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荒田

口述｜查理（化名）

一

2005年，是我在舊金山“通達”旅行社當導游的第4個年頭。每年夏天，黃石公園這條旅游線路最為繁忙，我帶的都是七天團。星期六從舊金山灣區出發，下星期五回來。次日一早又上路，連軸轉三個月，然后是一個月的長假。緊張是緊張，好在我天生愛游山玩水，正應了洋人一句名言：“你的愛好如果和職業合二為一，那就一天班也不用上了。”

由于我所在公司，從老板到雇員都是中國人，人脈都在華人社區。我所帶的每一個團，幾乎是清一色的同胞。但8月中旬出發的團，50名團友中，有一位白人老太太，80多歲了，金發早已變為銀色，頭部閃著藹藹的白光，在坐滿黑頭發的大巴里，格外搶眼。

她名叫莎朗，深目高鼻，高個子，不是像許多白人女士那般，老來橫向迅猛發展，體重增加近倍，而是相反，變得清瘦，一襲連衣裙，從后面看，還像個窈窕少女。更加出奇的，是能說廣東話。

我是在哈爾濱長大的，來美國以后才學了點廣東話，幾年下來，發音雖仍遭廣東人譏笑，但聽這一關，基本過了。這可是在以廣東人居多的舊金山華人圈子內做事必需的功課。然而，我的廣東話，和這位土生土長的洋老太太不能比。團友驚訝不置地告訴我，莎朗的廣東話不但順溜，而且夾上不少臺山土語，神了！

我還注意到，莎朗雖然身板硬朗，不需人攙扶，但走到哪里，都有一個小伙子跟隨。在途中，我和這位小伙子談過幾次，知道他叫小陳。原籍廣東臺山，是莎朗的貼身傭人。

旅行團所乘的大巴，從加州出發，穿過內華達州的沙漠，愛達荷州的麥地與玉米田，沿著蛇河峽谷逶迤而行，一路有洛磯山脈蜿蜒相伴。大巴上，導游坐在第一排，50多位游客的座位，每天按次序調換，以示公平。游覽了懷俄明州的黃石公園以后，莎朗以及小陳的座位，從后面移到第二排。我得以就近觀察她，交談也很方便。莎朗耳聰目明，風度極好，連坐巴士也維持優雅的姿勢，從來不曾東倒西歪地睡。她偶爾和小陳低聲交談，用的是廣東話。

離開號稱“世界第一”的黃石公園噴泉群，巴士從海拔1620公尺的北門開出，進入89號高速公路。我拿起麥克風，開始例行的講解：“眼下，我們剛剛走出懷俄明州的邊界，前面的小鎮，叫利文斯登……”

我沒說完，莎朗驀地站起，用右手把麥克風蓋住，極急切地問：“對不起，你說的是什么地方？”

“Liwensiton，怎么啦？”我驚訝地看著這失態的老人。

“哦，哦，是這里嗎？”她臉色煞白，兩手發抖。

我連忙安頓她坐下。悄聲問小陳，莎朗身體怎么樣？小陳說沒事，她是激動成這樣。

一個普通的西部小鎮，為什么給了她這般強烈的刺激？我匆忙結束了對沿途風景的介紹。坐下來，和莎朗攀談。

小陳讓莎朗喝了小半瓶礦泉水，莎朗的臉色恢復紅潤，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仿佛陷進了久遠的回憶。我留神觀察她的情緒。過一會，她吩咐小陳把擱在座位下的手袋拿起來，打開，她小心地從內層抽出一個記事本，本子的封面破舊，貼上好幾層透明膠紙。她戴上眼鏡，打開，找出寫上密密麻麻的號碼的一頁，號碼是用藍墨水寫的，原色早已褪盡，變為淺黑。

“查理，你能不能替我打一個電話？”她指著一個號碼問我，極度緊張而熱切的神態，教我納悶。“行，我替你打，可是，打通了要說什么？”“你先試試，看有沒有人接。”我遲疑著，有這樣打電話的嗎？“至少要有姓名吧？”“找……找戈登先生。”

我勉強地在手機上按下10個數字。那一頭是座機，叮鈴鈴，叮鈴鈴，好久沒人接。莎朗死死地盯著我手里的手機，呼吸急促起來。

“哈羅。”那頭終于有人拿起話筒。

“我是舊金山中國城一家旅行社的導游，請問您是戈登先生嗎？”

接電的是沙啞、蒼老的嗓門，該是奔90的白人。“我就是，您找哪一位戈登先生？我還有一個兄弟呢！”

“夠了！”莎朗站起來，對我打了一個關機的手勢。

然后，是沉默，和低低的哭泣。小陳連忙拿出紙巾，讓莎朗揩臉。我按住莎朗顫抖的肩膀，好言安慰：“不要傷心，這把年紀，有什么擺不平的！說，說出來心里舒服。”我難以用廣東話表達復雜的意思，莎朗又聽不懂我的東北話，只好用上莎朗的第一語言——英語。

莎朗和我坐大巴上絮絮而談。這時，全車的團友，因為今天趕看黃石公園的幾個景點，凌晨4點出發，此刻，都在補睡覺。只有莎朗和我是清醒的。

二

莎朗說：“我在利文斯頓市出生，那是1926年。父親一直在煉銅廠當工人，后來升為領班。母親是家庭主婦。我有兩個哥哥，大哥麥克，比我大3歲，二哥雷蒙比我大1歲半。一家5口，幼年的日子雖然不富裕，但很快樂。我18歲那年高中畢業，然后進市立初級大學，上了兩年課。

“那是1941年。歐洲陷入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利文斯頓鎮郊外，有一個海軍陸戰隊的軍需品倉庫，存儲的物品，將發往盟軍抗擊軸心國的前線。這年暑假，我在倉庫旁邊的‘星星’酒吧當侍應生，為秋天上愛達荷州立大學化學系賺學費。

“每到周末，在倉庫工作的軍人，多半來酒吧喝兩杯，跳跳舞。我和他們混得很熟。客人中有一位上尉，個子不高，面目清秀，烏黑的頭發剪成平頭，平添了幾分彪悍。他在要么白人要么黑人的袍澤中間，是唯一的中國人，叫丹尼斯，姓陳。

“那年代的利文斯頓，我只見過兩個中國人，是在鎮的另一頭開雜碎館的兄弟倆，但沒打過交道，因為父親不喜歡中國菜。在酒吧里，起先我出于好奇，趁送飲料和丹尼斯聊天，漸漸地，對他生了好感。他是那么溫文爾雅，大兵喝高了，動不動爆粗口，兩言不合，要摔桌子，打架。他呢，總是微笑著，喝馬丁尼，一個晚上只要一杯，誰要灌他，他禮貌地擺手，避開，寧可喝可口可樂，從來沒失態過。看他年齡，至多是25歲，人家就有這個定力。

“認識丹尼斯一個月后，一個初秋的夜晚，我下了班，脫下工作服，換上牛仔褲和襯衫，走進停車場。他手拿著一束玫瑰花，在入口等候。‘送給你。’他連帶微笑，把花遞過來。在街燈下，看到他額角有汗珠子在閃，知道他外表雖淡定，其實心里很緊張，怕我拒絕他。

“我爽快地接下，說花好漂亮。‘和我遛一會好不好？’我沒答話，但右胳膊已穿過他的肩下，挽起他的手。那晚，星星好亮，原野吹來麥秸干燥的淡香。他向我傾訴對我的愛慕，他說他知道他和我‘不同’，可是，他不怕，他要追求心愛的人。說到決心，他緊緊都攥住我的手，我感到一股帶電的熱。

“從丹尼斯口中，我知道，他是第二代移民，老家是廣東。父親原先是來留學的，從柏克萊加州大學畢業以后，本來要回國，在舊金山唐人街開雜貨店的伯父，因為沒有孩子，把他認作繼子，留下來。那時辛亥革命才爆發不久。父親的伯父去世后，父親繼承了雜貨店，娶妻生子。

“丹尼斯是在唐人街的企李街長大的。他家里有一條規矩：一進家門就不準說英語。丹尼斯14歲那年，還被繼父送到廣州去學了一年中文。丹尼斯有志氣，高中畢了業，報考維吉尼亞軍校。繼母怕他穿上軍裝以后有去無回，死活不讓。后來雙方達成折中，他不上戰場，當后勤兵。入伍3年以后，他晉升為上尉。是利文斯頓軍需站唯一的亞裔尉官。

“戀愛談了一年，一路在秘密中進行。我的家距離‘星星’酒吧和丹尼斯駐扎的營地，都很遠，不會遇到熟人。我們外出游玩，幽會，家里人被蒙在鼓里。1942年底，丹尼斯要調到加州的圣地亞哥軍港去。我面臨重大的選擇：是當他的妻子，跟隨他離開；還是分手。我毫不猶豫地選了第一條。

“下一步，是向父母攤牌。那一天，碰巧是父親的生日，一家人吃過晚餐。父親吹熄蛋糕上的蠟燭，哥哥說，爸爸許個愿！

“我打鐵趁熱，說：‘爸爸，你的女兒要做新娘啦！’

“爸爸以為我開玩笑，只笑呵呵地說，新郎還沒帶進家來見面呢！

“我說，男朋友是中國人，怕你們不喜歡，一直不敢說。

“這下子不得了，家里炸窩了！父親不容我往下說，一句話：不準！嫁誰都可以，就是不能嫁中國佬。

“這時我才知道，這位在煉銅廠里干了20多年的工人階級，對中國人的成見無比頑固。我當然不會退讓，當場大吵。兩個哥哥看著暴怒的爸爸和六神無主的媽媽，手足無措，躲在一旁。我的倔強來自父親的基因，也決不退讓，摔門走了。好端端的生日派對這樣收場，現在想起還難過。

“那一晚，我在汽車旅館里過夜。第二天是星期六，丹尼斯休息，我打電話讓他來接我。我把昨晚的沖突向他說了。他嘆口氣，說：‘我早就料到，如果中國人不是這樣遭歧視，我在舊金山就不必窩在唐人街了。’

“怎么辦？丹尼斯說，好歹是你父親，知道中國的孔子怎么教我們嗎？一定要孝順父母。父親這關過不了就先說服母親。我說，母親生性軟弱，沒有主見，家里從來是父親說了算。‘可是你一定要把功夫做足。’

“我聽從了，趁父親上班，我溜回家，和母親談了一個下午，把丹尼斯的家世，人品，我們怎么相愛，以后打算怎么辦，一一說清楚。母親低頭不語，過了好一陣，無奈地看著我，哀哀地說，嫁哪個種族不好，偏選上中國人！中國人怎么啦？你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你爸是213號工會的活躍分子，去年起，在‘勞工騎士團’利文斯頓分部競選，當上主席。知道這個騎士團的綱領是什么？把搶走我們飯碗的中國人趕出新大陸！媽媽這一說，我大夢初醒。原來是政治作怪！

“一個星期以后，在丹尼斯調防之前，我和他去市政廳登記結婚。父母親沒在場，我對婚姻注冊處的小姐說，父母在別的州居住，都是殘障人，坐不了飛機，無法來主持婚禮，請她擔任證婚人，她信了，說沒關系，在證婚人一欄簽下姓名。

“我年輕時脾氣和父親一般犟，這次沖突中，按說不會低頭，但拗不過丹尼斯的央求，我給父母和兩個哥哥各寫了一封信，先道歉，再說明，盡管你們不接受，我也要和丹尼斯在2月1日那天中午，去向你們辭行，然后，我們一起遷離利文斯頓。如果你們愿意給我們最后一個機會，請在家等待。

“信是丹尼斯以軍郵寄出的。我根本不抱希望。果然，那天，我們手牽著手回家。大門上了鎖（剛剛換上的，我沒有鑰匙）。里面沒有聲音。門上釘著一張紙片。沒有稱呼，沒有落款，是父親的字跡：‘從今天起，你的名字不再屬于我的家庭。’我看了兩遍，眼淚叭地落在紙上。丹尼斯要看，我不讓，把它撕成一片片。雪片似地散落的，是我對家的最后依戀。記住那個日子，1941年2月8日。我受到傷害太重了！

“1942年，報上刊載了國會廢除排華法案的新聞。我離開利文斯頓前，知道爸爸之所以反對我嫁給中國人，癥結在于，他和利文斯頓的工會領導人，在國會就廢除這一侮辱性法案作表決之后，遠赴華盛頓，去投贊成廢除票的愛達荷州參議員的辦公室遞交抗議書，幸虧沒有被采納。

“我離開利文斯頓后，和丹尼斯在圣地亞哥駐扎。1945年，軸心國投降，圣地亞哥的軍港每天駛進掛滿彩旗的軍艦，都是從歐洲凱旋的。同年，丹尼斯以少校軍銜退伍，我們一起回到舊金山唐人街，打理‘生昌’雜貨店。我這個事頭婆（廣東話：老板娘），一天到晚和中國人打交道，廣東話就這么練出來的。

“上世紀50年代，我在丹尼斯的督促下，每年父親節、母親節、兩個哥哥的生日，我都按時寄賀卡，希望得到親人的諒解。可是都沒有回音。大哥給我打過一次電話，說的是：父親明確交代，誰膽敢和莎朗來往，被他發現，就馬上脫離父子關系。打這以后，我才斷了念頭。我們開店，開到70多歲，才把店面出租，夫妻倆常常到外地旅游。

“我們沒有兒女。我年輕時去醫院作檢查，結論是輸卵管閉塞。丹尼斯不想妻子為此受沒完沒了的折磨，聲明不想要孩子。2001年丹尼斯患了癌癥，去世前兩年，他替家鄉的一個堂侄子辦了過繼手續，以養子的身份來美，他就是小陳。”

三

“看，我家代代是‘過繼’的命！”莎朗慈愛地拍拍小陳的臉，把漫長的回憶結束。

我問：“你父母肯定早已去世，你想不想家，要不要見哥哥？”莎朗重重地點頭。“你的兩個哥哥愿意和你見面嗎？”“不知道。丹尼斯生前常常對我說：盡人事，聽天命。愿不愿是他們的事，爭取是我的義務。”

“那好。”我沒征求莎朗的許可，用手機撥剛才掛斷的電話號碼。

那頭有人馬上接起話筒。“哈羅，我是兩個小時前給您打電話的中國導游，叫查理。戈登先生，您認識莎朗嗎？她也姓戈登……”

那頭“啊”了一聲，隨后是漫長的沉默。

莎朗逼不及待地貼近我的手機，看我沒做聲，更急，搶過手機聽，“怎么沒聲音？”莎朗的眉頭緊皺，眼神黯淡。

“哦，是我的妹妹啊！”那頭響起了嗚咽聲。我聽到接電人大聲叫“雷蒙，雷蒙，快來！”這么說來，先接聽的是大哥麥克。

“莎朗就在我旁邊，我們的大巴正在93號公路，往利文斯頓方向開。”、

“哎呀哎呀，妹妹啊！”聽出來，兩個老頭子擁抱在一起。

“莎朗要和你們見面，你們愿意嗎？”

“哎喲，還用說嗎？愿意見面愿意見面！”

“聽清楚了，93號東行，在利文斯頓的第一個出口，有一個雪佛蘭加油站，我們45分鐘以后到達，你們能趕到嗎？”

“那加油站我們知道，能能！”

“好極了，我們的大巴是酒紅色的。”

我把和哥哥們商談的結果一一向莎朗交代。莎朗坐不住了，身體老在扭動。“哦，53年，53年！”她一個勁地嘟囔。

我靈機一動，問：“莎朗，你這中國媳婦，知道中國人成親，有‘回娘家’的風俗嗎？”

莎朗聳聳肩，說：“知道一點，可是，和我有關系嗎？”

“廣東人把這禮節叫‘三朝回門’，成親以后第三天，帶上三牲和糍糕，回娘家去。當年，這個儀式沒法舉行，今天要補課！”

“怎么補呀？一點準備都沒有！”莎朗緊張地嘆氣，把小陳驚醒了。

“看我的。”我站立，拿起麥克風，以簡練而煽情的語言，把莎朗和中國人丹尼斯的姻緣回顧一遍。其間大伙至少鼓掌10次。莎朗在眾人的強烈請求下，一次次起立，向大家揮手，掌聲如潮，她鞠躬再三。后座一位老太太，難以按捺滿心的感動，從過道緩緩走向莎朗，兩雙布滿皺紋的手緊緊相握，她說：“讓我好好看看你，頂呱呱的中國媳婦！”

我要求大家靜靜，有一個要緊的問題，必須馬上解決。莎朗即將回娘家，平生第一次。沒手信行不行？當然不行，中國人最講面子。怎么辦？“我們湊！”全車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回答。

莎朗扶著座位的后背，看大家把行李箱打開，把手袋打開，往外掏東西，難以相信，一個勁地說：“我的天，我的天！”小陳怕她快樂過頭，身體出現不適，連忙把瓶裝水遞過去。

我把車上備用的塑料袋分發給大家。5分鐘以后，我的身邊堆上9個滿登登的塑料袋。我打開來一一檢查，5袋是沒有開封的食物：牛肉干，陳皮梅，花生糖，萬里望花生，威化餅干，杏仁餅。兩袋是加州最出名的水果——名叫“太陽之吻”的橘子和納波谷葡萄，還有蘋果和水蜜桃。（這個團不包吃飯，每天三頓都要自己解決，大家行前備足了食物）。

還有一個袋子，盛的居然是三對折疊式紅燈籠，一副喜聯，一沓利是封。太巧了！我把這個袋子打開，讓大家都看到：“請問是誰送的？莫非未卜先知？”大伙嘩然，都扭頭尋找，看是誰干的好事。

一位中年女士一邊大笑一邊站起來，掠掠頭發，說：“無巧不成書嘛！我和老公，3個孩子，是從亞利桑那州過來的。昨天逛舊金山唐人街，想到下個月孩子的表哥要結婚，孩子出主意，要送純中國風的禮物。我就買下這些。剛才想，事分緩急，我先滿足莎朗的需要。我們的孩子都贊成。”說完，她請3個孩子站到莎朗面前，說祝賀的話。頓時，巴士響起熱烈的掌聲，笑聲。

加油站出現在視野中。我對莎朗說：“快到了。”莎朗撲向車窗，小陳攙住她的胳膊。她嗚嗚地哭。巴士拐進加油站。還沒停定，3個人已站到路中央，向前方揮手。兩個老頭，以及一個陪同的年輕男子。兩個老人很不耐煩，老在走動，張望。

車門緩緩打開。兩個老人疾步走近，在車前大聲叫喚：“莎朗，莎朗，你在哪里？”

巴士里面一片寂靜。莎朗遲遲不邁步。太激動，太緊張了。

我連忙拿起麥克風：“團友們，莎朗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刻到來了！給她加油！”

“莎朗，見哥哥！莎朗，見哥哥！”大家有節奏地呼喊，拍掌。莎朗終于挪動，一步步走下。巴士里的團友，提禮物袋的跟隨。

莎朗的銀發，被家鄉的風吹著。小陳挽著她的右胳膊，我站在她的左側。

一個渾厚的男中音在背后響起：“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啊！”眾人唱：“往前走，莫回呀頭！”領唱的更來勁：“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啊，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啊！”在大家“往前走莫回呀頭”的歌聲中，莎朗和兩個哥哥緊緊擁抱。歡呼聲涌起。

然后，3人稍稍分開，互相端詳，老人們的臉上，淋漓淚水在太陽下閃亮。

“馬克，以為這輩子見不到了，不是做夢？”

“雷蒙，我的好兄弟，還恨我嗎？”

“真好，神話一樣！你終于回來了！”

“知道嗎？紅脖子爸爸臨終老念叨你啊！媽媽說晚了晚了！”

“真的？”

“不信問雷蒙……”3人重新擁抱，嚎啕大哭，震天動地。

全車人把他們圍在中央。我按了按個人的肩膀，對馬克和雷蒙說，這是你們的妹妹第一次回娘家，她照足中國規矩辦，帶來禮物。說完，幾位團友把塑料袋送上去。馬克和雷蒙把袋子逐個打開，說：好啊好啊！

在停車場耽擱得太久了，加油站的人嫌我們阻擋前來加油的車，出面干涉。我請大家回到車上去。我掃視人群，連印度裔司機在內，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紅的。

在兩個哥哥的強烈要求下，莎朗和小陳留下。一來，兄妹3人要去掃父母的墓，莎朗將遵照丹尼斯的遺愿，代他給從來沒見過面的岳父母獻一束康乃馨。二來，莎朗要圓一個夢——重溫童年時光。她的兩個哥哥，太太都已去世，孩子遠走高飛。兩年前，兄弟倆為了互相照應，搬進父母留下的屋子。這次，兄妹3人回到一起長大的地方。

大巴開出加油站，走了老遠，從車后鏡看，莎朗兄妹3人還在招手。我和莎朗說好，7天后，在相同的時間，一輛也屬于“通達”旅行社的大巴將經過這里。我會向帶隊的導游交代好，讓他先和莎朗聯系，他負責把她和小陳帶回舊金山。

一個星期過去，我問了路過利文斯頓時接走莎朗和小陳的同事。同事納悶地告訴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莎朗和小陳帶了50袋禮物上車，給全車人每人一份。我問她干嘛這樣客氣。她不解釋，只微笑著說，是中國人就該得到。”

本文原載于劉荒田 著《你的歲月，我的故事》，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