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在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是作者顧曉偉多年來深耕現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心血之作。如同書名的副標題所表明的那樣，這是一部有關歷史認識論的著作，探討的是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問題。而主標題則指向的是一個有關這類問題的故事，起初是對歷史知識客觀性的懷疑，然后逐漸達成某種共識，從而終于重拾信心。這個故事大致起始于20世紀30年代，歷經對歷史學知識基礎的兩次懷疑和重建，一直延續至今天。我們現在知道，這是一個從現代到后現代再到后后現代的史學理論故事。在跟隨追蹤這個故事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整個西方史學理論發展史，本書可以說是這個更長故事的高潮部分。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史學理論，指的是對歷史學是什么或應該是什么的看法，也就是有關歷史學本質的觀點。這是一種狹義的史學理論，不同于我國學科體系中廣義的史學理論，后者還包括歷史理論，也就是有關歷史進程演變模式的思辨性觀念，亦即西方傳統的（思辨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這種狹義的史學理論今天也被稱為“史學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史學理論或史學哲學，歸根結底是一種哲學，是對歷史學本質的一種反思。因此，“史學理論”這門學問成立的前提，是“史學”和“哲學”的自覺結合，是哲學家對歷史學的積極興趣。歷史知識的客觀性是史學理論的核心問題，也是哲學家最為關注的論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學的本質在于其客觀性，因而，對歷史學本質的看法取決于對客觀性的認知。

如果說史學理論成立的關鍵在于哲學，那么，19世紀之前西方并不存在真正的史學理論，雖然的確存在自在的史學理論意識，也就是有關史學是什么的素樸觀念。從古代到中世紀再到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在客觀性問題上，人們一直抱持一種具有審美色彩的模仿論或幼稚實在論。也就是說，客觀性意味著思想對外部世界的忠實再現或復制，心靈客觀地認識事物，用劉知幾的話來說，如同“明鏡之照物”或“虛空之傳響”。在這一時期，歷史學始終沒有得到哲學家們的青睞，歷史認識問題還遠在他們的視野之外。對歷史知識的偶爾一瞥反而會堅定他們懷疑的目光。

在本質主義大行其道的古典時代，相較于變動不居的歷史世界，永恒不變的存在王國更能引起哲學家們的興趣。在柏拉圖看來，對變易之物的感知雖然具有一定的真實性，但也不過是一種“意見”，只有那些可證明的數學類的普遍知識才具有完全的實在性，因而才可稱得上是“真知”。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歷史學的價值甚至低于詩歌，因為史家僅僅描述已經發生的個別事件，而詩人則往往能吟唱出人世間的普遍本質。在中世紀經院哲學體系中，歷史學仍然是無足輕重的。托馬斯·阿奎那將理性的自明原則和邏輯必然性視為科學知識的標志，從而把歷史學排除出他的知識體系，因為它所記錄的不過是人類的偶然行為。在那個信仰非理性存在的時代，強調個別事物真實性從而有利于歷史學的唯名論者，在與強調普遍原則的唯實論者的爭論中，也注定不可能占據上風。

進入文藝復興時期，歷史學仍被視為一門修辭學問或表現藝術而非科學探究，史學理論問題得不到哲學的眷顧。在其著作《論藝術和科學的虛妄和不確定性》（1520年）中，阿格里帕從宗教的立場出發，對歷史知識進行了無情地批判，認為它充滿了自負和謊言，是一種最不可靠的知識類型。17、18世紀依然是普遍主義盛行的非歷史的時代，經驗論和唯理論哲學家醉心于自然科學的探究，而冷落了歷史問題的研究，他們對歷史知識居高臨下的姿態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培根、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等哲學家對感官經驗的強調，的確可以成為對歷史知識的一種潛在辯護，但他們終究認為，歷史學作為簡單的經驗描述，至多是構筑知識大廈的磚瓦，其本身并不是科學。唯理論者主張真理的標準是清晰自明的普遍觀念，因此，他們對歷史知識必定會采取與古代哲學家同樣的輕蔑態度。笛卡爾認為，歷史知識缺乏統一性和可靠性，對同一事件往往會有不同的記敘，用這樣的知識去指導行動，如同在沙灘上蓋房子，其危險性可想而知。

當然，在從古代到啟蒙時代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也不時會出現對歷史懷疑論的反駁聲。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人文學者瓦拉，17世紀意大利哲學家康帕內拉，18世紀德國神學家克拉登尼烏斯，他們都曾試圖站在歷史懷疑論者的對立面，論證歷史知識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啟蒙哲人伏爾泰甚至首次提出了“歷史哲學”的概念，嘗試用哲學的方式探究歷史。然而，囿于時代的限制，他們都沒有從認識論的角度出發，對歷史知識的性質進行系統深入的哲學考察。

真正致力于溝通哲學和史學的，是一位來自那不勒斯的孤傲學者，他便是18世紀早期意大利歷史哲學家維柯。根據其“真理即創造”的原則，維柯論證說，只要我們遵循適當的歷史批判方法，就能夠真切理解和認識過去的歷史，因為它是人類自身的創造物。也就是說，在維柯看來，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是可能的，它甚至比自然科學更為真實有效，因為自然并非人類所創造的。正是維柯所提出的這種實際上是歷史主義的思想，客觀上形成了與普遍主義理念相抗衡的力量，同時也給歷史學注入了信心和底氣。歷史主義和普遍主義之間的糾葛，后來成為了西方史學理論的基調，并形塑了人們對歷史客觀性的認識。不過，維柯的思想太過超前了，并沒有對他的時代造成直接的影響。

直到18世紀晚期，德國哲學家赫爾德才接續了維柯的歷史性思想。在反思和批判啟蒙理性主義的過程中，赫爾德第一次明確闡釋了歷史主義原則。進入19世紀，在洪堡、黑格爾和蘭克等歷史學派的努力之下，歷史主義形成了一種融合經驗論和觀念論的思想形態，升級了古代至啟蒙時代那種幼稚的歷史實在論，從而開啟了西方歷史研究的新篇章。這一學派的歷史學家反對啟蒙思想家有關法律、國家和宗教的抽象理論，認為所有的精神現象都具有歷史性。他們采取一種純粹經驗的觀察模式，同情地深入到歷史過程的細節之中，強調根據個別事件的發展脈絡判定其價值，注重通過對過往的研究來解釋當前的生活。他們不像啟蒙思想家們那樣，用抽象的概念和剛硬的規律，去表現歷史的和具體的實在，而是像藝術家那樣，去領悟時間長河中無限多樣的歷史形式，直覺地把握歷史個體的差異性和獨特性。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19世紀，孔德的實證主義作為一種與之前的普遍主義一脈相承的哲學思想，也或多或少影響了這個時期的歷史研究。實證主義綱領包含兩個步驟：首先是確立事實，然后是探索規律。后者是實證主義的本質特征，前者僅僅為發現規律做好準備。英國的巴克爾、法國的泰納和古朗治以及后來德國的蘭普雷希特，都是把孔德的實證主義綱領貫徹到歷史學領域的代表。他們都試圖在考訂、分析和綜合史實的基礎上，進一步發現歷史現象之間的因果規律，從而把歷史學改造成為一種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學科。

19世紀是歷史學家盡享榮光的世紀，是歷史學科學化和專業化的世紀。在這個歷史學的黃金時代，社會總體上展現出一種對歷史真實的無節制的渴望。無論是歷史主義歷史學家，還是實證主義歷史學家，他們都堅信，只要遵循他們所提供的方案，歷史學就能夠獲得真實可靠的知識。

不過，19世紀歷史學燦爛的晴空，也不時會飄過懷疑的陰云。在叔本華、尼采和柏格森那里，世界的本質不在于抽象的理性，而在于非理性的“意志”或“生命力”。理性的外觀背后是態度、利益、算計和無意識的沖動。理性不過是非理性達成自身目的的工具，甚至是純粹的自我欺騙。在這些非理性主義哲學家中，尼采對歷史學的質疑最具震撼力和影響力。這位生活在19世紀后半葉的陰郁哲人，從當時歷史學繁榮昌盛的氣象中，嗅出了某種危機的氣息，并對之進行了“不合時宜”的無情批判。在尼采看來，歷史知識只有在有利于人類行動和生命力時才具有價值。而且，他認為，不存在客觀的歷史真理，不存在純粹的歷史事實，只存在出于利益的主觀闡釋。這樣一來，“本來如此這般”的信念就被轉換成了“應該如此這般”的意志。尼采的這些歷史懷疑論思想，將會在20世紀后半葉的福柯和海登·懷特那里得到響應。

19世紀晚期對歷史學的不信任，不單單是由于非理性主義哲學家的外部攻訐，更是源于歷史學本身所衍生的問題。過分強調非理性因素，其邏輯結果當然是相對主義和知識的社會學。但也要認識到，這一時期的歷史主義史家，除了要挑戰實證主義的專橫和傲慢，還面臨著一種兩難的困局。一方面，他們擁有對歷史知識客觀性和科學性的訴求和信心。在蘭克這樣的史家看來，歷史學的任務就是還原過去的本來面目，公正、真實和客觀代表著職業的操守和尊嚴，偏見、虛構和主觀則是對史家崇高使命的褻瀆和侮辱。另一方面，歷史主義對個體性和多樣性的彰顯所導致的相對主義，反過來會損害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和有效性。按照歷史主義的邏輯，一切都是歷史的和暫時的，不存在絕對的真理和固定的基點。

為了對抗邏輯縝密的實證主義，也為了避免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潭，缺乏哲學根據的歷史主義歷史學，迫切需要哲學家來為之提供可靠的認識論基礎，從而為自身的客觀性和合法性提供辯護。因此，到19世紀末葉，在歷史學歷經了近百年的繁花盛開之后，密涅瓦的貓頭鷹終于在黃昏時刻向著歷史學的領地起飛了。在這一時期為歷史學奠基的工作中，德國哲學家狄爾泰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

我們知道，同情地“理解”歷史個體的獨特性，是歷史主義的一個本質特征。因此，要完成為歷史主義歷史學奠基的任務，就必須對“理解”賴以成立的先決條件進行批判性考察，也就是解決“理解”何以可能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狄爾泰想到了兩個哲學先驅。首先是前面所提到的維柯。根據其“真理即創造”的原理，人類精神的確能夠理解作為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化精神”。然而，當我們進一步追問精神何以能夠理解精神的創造物時，維柯的認識論原則卻緘默不語了。于是，狄爾泰想到了另一個哲學家，這便是在批判哲學領域毋庸置疑的權威康德。當然，在康德所處的啟蒙時代，與如日中天的自然科學相比，歷史學仍然是暗淡無光的。康德批判哲學的主要任務，就是在經驗論和唯理論前期工作的基礎上，繼續回答自然科學何以可能的問題。而康德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論洞見，為后人解答歷史學何以可能的問題鋪平了道路。狄爾泰便接過了康德的認識論武器，完成了一次對歷史意識之性質和條件的批判亦即歷史理性批判，試圖對歷史“理解”的客觀性和有效性進行充分的哲學論證。

然而，狄爾泰的歷史理性批判得出了一個令他失望的結論：歷史意識的先決條件是歷史的。先決條件的歷史性也就意味著歷史知識的相對性和有限性。另外，從19世紀7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和齊美爾等新康德主義哲學家，以及布拉德雷、克羅齊和柯林武德等新黑格爾主義哲學家，在反駁孔德和巴克爾等老一輩實證主義者的過程中，也都對“歷史學何以可能”的問題給出了各自的解答，對歷史知識的客觀性做了不少有意義的批判性探索。不過，由于歸根結底的歷史主義觀點，他們也都不同程度地滑向了相對主義。而相對主義必然導致懷疑主義，這頗具諷刺意味。主觀上是想為歷史學提供一個堅實的哲學基礎，而最終的相對主義結論卻在客觀上動搖了歷史學的根基。

20世紀30年代，在歐洲歷史主義、本土實用主義和“新史學”的影響下，貝克爾和比爾德等美國歷史學家，強調在重構過往中無法克服的社會制約性，從而形成了一種新型的歷史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他們將歷史判斷降低到趣味、意見和意識形態的地位上，把歷史客觀性視為一個不可能實現的“高貴夢想”。面對當時本土相對主義者以及之前歐洲歷史主義者的質疑，曼德爾鮑姆和莫頓·懷特等美國歷史哲學家，試圖在哲學層面上論證和升級歷史客觀性概念。在這些客觀主義者的努力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史學界基本接受了曼德爾鮑姆所闡發的歷史客觀性觀念，一種批判的歷史實在論。與蘭克等人的融合經驗論和觀念論的歷史實在論不同，曼德爾鮑姆的實在論兼具實用主義和實證主義色彩。

可見，同樣是論證歷史知識的客觀性，曼德爾鮑姆和莫頓·懷特與之前新康德主義者和新黑格爾主義者的路數存在明顯區別。后者采用的是認識論層面的康德式批判方式，與歐陸觀念論密切相關，前者則采取的是介于認識論和方法論之間的分析模式，與實證主義更多契合。因此，后者可以被稱為批判的歷史哲學，前者可以被歸為分析的歷史哲學，二者都屬于今天所謂史學哲學的范疇。1938年曼德爾鮑姆《歷史知識問題》一書的問世，有時被視為史學哲學的開端。不過，嚴格說來，它至多標志著分析的歷史哲學的誕生，因為，我們已經看到，早在19世紀80年代，比較成熟的批判的歷史哲學就已經在狄爾泰那里出現了。而且，通常認為，直到1942年亨佩爾《普遍規律在歷史學中的作用》一文的發表，分析的歷史哲學才顯示出其應有的解釋力和說服力。在隨后的大約30年中，憑借亨佩爾文中所提出的基于普遍規律的歷史解釋模式，在與德雷和伽達默爾等人的新版歷史主義的論爭中，分析的歷史哲學作為孔德實證主義的升級版，繼續為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意義上的歷史知識客觀性進行辯護。1965年，美國歷史哲學家阿瑟·丹圖的《分析的歷史哲學》一書出版，標志著分析的歷史哲學進入一個新階段。在這一時期，歷史哲學家們先后圍繞“歷史解釋”和“歷史敘事”問題展開討論，后者通常被認為是前者的一種替代性方案。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后結構主義和文學批評理論的影響下，之前對作為認知工具的歷史敘事的分析，轉變為了對作為語言制品的歷史敘事本身的考察。終于，以1973年美國史學理論家海登·懷特《元史學》的發表為標志，西方史學出現了“語言學轉向”，形成了后現代史學理論范式，或稱敘事主義或后現代歷史哲學，成為史學哲學的一種新形態。兼具歐陸和英美哲學背景的荷蘭史學理論家安克斯密特的加盟，增強了后現代史學理論的哲學底蘊。后現代史學理論是對分析的歷史哲學的某種反叛，同時也是在語言層面上向歷史主義的回歸。我們知道，20世紀30年代，貝克爾和比爾德等歷史相對主義者，在歷史實在論的隱性前提下，對蘭克式的歷史客觀性表達過質疑。而后現代主義者則從考察文本、話語和敘事等語言元素入手，論證了歷史學的想象性和虛構性，從而掏空了歷史實在論的根基，對蘭克式的歷史客觀性發起了更大的挑戰。因此，從20世紀末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包括部分后現代主義者在內的西方史學理論家開始重新反思歷史意識，嘗試構建一種超越現代和后現代的史學理論范式。這種新的理論范式，被不同學者稱為“后后現代史學理論”“后語言史學理論”或“后敘事主義史學哲學”，代表著在后現代語境下重鑄歷史知識客觀性觀念的種種努力。

本書故事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作者在充分吸收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頗具辨識度的語言和個性化表達，圍繞歷史知識客觀性問題，清晰準確地講述了西方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作者主要關注的是英語世界的分析的歷史哲學，探討其前期和后期在歷史客觀性論證上的不同特點，分別典型體現在曼德爾鮑姆和阿維澤爾·塔克的工作中。本書最顯著的學術特色和價值在于，作者通過考察英美分析的歷史哲學的嬗變過程，總結出一條實用主義歷史哲學的發展路徑，挖掘其在重建歷史知識客觀性方面的獨特貢獻。在作者看來，實用主義方案可以緩解主觀性和客觀性、認識論和倫理學以及史學理論和史學實踐之間的緊張，幫助歷史學家從歷史知識的“懷疑主義”走向歷史知識的“史學共識”，從而在“學科客觀性”的觀念之下，重新樹立對歷史學作為一項理性事業的信心。

本書是一部史學理論或史學哲學著作，無論其中的歷史懷疑主義還是歷史客觀主義，都是哲學家對歷史知識基礎的反思和論證。歷史知識的客觀性是支撐歷史學的基石，是歷史學科合法性的根據，是歷史學家職業信心的保證。但是，歷史知識客觀性的理論依據，卻很難在純粹的歷史學內部找到，而是需要向外訴諸哲學。即便是本書所說的“史學共識”或“學科客觀性”，也并非是完全歷史學家群體內自發協商的結果，而是有賴于分析派歷史哲學家哲學懷疑論和哲學客觀論的協調，所采用的協調方案的理論根據則是實用主義，其背后是皮爾士、杜威、蒯因、羅蒂等美國新老實用主義哲學家。另外，哲學懷疑論對于歷史學的健康發展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哲學層面上對歷史知識看似消極的懷疑，并不必然導致虛無主義，相反，如果予以正確的面對和積極的回應，它可以激發史家重新反思和論證歷史學的認識論基礎，從而使歷史知識客觀性奠基在更周延的理論之上，也使歷史學家的學科信心建立在更理性的前提之上。

（本文選摘自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董立河教授為顧曉偉新著《從懷疑走向共識——歷史知識客觀性問題研究》所寫的序言，標題為編者所擬。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