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學者黃燈歷時一年，深入整理和反思她過去20年對鄉村問題的研究和思考，完成了《大地上的親人》一書。

全書聚焦于三個具有樣本意義的村莊——嫁入豐三村、生在鳳形村、長在隘口村，追蹤了50位身邊親人的命運流徙。以社會學的精確視角和置身事內的深切溫度，黃燈深入體察鄉村個體的人生經驗，勾勒出中國農民與命運抗爭的復雜圖景。在她的筆下，那些面目不再模糊的人們，在柴米油鹽、生兒育女、生老病死的細節中推進著自己的人生。他們在現代化的潮流中，起起伏伏，充滿活力的同時也潛藏隱憂。

在時空的交錯中，黃燈關注到現代性轉型過程中村莊的命運。在時代的裂變中，大地上的親人們承受著個體與整體共生的命運。通過這種群體性的描繪，黃燈希望呈現一個更加全面和真實的鄉村社會圖景。

黃燈在非虛構作品分享會現場

近日，黃燈來到廣州方所，與學者、好友滕威和林崢一起，圍繞《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去家訪》等三部非虛構作品，討論了如何開啟非虛構寫作，如何完成大學教師、人文學者的身份使命的議題。

黃燈：書寫底層不等于消費底層

主持人，中山大學教授林崢說道，《我的二本學生》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是因為它觸及了當下社會大眾共通的情感結構。在包括她在內的“80后”成長的年代，《哈佛女孩劉亦婷》一書曾非常流行，象征著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社會氛圍——追求卓越、力爭上游。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們發現，盡管并非人人都是二本學生，但我們每個人某種程度上都能與之產生共鳴。二本學生不僅僅是一個標簽，它更代表了一種社會位置和心態。

黃燈回應道：“回過頭來看，我后來的寫作中，所有的影子和種子在《大地上的親人》里都能找到，所以關注的話題其實沒有太多變化。”《大地上的親人》中的那些事情發生時，黃燈已逾40歲，結婚多年，兒子也已經9歲。進入一個農村家庭，在與丈夫談戀愛時，雖已模糊知曉對方家境貧窮，但婚后才真正理解貧窮的含義，才真正體會到其中的艱辛。貧窮不再是概念層面的，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

《大地上的親人》書封

黃燈回憶了丈夫家中的悲劇，如丈夫的姐姐自殺、妹妹出家、另一位姐姐生病，這些事件在農村并不罕見，但對當事人而言，每一件都是沉重的打擊。她指出，當這些悲劇通過文學的形式被表達出來，它們便被轉化為藝術品，一旦公開，就成了公共討論的對象，任何人都可以對其進行評價和審視。

在方所的分享會上，黃燈不禁主動談起批評其作品消費底層的聲音，她認為，這樣的指責忽視了作家在描寫底層生活時所承受的情感重負。她理解為何有人不愿將家庭的悲劇公之于眾，因為那無異于重新揭開尚未愈合的傷口。但黃燈同時鼓勵人們嘗試書寫自己最痛心的經歷，體驗那種不忍觸碰的情感。

黃燈認為自己一直與弱勢群體有較深的身份認同，她反思這是因為她曾經畢業的岳陽大學就是一個專科學校（后來變成二本），97年，她被下崗。雖然后來99年考入武漢大學讀研究生，但內心深處，她一直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個專科生、下崗工人”。

進入重點大學后，黃燈發現自己內心總是想起曾經在工廠工作的師傅，懷念那個年代的工人情誼。所以在讀博士時，黃燈就開始寫隨筆，會寫到當年的工人生活。

黃燈坦承她寫作的情感動力源于對歷史遺忘的反抗——無論是寫工人、寫她的二本學生，還是寫她的婆婆和農村的親人。她不愿自己的文字僅僅成為學術研究或利益交換的工具，而是希望這些文字能傳達更深層次的人文關懷。她希望通過自己的筆觸，讓那些在生活中默默承受苦難的老人，他們的故事和經歷能夠被更多人記住和理解。

林崢認為：“批評知識分子‘消費’底層的聲音并不公平。忽視底層的聲音會導致他們被社會遺忘。底層人民的聲音和創作與知識分子的書寫并存，形成多元的鄉村敘事和表現。”

黃燈也不同意那些說她“為底層代言”的說法，因為她“是在為自己代言”。黃燈堅信，不應丑化底層，也不應認為知識分子沒有資格書寫底層故事。“底層人有智慧，他們聰明得很。工廠里的師傅解決問題比工程師還快。”黃燈說。

滕威對黃燈“三部曲”的評價

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滕威在分享會上說，她與黃燈相識于微時，兩人都是教師，對中國的教育和社會現實有著共識。黃燈后來因長文成名，陸續出版了非虛構作品，滕威稱之為她的“三部曲”。她的作品從《圖景》到《大地上的親人》，關注農村孩子，特別是“農二代”，黃燈的作品揭示了教育與社會流動性的現實問題。

《我的二本學生》書封

例如，黃燈的作品《我的二本學生》里，這些孩子雖然考上了大學，但最終可能因為城市的排斥而被迫返鄉。這種現象挑戰了“知識改變命運”的傳統觀念。黃燈通過《去家訪》一書，描繪了三代人從鄉村到城市再返回鄉村的命運變遷，反映了近30年來中國社會的現實狀況。閱讀這些作品深刻而沉重“很難一口氣讀完”。

滕威說，她看到了黃燈在描寫底層人群、二本學生和社會邊緣人物時，持有自我反思的態度，黃燈身上也沒有所謂“精英的傲慢”，她在作品中與被描寫者保持平等，讓他們自己發聲，而非僅僅作為寫作素材。黃燈補充回應說，她本來就是“專科”出身，又經歷下崗，也并沒有通過寫作出名而成為家族驕傲，因此她認為自己本就是和這些學生同呼吸共命運的，與被描寫者之間的深厚聯系是不容否認的。滕威繼而說道，黃燈的非虛構寫作引發了關于如何以負責任和尊重的方式再現他人生活的敘事權力和邊界的重要討論。

滕威表示，黃燈在描寫鄉村和普通大學生時也同時避免了浪漫化和獵奇，而是在共情和批判性審視中找到平衡。滕威的文化研究背景也使她尤其從黃燈的作品中讀出了學術性和思想深度，例如黃燈提出了農村凋敝、城鄉二元結構、家族和情感結構變化等社會問題，雖未給出答案，但能提出這些問題本身就是深刻的社會批評。因此，滕威非常推崇黃燈的“三部曲”，尤其是其思想性和敏銳性。

滕威雖然與黃燈的經歷完全不同，但黃燈的書讓她共鳴，因為她描寫了現代化過程中被遺忘的親人們。滕威作為哈爾濱人，也曾見證整個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衰敗。滕威評價道：“黃燈經歷了下崗和鄉村凋敝，等于一個人體驗了城鄉現代化過程的所有問題。我則是旁觀者。作為人文學者，我們應不應該發聲？應該怎樣發聲？我也有沖動去寫作，記錄父母這一代工業建設者的故事。如果黃燈寫第四本書，補全圖景，我會更有共鳴。”

教育應當促進平等對話和相互尊重

因為三位嘉賓都是大學老師，分享現場也很自然觸及了年輕人的處境和教育的問題。黃燈的生活經歷比較豐富，這些經驗告訴她理論有時是空泛的。進入重點大學后，那段工廠的經歷，讓她在面對精英教育時，保持了一種反思和懷疑。

滕威指出，當前的教育體系存在問題，通過績點和排名等方式將學生分層，可能會導致一些人成為新的壓迫者。教育應當促進平等對話和相互尊重，而不是制造壓迫者。不同大學的教育工作者面對的是同樣的年輕學生，需要思考如何改進教育，以幫助他們擺脫當前教育體系中的緊張和掙扎。現行教育體制往往通過過多的考核和程序限制了學生的自由，導致自我壓迫的悖論。在這樣的環境下，教育的目的似乎不再是引導學生走向自由和公平，而是陷入了官僚主義的循環。

《去家訪》書封

黃燈的作品《去家訪》和《我的二本學生》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展示了即使在教育體系的邊緣，人們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和生活方式。書中的人物盡管沒有在城市中取得所謂的成功，但通過自己的方式重建了生活價值。教育工作者的任務是幫助學生認識到，他們可以選擇不同于主流的生活方式，這種選擇值得尊重和鼓勵。在大學課堂中，應該教授學生如何批判性地思考，如何找到自己的立場，以及如何在社會中保持自我，而不是被外界的壓力所左右。黃燈的寫作不僅是文學創作，也是對社會現象的深刻反思。教育工作者可以從中汲取靈感，將這種批判性思維和文化自覺帶入教學，幫助學生形成更為全面和多元的世界觀。

滕威引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一書作者馬克·費舍描述了這種“抑郁式快樂”現象，指出短暫快樂后的更大空虛和抑郁，質疑社會對這種病態生活方式的視而不見。精神癥候如頹廢、喪文化、躺平態度，都是現代壓力和不滿的表現。“黃燈用作品擴展了教育的邊界，將校園與社會緊密聯系。她強調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堅守原則的能力。通過閱讀，我們連接更廣泛的世界，認識到許多問題根植于社會，而非個人。”滕威說。

黃燈說：“我的叔叔、哥哥們是第一代打工的人，他們的孩子是第二代，再到‘90后’這一代。我在寫《大地上的親人》的時候，內心最焦慮的是他們的未來如何。我看著他們滑向困境，卻無力相助，這種煎熬非常強烈。”她繼續說道：“在親人天聾地啞無法表達的境況中，我的寫作，是關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現代性的侵蝕和城市化對村莊深刻影響的記錄。我通過親人的遭遇，展現出身為農民的復雜圖景，追問中國村莊的來路與去向，也袒露內心的困惑與不解。”

滕威也回應說：“作為教育工作者，應以同理心與學生對話，幫助他們認識到不同于主流的選擇也是值得追求和尊重的。”黃燈的作品啟示我們，教育工作者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是社會觀察者和變革推動者。通過批判性思維和多元視角的引領，幫助學生形成更加全面的世界觀，與他們一起在困境中尋找突破，彼此溫暖，彼此擁抱，共同面對未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