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6日，賀歲動畫電影《小豬佩奇過大年》的官方微博發布了微電影預告片《啥是佩奇》。一天之內，在多個流量平臺的推動下，這個短片迅速躥紅，引發熱烈討論。

《小豬佩奇過大年》是著名英國兒童學前動畫《小豬佩奇》（Peppa Pig）的衍生電影，由阿里巴巴影業公司和《小豬佩奇》版權方，英國Entertainment One合拍，在2019年賀歲檔被寄予票房厚望。導演張大鵬別出心裁地用一個5分40秒的微電影《啥是佩奇》取代了常規預告片進行電影的前期宣傳。影片以幼兒對“小豬佩奇”的廣泛喜愛為背景，講述了生活在農村的爺爺聽說城里的孫子過年想要“佩奇”做禮物，于是到處打聽什么是佩奇，經過一系列誤認，終于用鼓風機親手焊制了一個“工業朋克風”佩奇，進城過團圓年送到孫子手里的故事。

網友對這個微電影的評價呈現兩極分化：喜歡《啥是佩奇》的觀眾看中它傳遞的濃濃親情、寄托的團圓心愿，在農歷新年到來之際，十分應景地撥動了游子心弦。電影首發微博下的評論紛紛表示“眼眶一紅”“笑中帶淚”“看著看著就哭了”……而批評微電影的觀眾則主要看到影片貶低農村、矮化農民、宣揚城市生活優越感的一面——影片中，爺爺用著天線斷了的過時手機，消息閉塞到只能用村廣播站喇叭向鄉親詢問“啥是佩奇”，最后靠在城里做過保姆“見過世面”的親戚幫助才實現了孫子的愿望。兩種觀眾看似立場相反，互不相讓，但筆者認為，他們恰恰用兩個相互“沖突”的不同視角，共同道出了“佩奇”的本質，和這只小豬能夠獨霸熒幕的真正原因。

一、“幼兒動畫”教孩子在家庭中做個“社會人”

《小豬佩奇》無疑是一部關于家庭的動畫，或者說是教幼兒如何在家庭中生活的動畫。幼兒動畫片一般來說承擔著早教功能，它們不注重情節的跌宕起伏，而是通過短小的系列故事、簡單的情節、色彩鮮明的形象、重復性的語言來幫助幼兒認知周遭的人、事物和基本常識。換言之，幼兒動畫幫助幼兒“社會化”——內化社會價值、學習社會規范和基本的生活技能，從“自然人”變成“社會人”。而在現有的主導生活方式中，獨立撫育子女的核心家庭（一父一母加上一個或多個子女）是最初的社會化場景。孩子從認識爸爸媽媽、了解自己和他們的關系、嘗試和兄弟姐妹相處開始，逐步走進并適應人類的社會生活。當下許多父母，或因為工作繁忙，無法全天候參與幼兒的生活；或擔心自己經驗不足，教育方法不夠科學，紛紛寄希望于動畫片等兒童喜愛的媒體產品，希望它們做孩子的“第二個老師”。但中國目前絕大部分流行的動畫作品都以學齡兒童為目標觀眾，缺少幼兒動畫，或許部分因為這個原因，英國動畫片《小豬佩奇》在中國大火，甚至成為育兒“剛需”。在這個意義上，小豬佩奇的確是個“社會人”。

小豬佩奇和愛她的家人——豬爸爸、豬媽媽、弟弟喬治生活在一棟房子里，有時會和幼兒園的小伙伴玩耍，或者去看望外公外婆。在這個簡單的場景中，她通過游戲或犯錯不斷獲得新知識：“穿上雨靴才可以踩泥坑，不能把自己弄臟”、“下雪天出門要戴帽子”“生日要全家人一起過”“聽爸爸媽媽話多吃蔬菜”等。和國內比較流行的科普類動畫片不同，每集只有5分鐘的《小豬佩奇》很少講解知識，而是專門關注小豬以家庭為中心的日常生活。動畫片的澳門版譯名干脆就是《粉紅豬一家親》。在這部動畫流行的幾年間，不斷有家長表示“看了《小豬佩奇》，孩子見到爸爸媽媽會問好了”“《小豬佩奇》讓孩子變懂事了”“佩奇教會了女兒照顧弟弟”等。

當然，也有家長對《小豬佩奇》的教育效果不甚滿意。在2017年，一位母親在微博上吐槽自己的孩子看了《小豬佩奇》后天天跳泥坑、學豬叫，引起大量共鳴。無獨有偶，在“佩奇”的原產地英國，也有不少父母和兒童心理學家在密切關注小豬佩奇是否是一個合格的正面榜樣。例如，關注育兒領域的知名媒體人Naomi Greenaway就發文稱佩奇經常跺腳、吐舌、欺負弟弟，對于孩子影響很壞，她的孩子甚至模仿佩奇的口吻和小伙伴吵架；育兒專家Karen Phillip警告父母，讓孩子長時間觀看小豬佩奇會影響感情能力；哈佛大學的醫學家Marc Wildemberg甚至針對“觀看佩奇是否會導致自閉癥”開展了一個課題。和“小豬佩奇”聯系在一起的關鍵詞，既有“學習”、“成長”、“交往”、“溫情”，也有“不尊敬”、“反社會行為”、“逆反”、“多動癥”、“自閉”……讓一部每集情節都能在兩句話內概括的幼兒動畫為如此五花八門的心理問題負責，草木皆兵得甚至有些好笑。不過，盡管“小豬佩奇”到底是個好榜樣還是壞榜樣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對于這個問題的密切關注，折射出部分父母同樣的期望：希望孩子能夠從幼年起形成健全，甚至完美的人格，不要受到任何不良影響。

二、“佩奇熱”背后的教育焦慮

讓我們更具體一點：《小豬佩奇》大討論的背后，是收入較高的城市中產父母家庭教育中的“完美期待”。《小豬佩奇》目前已經在180個國家和地區播出，盡管它的知名度日益擴散，但受眾的主體仍位于城市的電視、電腦或移動端上。對觀眾進行進一步階級分析難度較大，相比之下，《小豬佩奇》的內容能更容易地反映它的受眾定位。佩奇一家生活在周圍環境優美的獨棟別墅里，爸爸一個人工作就可以養活全家；全職主婦媽媽精通法語、擅長小提琴，經常健身、跳舞，永遠妝容精致；而外公外婆（中文版誤譯為爺爺奶奶）則是真正的“豪門”，擁有私人游艇甚至私人小火車。據英國網友說，英文版中佩奇的外公外婆都有濃重的貴族口音（posh accent）。顯而易見，佩奇這個社會人即將進入的，是社會的中上層。

雖然觀看動畫片的孩子未必能意識到片中的階級符號，但這些符號顯然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他們。而家長對《小豬佩奇》的定位則有更明確的認識。《小豬佩奇》在中國，最早很大程度上是作為英語早教教程在家長中流行。很多家庭購買原版光碟，或參加播放《小豬佩奇》的英語沙龍，來讓孩子學習“地道倫敦腔”，而不僅僅是如何做個好孩子。如今越來越多的中產家庭選擇讓孩子在海外接受大學甚至中學教育，然而國內的英語教學系統卻不能滿足他們對“原汁原味”“語感語境”的需求，因此國內市場對英文原版兒童音像制品的需求越來越大。據外媒對某大型外貿公司進口部門負責人的采訪稱，自2013年以來，進口原版兒童出版的銷售量每年都會翻上一倍。小豬佩奇，毫無疑問是其中的大熱門。

對孩子寄予厚望的父母當然也會對兒童教育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焦頭爛額。從胎教到早教、從擇校到陪讀，不僅要全力以赴培養孩子全面發展，還得提防方法不當導致孩子產生將來會怪罪“原生家庭”的種種問題——育兒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難是當代城市父母共同的話題。年輕的80、90后父母們一方面在比較中對孩子的教育充滿焦慮：“小豬佩奇這樣的電影，英國有，咱們沒有，這是咱們教育的問題”這是很多選擇“小豬佩奇”的父母的觀點；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很困惑：我們小時候都是“散養”也一樣健康成長，為什么這屆孩子這么難帶呢？

三、中產與“童年”的發明

追溯到根源上說，因為兒童教育中的各種問題，以及“兒童”這個概念本身，都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城市中產出現而產生的。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起，哪里形成了中產階層，哪里就會出現大批望子成龍的父母，希望通過教育讓自己的孩子成為更好的、最好的。

是的，“童年”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自然階段。歐洲中世紀，7歲就算作成年，可以去當學徒，參加勞動。在中國，士大夫家的孩子從小學習成人的社會禮儀并準備科考，勞動人民家的孩子則需要盡早協助耕作。雖然社會對待年幼者一般更寬容，但不存在我們今天認為“無憂無慮”、“天真爛漫”、“遠離成人世界污染”的“童年”。文化批評家尼爾·波茲曼在其成名作《童年的消逝》中回顧了兒童生活在成人世界，和他們聽一樣的故事、做一樣的游戲的時代。在抗生素被發現前，兒童死亡率較高，很多文化甚至會避免對嬰幼兒投入過多精力、情感來減輕可能的喪子之痛——據波茲曼考證，英語中至今仍然用指物的第三人稱“it”指代嬰兒，就是這一習俗的遺存。從“小東西”直接進入成人社會，這中間沒有“兒童”階段，也沒有今天父母們為之焦灼的說話、識字、排便、自理等訓練。

讓“兒童”出現的，一是文藝復興時期興起，和印刷術一同擴散的人文主義。對人本身的關注和培養“大寫的人”的理想讓人生的最初階段獲得重新審視。二是殖民擴張和科學發現時代的知識大爆炸，上流社會繼承人需要獲取更多信息才能實現統治。在歐洲，上流社會對識字要求越迫切的地方，一般來說“兒童”概念誕生得越早，最早倡導嚴格的小學教育的英國，也是社會最早接受作為人生階段的“兒童”的國家——這里的兒童作為尚未獲得必要知識技能的人，需要加以訓練才能融入成人社會。由此看來，來自英國的《小豬佩奇》風靡全球或許并非偶然。

而最重要的第三點，是中產階層的興起和中產核心家庭的出現。和傳統社會的婚姻、家庭建立在經濟協作上不同，新興城市中產家庭只有男性工作。為了維護建立在不穩定的經濟基礎上的婚姻，愛情和親情在中產價值觀中被抬升到了神圣的位置。正如《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一書所言：“中產家庭新觀念的第一塊基石是夫妻，第二塊基石是父母”。從16到18世紀，盧梭等教育改革者針對如何在充滿愛的家庭環境中培養出類拔萃的個人，而不僅僅是社會螺絲釘，進行了大量詳細、繁復但影響廣泛的論述。當然、中產父母熱心教育，不僅是出于對子女的愛和培養理想個人的愿望，還有更實際的考慮。中產階層的社會地位并非固若金湯，父母不能給后代提供可繼承的貴族頭銜，其他方面的遺產也比較有限。雖然如此，從資本主義精神中汲取向上動力的中產仍然盼望后代實現進一步的階級越遷，跨升到不用擔心向下流動的上流社會去。因此，他們對孩子的期待不是簡單的“健康成長”、“立足社會”，而是盡可能地發展能力、獲得成功。為此，父母一邊逐漸拉低教育開始的年齡，一邊不惜增加教育投資、延長兒童進行脫離社會的教育的年限來獲得更好成果，

“體面”、“不穩定”、“野心勃勃”、“投資教育”……這樣的描述適用于18世紀的歐洲，也幾乎同樣地適用于今天的城市中產階層父母。世界經濟的頹勢、公共福利領域全面后撤、龐大的競爭群體，甚至僅僅是時間的推進都使今天的父母面臨的競爭更加嚴酷。2018年，一篇名為《母職的經紀人化——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母職變遷》的學術文章成為網絡爆款。作者楊可將中產階層母親在子女教育中的角色比作明星經紀人的工作——策劃、包裝、運營，看似聳人聽聞的觀點卻收獲大量母親（也包括父親）的強烈共鳴。在教育策劃案中，觀看《小豬佩奇》，學做一個踩泥坑前要穿上雨靴的得體“社會人”大概只是最容易的一種成就。

四、有沒有其他方式做個“社會人”？

歸根到底，這只看起來天真無邪的粉紅色小豬的故事，既是關于家庭，也是關于城市，更是關于中產階層日益加碼的教育競爭的。宣傳片《啥是佩奇》有意無意透露出來的“城里人的高貴”，或許不是中國導演張大鵬的發明，而是這部動畫“原裝進口”的精神內核。隨著互聯網移動端的普及，越來越多身處農村的孩子也可以抱著手機“笑出豬叫”。李玉寶大爺用擴音喇叭廣播“啥是佩奇”的尷尬場面將越來越難出現在生活中。與此相比，更令人尷尬的或許是，動畫片中悠閑自在、錦衣玉食、天堂般的家庭生活場景和多數農村兒童父母在外打工、家庭經濟壓力大、上學難的生活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當然，面對一部作品，孩子發揮創造的能力不可低估，最早流行于快手的“小豬佩奇社會人”就是對“佩奇”形象很有意味的改編和挪用，這一點已經有很多文章討論過，就不再贅述了。我們可以做的是，在走進電影院，和全家人在其樂融融的氛圍中欣賞中產“美好生活”的同時，思考一下這個問題：成為一個“社會人”，還能不能有其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