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以極高的史料價值，素為學界所重，然其存世版本眾多，形態復雜。1961年，復旦歷史系受中華書局近代史編輯組委托，指派青年教師陳匡時整理《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十二冊（油印本），后者參校上海圖書館藏《初稿》陳叔通等批校本，窮兩年之力，完成整理工作。此“復旦校注本”交給書局后并未出版，長期湮沒無聞，這也成為陳匡時“大半生來一個難解的心結”。近年隨著俞國林《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王立誠等編《陳匡時先生與梁啟超年譜長編——檔案文獻與歷史》等資料的披露，這樁學術公案之來龍去脈漸漸明朗。2024年6月，筆者有幸拜訪時年九十一歲的陳匡時本人，對他的梁譜整理工作及近代史研究有了更深的一層理解。

一、小引

幾年前，在偶然翻閱新版《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2015年）“附冊”所收《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俞國林撰）一文時，我被其中一段話吸引：

1962年10月，中華書局啟動《梁啟超集》編纂之同時，對《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之整理同時展開。由于陳叔通等之批校本藏上海圖書館，故此次整理事宜，交由復旦大學陳匡時負責。整理工作除校訂文字、分清層次外，還對每一年下之內容，制作詳細目錄，并對年譜未能敘之清楚者，擇要作若干注釋，便于查看。陳匡時整理后，交北京中華書局，趙豐田審閱后寫出《翻閱復旦校注本〈梁譜長編〉（初稿）第三、四冊的一些初步意見》……

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關于《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編纂、出版歷史，發生過很多故事，現存版本狀況復雜，但所謂“復旦校注本”卻是我聞所未聞的。“陳匡時”這個名字于我不算陌生，然所知有限。我知道他是復旦歷史系的老教授，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和教學，我經常利用的《中國近代對外關系史資料選輯》上卷兩分冊即“主要由陳匡時同志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編者說明”）；再一個與本人研究相關的一份近代重要雜志《開智錄》，1980年代在《中國文化研究集刊》（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編）上公開披露，整理校點者之一就是陳匡時（另一人為寧樹藩），這些都是較深的印象。另外還有一點個人的淵緣，2018年本系王立誠教授榮退，我受教研室委派，從次年開始接手研究生必修課程“中國近代史史料學”，當時為準備開課，專門向一些前輩、同事請教這門課的歷史和上法，了解到這門課最初是在1980年秋季學期由陳匡時為歷史系本科生開設的專業選修課，“選修的主要是77、78級，有些本系的研究生也來旁聽”，后該課發展為研究生專業必修課，陳先生是王立誠老師的研究生導師，1993年退休后由王老師接班，續開此課。如此看來，這是一門歷史悠久而且分量吃重的課程，我這個外來的“三代目”臨時接此重任，當然不能不鄭重其事。此后幾年間，上課也算賣了點力氣，同時比較留意本系前輩在近代史學、史料方面的教研工作，希望有所參考借鑒。

陳匡時先生，攝于2024年6月23日

俞國林：《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飲冰室合集》（典藏版）附冊，中華書局2015年

初次聽說陳匡時在1960年代曾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我感到極大的興味，頗好奇當時如何具體整理、交給中華書局的“復旦校注本”尚存世否、自家有無原稿存留等等，印象中和身邊師友談起過，但茫無所得。疫情期間，在家閑極無聊，讀到俞國林先生《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述略》一文（收入《仰顧山房文稿》，鳳凰出版社2020年），欣喜地發現文章內容在《飲冰室合集》附冊基礎上大有擴充，收錄了中華書局“《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專檔”中保存的陳匡時為整理梁譜與有關人員的往來信件，并附有作者在2012年訪問陳先生所得口述材料。這樣，有關梁譜“復旦校注本”的基本情況得以浮出水面。2023年春，我在合肥參加“大數據時代新史料的發掘、整理與研究”學術研討會，巧遇中山大學吳義雄教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細珠教授，兩位老師碩士階段皆就讀于復旦歷史系，而指導老師正是陳匡時。閑聊之際，李老師談起讀書期間許多往事，話題也不自覺引向陳先生與“梁啟超年譜長編”，他告訴我當年受中華書局委托整理梁譜長編稿本而最終未能出版，是陳先生長年難解的一個“心結”，2021年值“米壽”華誕（八十八歲），陳先生堅拒學生為他操辦生日宴慶，學生遂想辦法從中華書局完整復制了陳先生有關整理梁譜的往來信函，并全部整理，都為一集，作為一份特殊的生日禮物送給老師。

王立誠、吳義雄、吳心伯、謝霞飛、李細珠編：《陳匡時先生與梁啟超年譜長編——檔案文獻與歷史》，2021年7月

會議結束后，返回上海，李細珠老師給我發來《陳匡時先生與梁啟超年譜長編——檔案文獻與歷史》（王立誠、吳義雄、吳心伯、謝霞飛、李細珠編，2021年7月自印本），以及《陳匡時先生與梁啟超年譜長編（1961-64年檔案）》（劉青峰整理件）的電子版。五位署名編者王立誠（1983級）、吳義雄（1983級）、吳心伯（1986級）、謝霞飛（1986級）、李細珠（1989級）都是陳匡時在復旦歷史系指導的碩士研究生，封面題詞“恭賀陳匡時老師米壽華誕”，“前言”交代此書緣起——

我們尊敬的導師陳匡時先生與梁啟超年譜長編有不解之緣。先生在1960年代初（1961-1964年）受中華書局委托整理梁啟超年譜長編稿本，當年將整理書稿十二冊交給書局后并未出版。先生一直惦記此事，成為大半生來一個難解的心結。

近來，我們從新版《飲冰室合集》附冊《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狀況[始末]》中看到，先生當年為整理梁譜與有關人員的往來信件均在書局檔案中保存完好。承蒙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先生與總經理助理、學術出版中心主任俞國林先生慨然相助，我們得以從書局檔案中復制陳先生有關整理梁譜的往來信函，謹此深表謝忱！

今將這些往來信函全部整理出來，并節錄俞國林先生《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述略》部分相關內容，同時影印陳先生信函原件，集為一冊。于學界，或可因此明了那一樁學術公案之來龍去脈；于先生，亦或可借此解開那個心結并略感慰藉。是所禱也。

該冊第一部《陳匡時先生整理梁啟超年譜長編檔案文獻輯錄》收錄往來信函十八通，第二部《陳匡時先生致中華書局近代史組信函原件》收錄影印件六通，第三部《陳匡時先生整理〈梁啟超年譜長編〉始末》節錄俞國林《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述略》部分相關文字，可謂反映陳匡時與《梁啟超年譜長編》之“不解之緣”的第一手資料。

我對陳先生長期從事的史料工作，尤其梁譜校注本的來龍去脈，本就關注，又承李細珠老師相告，陳先生早年曾有一段時間在北大歷史系從學于邵循正先生，更加引起興趣，于是相約如有合適機會，趨謁聆教。2023年下半年，本系舉辦“文本·語境·詮釋：多元視野下的近代中國政治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原擬借吳義雄、李細珠兩位老師來滬與會之際，會后前往陳府拜訪，但因陳先生身體“微有小恙”，當日不便探視，便遺憾地錯過了。翻看手機微信記錄，當時有致吳義雄教授一信，說明自己的想法：

吳老師好，關于拜訪陳先生，如果有可能，目前主要想了解兩個問題：（1）關于幫助中華書局整理梁啟超年譜長編的情況（陳先生這方面有無資料保留？）；（2）關于1950年代（？）陳先生在北大進修，跟隨邵循正先生學習的情況。當然一切視陳先生身體狀況是否允許。能看望一下陳先生就很好，如承信任，今后有機會再交流，或幫助整理陳老師講義藏書等，我作為后輩是一種榮幸，當勉力而為。（2023年9月12日）

今年6月份，本系舉辦“出使專對：近代中外關系與交涉文書”學術工作坊，吳義雄教授應邀蒞會，承其居間溝通，我與陳先生哲嗣陳曉禾前輩取得聯系，并在6月23日下午與吳老師一道前往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住院部拜訪了陳先生。陳先生1933年生人，今已逾九十高齡，對面交流時，態度親切，除了聽力略為吃力，精神尚佳，談吐清楚，回憶舊事，凡時、地、人等信息基本不誤，對于我所關心的梁譜校注本、從學邵循正等問題，都談到了，而且談得比較充分、明晰。我想借此機會，把我所了解和理解的陳匡時與《梁啟超年譜長編》的“不解之緣”寫出來，兼及陳先生近代史研究工作一些側面，不賢識小，姑妄言之，聊供識者一哂。（為體例統一起見，下文凡涉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省略敬稱、敬語，直寫其名。）

與陳匡時先生、吳義雄教授合影，攝于2024年6月23日

二、《梁啟超年譜長編》版本簡史

1929年，梁啟超在北京去世后，他的親屬和朋友即商議要辦兩件事情，一是編輯《飲冰室合集》，由林志鈞（1878-1961）負責，二是編一部年譜，為梁啟超傳作準備，由丁文江（1887-1936）負責。當時丁文江經四處征集，“收到許多極好的材料”，尤其有價值的是大量梁啟超往來信札，故主張“先做一個《長編》，敷衍供給材料的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話的‘Life and Letters’（生平和書簡）”（《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3冊，127頁）。1932年，時在燕京大學研究院讀書的趙豐田（？-1979）經顧頡剛介紹，開始擔任丁文江的助手，“到北京圖書館正式接手此項工作”。至1934年秋，主要是在近萬件往返信札基礎上，也涵蓋一些其他材料，丁、趙二人共同編出第一稿，一百余萬字，裝訂為二十二冊，“基本上全部按年排列，中加簡單說明聯系的文句”，這份“資料匯編”共三部，有墨筆鈔本一部（稿紙印有“梁任公先生年譜稿紙”字樣）以及據此曬藍印成二部，原鈔本篇幅內容約多于后來出版的《梁啟超年譜長編》百分之三十，也被今人稱為“長編之長編”（關于梁譜“編寫過程”的敘述，主要參考趙豐田《翻閱復旦校注本〈梁譜長編〉（初稿）第三、四冊的一些初步意見》，1963年；《梁啟超年譜長編·前言》，1979年）。

丁文江（1887-1936）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長編之長編”）首頁

1936年1月丁文江去世后，翁文灝“接替主管《梁譜》編輯工作”。同年5月，趙豐田完成長編第二稿，約八十萬字（趙豐田估“六七十萬字”），“由翁文灝根據丁文江的原意，題名為《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五十部，每部裝成十二冊，發給梁的家屬和知友作為征求意見之用”（《梁啟超年譜長編·前言》）。1958年，臺北世界書局據“油印本”排印出版，書名《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卷首有胡適“序”、丁文淵“前言”。胡適盛贊此稿，其提示“長編”所具價值，也成為一種著名的史料學觀點：

這部《長編初稿》保存了許多沒有經過最后刪削的原料，所以任公先生的兒女們在當時都感覺，這一大批原料應該再經一遍刪削，方才可以付印流傳。但我們在二十多年后，不能不承認，正因為這是一部沒有經過刪削的長編初稿，所以是最可寶貴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胡適之《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序》）

至1999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此“油印本”原稿影印刊行，納入“北京圖書館藏年譜珍本叢刊”系列（第193至196冊）。這個版本流行于世，一般被簡稱“初稿本”或“長編油印本”，因多采用未刊書信遺稿、內容翔實豐贍而備受重視，成為研究梁啟超和晚清民國思想文化的基本史源之一，迄今尚被譽為同類體裁著述的典范之作（關于該編之各類原始材料及取材原委經過的分析，可參夏曉虹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材源考》，《中國文化》2016年第1期）。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36年“油印本”首頁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1958年（復旦大學歷史系藏本）

另一方面，此“初稿本”既號為“長編”，則采錄標準較泛、用于“征求意見”、“所收材料尚待刪補”（《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例言》），實包含“未定稿”的意味，距離著作的標準尚遠，但不期然聲名在外，行而愈遠，遂成為后世層出不窮的各種“年譜長編”之濫觴。朱維錚曾言：“自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丁文江為梁啟超編年譜，僅成‘長編初稿’便猝死，反而因為保存有大量未經剪裁潤飾的原始材料，使征求意見用的油印本，成為學者爭欲得之的枕中鴻秘，結果導致只問抄撮數量而考校均極粗疏的各種‘年譜長編’走紅學界。”（《家譜和年譜》，載《走出中世紀二集》）

再則，“初稿本”也并非完全如胡適所言的“沒有經過最后刪削的原料”，較諸二十二冊的“墨筆鈔本”（“長編之長編”）分量已經縮水，“約達前者十分之七”，而且在編鈔過程也不免出現一些問題，趙豐田自己承認“我想早日結束此事，轉往別的硏究，工作加速進行，以致《初稿》的最后部分顯得比較粗糙”，“油印十二本的《年譜長編》（初稿），是根據上述稿本用蠟紙刻印的，在刻印過程中，又產生許多錯漏字，其數量可能較前三次更多”（趙豐田：《翻閱復旦校注本〈梁譜長編〉（初稿）第三、四冊的一些初步意見》，此處“前三次”是指“長編材料”[今已不見]、“長編之長編”[今存]、長編稿本[“可能在臺灣”]）。最早讀過“油印本”的陳叔通（1876-1966）也向梁啟超家人提出異議：“《年譜》底本，確不滿意。趙君（豐田）未克負在君（丁文江）委屬之意，后尤草率。……弟閱第一本，尚以為大致不差，愈看愈不對，始主張宰平（林志鈞）總閱”（《致梁令嫻、梁思成函》，1936年11月5日，轉引自俞國林《梁任公著作在中華書局出版始末》，31頁）。陳叔通當時提出“花錢不少，可以請一位比趙君高明得多的人亦不難”，后來梁氏知交一度決議“改托宰平（林志鈞）先生重編”。今日論者對“初稿本”存在的問題也不諱言，徑指出“在盛名之下，不能忽略稿中存在著為數眾多的各類錯誤，包括系年考訂不確、一函誤作兩信、內容棄取失當和字跡辨認錯漏等”（張榮華《梁譜長編整理的退步之作》，《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1年3月20日）。

胡適《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序》曰：

在君死后，他的朋友翁詠霓把這部沒有經過最后整理修改的初稿本 油印了幾十部，分送給任公先生的家屬和朋友，請他們仔細審查一遍， 附加評注，然后寄回。

按十二冊的油印“長編初稿本”問世后，曾分發給梁氏的同門及親友“征求意見”。陳叔通所藏之“油印本”經有多人批注，其在1949年北上任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之前，捐贈上海圖書館。

1978年，趙豐田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約，“重新繼續這項中斷了四十多年的梁譜編纂工作”，據《編輯說明》第一條：“《梁啟超年譜長編》系據《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36年，油印本十二冊）修訂而成”。據中華書局方面記載，“‘文革’結束后，趙豐田派助手來京，商談《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重新整理事宜，欲獨立承擔，希望中華提供‘長編之長編’、‘油印本’等，中華未允”（俞國林：《梁任公先生在中華出版始末》，36頁）。實際“修訂”工作所依據參考的底本，即上圖藏陳叔通等批校的“油印本”。趙豐田及其助手（申松欣、李國俊）在不變動原書的內容和結構的前提下，“作適當的增補和刪改”，改書名為《梁啟超年譜長編》（簡稱“長編本”），顧頡剛作“序”，趙豐田撰有“前言”，于1983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4月再版）。關于此版吸納“批注”意見，編者作有說明：

從陳叔通先生贈給上海圖書館的那部《初稿》上可以看出，直到一九四八年，征求修改意見的工作仍在繼續進行。這部《初稿》上面有梁啟超生前友好陳叔通、何天柱、賈毅安和親屬梁啟勛、梁思成、梁思順批注的文字數十處，提出應予刪改的資料數百處。這次修訂時，我們將這些批注的意見都分別列入有關的事中，供讀者參考。（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前言》，1979年12月）

有學者比對諸簽注的意見，指出十二冊油印本“刪去了一些重要的信件或是信件中的重要內容，例如庚子前后梁啟超等人與革命黨的聯系，以及保皇會的暗殺活動等”，“上海版保留了部分簽注的痕跡，但是很難看出有意隱藏的部分”（桑兵：《長編考異法與編年體的演進》）。

《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2009年再版

2004年11月，日本學者島田虔次主持、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集體譯注的《梁啟超年譜長編》五卷本由日本巖波書店出版，其翻譯底本為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長編本”，日譯本加入了大量譯注，訂正了原書的若干錯誤，并附《人名表》《文獻目錄》《人名總索引》。

2010年5月，中華書局出版《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歐陽哲生整理，納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年譜長編”系列），系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油印本”整理而成，并“參校臺北世界書局的‘初稿本’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長編本’”，修訂原則為：一、保持原稿內容不變；二、主要是對文字刊誤；三、對原稿某些引文誤植據原作加以校訂；四、對“初稿本”和“長編本”所出現的文字處理歧異酌加“編者注（按）”說明；五、對“油印本”的某些錯誤加“編者注（按）”訂正；六、“油印本”原有的“江注”（丁文江注）和其他注釋則一仍其舊；七、“初稿本”、“長編本”所新加的某些“注（按）”酌情保留；八、書名改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九、書后新增《人名索引》，以便檢索使用（“整理說明”）。

島田虔次編譯：《梁啟超年譜長編》五卷本，巖波書店2004年

 歐陽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十六冊，中華書局2015年影印本

實際上，分裝二十二冊的原抄本（“長編之長編”）尚完好保存。這部稿子非常重要，因為里面有許多信札在編訂成油印本時都被刊落了。1962年的12月，因中華書局有編輯《梁啟超集》并重修梁譜計劃，梁家長子梁思成托人將家藏《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墨筆鈔本二十二冊送交該社《梁啟超集》編輯室。再經半個多世紀后，2015年11月，此一珍本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中華書局編輯部合編名義，以《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為題名，由中華書局分訂十六冊影印出版。劉東在序言中交代出版緣起：

這部命運多變的梁啟超年譜，從他謝世起就開始動議，到總算是找到人協助修撰，到只是為了紀念丁文江才草草付印，到在“文革”前又打消了復旦校注本，到在開放時代則公開印行了定本，到中華書局又對之重新校訂，到我們現在還要再付出努力，打算公開推出這部“長編之長編”。（《又讓任公復生一回——序〈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稿本〉》）

此處提到的“復旦校注本”，即1960年代初陳匡時受中華書局所托，據《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本”（參校上海圖書館藏陳叔通等批校本）整理而成、復被“打消”無緣出版的一個新校本。這一工作的完成時間遠在趙豐田修訂“長編本”之前，且一度被納入中華書局《梁啟超集》出版總規劃之中，但隨著梁集出版項目的夭折，“復旦校注本”交書局后再無下文。關于中華書局《梁啟超集》編而未果之始末，可見該局資深編審陳錚先生記述：

20世紀60年代初，中華書局根據吳晗、范文瀾、侯外廬等史學家提議，著手編輯出版《梁啟超集》，成立編輯組，借調趙豐田先生等來京，駐中華書局做資料收集工作。工作伊始，總編輯金燦然指定編輯部中層干部王代文負責管理，后改由李侃負責，編輯組歸近代史組管理，定期向近代史組報告工作情況，討論一些問題。1964年，受社會上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梁啟超集》編輯工作暫停。80年代初，中華書局計劃出版《梁啟超全集》的工作，被列入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并由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湯志鈞先生任主編。后因書局計劃調整，此項工作未能進行到底。中華書局繼而決定重印30年代版的《飲冰室合集》，并將“合集”外的資料編成《飲冰室合集續編》出版。1997年夏，此計劃又因書局情況變化而未實施，僅將梁啟超長子梁思成等提供中華書局利用的梁啟超家書手跡，單獨影印成《梁啟超未刊家書手跡》出版。該書出版后，即將用畢手稿奉還梁思成之子梁從誡先生。（陳錚：《李侃與中華書局近代史類圖書出版，《中國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

今據新披露的中華書局 “《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專檔”所存相關往來書信，并結合其他材料，討論陳匡時整理《梁啟超年譜長編》一事的來龍去脈。

“梁啟超年譜長編”版本一覽表

“梁啟超年譜長編”版本關系簡圖（董洪杉、鄭西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