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啟蒙運動如何終結（How the Enlightenment Ends）”的文章。乍看之下，這篇文章似乎暗示了啟蒙運動，即“理性時代”，已經被人工智能終結。有分析、推理能力的機器正在超越人類的認知能力。植根于啟蒙思想的技術正在取代作為其基本原則的哲學。基于啟蒙運動的結束，基辛格指出必須尋找一種新的哲學：“啟蒙運動產生于一種隨著新技術而傳播開的基本哲學洞察。而我們的時代正走向相反的方向。它產生了一種仍在尋找其指導哲學的潛在的主導技術。”

然而，我們必須首先問：為什么機器能力的增強必然意味著啟蒙的終結？為什么這位美國前國務卿要在文章結尾呼吁，美國應把人工智能研究看做當務之急？

如果我們從基辛格的標題“啟蒙運動如何終結”出發，或許會問，像啟蒙運動這種（用于爾根·哈貝馬斯的話說）“未完成的項目”究竟是怎么終結的。或者問，難道這位中國專家已經加入詹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 Vico）、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依波利特·丹納（Hippolyte Taine）、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貝內德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有時還有尼采，以及最近另一位中國專家尼克·蘭德（Nick Land）等人的反啟蒙傳統了嗎？以下是我對基辛格文章的回應，也可以把它看做我之前在e-flux雜志上發表的兩篇論文，即“論新反動派的苦惱意識（On 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 of Neoreactionaries）”和“作為宇宙政治的宇宙技術（Cosmotechnics as Cosmopolitics）”，的延續。

1.“白人”的“決定性錯誤”

快樂的進步主義者追隨啟蒙運動的光輝直至其末尾，卻發現這光走向了完全的黑暗。它的結局令人大吃一驚：虛無。基辛格的話難道不也見證了這一作為人性深淵的終結嗎？但當這位國務卿要求計算機科學家了解哲學史時，他沒有說明是哪種歷史、哪種哲學。基辛格描述了伴隨著西方文明的高潮退卻而來的痛苦，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稱其為西方的“衰退”或“衰落”(Untergang)。這兩人的觀點的相似處絕非巧合，尤其是考慮基辛格在哈佛大學所寫的學位論文的主題正是斯賓格勒。這篇文章題為“歷史的意義：對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的反思（The Meaning of History: Reflections on Spengler, Toynbee, and Kant）”，它從斯賓格勒對于歷史作為有機過程的描述開始，重點關注了歷史中的決定論和自由問題。基辛格寫道：“生活是痛苦的，出生包含著死亡。轉瞬即逝是存在的命運。沒有哪個文明是永恒的，也沒有哪種渴望能被完全滿足。這是必然性，歷史的命中注定性，不免一死的困境。”啟蒙運動也不例外，它只是一場通往西方命定的終點的過渡。當這段過渡結束，必須有一種新的哲學。然而由于21世紀地緣政治的迅速轉變，我們很難確定這種哲學會是什么；911事件——它揭示了西方的脆弱性——和中國的崛起——正借著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等地的發展計劃，悄無聲息地重塑世界秩序——這幾個引人矚目的事件，是這次轉變的驅動力。

基辛格在他的文章中正確指出，現代技術推廣啟蒙哲學——或者更準確地說，將它普遍化了。然而，他沒有提到啟蒙運動不只是一場推廣理性和理智的思想運動，它在根本上也是一場政治運動。導航和軍事技術使歐洲列強得以在全世界殖民，這導致了我們現在說的全球化。人們說，啟蒙運動整體上旨在通過對抗迷信（不一定是宗教）來充分實現人性和普世價值，科學和技術將使它戰勝迷信。啟蒙運動不僅創造了新的航海和制圖工具，它本身也是一個確定方向（orientation）的過程，啟蒙將西方定為這一轉變的中心，普遍化的源泉。

盡管現代技術傳播了啟蒙思想，它自我實現的過程也引向了自我否定：這是地緣政治視角下的啟蒙辯證法。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在他1931年的小冊子《人與技術》（Man and Technics）中指出，西方對外出口技術是犯下了一個巨大的錯誤：

上世紀末，盲目的權力意志開始犯下大錯。“白人”沒有小心地把成就他們最大財富的技術和知識握在自己手里，而是自滿地在各個大學中或口頭或書面地，將它們展示給向全世界，并享受印度人和日本人的驚訝和崇敬。

結果是，斯賓格勒繼續解釋道，日本人成了“一流的技術人員，在1904至1905年對俄羅斯的戰爭中，他們展示了技術優勢，連他們的老師也能從中學到不少。”日本暴露出了技術全球化的困境：一方面，技術的傳播構建了一個全球時間軸，由此，歐洲現代性成為所有文明同步（synchronizing）的量度；另一方面，這傳播也使現代科技不再是專屬于歐洲現代性的財富，使西方可能受到全球競爭的威脅。正如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指出的，啟蒙的信仰取代了宗教信仰，卻沒有意識到它自己也只是一種信仰。啟蒙思想就這樣引領我們走上全球化的漫長道路，同時卻被自身的否定所擊敗。這似乎是對西方完美的后殖民批判，但故事沒有那么簡單。

2.全球時間軸的形成及其末日

基辛格錯了——啟蒙運動遠還沒有結束。用于監視的技術無疑也可以促進言論自由，反之亦然。然而，讓我們先走出這種對技術的人類學和功利主義解讀，把現代技術視為知識和理性的具體構成形式。現代技術——啟蒙哲學的支撐結構——已經成了它自己的哲學。正如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說，“媒介即信息”，技術普遍化的力量也成為啟蒙運動的政治項目。隨著技術開始承擔甚至發揮起啟蒙思想的作用，媒介就不再是意義的載體，而是成為意義本身——一種確保進步的知識。長期以來，人們把民主視為不可動搖的普世西方價值，而唐納德·特朗普的勝利似乎已將民主的霸權變為喜劇。突然間，美國的民主似乎和糟糕的民粹主義沒什么區別了。尤其是當這位共和黨領導人公開表達對獨裁政權的欽佩時，人們會傾向于贊同基辛格的觀點，認為啟蒙思想的時代和康德所向往的共和主義已經走向終點。

但這種對啟蒙的天真嘲諷并不能令我們滿意。聲稱伏爾泰這樣的作家只堅持西方價值的優越性而不關注文化差異，是不公平的；比如，伏爾泰也贊揚了中國四千年文明的偉大，以及中國的皇帝是一位天文學專家。很令人吃驚的是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把伏爾泰對中國的興趣轉化成了反對他本人的武器，他指責這位法國人對文化差異不夠敏感，太過熱衷于將分類和概括的科學方法應用于其他文化了。不過對伏爾泰來說，文化差異的政治含義確實沒有對赫爾德來說那么多。

正如基辛格準確指出的，哲學提出的普世價值只有通過現代技術才能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同時，這種技術已經結束或者完成了啟蒙，技術正沿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產生了對新的指導哲學的需求。這種哲學會是什么？超人類（transhumanist）哲學？歐亞保守主義革命？蘭德式的加速主義，或者是左翼版本的同一種加速主義——都希望通過加劇資本主義的矛盾引致其自我毀滅來克服它？亨利·德·圣西門一度相信，加速工業化并改善交通網絡將使資源和貨物的分配更均勻，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瓦爾特·本雅明在他的文章“巴黎，19世紀的首都（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指出，圣西門的追隨者“預見到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但沒有預見到階級斗爭。”實際上，建設良好的鐵路網可能會加劇不平等，因為它能更有效地分配資本主義的資源。這種意義上的加速只會讓啟蒙進一步普遍化。如果加速的技術只是造成了又一次去轄域化，它又如何能讓資本主義走向終結呢？一些人可能會贊同絕對的去轄域化——但這就像黑格爾從后面上了德勒茲，帶給他一個可怕的孩子【譯注﹕ 這句話改自自德勒茲在《What is Grounding》所說的】。一些人聲稱，技術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本身，但這種說法把資本主義假設為像人一樣的生物，會被技術打斷、變得過時，就像一個老人從PC改用Mac系統后就不知道怎么發電子郵件一樣。

順帶一提，人們必須承認對實現全球化而言，技術加速具有歷史必要性，因為非西方國家只有通過形成一個現代技術、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高效益組合，才能進入由西方主導的地緣政治舞臺。安德烈·勒羅伊·古漢（André Leroi-Gourhan）和吉爾伯特·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都指出，掌握先進工業技術的群體能夠擴大對只掌握前工業化技術的群體的影響力。尤其是在西蒙東看來，少數群體以文化之反抗技術的做法，誤解了技術的作用，因為他認為技術具有一種能超越文化差異的限制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西蒙東期待技術的日益完善能為解決文化和技術間的異化和對抗問題，提供新的視角。然而，這個問題遠比西蒙東的樂觀主義所承認的更復雜。在殖民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技術差異也維系并加強了權力的差異。

但是，如果正如斯賓格勒所說的，如今的情況發生了逆轉，西方已經（或者至少似乎是）被它的學生超越了——這種情況只會繼續下去——會怎么樣？以中國為例。鄧小平的加速主義政策讓中國在新的千禧年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深圳已經成為中國的硅谷，它是當今世界上最瘋狂的城市實驗之一。正是通過技術加速及其隨之而來的經濟勝利，我們如今才看到冷戰以來最新地緣政治局面：東方在數字創新和自動化超越了西方。正因如此，唐納德·特朗普聲稱中國偷走了美國的工作崗位：之前由于廉價勞動力而外包給中國的工作，現在已被機器接管了。

這樣的技術加速并非斷裂，而是啟蒙運動的延續。基辛格的文章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體現著理性與認識論的技術是真正的普遍性。因此他才將當代的局勢解釋為啟蒙運動的終結，而不是它以其他形式的延續。我們是在把普遍和相對對立起來嗎？還是說，這種對立本身就是問題？在這里專門討論普遍性會超出本文的范圍 （盡管這項任務無可避免）。將普遍性本質化并設為基礎的愿望，導致我們把普遍性看做實體，而不是存在的一個維度。相對主義者的回應是拒絕普遍，卻無法將普遍融入特殊事物中。這種對立的思維方式是左、右派民粹主義共有的核心。人類的概念也是如此。通過將人實體化為超越一切文化和自然特性的普遍性，我們走向了等同于虛無主義的人類主義（humanism或譯人道主義）。為了擺脫這一僵局，我們首先必須先拋開已經傳授給我們的人類的觀念。在此，我們可以引用卡爾·施密特在《政治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中的批評：“人類（humanity/Menschheit）這一概念是在帝國主義擴張中尤為有用的一種意識形態工具，在其倫理人類主義的形式下，它是經濟帝國主義的特殊載體。這使人們想起蒲魯東的一個說法的修改版：任何口口聲聲援引人類的人都是想作弊。”

拒絕人類概念，就是打破統一的人類話語所產生的幻覺，這種話語屬于作為共時化（synchronization）的現代化進程。現代技術將非西方的歷史同步（synchronizes）到了西方現代性的全球時間軸中。同步的過程既是機遇也是問題，它讓整個世界都能享受科學和技術，卻也把世界吸引到全球時間軸中，在人類主義的鼓舞下，這一時間軸正走向末日，無論它是技術奇點、“智能爆炸”還是“超智能”的出現。馬丁·海德格爾在1967年就已經描述了這個全球時間軸：“哲學的終結，表明對科技世界的可操控的安排及其特有的秩序取得了勝利。哲學的終結意味著：以西歐思想為基礎的世界文明開始了。”

東方學家可能會嗤之以鼻說：這說法多夸張！但是，當我們觀察到周圍的技術設備和推動我們走向末日的巨大力量時，真相便很容易顯現出來。海德格爾所說的“哲學的終結”不過是人類學機器的勝利，是一種人類主義的勝利，這種人類主義希望通過技術加速將智人改造成神人（Homo deus）。新反動派和超人類主義者懷著后人類的得意洋洋，慶祝人工智能，因為超智能和技術奇點展現了“崇高人性的可能性”。

所謂黑暗啟蒙（Dark Enlightenment），是指通過災難性的智力爆炸將海德格爾的“哲學終結”推向極端的努力。就像《易經》中那樣，否卦（壞運氣）后面是泰卦（好運氣），即所謂的否極泰來。這一智力爆炸將迫使西方重塑自身——或者說，它的倡導者相信這一點。他們肯定這種走向深淵的救世性加速，自稱自己是反人類主義者。但這深淵背后是什么？羅賓·麥凱（Robin Mackay）正確地指出，這種加速主義的觀點的致命錯誤在于“相信在資本所敞開的去轄域化視野中，一種能夠不受機構化的權力結構約束的欲望會顯露出來。”有些人推算著絕對去轄域化的未知結局，像賭徒盯著賭場的代幣那樣。迷失方向的加速并不會在全球時間軸上制造一個出口。相反，它只是暫時打亂了既定的秩序和傳統的運作模式。比如在中國，不斷增加的帶寬和數據流存儲容量催生了社會信用體系，而這一體系只是穩定了資本的流動并將其再轄域化。柏林自由大學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80%的中國受訪者認可或高度認可這些社會信用體系，19%的人持中立態度，只有1%的人反對。加速所固有的破壞和末世性質絕不是反人類主義的。事實上，它們揭示了一種試圖通過大規模毀滅來自我拯救的極端人類主義——21世紀虛無主義。

有可能在不提出減速——如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等社會學家所做的——的情況下逃離西方現代性的共時全球時間軸嗎？我們是否有能力解除它的控制，以把它的成就向其他方面推進？

我們需要回到“加速”這個詞本身，因為它太容易被加速度（acceleration）和速率（speed）之間未經考察的關系弄亂。如果我們回憶高中物理，a = v1 - v2 / t，加速度則等于速度的變化（從v1到v2）除以時間。v是速度（velocity），不是速率（speed）。速度是個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矢量，而速率只有大小。我們為何不考慮另一種形式的加速，一種并不將速度推到極致，而是改變運動方向，從時間和技術發展的方面為技術賦予新的框架和方向呢？這樣，我們還可以想象未來的分支化（bifurcation），這種分支化不再走向末日，而是從末日的方向分離出來，形成許多分支。但是給技術提供新的框架意味著什么？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通過系統地反思和研究認識論及知識型的問題——在多元宇宙技術的啟發下，或者簡單地說，在那些歷史上有跡可循且依然有效的技術多樣性的啟發下——思考該如何重新配置現代技術。我從寫作《論中國的技術問題：宇宙技術初論》（2016年）一書起，就在進行這個項目，書中，我以中國為例，闡述了思考技術的不同方式，以及在歷史和未來中設想這種技術多樣性的可能。多元宇宙技術的提議——當然不僅限于中國——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技術”概念，重新審視技術演變的條件。

3.技術多樣性和未來的分支化

在人化（hominization）的過程中，技術具有人類學的普遍性——將人類理解為一個物種，是因為技術是記憶的外化和人體器官的解放。人通過繪畫和寫作將自己的記憶和想象外化；通過發明燧石，古人在許多活動中解放了雙手。我們并不否認技術有普遍的方面，但這只是其中一個維度。從宇宙技術學的角度來看，技術從根本上要受到特定地理和宇宙論特性的驅動和制約。我們如果想應對全球范圍的自我滅絕的未來，就需要回到關于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和本土性的仔細、詳盡的討論上來。為此，我們首先需要重新討論技術問題，設想多元的宇宙技術，而不僅僅是兩種：前現代技術和現代技術。當然，我們必須小心“本土性（locality）”一詞及其政治含義。如果我們不辯證地處理這個話題，對傳統或文化的懷舊期盼便會成為民族主義、文化本質主義和民族未來主義（ethnofuturism）的回歸，這很成問題。在這里，我們考慮的不是以文化或自然的名義反對現代技術的小團體；相反，我們正在制定一項重新配置技術的總體戰略，這首先要肯定技術的不可化約的多樣性。西蒙東啟發了“宇宙技術”的概念，但他自己的批判沒能超越他所繼承的西方啟蒙人類主義。

反動派和革命者都可能提倡多元主義。以赫爾德為例，他是伏爾泰最激烈的反對者， 1774年他出版了長篇論文“這也是一種構思人性的歷史哲學（This Too is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for the Formation of Humanity）”，文中他主張文化經驗、價值觀和情感是多樣且不可化約的。我們能稱赫爾德為民族主義者嗎？許多人確實認為他——一個路德派牧師、康德的學生、歌德的導師——是德國民族主義和民族精神的創始人。但這一觀點并沒有得到普遍認同。梅尼克曾問：“當赫爾德試圖創造一個新時代，他難道不是同時主張了人性和民族性嗎？”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和以賽亞·柏林這樣的哲學家也在赫爾德身上同時看到了民粹主義和多元主義，或者如查爾斯·泰勒所說，他同時具有民粹主義和“表現主義（expressivism）”。一些人認為赫爾德是個真正的世界主義思想家，他的世界主義植根于異質性而非同質性；他不是通過聲稱每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本質，而是通過強調各個本土性的重要性和所有文化的平等來肯定差異。

人類是在不同的符號和語言世界中被形塑的。他們不同形式的知識以及與世界和地球的不同關系，無法用他們在現代科學技術方面的進展來衡量。啟蒙的結束必須繼伽達默爾、柏林和泰勒之后，從借鑒赫爾德開始，因為他們只是邁出了第一步。我們必須理解異質性的轉化力量，而不是退回到某個民族，依賴同情或敏感性來解決愈加孤立的群體之間的緊張關系。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等人類學家，為了回應與人類世（Anthropocene）有關的生態問題，重新討論了一種激進的多元主義——考察“多元自然主義”而非“多元文化主義”。因為將自然與文化對立起來的自然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現代性的產物，它沒能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對非人態度涵蓋在內。然而，隨著現代化作為共時化過程展開，我們到了一個轉折點，一向被不加懷疑地認作普遍的自然、技術等概念要被重新討論。這種對多元化的呼吁提醒我們要有意識地重新評估現代科學技術，為它指派新的方向——一旦它的全球性（planetary）傳播為此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我們或許可以把基辛格關于啟蒙終結的聲明理解為一個標志：將全部歷史時間都匯入歐洲現代性的同步量度中的單一的全球時間軸，已經完全實現了。這是迷失方向（disorientation）的時刻——既是失去了方向，也是在與西方的關系中失去了東方（Orient）。法西斯主義和仇外心理的苦惱意識也源于找不到方向：它提供了一種簡單的身份政治和審美化的技術政治作為回應。

更廣地說，這種迷失方向可以被視為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合適且必要的去轄域化，這種資本主義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促進財富的累積。戰爭是最極端的破壞技術，遠比優步和Airbnb更有效。斯賓格勒在他1933年的《抉擇時刻：德國和世界歷史演變》（The Hour of Decision: German and World-Historical Evolution）中，將戰爭機器描述為對當時地緣政治危機的唯一可能的回應：“英國是靠戰爭而不是記賬和投機獲得財富的……（德國）不得用外幣繼續作戰并服務于外幣，還要為一個弱小國家從另一個國家手中奪走的自己國家的一點可憐的地盤而發動戰爭。”

戰爭不僅在西方被當做解決方案：京都學派的哲學家也提出把全面戰爭當做克服現代性的一種手段。今天，圍繞人工智能和空間技術發展的全球競爭會成為這種戰爭的新條件嗎？正如斯賓格勒在1933年所寫的，一些力量正在把我們向后拽。需要注意到斯賓格勒的時代與我們時代的巨大相似之處，但是我們也要特別注意二者的不同之處。斯賓格勒在《抉擇時刻》中寫道，非西方文明中出現了某種教條式思維，這種思維與現代性相伴，與殖民心態有關：

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相當古老的“農奴”民族再也不能在大國世界中扮演獨立的角色了。他們可以改換主人，趕走一個——比如從印度來的英國人——卻又屈從于另一個。他們再也不能產生自己的政治存在形式了。因為它們太古老、太僵硬、已經耗盡了。

這種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術問題無論在西方還是其他地方，都從未得到充分的討論：技術仍然只是有用性，人們只看到沒有辦法超越有用性和效率的限制的目的王國。效率是技術創新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但必須根據長期圖景而不是短期利潤來衡量它。另一個阻礙人擺脫殖民心態的因素，是無望的犬儒主義。畢竟，當技術的線性發展被與人類進步等同時，又有誰能逃脫掌握人工智能的經濟和地緣政治競爭？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人工智能將對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如果中國或俄羅斯放慢技術創新的步伐，他們將失去競爭優勢：普京已經在2017年9月1日對一屋子的俄羅斯學生宣布，“在人工智能領域領先的人將主宰世界。”但如果技術加速和創新是主權國家和資本的共同任務，人們的犬儒主義只會加深，因為當面對在各方面都取代了人類的技術系統時，我們感到越來越無助。唯有真正的哲學思考能回應這一困境。

我并不是暗示現代科學技術是邪惡的（尤其因為它們是我的首個研究領域）。我也不是說非歐洲文化和傳統已經被西方強加的邪惡現代技術摧毀，因此我們應該放棄現代科技。相反，問題在于該如何重新思考這一歷史進程，以及還可以去設想和實現怎樣的未來。如果我們把啟蒙思想和現代技術同樣視為一個在普遍性和合理性引導下的不可逆的過程，那么唯一剩下的問題就只有“生存還是毀滅”了。但如果我們確定存在多種宇宙技術，且這些技術能讓我們超越單純的理性的極限，那我們就能找到一條道路，擺脫永無止境的現代性和隨之而來的災難。將理性誤解為僅是嚴格、僵化的推理是可悲的——不幸的是，它經常遭到這樣的誤解。我們必須用不同于往常的方式來構建并考察理性的歷史及其與自然和技術的關系，從萊布尼茨到控制論、機器學習。

對文化的反思或許能為理解這些不同的技術思維模式提供一種方法。重新發現多元宇宙技術并不是拒絕人工智能或機器學習，而是重新配置現代技術，為現代技術的聚置（enframing, Gestell）提供其他框架（frames）。為了超越現代性，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當做電腦或智能手機，重新啟動。相反，我們必須擺脫它的全球時間軸，擺脫讓其他存在從屬于人的命運的（超）人類主義，并提出能帶來新的社會、政治和美學生活形式，以及與非人類、地球和宇宙的新關系的新技術議程和想象。這些都還有待思考，因為這需要像尼采一樣重估技術問題，我們只能集體進行這項任務。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不把基辛格的聲明當做批判對象，而是作為邀請和挑戰：邀請我們思考啟蒙終結之后的事，并承擔起考察它的多種形式的任務。或許用基辛格自己的結束語來結束對他的批判是最合適的：“如果我們不盡快開始努力，很快我們就會發現自己開始得太晚了。”

英文原文刊于e-flux：https://www.e-flux.com/journal/96/245507/what-begins-after-the-end-of-the-enlighte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