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六屆唐獎漢學獎授予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休校聘講座教授、“中研院”院士許倬云，以表彰他在漢學領域的卓越貢獻。 頒獎儀式于9月27日舉行，澎湃新聞特刊發許倬云先生的學生、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李弘祺的祝賀文章。

許倬云教授

許倬云教授今年得到了唐獎。這個是歷史學界的大事，值得所有學習中國歷史的學者們衷心恭喜。唐獎雖然是一個私人的公益機構，但是很像諾貝爾獎，是有它相當明確的學術和道德的意涵的。但是物換星移，諾貝爾獎已經漸漸超越了它時代的背景，而變成了客觀評斷具有永恒性格的學術成就的杠桿。當然，有時它還是不免反映了一定的政治觀點，并令人扼腕。但是更多的人會希望它能作為指引科學家們開拓新的研究領域的明燈，而不希望它透過文學或其他的獎項來左右建構和平世界的理想和方針了。

雖然唐獎比諾貝爾獎晚了超過一百年，但是它因此特別需要負起幫忙我們盱衡當前中國及東亞地區最重要的學術發展，幫助這個地區規劃學術持續發展的方向。唐獎的設立剛剛滿十年，不能希望它像諾貝爾獎那樣，已經成為有指標性的學術獎。它除了在中國大陸以及臺灣地區之外，恐怕還沒有能建立類似諾貝爾獎的地位，但是來日可期，它應該至少在東亞地區發展成一個可以勝過諾貝爾獎的獎項。

像諾貝爾獎這樣的影響力不是一朝一夕就建立得起來的，所以不能苛求。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唐人特色”如果不能建立起來，那么它會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唐獎最有特色的一項是漢學。單純以漢學而名聞天下的人，實際上是非常的少，特別因為被人尊敬為杰出的漢學家往往會把他們的意識形態與他們的學術研究配合得十分完整，讓其他的學者和一般學生都能感受到他們學術所展現的系統性和一貫性，有效地發揚人類共同追尋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這是非常不容易達到的境界；中國人還沒有追求到它，西方人更不用說，唐獎應該會重視發揚這樣的特殊性的目標。

這個特殊的理想和境界在中國的知識與道德傳統中，可能以儒家所追求的“仁義禮智信”為最具代表性，雖然可能在發展過程中，有很多中國思想家會用一個“道”字來綜合表述他們。以我個人來說，我還是喜歡談起的是具體而不抽象的敘述。上面說的“仁義禮智信”，一般稱為“五常”。他們當中，我個人最喜歡提起的是“智”這個理想（常）。很多人認為中國人的世界觀未能特別表現出對理智的關心，而為道德的努力所掩蓋，甚至于也是把“智”放在倫理道德的范疇去了解。這種情形為中外學術圈所共同接受。但是我認為“智”的意涵應該廣泛得多，現代中國人應該把這種對穩定的道德社會的傾斜加以調整，使它成為一個相對均衡的理念。

這個是我對唐獎的理想和未來的一點點省思。

我認為許倬云先生的獲獎就在這里表現出重要的意義。自從唐獎設立以來，我不斷地在想一個問題：它所頒發的“漢學獎”得主們所代表的意義是什么？顯然的，不外是他們對中國歷史（特別是傳統文化）的了解是不是替未來世界的價值提供了中國的視野，指引了新的途徑？進一步說，他們的著作是不是在合乎治學的基本方法與邏輯上，還能與他們個人的世界觀及政治的意識形態合轍。從這個觀點來看，許先生才真的是能發揚唐獎得獎人所應該具備的成就。

我是在臺大一年級認識許倬云老師的。算起來已經滿六十年了。時間過得真快。在我讀大學的時候，他教給我最重要的東西是思想史的定義與方法。簡單地說，他非常重視社會的生活和歷史的發展如何影響我們建構對宇宙的認識和解釋。人類的思想活動是社會的上層結構，無不受到社會環境基礎的影響。這個教導一直是我做思想史的關心。

大學畢業之后的一年，我在臺南工作，準備留學，同時寫了一篇《試論思想史的歷史研究》，把它當作是祝賀許先生結婚的祝賀文字。我現在最記得的就是這一篇文章除了重申許先生的看法之外，第一次在中文世界里提到了羅孚若（Arthur O. Lovejoy；最近陳正國教授把他翻譯為洛夫喬伊） 的“觀念史”（觀念史在1929年左右已經在中國報刊出現，主要是講孔德的歷史觀）。這是在中文學術界第一次有人提到羅孚若。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這也是第一次有人以中文深刻地討論所謂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雖然“思想史”的名稱已經常常被人們使用，例如梁啟超在1923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就是一個例子。總之，我這篇文章第一次把我自己對“思想史”方法和概念作了一個比較仔細的反思，應該對當時的學生們起了一點影響。它后來也多次被轉載，直到2000年左右。

在耶魯大學學習時，對我影響最深的思想史老師有兩位，一個是鮑瑪 （Franklin L. Baumer）。他鼓勵學習思想的本身，對于許老師和我所關心的歷史背景著墨較少，雖然他知識之廣令我非常佩服。另外一個是彼得·蓋伊（Peter Gay；我過去把他翻譯為凱配德，但是現在通行的翻譯是彼得蓋伊）。我曾經旁聽他開的“啟蒙運動”，并選修他的“歷史哲學”（Historiography）。基本上他的方法論還是集中在思想本身的探索和闡釋，而不重視思想背景的系統處理。這個情形后來在他寫魏瑪文化時才開始改變，嶄露出對歷史性的警覺。再后來他寫維多利亞時代的思想史，他就充分展現了對時代背景與日常生活之間的交融這個課題有深刻的關心了。

一般學者都知道許先生是一個社會史家，并且可以說是第一個系統地把社會史學帶進中文歷史學界的人。事實上，今年唐獎的頌詞就是這樣介紹他的。他重視歷史背景的特色無疑是來自1960年代西方史學界流行的馬克思史觀的訓練所致。無論如何，早年北大和“中研院”的考古學及歷史學都已經引進了非常多新的方法論。從地質學、考古學、到古天文學、語言學（文字學）等等，不一而足。許先生可以說是集這些新學術大成的繼承者。他在美國受到的訓練事實上與1930年代北京考古發掘及對中國古史的重新建構息息相關，互相發明。他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是顧理雅 （Herrlee G. Creel，1905-1994）。顧先生早年在中國做研究，注意當年在中國的考古研究，特別是中央研究院在安陽殷商遺址（殷墟）的發掘（主要是甲骨文），因此雖然顧先生本人的興趣是在中國古代的思想，卻也寫了有關先秦及殷商文化的書。而這個興趣也一直與他在一起，直到他晚年所寫的中國的國家、文明及封建官僚制度的興起等等。他寫的孔子思想的書在相比之下，竟然相形失色。我就曾在許老師指導之下，讀了顧先生寫的《中國縣制的起源》這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社會史研究固然是許先生治學的特色，但是它更反映了1930年代蔚為大國的近代史學的各個向度。例如著名的《古史辨》的許多篇章可以說代表了當時學者建基于中外考古所建立的世界先史觀（例如美索不達米亞考古所帶來的新的歷史視野，修正了很多《希伯來圣經》的記載；新開拓的古希臘文明的源流等等學術取代了荷馬史詩的說法）所帶給中國學者的靈感和啟發。我特別記得的就是李濟所寫的如何重建中國上古史系統的文字。這是一個近代中國史學非常燦爛的時代。許倬云先生代表的正是這一段短暫、因為二次大戰戛然而止的學術成果。

許老師在美國寫的博士論文后來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1966）。斯坦福大學出版社開始系統出版有關中國研究的作品是在1960年代（當時由Leon Seltzer領導）。所以許老師的《先秦社會史論》算得上是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最早出版的有關中國研究的書之一。后來許先生就以中國上古史而名聞于世。他后來更對中國西周的文明，漢代的農業都寫有專書。

但是我想特別指出來的是他是一個在中國對日抗戰的陰影下，漂泊離難，辛苦成長的人。他在這個大時代的經驗是今天很少人能體會的。而這個經驗正是塑造他史觀的根本因素。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提出來講。他出生在對他來說是人地生疏的福建思明（廈門的一區），到臺灣來的時候是中學生，在臺南讀高中。眾所周知，他是先天殘障人，這樣的四處遷徙，談何容易！所以他對于自己的“祖國”是時刻不忘的。近三四十年來，他逐漸把他寫作的重點放在思考中國在世界的位置，以及它在人類歷史未來發展里面的角色。他常常說學術作品與廣大讀者間已經產生“脫節”的現象，因此他要努力把嚴肅的、非常理性的學術研究成果用一般讀者容易了解的文字寫出來，來回饋社會。

許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感受因此是熱情的，文字就好像中國文化中的詩詞一樣，表現出無限濃厚的情感。許先生未曾受教于錢穆先生（雖然是同鄉）。但是我相信他會認同錢先生所主張的對中國文化的“溫情與敬意”。錢穆這樣主張，因為是認為中國人就有責任要愛中國。但是這樣的主張其實隱含了一個內在極大的矛盾，因為它是不理性的。但是在許先生的民族情感里面，這樣的“溫情”卻是自然的，是一種道德的必然（moral imperative，套用康德的話來說）。可惜錢穆沒有這樣的哲學素養，他不是因為看見頭頂上諸天的眾星辰，而發現內心永恒的道德規律。兩者都是自然而永不止息的。這種情感不是因為教導，而外爍于心的。這就是說，許先生所寫的眾多書中，對“祖國”的尊敬與溫情不是學來的，甚至于不是來自他的特殊的生命經驗，更不是要替祖國“爭一口氣”的報復心態。它們是那種自然律和依附在那個自然律的道德信念（使命）所形生的。它們絕對是理性的。

真的，對于世界上所有的人來說，一個人對于自己的“生命共同體”（一般也常常說是“命運共同體”）所自然而然生成的愛與認同是宇宙間最明顯不過的自然律。我這里把錢穆那種由歷史文化和圣人傳承的“外打進”（圣人垂訓）思想做一種更深刻的再現，用觀望穹蒼星辰而得到的自然道德法則來做一個轉化。相信它更能賦予許先生的祖國關懷一種壯麗的美感。在錢穆那里，這種“濯足萬里流”的情感是沒有的。我們就舉幾個許先生的書名來看這樣的不同：江渚候潮汐，江心現明月，倚杖聽江聲，江口望海潮，十日談，風雨江山，萬古江河（這一本通史的書，并出英文翻譯，流行最廣）等等。從這些書名，可以看出許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愛，是伴著從心底發抒的美感的。他對于“萬古江河”的大地所自然生出的、不能自已的敬意，是那般的興奮和喜悅，是那么的美好而長遠。同時，他又特別對江、海、水有特殊的偏好。上面所提到的這些書名中，山這個字只出現了一次，而與水相關的竟然出現了十三次之多。智者樂水！可這位智者，卻時刻在[等]候、在聽、在望、在風雨中與江河在對談、在論、在[再]現（用當代思想家的話來說，就是representation），歷萬古、或三千年也不止息。

我還有很多必須寫的，但是我想現在是停止的時候了。今夜就此擱筆。

2024年農歷秋分后一日，寫于臺北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