的臨時費為72萬，今年為36萬，明年不變，也即仍舊是36萬。“然以中大房屋遠勝浙大，而浙大經力爭，僅得十五萬元，安得為平，”不滿之情溢于言表。

4月16日，他至朱家驊處會談，提到教育部撥給浙大的臨時經費只愿增加十五萬，遠不及蔣所給出的承諾，不知有何辦法。朱家驊認為只有直接與蔣面商才有轉機。

當時蔣本人正在奉化，竺可楨計劃和陳訓慈一同于18日赴奉化面見蔣。但事有不巧，17日，竺可楨得知因蔣經國攜妻返國，蔣與宋美齡將先后離奉返杭，準備盡早親人團聚。竺的第二天奉化之行自告取消。

4月20日，竺可楨又找到陳布雷，得知蔣已經于當天早上從杭州飛回上海。竺向陳布雷告知在南京與各部門的接洽經過，詢問是否還有辦法再增加臨時經費。陳布雷雖對教育部居然不遵照蔣介石的指示表示不滿，但又覺得主要問題還在于那個電報打得太晚了。“教育部之奚落浙大乃向來政策，不自此次始也。至于再欲增加，則再無門徑可尋，惟如蔣先生特別欲幫浙大，則可于臨時預備費想法耳。”也就是說，除蔣介石親自過問外，再無他法了。之后一段時間，竺可楨刻意尋找能與蔣再面談的機會，但由于各種原因，并沒有實現。

7月8日，竺可楨與時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黃建中（字堯卿）會晤，向他詢問浙大的下年度預算，得知經常費為78.9萬元（1936年度為76.9萬），臨時費15萬元（1936年度為8萬），與何廉在電話中所告知的并沒有變化。這比之往年來確實有所提高，但相比其他學校而言，中央大學1936年度的經常費為172萬元，中山大學則達190萬元。

在國家劃撥經費之外，竺可楨也努力尋找其他經費途徑，其中用力最深的要數中英庚款了。“管理中英退還庚款董事會”（以下簡稱“中英庚款會”）成立于1931年4月，直屬行政院，用于管理、支配英國所退的“庚款”。董事會設中方董事10人，英方董事5人，董事長由中國政府指定，如始至終便是朱家驊。

與中美設立的中華文化基金會不同，中英庚款會的主要工作是以貸款形式支持中國的經濟建設，尤其是鐵路建設，而以其孳息部分資助文教科研事業。以1936年為例，中英庚款會的教育文化經費支出大約占當年度全國教育經費的6%，而在資助國內高等教育其研究機關方面的總支出為96.8萬元。

盡管中英庚款會的撥款數量也不能算太大，竺可楨在申請教育部經費屢屢受挫之后，還是把中英庚款會當作了一根救命稻草。

1937年1月3日，竺可楨一邊竭力為在西安事變中過世的姐夫及摯友邵元沖構思挽聯，一邊閱讀浙大的中英庚款計劃書，直至晚上十一點。

1月5日，他與中英庚款會總干事杭立武面談，“據云過去三年浙大農、工、文理三學院均得補助，有類于補助國家教育經費，大失英庚款補助費之原來意旨云云。且謂最好文理學院不必請款，免致有普遍之嫌疑云云”。

得到杭立武的意見之后，竺可楨便要求各學院對請款書進行修改。1月25日，他再閱各學院向中英庚款會之請款書，“其中農學院五萬五千元，工學院七萬元，而理學院要科學館數達四十八萬元之巨，實萬無得款之希望，即給半數亦尚有二十四萬元也”。第二天下午，他繼續作英文請款書，“并將中英文請款計劃交林振東去印刷，定二三日內須寄京中。余之英文請款書至五點始寫就，即交打字”。

3月17日，他到浙江省府會見已經就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驊，“關于英庚款請款事，渠謂浙大當可得一部分，但建筑與設備二者不能兼”。

4月25日晚，他約胡剛復、鄭曉滄同至太和園，“邀請英庚款委員會委員Calder Mar-shall、King、騮先、仲揆、月如（劉瑞恒）、顏季余（德慶）、葉譽虎（恭綽）及Marriott夫婦、仲翔、迪生夫婦、杭立武等等。談至九點半散”。

在如此這般的運作之后，1937年6月11日，竺可楨在南京中研院與朱家驊會面。朱告訴竺可楨，“英庚款已決定給與浙大三年十五萬元，作為建筑科學館之用，但氣象研究所請四萬元作為購置無線電發報之用則未通過，因上海物理等三所亦請款為繼續從前工作，不能不給，因此南京各所均未得到。”

竺可楨的穿梭可說略見成效，為浙大又爭得了一筆經費。盡管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建科學館一事并沒有辦法得到落實。

竺可楨

規劃人事

對新任校長來說，人事方面最重要的當然是下設幾個學院的院長，以及跟隨竺左右的主要行政助手。竺可楨在打算接受浙大校長一職之時，便立即著手布局。

當時的浙江大學只有三個學院，文理學院、農學院、工學院。竺可楨在3月22日便到上海與當時任教于交通大學的老友胡剛復面談，請他擔任浙大文理學院院長，胡則不置可否。

到了4月4日，竺得知下星期二（7日）便將任命他為浙大校長，因此文理學院院長一事必須速定。由于胡剛復除面談外去兩函均不復，他又致電王琎，征求其為文理學院院長。

不過第二天，他便收到了胡剛復的回信，似乎有意赴浙大。4月10日，竺可楨又到上海，與胡剛復談了兩個小時，后者允接文理學院事。胡剛復在浙江大學任職13年，幾于竺可楨相同，可說是這一時期浙大的中堅力量。曾在胡剛復任內就教于浙江大學的談家楨回憶道，“胡先生卻少竺先生當元帥的領導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喚他為‘胡剛愎’，可他是一個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胡剛復性格中“剛愎”的一面，不僅令他在浙大時期常常與人發生沖突，在1949年之后也屢屢碰壁。1954年4月12日，當時在南開大學任教的胡剛復來到北京與竺可楨面談，希望能調到首都工作。竺可楨卻覺得，“科學院和北大均無法聘任他，因為他的脾氣使人受不了。旁的機關也難相得，實在無可設法”。（《竺可楨全集》13，414）

之后竺可楨便開始考慮農學院的院長人選。3月26日，他先向時任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的錢天鶴（字安濤）詢問合適人選，錢便推薦了幾位。竺可楨考慮之后，認為當時在棉業統制委員會工作的馮澤芳較為合適，便托錢天鶴去探問馮。

第二天，他和馮澤芳會面。馮表示在棉業統制委員會工作頗受重視，不便離開，改而推薦了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吳福楨。3月28日下午，竺可楨又赴中國科學社與秉志（字農山）相談。秉志同樣推薦吳福楨，并說吳的行政才干勝過馮澤芳。后來秉志又致函吳福楨，勸說他赴浙大。經過一番運作之后，4月1日，吳福楨已同意就任浙大農學院院長。

時任浙大工學院院長為朱一成，竺可楨先通過不同渠道了解朱一成的為人。

4月3日，他至平倉巷六號晤朱一成。“知渠并未有辭職意，但語氣間工學院處于特殊地位，不能與文理相提并論，余于此點即不贊同。”4月5日，他又與朱一成面談，朱表示愿意留任浙大。

事情在之后仍有反復，浙大農學院學生似乎對吳福楨并不滿意，而吳對此也相當敏感。當他于4月22日得知農學院學生開會反對他（事后證明乃誤傳），竟留下一函后不別而行，竺感慨道，“此人之不負責任如此”。不過，竺還是請馮澤芳見吳，告知詳情，并請他回杭就職。盡管如此，吳福楨在浙大的工作也只維持了幾個月，下學期便告離開。之后，竺可楨改聘中央農業實驗所的盧守耕為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

朱一成的情況則更為糟糕。由于朱乃前任郭校長聘用之人，工學院的意見頗大，他本人很快也改變主意，離開浙大。4月21日，竺可楨便在上海與胡剛復商議，決定如朱辭職，便以校內教職員工暫代之。

之后，竺可楨又開始尋找合適的院長人選。5月8日，他致函時任中國科學社總干事楊允中，邀他來杭擔任浙大工學院院長。

5月20日，竺到孤山大禮堂參加五學術團體的聯會年會，會畢之后邀任鴻雋、楊允中及楊之長女赴天香樓午餐。膳后幾人又一起共游靈隱。期間，他與任鴻雋討論了請楊允中主持浙大工學院一事。任不太贊成，而推薦了李熙謀（字振吾），這或許是因為擔心楊到了浙大之后，中國科學社的工作將受到影響。竺則認為可請盧于道（時任中研院心理學研究所研究員）繼任總干事。

5月23日中午，竺可楨又與楊允中會晤，談來浙大一事。下午，剛從景德鎮視察完當地瓷器業的周仁來到竺可楨處，兩人也談及了楊允中人事案。

5月28日，竺可楨接到周仁的電話，表示楊允中不能赴浙大。竺只得請周仁代邀當時在中央大學任教的胡博淵，但胡也不愿來浙。

于是，6月8日，竺可楨最終定由本校的李壽恒（字喬年）擔任工學院院長。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表示 ，“此諸〔人〕一定，則大體諸職員可以稱解決，現惟體育主任未定而已。”“組閣”工作終于基本完成。

至于同樣重要的校長秘書一職，竺可楨則請他在東南大學時期的學生諸葛麒（字振公）擔任。諸葛麒之后一直追隨竺可楨，對校務工作幫助極大，可說是他的左膀右臂。4月21日，竺可楨與諸葛麒共同赴浙大就任，竺特別囑其到校后注意二事：“一勤快，今日所能做之事，不要遺諸明日，所謂案無留牘。二則口須緘默，因校長秘書必與聞機密之事。不能不早行宣布也。”（《竺可楨全集》6，59）

1955年5月28日，他回到南京當年的地球物理所舊址，見到了諸葛麒的夫人，得知諸葛麒后來被迫離院去泰州教書，并已經在上月不治，不禁感嘆道：“振公為余初至東大時地（學）系學生，如此結局亦可悲也。”

3月23日，他與生物學家，當時就職于正中書局（國民黨中央黨部所成立的出版社）的薛德焴（字良叔）會面，邀其重回浙大擔任總務長。當時薛的表態似相當愿意。竺與薛良叔原本便有交往，當月他還為薛所主持的《教與學》雜志撰寫了《旅行是最好的教育》一文。

3月31日下午，竺可楨與薛德焴會面，正式請他擔任浙大總務長。薛卻表示無法離開正中書局，并推薦前揚州五師校長任誠（孟閑）。

4月8日晚上，他再次會晤薛德焴，仍邀其任浙大總務長，并表示也可只暫做幾個月的工作。但薛似乎仍有顧慮。

4月12日胡煥庸來竺可楨處，并介紹當時在中央大學任教的倪尚達（字志超）作總務長。“余適以薛良叔不肯辭正中書局事而葉楚傖又不任其告假，志超能去亦極佳，不但人極精明，且于工程科學方面極為嫻熟。余頗然之。”中午，竺可楨又去見薛德焴，大約是想再作一談，但薛正好不在。第二天，倪尚達來竺可楨處相談，立即答應擔任總務長一職。

不過，倪尚達同時還想帶上王佐清擔任事務長，竺卻沒有同意，而是聘用了自己的學生沈思嶼（字魯珍）。幾個月后，倪尚達回到中央大學，沈思嶼便接替了倪的總務長位置。

由于前任校長的失敗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訓育方面不得學生人心，故竺也留心于聘請一位優秀的訓育指導員。4月20日，竺可楨“晤王雪艇，與談接收事，并談及訓育。渠以為宜設立一訓育委員會，以院長組織之，為懲戒學生事，此外則設訓育指導委員會，以軍訓教官及體育教員等等組織之，而以學生所信服之師長為主任，余頗善其說。”

4月28日，他與蔣振（字伯謙，1929年畢業于中央大學）會面，竺形容其頗似有干才，“余此次覓訓育指導，必須資格極好，于學問、道德、材能為學生所欽仰而能教課者為限也。蔣表示愿赴浙大。”

當天，胡煥庸還幫忙在中央大學查詢檔案，發現蔣振在中大期間的成績“尚在中等之列”，可見竺可楨做事之謹慎小心。

從竺可楨接下浙大校長一職之后的運作來看，他的處事風格屬于謀而后定，不打無準備之仗的類型，尚有紹興師爺的機敏之性。從竺可楨到浙大辦理交接算起，其人事布局在不到兩月間便告落定，其效率不可謂不高。

在人事之外，竺可楨掌校之初便立即著手籌劃學校的學科建設與教授引進。這當中也包括將一些老員工再請回浙大。原浙大物理系主任張紹忠（字藎謀）因與前校長郭任遠不和，遠赴南開大學擔任教授。4月11日，竺可楨在南京致函張紹忠，內容應該便是請他重回浙大任教。20日，他又復函張紹忠，內容不詳，但張在接函后便通知南開大學，計劃回杭了。

南開方面極力挽留張紹忠，并由化學系邱宗岳、楊石先和尚在南開經濟學院掛職的何廉三人共同署名，連發兩封電報給竺可楨。竺可楨當天再復一函與張紹忠，言道，“晉材楚用，久假不歸，想非兄之所愿”，并將張紹忠的聘書寄予邱宗岳，最終請回了藎謀。在張紹忠之外，轉至山東大學任教的束星北、何增祿等人也在當年回到了浙大。

1936年9月，竺可楨在該學期第一次總理紀念周發表演講，列舉了所聘請到的新教授，包括外文系梅光迪、林天蘭、陳辛恒，史地系張其昀、朱庭祜、景昌極（字幼南），物理系王淦昌、束新北、何增祿，生物學系張肇騫，機械工程系周承祜、錢祥標、胡碩蓀，土木工程系吳鐘偉，化工系劉準業、程耀椿，以及農學院的盧守耕、徐天錫、孫逢吉、黃本立、馮言安、張振華等人。（《竺可楨全集》2，366-368）

對浙江大學來說，竺可楨在掌校之初，所謀劃的另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工作是增設史地學系。

3月9日，他在閱讀了鄭曉滄寄來的《浙江大學概況》之后，便覺得“浙大尚有數點應改良：課程上外國語文系有七個副教授，而國文竟無一個教授，中國歷史、外國歷史均無教授；其次辦事員太多，薪水當在每月萬元左右；一年級學生即分別系科亦嫌太早也”。

第二天，他即邀張其昀（字曉峰）赴浙講學，因為“浙大無地理教授與無歷史教授，故對于史地非增人不可”。到了3月30日，他在致張其昀的函中又表示，他到杭州后度量形勢，“如環境對于史地之發展有相當把握，當再敦請足下”。（《竺可楨全集》23，222）

竺可楨的浙大任命公布之后，4月12日，張其昀向他表示可往浙大，并推薦郭秉和（字洽周）擔任文學系主任。

張其昀可說是竺可楨最得意的學生，不過他當時已經有赴歐留學的打算。1935年11月，竺可楨與丁文江會面談及張其昀的留學事宜，丁即表示可設法籌款。第二天，竺可楨便致函張其昀，表示他“最好于下學期北大課完后即赴歐”。（《竺可楨全集》23，161）

竺可楨確認執掌浙大之后，便邀請張其昀先到杭州任教，留學之事暫緩。張之后十三年一直擔任浙大史地系主任，并于1943年被聘為第二批部聘教授。張其昀在浙大任職期間，請到了一批知名學者在史地系授課，包括錢穆、張蔭麟、譚其驤、向達、方豪、任美鍔、涂長望、陳樂素等。

當年5月9日，在第一次校務會議上，竺可楨主持會議，通過了增設中國文學系和史地學系兩案，以及各院一年級不分系的方案。

5月20日，他收到張其昀來信，內容是史地系的人事安排，及推薦當時也在中央大學任教的景昌極來浙大。第二天，竺便回信，表示新成立的史地、國文二系，預算需從行政費中撙節下來，故當年較為緊張。史地系除張其昀與繆鳳林（字贊虞）兩人外，可再聘兩助教。但張其昀想再帶一位助理，則較為困難。景昌極目前無法聘用，因浙大已經有匿名信，控訴竺可楨只用有東南大學背景之人，令他有所顧忌。（《竺可楨全集》23，264）

5月27日，他與教育部長王世杰也談了設史地、國文二系之事，“雪艇意史地最好能改為歷史或地理，免得以后再改，余則以為二者得并存。關于國文系擬改為暫時籌備，因國文系成立則詩、詞章、中國文學史等科目均須成立也，余頗然其說。”很快，教育部便下發了文件，同意浙大增設史地系。第二年，史地系又劃分為史學組和地學組。

為何要將歷史與地理合成一個系，張其昀在回顧浙大史地系的工作時引用白呂納（Jean Brunhes，也譯白菱漢）的觀點，謂“二十世紀學術上最大的貢獻，是史學精神與地學精神的綜合”，而只有將時間的演變原則與空間的分布原則相合，才能“明時空之真諦，識造化之本原”。

張其昀本人鐘情于“史地合一”的理念，這也獲得了竺可楨的支持。張晚年仍致力于完成34冊的《中華五千年史》，可說是對這一理念的重要實踐。

不過張其昀的這一看法并沒有得到多數師生的支持。1944-1947年在史地系求學，后又任教于杭州大學的倪士毅認為，史地合系，既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主要是隨著地理學方法，特別是自然地理學迅速發展，需要更多更深的數理基礎，不相適應”。而在1945年轉至浙大任教的氣象學家么枕生則回憶道，當時“廣大教師與學生則都認為史地應當分開”。

從學科的發展而言，史地分開當然有其道理，恐怕也是必然的方向。當代地理學進展多樣，歷史地理與人文地理畢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史地分開對地理學的發展是有利的。

浙江大學的史地系在1949年之后遭到拆分，史學組停辦，地學組改為地理系，并入理學院。1952年，浙江大學地理系大部劃入華東師范大學，地質與氣象專業的老師則調往南京大學。所謂“史地合一”，自然也成往事。

不過在短短十三年中，浙大史地系招募了數量眾多的一流學者，所培養的學生后來有5位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成果已經可謂豐碩。

而在1949年之后，中國的歷史地理學亦另有進展。如譚其驤到復旦大學后，創辦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室，到1982年又成立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這應該也部分受到了他任教浙大史地系十余年的經歷的啟發。

短短數月之間，人事和經費陸續到位，學校的機構調整也已大致謀定，竺可楨執掌浙大的成功在他擔任浙大校長之初便已決定了大半，后面的工作反而并不難做。孫子兵法云“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交往各界

竺可楨并不是擅于交際之人，但就任校長之后，也只得隨時面對各方面的來訪與請托，這又經常令他痛苦不堪。

1936年4月22日，初到浙大的第二天，竺可楨便與胡剛復等一道拜訪浙江省府諸領導，不過省主席等皆不在。接著他又拜訪了省委地方銀行和杭州市長周企虞，并謂“余不至市府已將八載，尚在民十七年翼如（即邵元沖）任內”。

4月27日晚，他至南京中央飯店浙大工學院畢業同學會，“七點入席宴會，余于八點先辭。在席上略說數語，余素不善于詞令，故極以此等宴會為苦……于大雨中來往覺更苦。十點回寓”。（《竺可楨全集》6，63）

5月3日晚，他在太和園（位于孤山南麓的頤沁花園，即今樓外樓飯店處）宴請中英庚款委員會委員，“到委員朱騮先、曾養甫、劉瑞恒（月如）、曾溶甫、陳靄士、杭立武、沈士華及英國人Calder Marshall、W.S.King、H.V.Wilkinson、K.Cantlie,浙大有Marriott、曉滄、李喬年、俞素青及倪志超。九點半散”。蓋當時中英庚款委員會對浙大已經有款項資助，而本年會議又在浙大召開，故竺也不得不盡地主之誼。

第二天中午，他受周企虞之邀到杭州市府鏡湖廳午餐，“到英庚款委員會諸人，葉恭綽（譽虎）、顏德慶（季余）及陳寶珍女士均到。膳后三點偕Calder Marshall（當時為上海英國商會會長）參觀工學院約一小時。”

竺可楨在此類公務交際之外，自然也免不了應付請托說項。1936年4月2日，竺接到蔡元培的快信，介紹陳劍修來浙大擔任教務長或文理學院院長，當天他便回信表示教務長還是由鄭曉滄繼續擔任，至于教授職務，則需在暑假時安排，實際上是婉拒。

5月5日，其時竺可楨尚未正式掌校，便已抱怨請托謀事者太多：“昨鳴雝太太姚含英來，今日二姊所介紹之張瑛來。此外來函謀事者如何建文、楊其泳、王萍州、竺士樵等等，使余應接不暇。若任意位置，抱一有飯大家吃之主義，則學校遭犧牲。若此輩均置之不理，則怨恨叢生，以是知行政當局之困難。余惟以是非為前提，利害在所不顧。”

話雖如此，竺可楨卻也常常為自己的幾個親戚（竺士楷、竺士俊、竺士芳）謀職而奔走，有時亦自嘲道，“昨為士俊函錢安濤，今又為士楷訪趙真覺，余不能〔不〕自笑行為言論之相矛盾也。”（《竺可楨全集》6，166）

當時的大學校長，盡管是由教育部任命，卻可說是地方上的知識界領袖，負有學術之外的社會責任。1936年6月，陳濟棠等人以北上抗日為由，進軍湖南，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

6月25日，竺可楨在南京與邵元沖、張默君夫婦交談，“對于時事均悲觀”。第二天，他又到地質調查所與翁文灝商談，詢問是否有停止內戰的可能。翁文灝也覺得戰爭難以避免，因兩廣固然不愿撤兵，中央方面也有人想借機奪取兩廣地盤，“勝則可以開府粵東，敗則負其責者乃蔣個人也”。

當天下午，他又到教育部與羅家倫（字志希，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等人午餐，對時局也有所討論。餐后，羅家倫擬一電稿，由六位大學校長共同署名，致電陳濟棠等人，要求停止內戰，同時致電一封與中央，“務乞中央本此寬大為懷之精神，詳審國際環境，兼籌并顧，以濟危亡”。《中央日報》也獲得了這兩封電報，并在第二天進行了報道。（《竺可楨全集》23，289-290）

不過如據李宗仁事后的回憶，陳濟棠所主導的“六一運動”，一開始便沒有得到廣西方面的實際支持，看似兵戈將起，其實只是紙上文章。很快，陳的下屬便紛紛投奔“中央”。到了7月13日，陳濟棠被南京方面免去本兼各職。陳濟棠見大勢已去，便于7月18日逃到香港隱居。翁文灝與竺可楨等人的擔心只是杞人憂天，對政局實際運作了解不深而致。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各界都表達了強烈的抗日主張，高等教育界自然也不欲落人后。8月1日上午，竺可楨到教育部與梅貽琦、胡適等人討論以教育界人士名義發電報給國聯文化合作委員會，通報日軍行徑。下午，他與時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陳西瀅（字通伯）又將樓光來所擬之電稿帶至教育部，與胡適、傅斯年、梅貽琦、朱經農、段錫朋、周炳琳等人商議，并經胡適修改，再打字后發出。第二天，《申報》等即刊載了相關消息。

對竺可楨來說，這些事雖然只是小插曲，卻也可從中看出，大學校長一職與中研院下屬的研究所所長畢竟不同，竺很難完全置身象牙塔內，做一位純粹的“科學主義者”。

至于其他的社會交際，自然更是絡繹不絕。5月17日，他在天香樓（位于今延安路和郵電路南側）開哈佛同學會，為母校捐款并成立分會。“到趙真覺、桂鑄西、程世撫、毛啟爽、賀懋慶、梁慶椿、沈秉魯等十三人。”

5月19日晚，他又與蔣夢麟、周企虞、趙華煦、方青儒及鄭曉滄等人在天香樓晚餐，這是他前一天浙大校長就職典禮之后的餐敘。

竺可楨到浙大工作不足一月，已經是應酬不絕，頻繁來往于杭州各大餐館之間，其中去的較多的杭幫館子則有太和園、天香樓、樓外樓等。

從1931年的杭州餐飲業經營銷售數據來看，開業于1896年的聚豐園（抗戰勝利后改名為中國酒家）是當時杭州飯館之最，其規模遠在其他同行之上，宴賓樓次之，不過這兩家都屬于老牌京菜館。在杭幫菜中，天香樓、樓外樓、太和園三家的經營情況在伯仲之間。

樓外樓創建于1848年，歷史最為悠久，當時位于孤山南麓的俞樓東側，一開始只是三間平房，到了1910年翻修后，才成為三層的樓廳。

天香樓成立于1927年，位于今延安路與郵電路的南側，是一座三開間帶樓層的門面。該樓兼收各家菜系之長，很快便生意興隆。據說金庸當年在杭州擔任《東南日報》記者時，也常光顧天香樓，品嘗那里的陳年花雕。

而從竺可楨1936和1937年的日記來看，他赴宴最多的地方還是太和園和天香樓，特別是一些重要的場面，如他在校長就職典禮后的招待宴（天香樓），宴請中英庚款委員會各位委員（太和園），召開哈佛同學會（天香樓），以及8月4日姜立夫與胡芷華（胡剛復之七妹）的訂婚宴（太和園），9月16日晚宴請浙大新聘教授與講師（太和園）等。相較而言，他赴太和園的次數似乎更多一些，一年多的時間里至少有十幾回，去樓外樓的次數則不過四五回。

20世紀50年代公私合營之后，樓外樓和天香樓被保留了下來，尤其是樓外樓，因其悠久歷史與所居地理位置的無可替代性，成為杭州餐飲的重要標志。可如果回到1930年代，當時的天香樓與太和園盡管成立時間還不長，卻因其菜式的創新與獨到服務，已經后來居上，勝過樓外樓一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