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殖民地時期的農業發展與環境變遷（1788-1901）》，喬瑜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271頁，98.00元

素知首都師范大學喬瑜教授在澳大利亞農業史領域深耕多年，造詣頗深，但還是從蘭州大學張景平教授處才得知其研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張教授是中國干旱地區歷史地理研究的知名專家，曾負責或參與西北多個干旱區環境治理與生態恢復的項目。他說與多方面的國際同行交流后，發現澳大利亞的經驗最有啟示性，而在國內學界，喬瑜老師的研究也提供了豐富線索。現在閱畢喬老師的新作《澳大利亞殖民地時期的農業發展與環境變遷》，我認為她確實推出了一種不同凡響的農業環境史研究。

一

當今寰宇，澳大利亞以宜居形象著稱。但真正居住過的人都知道，澳大利亞的宜居之地屈指可數，通常是拉滿鳥屎，而其余大部分地方是鳥不拉屎。自1788年英國開始殖民，迄今澳大利亞人口不過兩千五百萬，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悉尼、墨爾本等統統是溫帶海港。這絕不是因為移民們溫良謙恭讓，而是因為內陸土地貧瘠，干旱缺水。出于政治原因，澳大利亞聯邦誕生后選擇在相對內陸的堪培拉興建首都，其最大的市政工程就是截留一條小河，然后悉心養護近四十年，終于造出一座人工湖。我對第一次造訪堪培拉的時間記憶猶新，那是早春的9月3日，當天溫差居然達到二十四攝氏度。而接下來的一年，我常常需要涂抹軟膏以保持鼻腔濕潤。我對老師同學說大部分中國人可能都不習慣貴地的環境，英國人當年怎么會挑選這里拓殖？他們說還是怪庫克船長和約瑟夫·班克斯，誰能想到堂堂大英帝國第一航海家和皇家學會會長的報告有硬傷。在澳大利亞建立永久殖民地的決策確實源于自命不凡的政客聽信了自以為是的專家。他們都不必承受新環境的折磨，但對于穿越了半個地球而來的移民，唯一的選擇就是隨遇而安了。

澳大利亞大陸其實不適合推廣現代密集型農業，而喬瑜的研究就圍繞十九世紀歐洲移民如何硬著頭皮在這里興建農業展開。她認為“殖民者對于澳大利亞環境的認知，與十九世紀以來的生物學、氣象學以及遺傳、文明有關的思想糾纏在一起，共同影響了殖民農業的發展” （241頁）。

應該說，澳大利亞環境史研究以農業為切入點是絕佳的選擇，因為農業不僅是百業之基，更是現代移民改變原生態最持續也最強大的動因。眾所周知，負責開辟澳大利亞殖民地的第一艦隊是押運囚犯前來的，但是同船抵達的還有開展歐洲密集型農業所需的各類作物種子、種畜及生產工具。大家從一開始就知道依靠遠程補給來維持囚犯殖民地不切實際。不過，開展密集型農業需要穩定的水源、充足的木材、肥沃的土壤與適宜的氣溫，而殖民者發現登陸地點——悉尼植物灣不具備這些條件，只得派出分隊沿海勘察并嘗試在周邊地區開辟新農耕點。早期農耕活動大部分以失敗告終，這不僅是因為殖民者缺乏農業技能，更是因為當地環境不利。不過，通過頑強推廣使用化肥、育種、灌溉與現代交通工具，澳大利亞殖民地最終在十九世紀中葉實現了糧食作物自給甚至出口。

我是農史的門外漢，讀過的作品基本都是討論擁有悠久定居農業傳統的社會。大部分故事本質上都是展示人類如何發揮聰明才智，利用自然要素或克服自然挑戰，最終實現農業繁榮。澳大利亞似乎很難歸入這種類型。比如同樣在所謂新大陸，美洲原住民在一萬五千年中發展起了相對密集的定居農業，還培育出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多種作物。而澳大利亞原住民并沒有什么心智缺陷，但他們在四五萬年中都沒有走上類似道路。這只能說明這塊大陸根本就不適合定居農業。而在不到一百年中，歐洲殖民者居然把這里變成了舉世矚目的農業區，這還不值得大書特書么？

如果將澳大利亞農業發展史描繪為一種移民改造不毛之地最終實現農業進步的過程，就會完全背離澳大利亞歷史的真實性與完整性。因為一方面許多研究已經表明澳大利亞現代農業發展造成了難以估量的自然環境損失，另一方面澳大利亞原住民并不是茹毛飲血的人群，他們在這塊土地上創造并維持了一種特色的農業生計，即“燒荒農業”或“點火棍農業”（Fire Stick Farming）。其基本內容就是在特定領地內定期遷徙的原住民通過焚燒枯草腐葉促使植被增生，吸引動物前來覓食然后圍獵。這固然不符合現代密集型農業的標準，但也不是游獵經濟。事實上，它不僅讓原住民社會生生不息，也塑造出澳大利亞今日經典的稀樹草原景觀。從這個角度看，澳大利亞迎來殖民者時并不是蠻荒之地，殖民者以原住民不開發利用土地為由圈占其領地純屬強詞奪理。最新的研究如《黑暗鴯鹋》甚至認為原住民也有定居農業行為，包括播種收獲草籽、采集蕨根淀粉并建立谷倉。這種激進的觀點引發了廣泛爭議，但也凸顯出一大問題，即如何書寫包括農業史在內的澳大利亞殖民地史？它牽涉到英帝國史乃至整個世界史敘事的根本立場問題，即在西方力量主導的世界近現代歷史進程表象下，如何評述各種本土知識與原住民的歷史。

作者針對這一核心問題進行了學術史梳理，展示了相關研究的流變。她不僅關注了澳大利亞學界的成果，也廣泛參考了英帝國史與美國史同行的作品，說明自己的思考建立在既有實證研究基礎上，但不再是討論“農業發展史的某個方面抑或某個獨特的生態因素”，而是“更加整體、系統地討論農業發展與澳大利亞本地獨特生態環境的有機聯系”。作者表示要充分尊重原住民的能動性，但也不必矯枉過正，低估殖民社會的生態反饋和調節。此外，她要跳出農史研究中過分的“科學化”窠臼，也重視“與生態環境相關的文化研究”。作者所采用的農業概念是廣義的，包括農林牧副漁，但以“灌溉農業、畜牧業和小麥種植業為重點”，因為這三個農業生產部門在澳大利亞農業發展史上至關重要且極具代表性。（19頁）這是實事求是的判斷。為了實現上述目標，作者采用了環境史研究必需的基于檔案的歷史敘事方法。在敘事的基礎上，也采用了話語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不僅如此，作者還借鑒了自然科學的理論并整理或引用了相關歷史數據，充分體現了跨學科研究的自覺。

二

世人皆知澳大利亞在全球農產品市場中的地位。在新中國引進翻譯的第一本澳大利亞史論著《澳大利亞政治社會史》（戈登·科林武德編著）中，廣義的農業史占了近一半的篇幅。而關于澳大利亞農業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產業地位的提升過程，四十五年前出版的通史著作《澳大利亞的歐洲式農業：澳大利亞農業經濟史》已有全面系統的討論。此后關于澳大利亞農業分支領域的歷史研究也層出不窮。所以，即便繼續堅持輝格史學的論調，在無視原住民的基礎上討論澳大利亞殖民地的農業發展，也很難有創新的空間。與此相對，早期的農業環境史提出要在人與自然界其他要素互動的視角下看待農業活動，指出了一條超越農業經濟史的新路徑。然而，在過去二十年中，澳大利亞的農業環境史研究充斥著衰敗論的敘事——澳大利亞現代農業發展常常被描繪成一種歐洲殖民者無視本土環境，無情破壞原生態，結果有意無意地招致重大損失的歷史。

基于此，本書強調要全面客觀地認識并描述澳大利亞農業發展史，說明了作者深諳澳大利亞環境史與殖民史學術流變的基本脈絡。喬瑜分別批判了澳大利亞農業史研究中既有的輝格史學敘事與衰敗論敘事，把原住民與殖民者都放置到動態變化的澳大利亞自然環境與歷史場景中，實事求是地分析其成就與不足。作者明確指出大時間尺度內的氣候變化為人類抵達澳大利亞并形成原住民社會創造了條件，而他們在認識與適應澳大利亞自然的過程中以火為工具經營土地，塑造出相對于后來移民生態的原生態。原住民會因為有意無意的縱火行為破壞生態多樣性，也意外地造出有利于殖民者發展畜牧業的景觀。

殖民者到來的時候，澳大利亞陌生環境的挑戰使其生產生活舉步維艱。除了生態系統的差異感，氣候問題最具挑戰性，而對事關移民社會存亡的農業而言，最直觀的困難就是干旱。不過，作者沒有將干旱作為一種客觀背景或基礎自然要素來描述，而是分現實和觀念兩個層面來剖析這一問題，進而亮出了本研究最大的創新點，即澳大利亞殖民地的干旱既是一種客觀自然現象，也是一種殖民話語構建。澳大利亞殖民地的農業是圍繞對干旱的知識生產不斷推進的。作者指出，科學研究已經表明，澳大利亞是干旱的，但并不是絕對的。從人均水資源保有量看，澳大利亞甚至不屬于缺水的地方。但這里的降水存在空間與季節的嚴重不平衡性。更麻煩的是，澳大利亞大陸多數地方的干旱天氣會在瞬間轉化為疾風暴雨，這令殖民者難以預測，也就難以輕易駕馭使其為農業服務。殖民者遲遲沒有認識到當地洪旱急轉的問題，只是不斷強化和渲染對干旱現象的認知，最后主要是根據持續旱災的氣候預判來組織農業生產并建立相應制度。這樣一來，干旱就從一種彈性變化的現實上升為刻板印象，而這種判定又促使根據歐洲標準發展農業的殖民者積極干預澳大利亞環境，仰賴人工灌溉和科學育種建設密集化的種植業。它促生了澳大利亞以水為主要對象的自然資源調配方案，攪擾了既有的地表徑流與潛水層，結果加劇了局部地區的缺水現象，還引發了物種入侵、水土流失與土壤鹽堿化等新問題，由此再打造出新一輪的對策。正是在這種環境想象與改造實踐的螺旋式互動中，澳大利亞殖民地農業不斷擴張——看似景氣，卻不斷提出環境治理的新課題。與此相應，澳大利亞殖民地社會發展起一種特有的關于氣候變化、氣象預測以及水利灌溉的知識體系。作者沒有用進步或者破壞這樣簡單的措辭評判這一歷史，而是強調這個知識體系是澳大利亞殖民者塑造新生態又不斷應對生態反饋的產物，包含了許多重大的偶然或意外事件。

歸根結底，雖然澳大利亞殖民地社會關于干旱的認識與應對體系不能被簡單稱為歐洲經驗的移植和再造，但確實是根據歐洲標準對原住民生態及移民生態進行差異化的評定。對于干旱的想象首先有助于殖民者建構起原生態惡劣、原住民生計落后的話語。這襯托出殖民的進步性與文明性。其次這種想象有利于掩蓋部分干旱現象其實是因為殖民者前期盲目開發累積的環境破壞，而并非源自澳大利亞自然特性。最后也是最關鍵的，征服旱災的話語有助于確立殖民社會全面改造澳大利亞自然環境的合理性。

影視劇中呈現的澳大利亞牧場的旱季和雨季

三

通過對一種自然現象的知識生產而非現象本身的考察，作者提示了一種理解澳大利亞殖民地歷史的新思路。事實上，這種思路不僅有益于澳大利亞史研究，也有助于開拓英帝國史研究新思路，甚至能啟發更廣義上的有關現代經濟開發活動史的研究。

約翰·麥克尼爾在《太陽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中認為，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其改造自然環境的最大動因，在澳大利亞當然也不例外。不過，透過這種顯而易見的現象，環境史學更需要思考人類社會與環境互動的具體方式、程度、特點與動機。喬瑜的研究說明，看似是現實需求在驅動人類改造環境，但人類對環境的觀感同樣刺激決策。人類未見得不敬畏環境或者無視環境挑戰，但常常是根據對客觀環境的片面認知發起改造環境的實踐，結果造成意外后果。由于自然環境與生態體系的復雜性，人類需要長時間的驗錯與調適才能與環境建立恰當的互動，比如澳大利亞原住民是在數萬年的時間中確認了這里不便發展定居農業，但是在外來物種、工具與科技的助力下，殖民者對自身價值觀與自然觀極度自負，力圖在數十年中就創造出符合故鄉標準的新世界。所以，殖民者會無可避免地誤判新環境，為改造環境的實踐付出重大代價。澳大利亞殖民地圍繞克服干旱這一課題竭力干預環境、鉆研氣象并打造應對干旱的制度，自詡為改良自然，其實是以巨大的經濟與生態成本去支撐資本主義的生計。這對于后續的研究頗有啟發性，因為類似邏輯的案例還發生在同時期英屬印度的森林里、南非的草原上，以及歐洲海外殖民地的各個角落。不僅如此，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思路去重新審視這一時期但主要是此后出現的更多宏大的自然改造活動。在增進人類福祉的大旗下，不惜以削足適履的方式駕馭自然，常常也會成為社會災難的誘因。

不過，《澳大利亞殖民地時期的農業發展與環境變遷》一書也存在一些值得改進的問題。首先是全書結構略顯分散，內容有機整合不夠，圍繞干旱議題展開的理論與個案研究顯得有些錯亂或贅述。比如關于殖民者抵達之前澳大利亞自然環境與原住民生計的介紹，并沒有特別圍繞干旱這一貫穿后文的主題展開。第四篇內容有些突兀，關于澳大利亞水資源實際條件的最新判斷和灌溉農業的經濟學分析、原住民水利問題等，其實可以融入第一篇，而關于華人移民水資源利用的少量討論，也可以整合入第三篇中。

其次，本書主要內容圍繞干旱和水利議題展開，但書名給人的感覺則應該包含更多的議題。事實上，澳大利亞殖民地農業的發展固然與供水及治旱問題密切相關，但影響其發展的另一個重大瓶頸在于土壤肥力匱乏，因此改良土壤和補充肥力同樣是澳大利亞農業環境史研究中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尤其是這里涉及大量進口肥料，進而造成環境問題的國際性輻射，而本書對此幾乎沒有提及。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一本學術專著做得面面俱到，但這說明農業環境史研究依然存在進一步的開拓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