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以極高的史料價值，素為學界所重，然其存世版本眾多，形態(tài)復雜。1961年，復旦歷史系受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組委托，指派青年教師陳匡時整理《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十二冊（油印本），后者參校上海圖書館藏《初稿》陳叔通等批校本，窮兩年之力，完成整理工作。此“復旦校注本”交給書局后并未出版，長期湮沒無聞，這也成為陳匡時“大半生來一個難解的心結”。近年隨著俞國林《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王立誠等編《陳匡時先生與梁啟超年譜長編——檔案文獻與歷史》等資料的披露，這樁學術公案之來龍去脈漸漸明朗。2024年6月，筆者有幸拜訪時年九十一歲的陳匡時本人，對他的梁譜整理工作及近代史研究有了更深的一層理解。

梁譜“復旦校注本”的來龍去脈

（一）中華點將、復旦接手

據(jù)“《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專檔”，目前可見發(fā)起動議的第一函，為1961年11月3日“中華書局近代史組”致復旦大學胡繩武、金沖及函，內稱：

《梁啟超年譜長編》，外間要求頗急，我們計劃在明年出版。前次李侃同志在武漢開會時，曾向您們說及此事，并蒙同意擔任校訂、增補工作。劉德麟同志對整理工作提出的初步意見，也已送請參閱，未悉尊意如何？可否在近日內將您們對這一工作的具體意見（整理方式、完成時間、是否需要補充材料、如何增補等等）見告，以便商量。

按，李侃（1922-2010），時為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組組長。1958年金燦然擔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后，提出中華書局要搞近代史圖書出版，從歷史編輯組析出歷史二組，后改稱近代史編輯組，張靜廬任組長。同年７月，李侃從商務印書館調到中華書局近代史組，主持編輯組全面工作。1961年張靜廬退休，李侃任近代史組組長，盧文迪為副組長，編輯有劉德麟、趙仲蘭、何炳然、段昌同、胡宜柔、段雙生等人（《我與中華書局》，收入《李侃史學隨筆選》，中華書局2008年，610頁）。

據(jù)盧文迪撰寫的情況說明：“《梁啟超年譜長編》以史料價值較高，打算出版。61年8月19日總編室通知，此書已由田家英同志看過，同意出版，但不加刪節(jié)，內部發(fā)行。”（《盧文迪關于陳匡時整理〈年譜長編〉的說明》，1964年5月8日）1961年10月，李侃赴武漢參加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活動時，與復旦大學胡繩武（1923-2016）、金沖及（1930-）面洽，商及重新整理《梁啟超年譜長編》事，并得到后者“同意擔任校訂、增補工作”的允諾，故11月3日去信咨詢“具體意見”，同信并提出“請您們兩位撰寫《梁啟超》一書，亦請慨允”。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留影（1961 年10 月21 日，武漢）

胡繩武、金沖及當時均為復旦大學歷史系青年教師。按1952年院系調整，教育部規(guī)定綜合性大學的歷史系都要開設中國近代史的課程，復旦歷史系在當年成立中國近代史教研組，由陳守實為教研組主任，成員則有胡繩武、金沖及二人，后來陸續(xù)增加戴學稷、趙清、陳匡時、張遵驤、余子道、黃美真等（金沖及：《合作數(shù)十年的老大哥胡繩武》，收入《經(jīng)歷：金沖及自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3年，第188頁；另據(jù)金光耀老師提示，“1952年成立的是中國史教研組，近代史教研組要到1955年秋季才單獨成立”，此處待考）。

劉德麟（1925-2023），浙江吳興人，中華書局資深編審，1957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歷史系，同年進入中華書局工作，1990年退休。他也是中華方面梁譜整理工作的主要參與人，當時提供了書面的“初步意見”。以上可見1960年代梁譜再版計劃啟動之初，即具有濃厚的“復旦”背景。

1961年12月1日，胡繩武復函李侃，附信“寄上我們教研組陳匡時同志起草的‘關于重印《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補充意見’（系指對劉德麟同志原草案的補充），請你們提意見，并對今后如何具體進行工作，予以指教”。復旦方面正式確定陳匡時擔任梁譜長編的整理工作。

《李侃史學隨筆選》，中華書局2008年

《經(jīng)歷：金沖及自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3年

陳匡時于1956年復旦歷史系畢業(yè)留校，1960年曾發(fā)表論文《關于對梁啟超的評價問題簡介》（《學術月刊》1960年第2期），這可能也是他正式發(fā)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雖然文章主旨在于“分析和批判梁啟超的政治思想”，但處理“舊史家”相關言說相當熟練和全面，表明作者對于梁啟超著述及其傳世情況多有掌握，文中言道：

解放前的舊史家們對于這個作為政治人物梁啟超及其政治思想，尚沒有作過認真的系統(tǒng)的分析和批判。在整理方面，《飲冰室合集》的出版只是極初步的[地]提供了研究資料。直到解放前幾年，梁的后人及朋友才主持了和整理了篇幅較大的《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這個年譜在編寫和整理方面并沒有越出舊式的觀點和整理方法，但卻集中和保存了大量的和有些是很重要的研究資料，為后來研究梁啟超者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關于《年譜初稿》，又有注釋說明：“據(jù)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叢刊的書目解題中說，此年譜系稿本，梁思莊先生藏。上海圖書館和復旦大學都藏有該年譜的油印本（上海圖書館藏的是有當事人批論批注過的）?！睋?jù)復旦歷史系近代史教研組《科學研究與教材之計劃》，胡繩武在1959、1960兩年的工作計劃是“完成辛亥革命史與梁啟超傳”，陳匡時在1960年則是“梁啟超傳，協(xié)助教研組搜集史料”（《歷史系一九五八—五九學年度各種方案、規(guī)劃和計劃（附58—62年工作規(guī)劃綱要）》，復旦大學校史館藏，案卷順序號：25）。陳匡時在梁啟超研究和史料方面已有不少積累，這大概也是胡繩武、金沖及將梁譜整理工作指派給他的重要原因。

陳匡時：《關于對梁啟超的評價問題簡介》，《學術月刊》1960年第2期

《科學研究與教材之計劃》，《歷史系一九五八—五九學年度各種方案、規(guī)劃和計劃（附58—62年工作規(guī)劃綱要）》，復旦大學校史館藏，案卷順序號：25

由陳匡時起草的《對重印年譜的一點補充意見》（1961年11月），就劉德麟原建議有所商榷補充，提出“底本問題”“刪節(jié)與否”“一些政治問題”“建議直排”“附錄問題”“旁注”“目次”“其余標點、分段、引文、注釋”等八點意見，并一一具體說明。如“底本問題”，陳匡時注意到上海圖書館藏陳叔通等批校本（即前揭論文提及“有當事人批論批注過的”的油印本），強調各類眉批、夾注和題跋的史料價值，相應提議：

增加上海圖書館所藏修改本（油印）作校補用。具體做法，仍用油印本為底，若上圖藏本有刪者不刪，有增者則視參考價值大小予以全錄或摘錄，添入頁注。這樣，在內容上更為充實。上圖修改本系陳叔通先生所贈，有梁的后人及同時代親朋輩眉批、夾注和題跋，所以對于油印本初稿的錯誤和失實處，會有進一步校正。

劉德麟意見書頗具政治敏感，言及年譜中“反共和民族問題”，擔心“是否會涉及現(xiàn)實的政治影響或梁的后人是否同意重印”；陳匡時則更關心年譜的“使用價值”，“補充意見”堅持認為：

這一部分正是研究梁的政治活動和思想發(fā)展關系較大，而且也是年譜中比較重要的部分。如果考慮刪節(jié)，則年譜使用價值就會降低，研究工作者也不得不重新利用年譜油印本，進而使重印的目的也會部分的達不到，形成研究者又要交叉地使用重印本與油印本的困難。這一點，請考慮。（批示：要請示）

年譜初稿因總體份量較大，又引起是否必要“刪節(jié)”的爭議，陳匡時也從“主要是供研究工作者參考和使用”的角度出發(fā)，認為“還是保留年譜本來面目為宜，僅作一些技術上的改動；另外，刪節(jié)的要求與界限也極難劃分與掌握，弊病較多”。

再則，為年譜更加方便利用，陳匡時主張因事制宜，制作多種“旁注”“頁注”與“附錄”，表示“原建議要求人名、字號、暗號別為一表作附錄，我們覺得不如隨時列入頁注為宜，以便閱覽，不令讀者往返翻閱”,“年譜份量較大，附一簡明活動及思想年表，以便閱者查考”（《對重印年譜的一點補充意見》）。據(jù)李侃批示：“此書，不必要求過高，整理也不需要很復雜?！保?961年12月7日）在中華書局重印梁譜的考量，整理工作似乎是偏技術性，“不必要求過高”，但從陳匡時的“補充意見”看，其秉持學術工作的嚴要求和高標準，必然會將這一工作“復雜化”。 

陳匡時：《對重印年譜的一點補充意見》（1961年11月）

本年，陳匡時在接受訪問時，就梁譜整理的緣起回憶如下：

中華書局的李侃先生和胡繩武先生不知道什么原因，說讓陳匡時整理，四十多萬字。

這個事情可能是中華書局的李侃負責，李侃與胡繩武先生講起這個事情，因為《梁啟超年譜長編》編好了以后油印了，之后給他所有的朋友都事先看過，許多人在上面批注，遇到熟悉的話、某個事情就會箋。因此這里面有很多注解，就編成一個注箋版。上海這個注箋本，里面有好多梁啟超朋友的加注，這個油印本就變成了一個（重要的）稿本，也被上海圖書館收藏。（陳匡時訪談記錄，2024年6月23日）

1961、1962年之交，李侃為推進這項工作，曾前往上海，與復旦方面人員面商。按當時計劃，陳匡時以《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36年油印本為工作底本，參校1958年臺北世界書局排印本及上圖藏批注本，前兩書均由中華書局寄給，然至1962年3月仍未收到。3月8日，陳匡時致函李侃稱：

關于年譜問題，自您回京后，我們一直在等候您把油印稿和臺灣（本）寄來，再進行。剛從繩武同志處看了您的來信，我們商量之后，認為油印稿我校只有殘本（不全），又不能毀掉，而臺灣本從未見過，所以若要整理“年譜”，確實需要你們將上述兩稿見寄。不知您的意見如何？致請早日復信。

陳匡時致李侃（1962年3月8日）

1962年3月13日，近代史組復函陳匡時，“將《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的油印本（十二冊）和臺灣本各乙部寄奉”，同信囑咐：“請從速著手整理，力爭在上半年完成才好。至為感盼。又，這兩部書，切請妥善保存，用畢即行寄回。在油印本上進行整理加工，亦請保持整潔，以免污損。”至此，《年譜》整理工作開始進入軌道。

（二）“《年譜》整理工作”的初步方案

1962年5月18日，中華書局近代史組致函胡繩武、陳匡時函，詢問進度：“前接來函，囑將《梁啟超年譜長編》油印本及臺灣世界書局本寄申，已于 月 日掛號寄奉，想早蒙察收，并已著手整理。邇來已進行多少？如何進行？便中尚希示知，俾可安排發(fā)稿時間。如能將加工好的先寄一部分來，更是企盼。”（此信起草人：劉德麟）同信并提及上海圖書館藏批注本，正式建議以“腳注”形式補入——

湯志鈞同志最近來信，提到上海圖書館藏有徐勤、何擎一等浮簽批注過的梁氏年譜（此時[事]您們也曾談及過），建議補入。我們認為最好作為腳注，而不動原文。這僅是初步意見，提供參考。

1962年7月4日，陳匡時復函近代史組：

來信收到了。《年譜》整理工作已在進行，預計全部工作定能在年內完成。整理工作是依李侃同志來滬時所指示幾點進行的，嚴格遵守保持《年譜》原來內容這一原則。

信中就目前整理進度，提出兩個問題， 即（一）“附錄要求有一個著作目錄的內容，應包括哪些？”（二）“某些編輯體例上混亂地方的刪改問題。請答復解決。”關于“刪改”問題，陳匡時表示慎之又慎的態(tài)度——

因為“有刪改”，研究者將來使用時就勢必產(chǎn)生“不放心”的感覺（目前古籍整理工作亦有存在著刪改得不很恰當?shù)睦?，更影響這種看法），若“不放心”這種“刪改”，而去查原油印稿，豈不更使他們增加不便。所以覺得這“刪改”的地方雖無關緊要，但是否太好，原編者（趙豐田尚健在）及譜主家屬、朋友是否有意見，這一點也要體察。

陳匡時致近代史組（1962年7月4日）

1962年7月18日，近代史組就以上兩個問題，給予正式回復：（一）“原要求編一梁氏著作目錄作為本書附錄，既嫌龐大而又不易全面，可如尊意，不必另編?！保ǘ瓣P于原書中雙重出注，僅取其一，我們以為這并不能算作刪改，如在‘出版說明’中加以交代，似亦不致使讀者‘不放心’”。同信提出“如能將已整理好的部分，先寄示若干，更是企盼”（寄“上海復旦大學6舍19號”）。

總括而言，“復旦校注本”的工作，主要有幾個方面：一則“校”，年譜各類引文的?？?；再則“注”，對其中不易解的人名、專名做必要注釋；三則完整迻錄上圖藏陳叔通本的“批注”內容。在1962年9月16日致近代史組函中，陳匡時論及“《年譜》的校點”問題，頗能反映其史料學觀點：

（1）凡正文和書信等部分無法找到其他資料核對的，與臺灣本互校。

（2）引用梁啟超文字的，盡可能用最初發(fā)表在期刊上文字（第一次發(fā)表的，如用《清議報》就不用《清議報全編》），其次才用《合集》或乙丑本《文集》校。

（3）年譜中“上諭”“奏折”引文大都抄自《國聞報》或梁的《戊戌政變記》之類，錯訛較多，現(xiàn)盡可能一一據(jù)《實錄》等查對。

（4）引用今人筆記、日記部分，上海地區(qū)能找到的也盡量找出查對（如孫寶瑄《日益齋日記》，最近獲知上海圖書館收藏有原稿本；但如王照《水東集》，上海沒有，將來要向北京圖書館借閱）。

（5）《年譜》所引梁文出處，是注出乙丑重編《文集》本卷、頁的，我在校點覺得不便，不如一一改成《合集》中《文集》或《專集》之xx為宜。而且在前面幾本已開始改動。我的理由是：第一，經(jīng)核對，乙丑本《文集》的篇目已全印收入《合集》中，而《合集》錯字也較少；第二，與《年譜》所引乙丑本《文集》的以外各文，亦可以統(tǒng)一改為《合集》本的頁碼，以利讀者。目前讀者引用《合集》是最多，而《合集》發(fā)行量也較大。這是主觀的做法，是否對頭可行，請即考慮，以便將來返工。

陳匡時致近代史組（1962年9月16日）

鑒于中華書局來信提議“將上海市圖書館藏本中陳叔老等批改之處作為頁末注（腳注）”，陳匡時對該藏本情況進行了深入的走訪調查，在掌握版本源流的前提下，全行抄錄“批改”部分。他對此有專門說明：

上海圖書館所藏批改本《年譜》系陳叔通先生所贈。這個本子是準備修訂、刪節(jié)后出版的，主持者林志鈞，年譜第十二冊后有林的箋注“民卅六年六月八日覆看畢”（林數(shù)年前在北京病故）。這些修改箋注部分，我在最近集中了較多時間，去市內圖書館一一抄錄下來，準備今后校注之用。

最近同時也詢問了顧廷龍先生（上海圖書館），承他對年譜整理提出許多寶貴意見，他還說陳叔老過去與他通訊中也提起年譜問題。顧先生并介紹上海方面尚有劉厚生先生與梁較密，但劉老先生已九十多歲，去年冬天以來已有些神志不清，難以詢問，甚為遺憾。梁的親友故舊主要在北京，其所遺書札又收藏在北京圖書館，今后的工作的進行，是需要您組同志的經(jīng)常指點和大力幫助。

關于“注釋”方法，陳匡時起初并未在作為工作底本的“油印本”上直接操作，而是先一一抄在“另本”中。為此，致近代史組函也有所咨詢：“目前的頁注寫在另本上，因為冊數(shù)較多，前后可能互見，又怕遺漏。暑假中祁龍威同志來滬，教我用紙片夾注。因為我缺乏這方面的經(jīng)驗，不知哪種對排版有利，特為請教。” （《陳匡時致近代史組》，1962年9月16日）按祁龍威（1922-2013），時為揚州師范學院（今揚州大學）歷史系教師。

為更有效率地推進整理工作，陳匡時注意調查《年譜初稿》的史源和具體編纂過程，故而希望通過中華書局與原編者趙豐田取得聯(lián)系。他說：“目前校注中的資料有少部分尚未見到或一時似難以找到，主要是一些近人回憶和當時報章上文字，而且也不知去什么地方找尋（報紙文章為汪洋大海），最重要的對年譜編寫過程以及所引用資料的情況尚不甚清楚，工作中總帶有許多盲目性，所以迫切需要請教趙豐田先生?！碑敃r提出想了解的兩個主要問題：

第一、年譜編寫的經(jīng)過大略，丁文江生前是否已編好，或編定多少。

第二、年譜引用過或搜集到的資料主要有哪些？其中較重要的珍貴的資料目前流失、保藏情況怎樣？

就客觀條件而言，陳匡時的工作環(huán)境是艱苦的。上海地區(qū)所藏梁啟超資料不算充分，他在教學之余從事《年譜》整理，時間原本有限，為了參校上海圖書館藏“批注本”，每每需要從復旦長途跋涉到市內看書、抄書，奔波勞頓可想而知。陳匡時回憶說：

原來上海圖書館，最早一部分是鴻英圖書館（筆者按：建國后改稱上海市報刊圖書館，1958年正式合并為上海圖書館），它的館長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他拿出這個東西作為稿本讓我看的。我看了以后，就來整理，把里面批注的東西都整理出來。這個東西，我搞了快兩年，我從復旦到上海圖書館，南京西路那個，這兩年我有很多時間都到上海圖書館。

這個稿本，也不能在我手上，因為這里面有?？钡膬热?，上海圖書館作為一個特別的東西（機構），一般的人不能看。當時我因為是整理，就每天跑到它那里去。

那個鴻英圖書館的館長，老先生很有名，名字我一下子想不起來了。我找到了他，他很好，帶我到他一個特別的房間看這個稿本?？锤灞疽院螅揖桶焉厦嫠械呐⑷空沓鰜?，而且給有關的人物寫了小傳，把這些人整理出來。因此有兩年的時間花在這個上面。我沒有最后完成這個稿子，但基本上已經(jīng)弄好了。（陳匡時訪談記錄，2024年6月23日）

至1962年9月，也就是距這項工作啟動半年后，整理進度已近完成三分之一，陳匡時向中華書局說明如下：

綜合以上情況，前一階段工作進展較慢是有許多原因的，而主要的在于校勘需用資料分散，集中查閱費力，逐字校對，所用對校本子較多，費時，在注解上化[花]的時間也不少，主觀上能力也有所限制。目前除全稿準備了資料外，逐本校對有的已校了四冊，約占三分之一。想以后進度會快一些的，爭取早日完成，還是需要你組諸同志多多幫助指導！現(xiàn)在我的工作許多資料，要到市內上海圖書館去查閱。（《陳匡時致近代史組》，1962年9月16日）

同年9月25日，中華書局回信，就《年譜》整理待定各節(jié)，一一答復如次：

梁譜主要工作有二：一是校，二是注。校勘工作，除改正錯字外，關于引文的校核，我們的意見是：凡政論文字，最好以最初發(fā)表時的報刊為準；學術著作，則以最后之結集（即民國廿五年中華版“飲冰室合集”）為準。注釋工作，主要是對信札中涉及的一些人物及不易理解的“隱語”等，略加說明，俾便參考。

此事工程頗為艱巨細致，以一人之力進行校注，定有諸多不便，請您盡力而為，實在索解為難、材料不夠之處，可暫付闕如。

頁末注如果經(jīng)校訂無誤，清抄后可用紙片夾注。如果僅系草稿，還以另本寫出為好。總之，在排版以前，要做一番校核整理工夫也。今后，如有問題，當請隨時聯(lián)系。

（三）梁譜整理被納入《梁啟超集》總規(guī)劃

針對9月16日陳匡時來函，李侃批示：“請文迪、德麟同志研究一下，有何意見？此事與梁集如何結合？”（1962年9月21日）按“梁集”，即《梁啟超集》。1962年8月1日，由吳晗出面邀集梁思成等八位同志座談討論后成立領導“《梁啟超集》編輯小組”，并議定若干基本原則和辦法。10月6日，借調河南省歷史所趙豐田到京，工作小組正式成立，開始辦公。小組成員四人，王代文（中華）、趙豐田、李國俊、王宗虞（以上三人河南省歷史所），具體業(yè)務由趙豐田負責；負責領導有丁樹奇、李侃、魏文敏，故又稱“七人小組”。 同年12月17日，梁思成托人將《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原稿二十二冊（即“長編之長編”），送到中華書局《梁集》編輯室， 此原稿想是為編纂《梁啟超集》而交來，并不是為出版《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之用的。因為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專檔”里沒有任何信息提到過這部資料（俞國林：《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述略》，《仰顧山房文稿》，142頁）。

1962年9月25日，中華書局近代史組致函陳匡時：

為了整理梁啟超的全部著作（包括年譜），此間并著手成立一個小組，并請趙豐田先生具體負責整理工作，約于今冬明春可以開始進行。我們很希望您能參加，共同商量。整理《年譜》中未了之事，亦將有此小組研究介[解]決。年內如能初步竣事最好，但亦不必勉強趕任務，免得過于疲勞也。

此函通知陳匡時成立“《梁啟超集》編輯小組”的消息，并邀請參加，“共同商量”，可見至此《年譜》整理工作已被納入《梁啟超集》的總體規(guī)劃。12月28日，陳匡時復函，就“梁集”編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關于整理梁啟超全部著作的報道，已在《簡報》中看到，這對于我們從事史學教學和研究的同志來說，是一個好消息。來信提起希望我參加商量問題，我自問能力、學識都較差，又是初學，可能幫不了什么忙；只是興趣尚濃（整理《年譜》也是不自量力了），所以今后在這方面只要我能力所及，或上海方面的資料（如上海圖書館藏汪康年信札中有梁的信）一定為整理梁著工作出一分力。

近年來，我主要是注意了梁的政治論著方面，在搜集他的《合集》以外論文和對著作進行年代的排比，這些主要是結合我的科研時所做的，看過報道，因此有如下想法：

從年譜長編來看，我個人的想法，梁的書札很重要，而主要藏在北京，如能先選擇整理出版，這是最急迫的。因為《合集》對梁著搜集是相當完整的了，排印得也不錯（我以為它能代替乙丑年[1925]編的《文集》），印行量大，非近代其他人物如章炳麟、康有為或孫中山（孫的集子主要不全）可比。我系有些先生亦有這個看法。當然這僅根據(jù)它的迫切意義來說，全部梁著的整理仍是很需要的，對于科研將是一個推動。（《陳匡時致近代史組》，1962年12月28日）

同信附識，將年譜已經(jīng)完成的部分，即“初步校勘和加注過”的第三、四冊寄送中華書局審閱，李侃批示：“此信待稿來后再覆。稿來后我翻閱一下，即送梁集小組?！?span style="color:#7f8c8d;">（1963年1月3日）此時《年譜》整理稿的審閱工作已統(tǒng)歸“梁集小組”負責，而《年譜》后續(xù)出版也與《梁啟超集》捆綁在了一起。

陳匡時致近代史組（1962年12月28日）

至1964年4月，年譜全數(shù)整理完畢，陳匡時將“其余十冊”寄呈中華書局時，對于出版前景已經(jīng)不甚樂觀，只能委婉地作出如下表示：

在去年的來信中，承告知：你局已成立專門小組，并說趙豐田先生具體負責“整理梁氏著作，年譜的出版亦須與《梁集》一并考慮”。去年暑假中，胡繩武同志亦告知同樣意見；整理年譜的工作亦只是你們整理工作的初步基礎。我完全同意你們的意見。我現(xiàn)在所做的工作，只是極初步的，加上為學力、精力所限，完成得亦比較粗糙。我覺得，只要這個初步整理的東西，于你們的整理有助一二，能為學術界提供研究資料盡一份力，即達到初步整理的目的。

今后我希望能與你們保持一定的聯(lián)系，在許可和方便的情況下，能不時地讓我了解《梁集》和《年譜》的整理和出版情況，以利本人的科研工作的進行。（《陳匡時致近代史組》，1964年4月16日）

（四）“復旦校注本”第三、四冊及趙豐田的“審閱意見”

如前所述，“復旦校注本”分兩次向中華書局交稿，第一次是在1962年底，陳匡時所寄呈者為《年譜》第三、四冊，信中交代：

《年譜》整理年內未能完成，要抵到明年春天了。因為教學工作較緊張時我把它擠一下，連續(xù)性較差，依靠假期才能有連續(xù)性。我想爭取寒假校完，下學期初注完（主要的注，有些需要再找資料），這樣三月份大體上可以把初步的整理稿陸續(xù)寄給您們?，F(xiàn)在先把第三、四冊（初步?？焙图幼⑦^）寄給您們審閱，看看對頭不對頭。從校注原則到若干技術問題乃至文字不通等問題，請一一指出，以便把它整理得更好。（《陳匡時致近代史組》，1962年12月28日）

同信附錄《年譜》第三、四冊目錄，據(jù)陳匡時說明：“它的編制主要是以譜中內容為限，只能是輯出一個綱目，其中有些內容上的顛倒也未改正（在譜中已注明）。”第三冊附有箋條54條，第四冊29條。兩冊目錄如次：

第三冊 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1905年）  總251-342頁

1902年2月《新民叢報》（251）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發(fā)表，康梁在保教問題上的爭吵（255）  梁的“自立”主張與《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265）  《飲冰室文集》（第一次）出版和《新小說》創(chuàng)刊（274）  《新中國未來論》中政治主張的宣傳（276）  黃遵憲反對“民權自由”說（282）  始交蔣智由（289）

1903年2月 游歷美州[洲]，先至加拿大（292）  ?；蕰郯姆矫鏁T與橫濱方面會員之間的齟齬（294）  梁啟超的“言革”宣傳與?；蕰谕鈩窬柚P系（303）  5月，自加拿大到紐約，在美國游歷兩月（305）  12月，自加拿大返回日本橫濱（318）  《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答和事人》等文發(fā)表和梁的政治宣傳的新變化（318）  《新大陸游記》出版（321）（1904）

1904年3月（正月杪）以在香港開保皇會返國（322）  4月由港至滬，與狄平子等籌備出版《時報》（322）  6月《時報》創(chuàng)刊，梁作《時報緣起》發(fā)表于《時報》創(chuàng)刊號上（324）  康梁?；蕰肿釉趪鴥鹊拿孛芑顒樱?29）  著《國史稿》，成二十余萬言（332）  寫成《中國之武士道》和《中國國債史》兩書（333）  黃遵憲以肺疾卒與梁之悼文（336）  乙巳（1905）重編本《飲冰室文集》出版，采用分類條輯體例（340）  梁為清廷所派考察大臣端方代草考察立憲等奏折逾二十萬言（341）

第四冊  光緒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906-1907）  總343-434頁

1906年，仍居橫濱主持《新民叢報》（345）  ?；蕰趶V東進行商會和創(chuàng)立廣東公學等活動（346）  與《民報》繼續(xù)論戰(zhàn)（349）  8月，保皇會所派在京活動之梁鐵君事泄，為清廷所捕并被處死（352）  論清廷官制改革并主張組黨以“促成”清政府之“改革”（355）  創(chuàng)立政聞社的醞釀和活動（356）  保皇會改為帝國憲政會（367）

1907年，康有為在中、南美洲的經(jīng)濟活動（367）  為清廷法部尚書戴鴻慈擬定法部與大理院權限事的通信（367）  《新民叢報》停刊（1907.11）（374）  康有為弟子陳煥章在紐約發(fā)起昌教會的尊孔活動（379）  與楊度商議進行改良主義活動的聯(lián)合問題及分歧（383）  7月至上海待岑春煊未遇而返橫濱（413）  梁為政聞社作《上資政院總裁（溥倫）論資政院權限說帖》（422）  醞釀在武漢建立《江漢公報》和“江漢公學”的活動，終于未成（424）  討論整頓《時報》和廣智書局事（426）

“復旦校注本”第三、四冊目錄

針對《年譜》第三、四冊整理工作，陳匡時總結經(jīng)驗，在信中附有“幾點說明”。關于“底本”選擇與互校問題——

油印本與臺本互校，梁著引文已發(fā)表的，均參校《合集》，其中較重要的又直接對照期刊，也校出了若干錯字，均在注中說明。梁著未發(fā)表的或書信，一般只與臺本互校；與臺本有出入的，屬于明顯錯誤的改之，但有個別的當有問題，不敢擅改，因為將來出版時，可能不能注明？從已校對過的大部分《年譜》來看，臺本并沒有細細校勘過，往往油印本、臺本一起錯，甚至有的連《合集》也未核對過，有的則直接從《新民叢報》等期刊進行校對，才發(fā)現(xiàn)錯、漏等字。

關于上圖藏陳叔通等批校本中“箋注”“眉批”等文字的處理辦法——

上海圖書館藏批注本中，有用的箋注、眉批或校對出的錯字，亦一一插入，都用頁注說明之，因為有些箋注可能屬于回憶，間或有錯誤，或年代顛倒，不宜直接改之。已改錯字，較明顯的則不注出，一般也注明。批注本有刪改或擅改的地方（主要出于林志鈞手筆）則不采用。這工作前已在上海圖書館全部對校完畢。

關于“引文出處”的統(tǒng)一問題——

引文出處，已一律改為《合集》。此譜編寫時《合集》尚未出版，今天大量流行在各地重要的也是這種集子，學術界使用也較多，我想這可能對讀者是一個便利。《合集》中文集、專集冊數(shù)與編次不一致，則在附錄中編一個對照表就是了。

關于“頁注”，尤其人名隱語的注釋問題——

注，主要注人，尤以字號、里居及隱名等。錯別異字亦在頁注注出。對于第一□□□或人物的背景等，只有個別的地方才加以注釋。有些人與譜主關系較密，接觸年代較長，則準備在附錄列一譜中較多提到的人名、字號、里居的索引（包括隱名、暱稱等）。大部分人名都能注出，少數(shù)尚未注出，如第四本最后幾頁中提到的“龜山”，疑是指湖北漢陽的“龜山”，影射漢陽人某某，但一時想不起某某，也未查到（大概鄧孝可，但未查到）。這些是遺留的問題，可能尚有不少這類情況。不過有的不甚重要，無關大旨，也不必注了。

按陳匡時校注本在書信隱名考訂方面下了極大功夫。在1962年12月寄上初步整理過的第三、四冊時，尚表示“‘龜山’，疑是指湖北漢陽的‘龜山’，影射漢陽人某某，但一時想不起某某，也未查到”。至1964年4月，將其余十冊（第1，2，5-12冊）全部寄上，附錄“書信中代號及隱名索引”，已經(jīng)注出是“楊度”的隱名，同時為楊度隱名的還有“子云”。關于“隱名”考索，校注本創(chuàng)獲極多，整理附錄如下，以供方家參考：“土”“土頭”“元”“公路”“本初”“袁邵”“邵”“冢骨”——袁世凱、“山公”“山人”“公孝”——岑春煊、“覃溪”——翁同龢、“城北”——徐世昌、“二德子孫（孟德、翼德）”——曹錕、張作霖、“胡兄”——張作霖、“季子”——吳佩孚、“大樹”——馮國璋、 “老嫗”“西皇母”——那拉氏、“周公”——載灃、“巨源”“陶”——載濤、“老蘇明允”——載洵、“龍寓”——隆裕太后、“馬鳴”“蕭郎”——善耆、“?！薄板a”——錫良、“桐”——鳳山、“北江”“南佛”“長者”——康有為、“行者”“過庭”——孫中山、“叔度”——黃興、 “江陵”——張謇、“子云”“龜山”——楊度、“老虎”——徐懷禮（寶山）、“孝[考]亭”“晦翁”——朱慶瀾、“邵公”——何穗田、“肖公”——趙啟霖、“紫陽”——朱淇、“壯悔”——侯延爽、“亭林”——顧維鈞、“象山”（一）——陸榮廷、“象山”（二）——陸征祥、“劉豚”——劉學詢。（《陳匡時致近代史組》附錄《書信中代號及隱名索引》，1964年4月16日）

“復旦校注本”附錄《書信中代號及隱名索引》

《年譜》第三、四冊整理稿寄中華書局后，即交“梁集小組”負責人趙豐田審閱，在今“《梁啟超集》專檔”存有趙豐田所撰《翻閱復旦校注本〈梁譜長編〉（初稿）第三、四冊的一些初步意見》，概要錄下：

1.這樣加工的內容和方法就可以了，既基本上保持了原貌，又作到了校訂、目錄、注解、斷句標點、改定出處（乙丑本文集改為《合集》）和作注方法的加工等，已經(jīng)基本上達到對讀者負責和超過“臺本”的地步了。

2.就上述各項交工工作及其依據(jù)的質量（包括準備和充分程度）而言，約十分之八估計是好的和可以的，應該肯定的。但也有約十分之二是值得考慮的和商量的。

3.為了使這次加工工作作得更好一些，首先了解一下《梁譜長編》（初稿）的編寫過程和依據(jù)等問題，是有好處的。就個人回憶所及，簡述其程序和依據(jù)情況如下：……

4.關于復旦校注中值得考慮和商量的問題方面（可以肯定的方面從略）舉例如下：（1）可改可不改者，不可輕改，必須值得改和有足夠根據(jù)，特別是信札、電稿類，以未見原料（主要指上述第一批資料，兼指資料匯編）故也。例如：……

總體而言，趙豐田對陳匡時的整理工作評價不低。除了指出 “可改可不改者，不可輕改”的少量個例（按，原文只有（1），無（2）、（3）文字），他認為“復旦校注本”的質量“約十分之八估計是好的和可以的”，若與前代梁譜諸版本相比，“已經(jīng)基本上達到對讀者負責和超過‘臺本’的地步了”，這不能不說是很高的肯定了。

（五）“其余十冊”交稿而終無下文

陳匡時的《年譜》整理工作持續(xù)了整整兩年。1962年12月寄回“油印本”三、四冊，1963年3月18日寄回“臺灣本”，至1964年4月，油印本“其余十冊”完成整理，終于可以向中華書局交差：

1962年承交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工作。二年來，整理是在教學之余和假期中斷斷續(xù)續(xù)地進行，除1963年已寄上初步整理過的二冊（第三、四兩冊）外，現(xiàn)將其余十冊（第1，2，5-12冊）全部寄上，請查收。臺灣本《年譜》去年你局急信催用，已寄還，想早已查收。（《陳匡時致近代史組》，1964年4月16日）

陳匡時致近代史組（1964年3月18日、4月16日）

該信后附《有關年譜整理的情況》并《整理說明》（二頁）、《〈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目次》（九頁）及附錄《書信中代號及隱名索引》（四頁）三項。十冊中附有箋條總計兩百七十三條。據(jù)《整理說明》可知此項工作的總體情況，錄下：

一、《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下簡稱《初稿》）的整理是以油印本為底本。油印本共訂成十二冊，計一千二百六十八頁。據(jù)整理者所知，油印本以上海圖書館特藏部所藏的一部最有參考價值。這部油印本附有梁氏親朋后人不少箋條和眉批，從文字到內容又有認真的刪改，看來，它是準備正式出版用的。這次整理，就是在油印本的基礎上，把上海圖書館所藏油印本（以下簡稱《批注本》）中所有涉及年譜內容的眉批箋注都一一在頁旁注出，以供參考；但《批注本》刪改了的地方，則一律不作刪改，保持油印本原來的面目。

二、《初稿》編者在引用梁啟超論著時，均據(jù)192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文集》（線裝，共八十卷），僅在《年譜》最后幾冊中偶爾提到《飲冰室合集》（后者出版已晚在1936年了）。但《合集》所收論著遠較1925年的《文集》為多，目前又是各地圖書館容易找到的本子?？紤]到這些情況，在整理時，將《年譜》中有關引文資料出處，一律改成《合集》的頁碼，以利研究者查考。

三、《初稿》中引用梁啟超的著作文字，一般的均依《飲冰室合集》進行校對，尚未收入《合集》的和個別篇章文字則根據(jù)別的本子或原發(fā)表報刊文字校對。根據(jù)《合集》等資料校出《初稿》有錯漏等情況，則依《合集》本等改正，并在頁旁注明《初稿》原有文字；有疑問的地方，則只在頁注中說明，不作改動。

四．頁注的內容，除大部分是屬于校正文字和《批改本》附有的箋注和眉批外，尚有（1）個別的史實本身和編者在資料處理上誤置的地方，作必要的說明或考證；（2）《年譜》中引用的大量信函，是年譜中最有價值的部分，但有些信函在當時是密信，不便公開，所以對有些人使用了雙方知道的隱名、代號等，這些隱名或代號在整理時作了注釋，但以整理者所知為限。至于編者的觀點和方法，則未在頁注中說明，保持原來面貌，請使用者注意。

五、《初稿》原有新式標點，整理時又作了一番訂正；有些過長而未分段的引文，也重新分段分行；也改動了一些明顯的錯別字。這些地方都不再一一注明了。

六、《初稿》紀年，大致1911年（辛亥）以前用陰歷，1912年后基本上沿用陽歷（但亦有用陰歷，如888頁），整理時未加更動。

七、整理過程中，承上海圖書館顧廷龍館長及特藏部同志同意，借閱《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及有關資料，謹致謝意。

陳匡時：《有關年譜整理的情況》（1964年）

陳匡時：《整理說明》（1964年）

對于陳匡時的《年譜》工作，中華書局近代史組副組長盧文迪作有一情況說明：

陳匡時的整理工作，前后一年多，校對了上海圖書館的油印批注本，照《飲冰室合集》加注了出處，寫有說明，并編有目次，及書信書中代號、隱名索引，附有箋條273條，全書約60余萬字，擬參照古籍整理稿酬的最低標準每千字5角計算，合三百元之數(shù)。（《盧文迪關于陳匡時整理〈年譜長編〉的說明》，1964年5月8日）

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丁樹奇同日批示：“我想了解的是此書整理得如何。如果內部發(fā)行，是否即可發(fā)排？”次日批示：“燦然同志意見，還是看看整理質量，再決定致酬辦法為好。”

5月15日，盧文迪再次寫出說明：

復旦大學陳匡時同志整理的《梁任公年譜長編》，托李國俊同志看了一下。陳匡時同志主要做了如下幾件工作：

（一）采入了上海圖書館所藏油印本上梁氏親友和后人所加的箋注和眉批。

（二）以《飲冰室合集》和《新民叢報》、《清議報》等書刊對《年譜長編》中所引的梁氏原文，作了校對。這項工作做的還算細致。

（三）對梁氏原文中提及的一部分人名、隱名、代號等，作了注釋。這項工作很有用處，也花費了不少力氣，但不完全。

此稿全部六十萬字，根據(jù)以上情形，致酬三百元似乎是低了一些，是否酌增，請核批。

丁樹奇5月16日批示：“稿酬可以增加一些。在致酬的信中，需說明還不能出版的原因?！彼煸诤灠l(fā)此信時，將“三百元”上將“三”字改作“五”字（參閱俞國林《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述略》，《仰顧山房文稿》，153頁）。

本年5月6日，中華書局近代史組錢炳寰草擬致陳匡時函：

接四月十六日來信，并寄下經(jīng)您整理過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本十冊，以及您寫的說明、目錄、代號隱名索引等件，均照收到無誤，請釋念。

此項整理工作，花了您不少精力和時間，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礎，非常感謝！特另行匯奉人民幣三佰元[五佰元]，聊表謝意，即請洽收。

但同時告知目前“不擬出版”——

《梁啟超集》的整理和出版工作，①因梁氏文章很有一些涉及對外關系之處，而且這些文章早已為世人所熟知，加以刪節(jié)既多不便，不刪節(jié)又易引起誤會，因此勢將推延。這部《年譜長編》引用梁氏信札頗多，②這些信札多為《合集》所未收，您也可能未曾見到原件，這部分還須補做核對工作；③“梁集”小組還搜求了一部分趙豐田先生編《年譜長編》時所未見到的信札，也有必要加以補充。因此，《年譜長編》目前亦不擬出版。

該信經(jīng)書局領導批示后，于5月18日簽發(fā)。也就是說，作為《年譜長編》整理工作的回報，陳匡時收到中華書局五百元稿費，但是，“復旦校注本”的出版卻再無下文。

為什么《年譜》當時沒有出版，最直接的解釋可見盧文迪的情況說明：

陳匡時同志雖然作了以上許多工作，但還不能即行付排作為內部讀物出版。原因是：

（一）《年譜長編》中引用梁氏信札很多，這些信札，我們現(xiàn)在已搜求到，而陳匡時同志則是無法見到的，因而這部分的核對工作須補做。

（二）現(xiàn)在梁集小組搜求的梁氏信札，也有一部分是趙豐田先生編《年譜長編》時沒有見到。如果我們出版這部書，以把這一部分資料補充進去為宜。（臺灣本僅改正了油印本的若干顯著錯字，同時也錯排了若干字。且有刪改，尤其是不利于國民黨的言論。我們補充以新發(fā)見[現(xiàn)]的資料可大大超過臺灣本。）

（三）趙豐田先生有自行整理這部《年譜長編》的意思，此書如果出版，似以請趙豐田先生親自或由他委托他的助手來最后完成為宜。

因此，如此書決定作為內部讀物出版（我的初步意見可以考慮出版），建議仍請趙豐田先生來最后完成。

毋庸諱言，限于客觀條件，“復旦校注本”在資料補充方面確實存在不可避免的若干缺陷，但這還不是“不能即行付排作為內部讀物出版”的最主要原因，繼《年譜》整理被納入中華書局《梁啟超集》總體規(guī)劃后，趙豐田作為“梁集小組”負責人又有“自行整理”的意向，書局對于《年譜》“最后完成”及其出版的安排已轉移他人，陳匡時被單方面排除在外。另有一個更為剛性的制約因素，由于文化出版環(huán)境的變化，《梁集》編纂本身在此時也遭遇阻力，而被擱起。盧文迪報告對此亦有說明：

《梁集》小組亦于1962年10月間成立，并將“長編”納入“梁集”的出版計劃之中，現(xiàn)“梁集”暫緩進行，而此稿已整理交來，擬酌予致酬。（《盧文迪關于陳匡時整理〈年譜長編〉的說明》，1964年5月8日）

自1962年10月，趙豐田擬定《整理〈梁啟超集〉初步工作計劃（草案）》，有所謂“四步走”的計劃，至1964年初“第三步”基本完成，資料搜集已基本齊備，后續(xù)即為校訂編輯階段，但同時政治環(huán)境變化，“四清運動”逐步升溫，本年中華書局的古籍出版工作陷于停頓，《梁啟超集》亦難幸免（俞國林：《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述略》，《仰顧山房文稿》，177-179頁）。如盧文迪所言，“長編”已經(jīng)納入“梁集”，既然“‘梁集’暫緩進行”，那么作為“梁集”的一部分“長編”當然不可能單獨出版。陳匡時耗費苦心的“復旦校注本”也就從此深藏于中華書局書庫，至今難見其真容。

（六）余聲

2012年7月1日，中華書局編輯俞國林曾拜訪陳匡時先生，就當年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事，了解情況如下：

“文革”后期，“二十四史”重新上馬之際，有人提議出版《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復旦有人提出，要陳匡時自中華將書稿取出，交上海人民出版社。陳匡時拒絕之。

“文革”結束后，趙豐田派助手到陳匡時家，了解情況。

李國俊告訴陳匡時：“趙豐田是丁文江的助手，《年譜長編》是他們兩人編的?！?/span>

湯志鈞告訴陳匡時：“趙豐田要自己整理《年譜長編》。”

陳匡時說：“在上海圖書館整理《年譜長編》時，有些毛筆字是請顧廷龍、潘景鄭幫忙識別的?！?/span>

又說：“《年譜長編》中所引《清議報》資料，當時因為沒有找到原刊本，還得核實?！?/span>

又說：“‘文革’時，上圖藏本轉移保存在皖南的戰(zhàn)略倉庫?！?/span>

俞國林也曾就此事向中華書局資深編審陳錚先生了解過，情況如下：

“文革”結束后，趙豐田派助手來京，商談《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重新整理事宜，欲撇開原整理本，獨立承擔，重新整理，并希望中華提供“長編之長編”、“油印本”等，李侃未允。（以上兩段，均見俞國林《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述略》，《仰顧山房文稿》，第153-154頁）

陳匡時先生（俞國林采訪時拍攝，2012年7月1日）

俞國林：《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述略》，《仰顧山房文稿》，鳳凰出版社2020年

2015年，梁氏家族送交中華書局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22冊原抄本（“長編之長編”）得以影印出版，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劉東教授作為主編者，在序文中說：

在中華書局的促請下，大約是從一九六二年開始，復旦大學的陳匡時即著手?？?，以便重印大陸版的年譜油印本。這項工作經(jīng)過了兩年多的努力，至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宣告完成，并當即全數(shù)寄到了中華書局。所以，細心的讀者還不可不察，這個《梁啟超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或曰《梁啟超年譜長編·油印本》，又有個出自陳匡時之手的“陳氏?？北尽?，它至今還躺在中華書局的書柜里，而當時只是出于下述的考慮，才未能被書局順利印行出來。（《又讓任公復生一回——序〈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

所謂“下述的考慮”，實指前引《盧文迪關于陳匡時整理〈年譜長編〉的說明》（1964年5月8日）中提出的若干理由，中華書局當時決定《年譜》出版“仍請趙豐田先生來最后完成”。

劉東：《又讓任公復生一回——序〈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第一冊，中華書局2015年

對于“復旦校注本”的結局，事隔多年，時年九十一歲的陳匡時面對訪問，坦率談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油印本）全部整理好了，就交給中華書局了。當時胡繩武先生和李侃他們大概是那么想，沒有像現(xiàn)在合同啊簽名啊什么，就通過這樣一個關系，讓我就參加整理。但是到后來，“文革”來了，工作都暫停了。“文革”結束以后，過了好長時間，（中華書局）才說要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的人是梁啟超的學生，這個時候梁的那個學生（趙豐田）帶了他的學生，出面跟中華書局說他們來整理。在我開始整理的兩年過程當中沒有出來過，可是“文革”以后呢，他出來了，他的研究生（李國?。﹣碚椅?，我也不知道他要整理這個東西。我就把我了解的情況（指上圖藏“批注本”）告訴他，沒想到中華書局是叫他來繼續(xù)整理。事實上我整理這個本子，把上面有關的人物、注釋等等，花了功夫弄出來的，沒想到這個稿子給他們用了，后來兩次變成書（指《梁啟超年譜長編》1983初版、2009再版）以后，他們一概沒有給我。

我們沒有定什么制度，所以（出版社）直接就是不理睬我，就這樣子。到現(xiàn)在為止，這本書出版了以后，我還沒有看到這樣。按理來說應該寄給我。

梁啟超的這個學生，派了他的研究生來找我了解這個情況，但是沒有講他們接手了這本書，因此就出現(xiàn)了他們出了書我都不知道。（笑）我過去花了力氣和功夫在這個上面，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就是這樣子。當時我也就算了，年輕的時候搞的。（陳匡時訪談記錄，2024年6月23日）

對照其他資料，此處陳先生的回憶或有微誤，中華書局的梁集（包括梁譜）出版項目，在1964年，也就是沒到“文革”發(fā)生就已被擱置；趙豐田也不是梁啟超的學生，而是顧頡剛在燕京大學的學生，是顧推薦給丁文江作助手參與編纂梁譜。據(jù)中華書局方面說法，“‘文革’結束后，趙豐田派助手來京，商談《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重新整理事宜，欲獨立承擔，希望中華提供‘長編之長編’、‘油印本’等，中華未允”（俞國林：《梁任公先生在中華出版始末》，第36頁）。平情而論，陳匡時整理本的遺憾結局，不完全取決于其本身的學術質量，也很難歸咎于某一具體機構或個人，在政治環(huán)境多變、出版條件不成熟的時代，以及受種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歷史遺留問題”的影響，包括“梁譜”“梁集”在內許多有價值的出版物都曾遭遇形形色色的阻力或困境，經(jīng)歷過漫長而波折的出版（未果）歷程。

無論如何，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界前輩，陳匡時篳路藍縷、付出辛苦的學術工作值得尊重， “復旦校注本”本身具有的多方面文獻學、史料學價值，亦如前述，在此意義上，“至今還躺在中華書局的書柜里”的梁譜“陳氏校勘本”早日重現(xiàn)于天日，無疑是令人期待的事情。承中華書局俞國林先生相告：“梁集、梁譜，原始資料，并未完全保留下來。應該是稍有遺失的。中間經(jīng)過裝箱，運赴湖北五七干校，后又拉回來；再運存王府井，八十年代初重啟梁集時是否有外借（不知），1997年底轉到現(xiàn)太平橋辦公樓地庫，后不幸遭大雨內澇，有部分資料被淹（有損壞）。也真是多災多難。”（2024年7月14日）“復旦校注本”如經(jīng)歷重重“書厄”而能幸存，并再為學界所用，則大善哉！我想，此舉不僅出于一解老人“心結”的良好愿望，同樣也可以為當代學術守先待后、曲折前進的一個深有意味的見證。

陳匡時先生接受訪談，2024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