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科技創新已被擺在中國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知識產權在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和提高國家競爭力方面的作用日益顯著。

為了支持創新，近年來我國相關稅收優惠力度不斷加大，尤其是在2023年，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制度性地提高至100%，給企業吃下了“定心丸”，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

然而，由于研發費用加計扣除作為一項成本減除型優惠，存在“重主體優惠輕行為優惠”“重前期投入輕創新產出”的問題，難以有效促進知識產權的高質量發展，也對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帶來了阻礙。

相比之下，以專利盒稅收優惠政策（以下簡稱“專利盒”政策）為代表的嵌入式優惠，更加注重企業的創新產出，其通過對企業利用專利及其他知識產權獲取的收入適用較低稅率，達到增加企業創新成果收入來激勵創新的目的，更有利于推動我國實現關鍵領域的技術突破。

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等背景下，如何有序探索專利盒政策實施以推進先進科技成果轉化落地，鼓勵企業更加重視創新的成效和研成果的轉化，進而助推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成為一個時代命題。

一、我國支持知識產權的稅收優惠政策頻遇阻礙

目前，我國知識產權領域促進科技創新的稅收優惠，大致可分為：1.研發環節的稅收優惠；2.轉化環節的稅收優惠政策。

從研發環節看，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以激勵企業持續投入研發為主，對專利市場化運用的現實需求并未給予太多關注。

從轉化環節看，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集中于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政策以及技術轉讓所得減免稅政策，二者雖具有一定專利盒政策特征，但亦存在局限性：

一是高新技術企業的認定標準模糊且政策重點仍然聚焦研發，不利于企業在知識產權活動的全生命周期中得到充分的稅收支持。這是因為，我國的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采用的是“門檻法”，即企業一旦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可適用15%的優惠稅率，而不必與具體的研發活動及其成效直接掛鉤。

二是技術轉讓所得減免的條件寬松且易遭到濫用。一方面，該政策適用的知識產權范圍對技術要求較低，外觀設計也可納入，難以體現出激勵企業知識產權成果轉化和核心技術研發的政策偏向。另一方面，該政策可能導致企業在享受優惠時采取策略性避稅行為，比如將技術轉讓所得的數額控制在500萬元以內以獲得免稅待遇，從而帶來優惠的濫用。

三是企業所得稅的納稅申報表未體現對轉化收入類別的重視。在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年度納稅申報表中，優惠項目涉稅情況選項分布較為零散，未單獨設置“知識產權稅收優惠涉稅情況”，不利于在優惠項目設置上體現對企業創新的激勵。

二、各國出臺專利盒政策引領創新浪潮

從世界范圍看，為激勵企業創新、推動相關科技成果轉化，并將由此產生的知識產權收益保留在本國，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了專利盒政策。1973年，愛爾蘭第一次引入該政策，并陸續推廣至其他國家。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38個OECD國家中實施專利盒政策的就有21個，僅27個歐盟成員國中就有13個實施了該項政策。

與其他知識產權稅收優惠政策相比，專利盒政策具有注重事后激勵、突出實用性、側重本土性等特點，其主要是在企業創新結束時對其知識產權轉讓收入提供稅收激勵，目的在于鼓勵并提升企業運用知識產權的能力，且鼓勵企業在本地研發，引導企業將知識產權及經濟收益留在本國。典型國家或地區的專利盒政策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涵蓋知識產權類型的多樣性。除發明專利外，各國專利盒政策涵蓋的知識產權類型寬廣不一。盧森堡、匈牙利等國將專利盒政策拓展到了外觀設計、軟件著作權等，比利時、塞浦路斯和瑞士的專利盒政策還拓展適用到技術訣竅（know-how），還有些國家，如匈牙利、塞浦路斯的專利盒政策甚至涵蓋了商業秘密。由于大部分國家的專利盒政策旨在鼓勵本土自主研發創新，因此對于“外購知識產權”會有一定限制，如英國規定對于外購知識產權需要進一步改進或開發才能享受優惠。

二是合格的知識產權收入覆蓋范圍廣泛。大部分國家的合格知識產權收入，涵蓋知識產權的產生、使用、轉讓的各個環節。其中，將特許權使用費納入優惠范圍的國家最為普遍，還有國家將轉讓收入、內嵌收入（嵌入知識產權價值的商品和服務銷售收入）等納入適用范圍，如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等國。在中國香港，該優惠僅適用于根據“營業標記”分析確定為營業性質的知識產權處置收益，而作為資本資產的知識產權處置收益將繼續免征香港利得稅。

三是稅率優惠比例較大降低了企業稅負。大幅度的稅率優惠是各國專利盒政策實施的典型特征。研究顯示，專利所得收入的稅率每降低1% ，專利申請量將增加3%。從歐盟國家來看，各國專利盒政策的稅率優惠從0%到15%不等，如英國為符合條件的知識產權收入提供10%的優惠稅率，荷蘭的優惠稅率更是降低到了5%。馬耳他的法定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5%，而其專利盒政策的優惠稅率為1.75%，優惠力度達到95%。而中國香港最新通過的專利盒政策將優惠稅率設定為5%，大幅低于當地現行16.5%的一般利得稅稅率。

四是注重技術創新與經濟實質的關聯性。為防止企業利用專利盒政策避稅，不少國家引入了關聯法（Nexus Approach）對專利盒政策是否涉及實質活動進行認定。即將企業在研發活動主要發生地的支出與可享受的稅收優惠收入關聯起來，重新計算能夠享受稅收優惠的利潤額。例如英國要求知識產權衍生收入凈額需大于獲取專利盒的成本方可享受優惠，中國香港則通過“研發分數”制度來計算合格研發開支與知識產權相關的總開支之間的比率，從而確定應稅利潤中可享受稅收優惠的比例。

三、助力新質生產力的知識產權創新有待更優稅政支持

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知識產權創新則是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驅動力。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GII）報告》，目前中國已擁有26個全球百強科技創新集群，連續第二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6月，中國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達到442.5萬件，權利人為企業的發明專利占比提升到72.8%，全國高校和科研機構專利轉讓許可次數同比增長22.2%，涌現出更多高價值知識產權。但是，如何保護好專利、充分實現專利成果轉化，仍需要更好充分的稅收激勵。未來，有必要從以下方面建立和完善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專利盒政策。

一是將知識產權稅收優惠的重點從“投入端”轉向“產出端”。當前，我國知識產權稅收優惠政策，主要側重激勵企業的研發投入，對知識產權成果商業化過程中的稅收激勵涉及較少。為此，未來應轉換我國知識產權稅收優惠的重點，擴展以專利盒為核心的產出端稅收優惠，明確適用專利盒政策的企業資格要求，如需滿足“合規開發”、“排他性地持有或許可使用”及“積極所有權”等原則，確保企業在知識產權創新研發及后期商業化中占據核心地位。

二是規范專利盒政策適用的收入類別。專利盒政策應覆蓋專利轉讓收入、許可收入及專利產品的內嵌收入，但對于內嵌收入的比例判定難度較大。對此，應根據是否存在可比交易為區分原則，對于存在可比交易的內嵌收入，按可比交易價格直接計算稅收優惠；而對于不存在可比交易的內嵌收入，則可參考特定條款規定的價格，并設定兜底價格予以確立。同時，可考慮通過司法解釋和類型化案例等方式明確專利盒政策適用的收入類別，為稅務機關個案核定提供依據，確保專利收入與稅收優惠政策精準掛鉤。

三是科學確定專利盒的稅率安排。當前，國際上實施專利盒政策的國家或地區普遍設置的優惠稅率比法定企業所得稅稅率低10%～20%。相比之下，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為此，可參考國際做法將專利盒優惠稅率設定在“5%～15%”之間，通過試點推進的方式來保障實施。并且，優惠稅率可根據企業“自主研發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別，對于企業通過自主研發程度越高的專利及其他知識產權所得，應當適用越低的優惠稅率，以此增強稅收優惠的激勵效果。

四是注重“關聯法”在專利盒政策中的應用。關聯法的核心是，將研究開發領域的稅收優惠與經濟實質重新結合起來，確保享受優惠的知識產權所得與企業實際發生的研發支出密切相關。因此，在我國引入專利盒政策過程中，有必要將合格的研發支出與知識產權所得關聯起來，確保可享受優惠的所得與合格研發支出成正比。從鼓勵國內自主研發的角度，也有必要設置相應的關聯機制，確保知識產權研發國家和提供優惠的國家相匹配，有效遏制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問題，更大程度地激勵納稅人進行自主研發。 

五是完善專利盒政策的配套制度。專利盒政策的享受往往需要經過事前申請、事中審查和事后兌現階段，每一個階段都關系著納稅人最終能否獲得相應優惠支持。為此，在事前申報階段應當賦予納稅人更大的申請便利，通過在申報表中單獨設置“知識產權稅收優惠涉稅情況”提醒納稅人重視科技創新成果的轉化；在事中審查階段稅務部門應當加強與知識產權部門的協作，對專利的授予、商業化過程及其結果進行持續監控，防止優惠濫用的風險；在事后階段應結合知識產權衍生收入的凈額按照優惠稅率為納稅人及時兌現待遇，納稅人認為不合理的，還可尋求必要救濟。

[作者王婷婷為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中國財稅法治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系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項目編號：2020QNFX0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