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演講，范家小學火了。

這是一所位于廣元大山的農村小學。43個學生，13名老師，大部分是留守兒童。當“山區”“留守兒童”“村小”這幾個詞集中出現時，你的腦海里會是一幅怎樣的畫面？

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何帆這樣評價：中國教育理念最先進的學校，不是北京或上海的公辦名校、國際學校，而是四川這所大山深處的農村寄宿小學。

這到底是一所怎樣的學校，為何一些城里的家長也紛紛打來電話想要孩子入讀？

01

意外走紅

電話被打爆，“你們小學怎么了？”

新年之交，一場跨年演講，讓更多人知道了這所廣元山區的范家小學。

學校不大，一個小操場，兩棟相連的3層樓房，一側是教學樓，一側是住宿區。除去幼兒園，全校共43名小學生，13名老師。其中，大部分學生為留守兒童，周一到周五寄宿在學校，一周回家一次。

羅振宇在深圳舉行的2018跨年演講，長達4個小時，他在尾聲部分講到了這所小學的故事：一想起留守兒童，我們總覺得這是一群前途渺茫的孩子，然而，所有最先鋒的教育理念，在這所山區小學都能看到。教育回到了初始目的，育人。

范家小學一夜間火了。

從距離看，范家小學距離廣元市區算不上遙遠。自廣元出發，經寶輪鎮，沿著瀝青山路，一個小時不到即可抵達。學校在一片小型村落的背后，倚著山腳。

那天，紅星新聞記者到達時，校長張平原正在備著一份分享材料，留給他的交稿時間已經不多。他從旁邊的會議室找來了一個取暖器，拖著兩個首尾相連的插線板。他把溫度調到了最高檔，又轉身打開了背后的空調。

“我敢說成都也找不出幾所像我們這樣的學校。”言語之中，張平原對他的學校充滿自信。

那場演講帶來的影響超過了之前所有的媒體報道，“這可是面向全球的直播。”

之后的一個夜晚，在寶輪鎮上的一個小餐館內，校長張平原講述了這場演講之后的幾個小故事——

演講當晚就有不少教育同行發來電視畫面，“他們說范家小學上電視了”。當時，張平原沒當回事；第二天，市區兩級領導電話不斷，問“你們學校怎么了”、“‘羅胖’（羅振宇）是誰？”，其實他和領導一樣迷惑，誰是“羅胖”？

說到這里，另一名老師打趣道，“當時還有說要來學校找‘羅胖’的。”跟著，當地幾家媒體的記者很快到訪，政府部門的慰問也跟著到來。

“這說明我們做的是對的，我們的工作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認可。”張平原舉起茶杯，向餐桌前的幾名老師振奮地說，“未來中國的優質教育一定在農村！”

紅星新聞記者到訪的那天下午，這是張平原多次提到的一句話。

02

臉上的自信

“不評三好學生，成績不是最重要”

初到范家小學，紅星新聞記者的印象是這樣的：不同色彩的教室、原木色的桌椅、落地的空調、接入互聯網的電腦和電子“黑板”、人手一塊的平板；隨便走進一間教室，一定會收到孩子們的問好，無論誰，都能跟你聊上天。

老師不在，學生們能自己做著練習，背英語也能當成游戲玩；飯后教室的沙發上他們會一本本翻著書架上的書；課間，小操場能瞬間變成“花果山”；睡覺前，一年級的小個子們也能自己抱著臉盆洗漱，鋪好被子安靜睡覺。

墻面上，各班都有屬于自己班級的“萌寵”，一個動物或者一種植物。比如一年級墻面上的綿羊，象征著善良而友善；五年級墻上的竹子，象征著有氣節而奮發向上；六年級的小蜜蜂，象征著勤勞而奮進。

更重要的是，無論何時，你總能看到孩子們臉上的微笑。

孩子們和校長的自信來自哪里？

張平原2014年起當上范家小學校長，之前的20多年，與許多鄉村教師一樣，他“走出去”的機會不多。“農村孩子起點低，那我們就不追求成績，這個社會除了極少的科學家外，更多的還是各行各業的勞動者，給他們自信和陽光，給他們良好的素質，他們今后也一定會是優秀體面的勞動者，一樣為社會做貢獻。”

于是，學校告示欄里寫下了學校的辦學目標：辦美麗鄉村學校，育陽光自信少年。

在這里，考試不重要——“學什么就考什么，自己出題自己考，除了小升初的測驗以及市里的抽測，學校都不參與校外的統一測驗。”張平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因為人少，考完當場老師就能改出對錯，再一一給每一個學生講解錯在哪里。

在這里，三好不重要——學校不參與“三好學生”的評選，而是用“美少年”代替，“你可以是運動美少年、勤勞美少年、友善美少年、文明美少年、陽光美少年……總之學科成績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基礎差起點低，但成績是唯一的嗎？八九十分就夠了。科學家要人干，可畢竟是少數，社會的崗位工作又千萬種，好成績也有找不到工作的，成績不好也有干得好好的。”張平原一開始就想得很實在。

03

一場變革

“農村教育資源少？錯誤認識”

范家小學的課表上，語文、數學等課程集中安排在了上午，下午的時間則集中在音樂、美術、體育等藝術課程上，另外則是大量的鄉土課程和項目學習。

在張平原看來，玩耍是孩子的天性，校園不該只是一個為了學習的環境，“玩”也該是重要的方面，“玩甚至比學更重要，當然也要讓他們玩得開心、玩得有水平。”

一項鄉土課程從2016年春開始，一直持續至今。

每周三的整個下午，學生們將走出校園，行走在田間。楊秀麗說起了這項課的開端：“一開始帶著孩子們出去玩，采野菜，大家都很興奮，但其實很多都不認識，那就利用這個機會，讓孩子們認識野菜，采回來后再形成文圖，讓他們自己查閱資料，弄清楚每一種野菜的名字和價值，做成一個家鄉的野菜課題，最后大家再一起把野菜炒著吃了。”

之后，《家鄉的植物》《家鄉的野果》《村里的老井》《微型水電站采訪》《留守老人調查》……等眾多課題在隨后進行。“根據不同年級開展不同的課題，在這個過程中，學生需要采集樣本，然后畫出來，做成卡片，形成文字，再講述出來。不懂的需要自己去求助村民，在玩耍中鍛煉孩子的綜合素質。”

張平原告訴紅星新聞記者，部分同學的植物圖畫甚至可以用手機軟件識別出來。

項目式學習是另一項校園課程，這是一個持續性的學習過程。

比如“豆”的學習，就需要學生們找到更多關于家鄉的豆，了解豆的演變，找到與之相關的字、詞、詩句，之后再講這些豆的種子種入土，讓它生根發芽，破土而生。

因為季節不一樣，那次學生們播下的黃豆沒能生長。但發豆芽則是可以的。這并不容易，師生們嘗試了兩三次才終于做成。最后，同樣一起做著吃了。

“都說農村教育資源少，其實這是錯誤的認識，農村的資源遠比城市多，在這里他們能接觸鄉村，走進大自然。”張平原說，這些鄉土課程的開展能充分培養孩子的交流能力、探究能力、合作能力，也增進他們對家鄉的了解和熱愛。

范家小學的學生們在吃午飯。

04

小班教學

師生比43：13，像家般溫暖

更重要的轉變還有教學方式。

因為人少，真正的小班教學在這里成為現實，比如四年級，全班僅有5名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年級也僅有12人。“43個學生對應13名老師，這個師生比例是城市學校達不到的。”張平原說，“就連活動空間，城里學校幾百上千人擠在一起，哪有我們寬敞。”

這的確是一個很高的師生比，平均一個老師帶著3個學生。高師生比，更能讓每一個學生都得到老師的密切關注。而每周一次的教室會議上，張平原也要求老師們改變以往的大班授課教案，知識點要盡可能拆分開來，照顧到所有人，學生可以站著，甚至坐到沙發上上課。

六年級的一堂數學課上，老師王畢衛將當堂需要講解的試卷投放到電子黑板上。通過電腦隨機抽到的學生一個個走上前臺，扮演起臨時小老師，王畢衛只在一題結束后，強調一遍相應題目的解題關鍵。一堂課下來，所有學生都能被抽到。

楊秀麗是一年級的語文老師，教材版本的改變讓這些剛剛結束幼兒園的孩子們有些吃力。學期的大部分時間，她的教學幾乎在一對一進行。孩子們從學期剛開始的二三十分，變成了末期所有人都能及格。

張平原認為，在一個絕大部分學生為留守兒童的學校里，父母的缺位是爺爺奶奶每周一次粗糙的關懷彌補不了的。他們大部分時間仍是與同學和老師相處，在這里，班級應該像家一樣溫暖。“而這種相處什么最重要——尊重、體貼和信賴。”

這天傍晚，一個一年級的孩子哭著推開了三年級教室的門，找張平原哭訴，說，“他打我。”三年級學生齊齊望了過去，安慰他不要哭。正在教室的張平原接話：”誰打的，去打回來。”孩子轉身跑了出去，張平原也跟著出了門：“你們自己解決，解決好了給我說。”但眼前，幾個孩子已經重新玩到了一起。

老師蘇莉回憶起了一個已經轉學的“無聲男孩”。在校4年，這個叫范俊的孩子通過繪畫找回了自信，老師們還特地為他辦了畫展，至今學校的過道上還掛著他的畫。楊秀麗最愛開他的玩笑，“他咿咿哇哇，我們也跟著學他，但他不生氣，大家也都跟他玩。神奇的是有天上課，我在班上問上到第幾頁了，他一下站起來，說6……3。一個音到一個詞，現在有時還能說上一句。”

張平原說：“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05

走出去和想進來

城市家長打電話，希望孩子就讀

顯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錢是萬萬不行的。

“第一年教育局問我需要什么支持，我提了20萬元。”張平原說，利州區教育局批了下來，這筆錢至今每年都有。20萬元帶來的改變，從一間教室開始。原先破舊的墻面、布滿電線的冰冷教室有了色彩，單一的空曠空間被分成了閱讀區、教授區、寫作區、獨處區。教室內多了書架、小茶幾和沙發，逐漸還有了空調、電子黑板和電腦，乃至現代化的錄播系統和學生人手一塊的平板。

從校長尋求變革、教育部門支持開始，良性循環發生了。

四年前，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主辦的中國農村小規模學校年會在四川廣元進行。范家小學，就這么突然映入了與會者的眼簾。受到關注之后，一些社會組織開始進入學校，電腦、平板、網絡課件都源于此。

張平原和老師們也有了“走出去”的機會。多個教育論壇上，范家小學被作為中國農村教育探索的樣本進行一次次分享。

張平原還記得一次云南之行，“一個博士來接我，陪著逛西南聯大的舊址，做大會發言，身邊人隨便一問都是研究生、博士學歷。”他自嘲，“只有我一個大專的。”

云南之行，張平原感觸頗深：“你看當年的西南聯大，在那種艱苦條件下，誕生了多少大家，所以辦學并不在于硬件多好，教書育人還在于教育者的大情懷，我們要培養什么樣的人。”

語文老師楊秀麗也不再是一個人埋頭教學，聯盟的建立，讓她和其他學校的老師一起通過網絡遠程參與語文教研。在范家小學教了21年年書的王畢衛也走進國內各個經驗分享的會場。更多老師，都有機會外出培訓。

當然，還有一波接一波的來校考察者們。

從范家小學畢業、升入廣元寶輪中學八年級一班的羅雨欣，至今記得一次接待對自己的改變。她在那次接待中擔任學生講解員。她突然發現，講解之后，自己“一下變得開朗了”。李明杰與羅雨欣同班，他眼里的變化是教室里有了書，課堂能夠走到校外。

升入初中后，李明杰和羅雨欣給人最大的印象是優秀和陽光，現在一個是生活委員，一個是語文課代表。另外兩位同樣是范家小學升上來的李文婧和雷含波，成績都處于年級前列，李文婧還是副班長，喜歡組織活動、性格很開朗。

另一位畢業生李忠林的媽媽在寶輪鎮跑著鄉村客運，路線正好經過范家小學。老師們有時也會坐上她的車，每次她都會向老師擺擺兒子的成績。李忠林媽媽覺得，在范家小學讀書之后，至少兒子“不再內向了”。

張平原很得意，“從我們這里走出去的學生一定不會差，至少能看到陽光和自信，”最近，最讓他激動的是，有遠在河北、成都的家長打來電話，希望入校就讀。

晚間，范家小學的老師在教室里輔導自學學生。

06

正在發生的變量

或是未來農村學校、農村教育改革方向

范家小學所在的茍村共529人，留守在家者基本為老人和小孩。2014年的數據顯示，廣元市利州區全區學生人數200人以下的學校共計14所，其中12所不足百人，農村微型學校占比超四分之一。

“這是全中國農村學校的普遍問題，不單是利州區。”廣元市利州區教育局副局長鮑海兵說，學校規模的萎縮讓老師教學不自信，校長辦學不自信，家長對學校也不信任，“校長開會，這些村小校長都不好意思說自己來自哪兒。”

但張平原的變革成為了一個突破口。為支持這種變革，教育部門引導成了農村微型學校聯盟，每年給每所聯盟學校保底劃撥20萬元，額外還會有25萬元用于聯盟開展活動。城鄉學校及老師的交流也在加大，新招聘70余名教師補充農村學校，對范家小學這類微型學校有名額傾斜。

“中國教育理念最先進的學校，不是北京或上海的公辦名校、國際學校，而是四川這所大山深處的農村寄宿小學。”——這是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何帆對范家小學的評價，他把評價寫進了自己最近出版的新書《變量》，羅振宇的線索也來源于此。

在何帆看來，范家小學把鄉村小學的劣勢變成了優勢。農村學校的學生流失嚴重，但老師的編制又不能跟著學生的流失轉走，于是師生比越來越高，就能讓老師給予每個學生更多的關注。反觀城市里的學校，都是大班大校，但，小班才應該是未來的趨勢，學校的最佳規模是師生相識。

“農村孩子和城里孩子很難公平競爭，要上大學也要付出更多艱辛的努力，但在這里學業不再是首位的，反而能夠讓農村學生深入接觸素質教育。他們學會吃苦耐勞，孝敬父母、與人為善、熱愛家鄉，這些‘老理兒’就是中國文化這棵大樹的干和根。”何帆說，“對孩子影響最大的社會環境是由同齡人組成的社群，而范家小學給了孩子們最需要的東西：一個平等、包容、自信、樂觀的社群。”

原21世紀教育研究院農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麗偉曾多次探訪范家小學，在她看來，范家小學之所以能被廣泛認可，是在于它的理念、制度和實操都能做到貫通和一致。

“這可能就是未來農村學校、農村教育改革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口，或者道路和方向。”王麗偉覺得，“原來講到農村教育就會從扶貧的角度講起，認為解決問題的思路就是給他補錢、補資源。范家小學給我們的啟示則是，一種教育改革、教育探索和教育創新。”

（原題為《村里“中國教育理念最先進的學校”電話打爆，城里家長求入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