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東潤先生

朱東潤先生是我國現代傳記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回顧朱老七十余年的學術生涯，他探涉的領域非常寬廣，包括史學、文論、古典文學、古代文獻的諸多方面都有獨特的成就。可是先生本人對這些卻并不怎么重視，唯有傳記文學這一門學問才為其情所獨鐘。他晚年曾對身邊的一些人說：“如果我死以后，能將‘傳記文學家朱東潤之墓’這幾個字刻在墓碑上，我就感到心滿意足了。”由茲益見先生平生之摯愛與心志所尚。

1913年末，那時朱先生才十七歲，受上海勤工儉學會的幫助乘海輪遠赴英國留學。翌年抵英后就讀于倫敦西南學院，還屢往牛津大學聽課。此際，他因接觸到鮑斯威爾《約翰遜博士傳》、斯特拉哲《維多利亞女王傳》等西方傳記名著，深入鉆研過莫洛亞的《傳記文學綜論》，開始對傳記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決心涉足此間，“做一番斬荊伐棘的工作”。爰至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之交，他就完成了《中國傳敘文學之變遷》《八代傳敘文學述論》兩部論著的撰寫任務，對本土人物傳敘之演進軌跡作了系統的梳理。以后他數十年如一日奮力創裁，又陸續呈獻了《張居正大傳》《王守仁大傳》《陸游傳》《梅堯臣傳》《杜甫敘論》《陳子龍及其時代》《元好問傳》《李方舟傳》《朱東潤自傳》等眾多傳記作品，在人物傳記這塊疆土上開辟出前所未臻的境界。先生這些彌富創意的成果足以樹起一座豐碑，讓無數的讀者和后人仰視而嘆為觀止。

一

我1957年高中畢業考入復旦中文系，于此執教的朱東潤先生已經是聲聞滿天下的名教授了，兼又擔荷著系主任的職務，對于我們這些初來乍到的新生而言，肯定會將他列為重點關注的對象。先生儀容莊重、體質康強，雖其年齡已逾六十大關，但仍然步履輕健、思維敏捷，說話得體而且語調抑揚頓挫，富有節奏感，從頰上兩片眼鏡玻璃中透射出來的目光炯炯有神，真所謂“望之若儼，即之也溫”。不管是在迎新會上還是其他場合，但凡師生互動輪到他致辭和答問，殆無不以勉勵諸生刻苦鉆研、堅持進步為意。自此，先生在我們觸受覺知所獲致的印象里，早就是一位秉持積極人生理念、甘愿奮力砥礪前行而責任心很強的長者。

不過要從業務上去認知一位前輩學者，則必須經歷更長時間的知識積累。我剛入復旦中文系那會兒，讀書甚少，見識仄陋，根本談不上有什么學養，一朝直面朱先生這樣學貫中西、淹通文史的大家，不禁心虛悵然自失，委實與其所摯著的那份學術工作存在著明顯的隔限。再說，洎于“傳記文學”體現了文學與歷史兩大人文學科學門類的有機交集，所展示出的形態勢必更加復雜，故照例不在本系低年級同學平時涉獵的范圍之內。而往后我個人幸能對這一門學問稍微有點知識，堪以“觸摸其邊際”“略窺其梗概”，最主要是因為在我進入高年級階段學習時，嘗得益于朱先生親自講授相關選修課程的啟導。

1960年秋，我升入大四，論資排輩可算是個高年級生了，恰好這一學期朱先生在中文系首度開設“傳記文學”這門選修課。該課主要提供我們1957級文學專門化的同學選聽，因其內容新鮮獨創，很吸引人，又是老系主任親自授課，同學們選聽的情況相當踴躍，我亦及早報名備列于聽課者中間。記得開學那一周上課，可容納六七十人的一教1223室坐滿了人，先生在課前還發了兩份參考資料，分別是（唐）慧立《慈恩傳》及（宋）黃榦《朱子行狀》首頁的影印件，目的是讓前來聽課的學生增加些感性認識。朱先生上課恒以思想敏捷著稱，闡發理論問題深入淺出，依次道來隨在都有透辟的見解發表，偶爾亦會穿插一兩句詼諧妙語來活躍一下課堂氣氛。先生講課另一顯著特點是聲情并茂，他設身處地敘述傳記作品人物悲歡苦樂的遭遇，其自身感情又極易與之發生強烈的共鳴。譬如他介紹東晉、劉宋間的自敘體名著《法顯行傳》，道及僧人法顯去國遠涉南亞，“舉目無舊”，“心常懷悲”，及至師子國（今斯里蘭卡），于王城北之青玉佛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凄然，淚下滿目”。而此際朱先生自己也兩眼噙著淚花，遽至悲凄不能自抑。雖然選修他這門課的人數甚多，但課堂秩序始終很好，大家都被先生精彩的教學內容吸引住了。像我這樣一個原來對傳記文學罔無所知的人，此后能有一點粗淺的了解，那完全應該歸功于先生循循善誘的啟蒙教育。

朱先生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開講“傳記文學”，是他在相關的研究進行到一定階段時，有意把自己長期搜討的體驗作些整理傳授給后來者。緣乎事隔彌久，記憶模糊，現今固難還原該課程的章節結構，謹粗率分列五點略陳其旨要，冀以一窺當年先生授課內容之大概：

（一）傳記文學是介于文史之間的一個特殊的藝術類型，它結合了史學和文學的特征而獨立地存在，寫作傳記的主要目的是刻畫人物變動不居又前后連貫的性格，并將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及其內在邏輯予以深刻的再現。

（二）傳記作家寫作傳記在反映歷史真實面貌的同時，又應該有強烈的歷史與民族的責任感，達到真實、愛國、個性、藝術四要素的統一。傳記作家必須達成才、學、識、德四者具備，尤應把“史德”置于最重要的地位。

（三）我國古代傳記之遠祖應追溯至《晏子春秋》，厥后其演進之流別則有《史記》及史家之傳記，《三國志》、《世說新語》援引之傳記，劃時代的作品《法顯行記》，正、續《高僧傳》，為頂峰偉構之《慈恩三藏法師傳》，唐代文人之傳記，宋代的行狀與年譜，《鮚埼亭集》的碑銘傳狀等。

（四）西洋英歐古代之傳記，尠有《慈恩三藏法師傳》這樣布局偉大、結構完密的作品，浸至晚近如《約翰遜博士傳》《維多利亞女王傳》《司各脫傳》《哥德傳》等名著問世，不僅篇制恢張、內涵富贍，對有關的事實做過大量的考訂工作，且能用生動活潑的語言對傳主進行全景式的表現，為傳記創作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鮮經驗。

（五）我們應立足于今天中國的現實生活，通過對古代與國外的傳記作品及思想資料的全面把握，按批判繼承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繁榮傳記創作，并建筑起能適應我們國情的傳記文學理論架構。

以上分別敘列之五點，牽涉到傳記文學這一研究對象的方方面面，也是先生長期探尋與思考得來的理性認知，故言簡意豐又自成體系，從而能夠支撐起他在課堂上講授的全部內容。

“傳記文學”選修課的內容既為上述，而先生在漸次推進課堂教育的進程中，還有兩大亮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首先是識見的鞭辟入里，例如先生在談到怎樣處理個別較為特殊的史料時，即舉出古代史書里面的一條記載，其內記及東漢末年王允嘗謂，“昔武帝不殺司馬遷，遂致謗書流傳”云云，朱先生認為這條材料后人閱讀殊易引起錯愕，但說到底亦并不足怪，只要我們認真體察一下東漢末年的時代氛圍，深入了解王允其人的政治立場及個人心境就能明白，在當時漢家社稷朝不慮夕的境況下，以匡扶漢室自命的王允竟然責怪“昔武帝不殺司馬遷，遂致謗書流傳”，不過是他在回天無力的焦慮中放出的一句狠話而已，其識解精鑿允當之處饒能啟發人意。“傳記文學”這門課程的另一亮點，是任課老師對同行人士著作成果的尊重。回眸該課程開講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現代傳記的創作猶未形成風氣，那時出版的傳記作品數量本不算多，可提供課堂上示范釋例的佳構更是寥若晨星。先生一從投身教界即曾立下規矩，凡值登上講臺便決不推介自己的著作，為了堅持此項操守，他在廣泛閱讀、調研的基礎上，擇定馮至《杜甫傳》、鄧廣銘《岳飛傳》及吳晗《朱元璋傳》三者充當實例，結合傳記文學的創作理論進行分析薦評，對它們各自取得的成就均予熱情肯定。貫注在他這些議論中間的，乃是一種敬業大器的行家所特有的同情與了解。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開頭一長段時間，朱先生得以聚精會神耕耘傳記文學這塊園地，其收獲可謂相當豐碩。自1958至1962五年間，他撰成的第三部人物傳記《陸游傳》，暨及與之配套的《陸游研究》及《陸游選集》，迄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陸續刊印出齊。而先生因撰作《陸游傳》而確定的以《梅堯臣傳》為中心的研究寫作項目，至六十年代亦隨之處于緊鑼密鼓的進行當中。1962年4月22日，先生在《光明日報》4版《文學遺產》專欄發表《杜甫的〈八哀詩〉》一文。至是年之5月27日，他又以該篇作為校慶論文在中文系的討論會上宣讀報告。按少陵《八哀詩》這一組五言古詩大篇，分別敘寫了盛、中唐間王思禮、李光弼、嚴武、李邕、鄭虔等八位著名人物，藉茲論文指出杜甫措意寫作《八哀》，“正是要為人物的敘述開辟一條道路”，雖曰詩歌體裁包含了較多抒情成分，敘述事件也不像散文那樣具體周詳，終究由于它本身具備著敘事的功能，故說到底仍可將其視為替賢者立傳的一條途徑。

就我個人的情況而言，本科學習最后幾個學期，方當肆力攻讀唐代文學的典籍和史料。1962年9月畢業留校后一長段時間，又側重在閱讀經、史要籍及學術史著作。如若談到傳記文學，實則并未下過什么功夫，唯一能夠扯上點關系的，是我在先生精彩的課堂講授影響下，過后曾經利用假期把《張居正大傳》和《陸游傳》兩書較認真地看了一遍。1944年由開明書店出版的《張居正大傳》，即以精嚴的體例與恢宏的筆觸，著力再現晚明一段特定歷史時期的國運興衰和朝政沿革，在風云激蕩的斗爭中展開傳主張居正的一生履歷。整部傳記一氣呵成，讀來讓人熱血迸流，不論是摹寫事狀或抒發議論，都無所不在地宣露出作者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允為我國現代傳記領域極具典范性的開山之作。該書出版時原開明書店的責任編輯王知伊先生回憶說，他從傅彬然的手里接過這部書稿，在審讀時將它與當時社會上流播的《王安石評傳》等書比較，就覺得它在體制規模和敘事詳備上有顯著的進步。縱然其問世至今已相隔大半個世紀，但它仍被學人認為是迄今為止相關的同類作品中最有創意的一部名著。而1960年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的《陸游傳》，所表現的是一位文學大家，與《張居正大傳》相比時間跨度更長，文學色彩亦有顯著增強。著者為撰作此書做了大量基礎材料工作，在嚴格篩選和運用史料的前提下，加強人物形象的塑造與心理活動的刻畫，深入地揭示出愛國詩人陸游命運的起伏坎坷及豐富的心路歷程。無論是《張居正大傳》還是《陸游傳》，皆系先生全身心地執著追求而取得的殊勝成果，我們閱讀其書如見其人，不啻能夠從中了解先生歷史人物傳記創作的高度成就，而且亦可清晰地感受到他思想和人格的力量。

1962接下去的幾年，政治氣氛日漸趨緊，學校正常教學秩序頻遭打破，讀書做學問的大環境產生了諸多不穩定因素。從1963年秋末冬初算起，我在上海郊縣前后參加了三期農村社教，待到1966年6月自寶山羅店返回復旦。學校原先的教學科研職能機構已停止運轉，整個校園全都淹沒在運動洶涌的浪潮之中。此際雖欲靜坐案前展卷讀書而竟不可得，日子稍長便怕業務荒廢乃至心生焦慮。是歲，朱先生正交七十，作為一名卓有建樹的老專家，又是被宣布靠邊的老系主任，此后幾年他從風雨中一路走過來，顯得愈加顛頓辛苦，就很難再去顧及手頭的那些項目了。然而世間的事兒往往出人逆料，到1971年春季，包括朱先生和我在內的中文、歷史兩系部分教師，忽爾柳暗花明，竟一齊獲得了可以靜坐案前親近書卷的機會。

二

1971年三月初，復旦臨時調集中文、歷史兩系教師一十八人，其間中文系一十五人，歷史系三人，按老、中、青結合的要求搭建一個小組，期以承擔不久將要下達的“二十四史”點校任務。朱先生時年七十五歲，誠然是年高德劭的老先生了。我才三十二歲，屬組內五個青年教師中的一員。經過幾個月的緊張準備，由毛主席、周總理親自批示的中央文件傳達下來，自茲點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這件關乎國家學術建設的大事，就在北京、內蒙、天津、上海、濟南、武漢多地全面鋪開。根據北京中華書局與各地接受任務單位的商量協調，決定我們復旦負責點校整理《舊唐書》和《舊五代史》。上述任務在實施過程中幾經反復，至1975年底甫告完成。這樣差不多有四、五年時間，我能夠同朱先生在一起工作，為我就近向他問學請教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朱先生經歷豐富，學問又好，兼之熟悉事典，非常健談，在晚輩面前一點沒有架子，與人交流絕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因為此期間我們都在從事史籍整理，談話的內容往往集中在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評價上，有時也涉及到一些傳記文學的創作問題。他認為中國古代正史、野史里關于人物的傳記資料很多，而現代人去寫歷史人物的傳記，鑒別其材料的真偽、確定其應用價值是極重要的一環。譬如，宋代狄青是個著名人物，但他行軍作戰為了鼓舞士氣，也要搞些弄虛作假的東西。寫傳記如果碰到這類問題，就得謹慎地處理。在談到古代流傳的一些民間傳說時，先生認為它們并不具備反映歷史真實的品格，所以不應將其列入傳記文學的取材范圍。就像從宋代開始就盛傳于民間的“貍貓換太子”故事，它把現實生活里宋仁宗與其母后劉氏之間的一場誤會無限放大，任意牽強扯合，附會出一樁所謂將貍貓調換太子的宮闈驚天大案，從而給“極能持大體”的劉后加上諸多罪名，讓她變成一個居心叵測、手段兇殘的惡毒婦人。上述避實就虛的改造制作終能達成，一大原因是由于“女禍”這類世俗觀念在起著推動作用，既然國家出了問題需要由女人來擔責，倘若邊界上值遇強敵入侵，當然亦得要找女人去抵擋。先生提到有段時間上海演過一出戲，叫作“十二寡婦征西”，表面看來它是在宣揚愛國主義，仔細一想便有問題，試問連寡婦都要驅役到疆場上去作戰，那么舉國之中剩下的男人在干些什么呢？

唯因是際先生正在通讀《舊唐書》的點校稿，以故有唐一代史事他也談得很多，不過先生的關注的重點，還是在由盛唐進入中唐這一歷史轉折階段，并將其目光聚焦在唐玄宗李隆基的身上。他說唐玄宗經常會被史書美化，如《舊唐書·睿宗諸子傳》稱玄宗“嘗制一大被長枕”，又登興慶宮西面花萼相輝之樓，“將與其兄弟等共申友悌之好”。朱先生認為制作“大被長枕”純屬欺世盜名之舉，而登花萼相輝之樓觀望諸王宅邸，真正的目的是對其兄弟進行監視。這個風流皇帝在位四十余年，把原本很強盛的唐王朝搞得危機四伏，終至招來“安史之亂”這場巨大的災難。關于唐代“安史之亂”的起因，好多史料都把它歸結為“女禍”，先生對這種看法大不以為然。他說中國歷史上遇到難題時，大致都要拿女人出來抵擋，好像婦女能起的作用比男人還大，這骨子里是一種卑瑣滑頭的意識。把唐代衰落的原因歸罪于楊貴妃，其余的人一概沒有什么責任，這是最輕松不過的了。朱先生認為楊貴妃不過是一個玩偶，真正要對“安史之亂”這場災禍負責的是唐玄宗本人。先生還多次談起，在他點校《舊唐書》的過程中，發現盛唐是個高利貸盤剝十分厲害的社會，天寶年間玄宗屢命王鉷、楊慎矜、楊國忠等“檢括”天下，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是產生一切問題的總根源，而導致“安史之亂”爆發最基本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朱先生對唐代歷史的這些見解，顯示出很高的識力，在此后都被他完整地融入了關于杜甫的一部傳記里面。他醞釀和構思杜少陵的傳記，約開始于1974年通讀《舊唐書》的點校稿期間，至1977年正式動筆撰寫。1981年3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那年春末的一個上午，我去復旦第一宿舍6號看望先生，他當即拿出書來賜贈給我一冊，淺綠色的封面上印著先生親手題簽的“杜甫敘論”四字。我向他請教這個書名的由來，朱先生說：“我原來想叫‘杜甫傳’，但馮至先生過去寫過一本《杜甫傳》，如果我的書同它名稱一樣，那就等于否定了馮至在前面所做的工作，為此我考慮再三，覺得還是叫‘敘論’比較好，因為‘敘論’二字的意思和‘評論’是很接近的。”這本書的責任編輯林東海先生也是我的同班學長，在談到《杜甫敘論》的體例特點時說，《杜甫敘論》使用的是以傳為縱、以論為綱的評傳體例，不去過多地復述杜甫的生平，使之便于將老杜的思想創作放到時代的發展和生活的變化中來加以考察。東海先生進而指出，在《敘論》所作的具體論述中，還確定了杜甫詩歌創作的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為乾元二年（759）流離時期，第二個高峰為永泰二年（766）夔州時期，前者在思想性方面比較突出，后者則以藝術方面的創造而引人注目。該書由先生贈予后，我嘗細讀一過。給我留下最深切記憶的地方乃是第三章《漁陽鼙鼓動地來》，其中談到馬嵬兵變貴妃身死一事，在杜甫《哀江頭》和白居易《長恨歌》里均有反映，但作品的情感及其產生的效果卻不一樣。先生認為《哀江頭》“充滿著當日的此時此刻的感受”，而《長恨歌》“只是數十年以后的‘變文’”，這末后一句話的內涵特別豐富，它確在很大程度上鼓勵我去撰寫一篇論文，俾以探尋《長恨歌》與變文講唱之間的關系。

差不多在先生構思《杜甫敘論》的同時，他原先完成的《梅堯臣傳》《梅堯臣詩選》《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三部書稿，也遭受到動亂的磨難，所幸未被燒毀損壞，至此得以回到著者身邊。它們經過先生復核修訂，于1978至1980數年之間，分別由北京中華、人民文學、上海古籍三家出版社先后出齊。按先生之將目光投向梅堯臣，無妨說是他撰寫《陸游傳》的延伸。“由于陸游對于梅堯臣的詩作了高度的評價”，“結合到劉克莊所稱梅堯臣、陸游為宋詩的集大成者”，這使朱先生覺得“有對梅堯臣再作深入探索的必要”。鑒于梅堯臣的那部六十卷本的《宛陵集》，既不編年亦非分體，其排列之次序又雜亂無章，這肯定會給閱讀它的人帶來重重困難。緣茲1962年先生開啟梅堯臣的綜合探究時，首先將很多時間投放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面，唯有完成了此項扎實的基礎性工作，方可對《梅集》作品的具體背景與實際內涵達成確切的理解。朱先生的綜合研究實踐恰好表明，正是因為傳記作者曾對梅氏詩文做了細致的系年工作，《梅堯臣傳》不啻弄清了傳主平生活動的綦履蹤跡，還清晰地勾勒出他在各個時期的思想精神面貌及詩歌風格之變化。譬如指出他在早先流連洛陽期間，詩歌的主調顯得平易隨和；及至詩人卷入官場政治斗爭的漩渦，則詩歌漸趨激烈辛辣；后來他對統治者深感失望，其詩風就變得深沉峻切了。《梅堯臣傳》作為一部傳記文學作品，無疑成功地塑造了這位歷史人物豐滿的性格，即使從文學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它也因為包含許多創識而倍受讀者和研究者的珍視。

回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朱先生當于《梅堯臣傳》脫稿之初，曾經打算給蘇軾撰寫一部傳記。惟此事開始運作不久，就發覺蘇軾的處世態度與自己堅持的觀念多有捍格，其間之差別尤著者如蘇軾耽愛莊禪，以順處逆、玩世不恭，明明是逃避現實卻美其名曰優游自在，這些都是先生所絕對不能接受的。緣此他決定立刻停止這份工作，將自己的目光轉向了“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杜甫，轉向了明清更替之際為國捐軀赴難的陳子龍。

朱東潤先生《陳子龍及其時代》一書，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問世，作者執筆撰寫則肇始于1982年。第因此前上海古籍啟動《陳寅恪文集》的出版項目，該文集內的一部分《柳如是別傳》已獲出版，而朱先生又曾在某個場合對它提出過直率的批評，致使不少讀者誤以為先生這部作品，或許是其經意與陳氏《柳如是別傳》爭辯立異的成果。殊不知朱先生在“文革”動亂掀起之初，就因觀覽《天啟崇禎兩朝遺詩》《明詩別裁》《國朝詩別裁》，輒即產生要為陳子龍結撰一部傳記的想法。稍后他又利用運動斗批、審查的間隙，認真研讀陳子龍《安雅堂稿》及與之相關的眾多資料，可謂做了非常充分的醞釀和準備。所以到達1982年作者從容落筆撰寫該傳，說來就如同水到渠成那樣，把他久藏于胸次的愿望轉化為付諸寫作實踐而已，其與《柳如是別傳》一書的出版發行并無必然的聯系。作為我國現代傳記的奠基人，先生至耄耋之年還鼎力推出《陳子龍及其時代》這部杰構，其思想意義和學術價值無疑都是正面的。

朱先生墾殖傳記文學這塊園地，向以善于塑造斗士的人物形象著稱，舉凡他作品中寫定的傳主，大致都是能夠傳遞某一方面時代精神的重要人物，如張居正、王守仁、陸游、梅堯臣、杜甫，莫不如是。《陳子龍及其時代》這部新傳記里面的主人公陳子龍，同樣也是一位積極奮發、叱咤風云的歷史人物。根據朱先生的研判，認為陳子龍的一生大致可分三個階段：（一）從青年到三十歲是名士。他所關心的主要是詩文、交游等事，包括他和柳如是在此期間還有一段感情生活的經歷。（二）從三十歲到崇禎的覆滅，彼時他幸有機會接觸到聲望很高的黃道周，俾其認清國步的艱難及士人對國家應負的責任，遂爾成為一個志士。（三）自甲申年（1644）任南明兵科給事中始，他親身參與抗擊清兵的武裝斗爭，“最后終于在三萬六千頃的太湖邊上，獻出了自己的身命”，毫無疑問是一位名垂青史的斗士。“作為斗士他得不斷地進行斗爭，只要成功有一線的希望，真正的斗士必然要從失敗中爭取勝利，甚至在成功的希望只是泡影的時候，他也決不放棄斗爭”。總其一生都和所處時代息息相關，先生正是通過把握傳主與時代的特定關聯，在這部傳記的寫作體例上突破常規，采用將傳主生平履歷與時代重大事件兩條線索交替記敘的方法，而后者所占的篇幅要明顯地多于前者。諸如明王朝、農民起義軍及建州衛三股勢力的沖擊震蕩，明宮三大案、魏忠賢擅權、明季士人社團的起伏，南明多個政權的建立和消亡，若此一連串身份各異的歷史人物相繼登場，代表著不同利益訴求肆力角逐，并依次向讀者展露出他們各自鮮活的面容。傳記作者繪就這一幅宏大的歷史畫卷，殊有助于他在作品中塑造出傳主那樣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三

傳記文學以人作為描寫對象，而傳記的作者也應該是人格上完整統一的人。朱先生對于“史德”的強調，最根本的一點是重視言行、表里的一致，因為傳記作品不但要記述人物的生平行事，同時也要對傳主的功過是非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這就不能摻雜任何個人的私欲與偏見。如果創作傳記的人認識浮泛淺薄，或則思想方法執著片面，甚至從一己之狹隘利益觀念出發，不能克服隱藏在內心的情俗，那就殊難對人物作出符合其本來面目的判斷，乃至把想頌揚的人抬得高之又高，把想貶抑的人壓得低之愈低，精神上完全為利欲好惡所迷惑，在這種情緒支配下寫出來的作品，決不會得到廣大讀者的認同和歷史的尊重。朱先生始終將寫傳記看作是對真理的體驗，是一種不斷完善自身品格的精神追求。接近先生的友人和學生都知道，他有熾熱的家國情懷，尊重和關愛勞動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的要求甚為嚴格，生活上儉約自奉，對待工作兢兢業業，與人交往一向保持著平等和藹的態度，并處處以國家和集體利益為重，講求積極奉獻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1982年8月，他將自己多年教書薪金所得建造的二十四間房屋，以及各種書籍、雜志四千一百冊全部捐獻給了家鄉人民，由當地政府在他的舊居建立起一個文化設施。他的這一事跡通過新聞傳媒報導之后，使許多人為之深受感動。

惟先生之律己甚嚴，故其律人也寬，他從來不以成見論人，對別人身上的缺點過失，總抱著一種寬諒和理解的態度。譬如他對中文系某些觸犯紀律學生的處分問題，就一向著眼于“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主張必須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機會，不贊成那種把事情搞到極端化的做法。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劉大杰先生因他那部新版《中國文學發展史》受到人們嚴厲指摘，不僅有批判文章刊載報紙雜志，上海的馬路上還出現嘲諷他的大字報。此際劉先生正身罹絕癥，精神負擔至為沉重，不久便飲恨抱憾而終。其時學術界流傳著一種說法，認為復旦中文系朱東潤是一塊石頭，劉大杰只是一塊泥土。朱東潤先生聽到上述議論立刻表示，“不能這么講，應該說兩塊都是石頭。雖然現在劉先生身上沾了一些油污，但放到清水里去洗一洗，他仍然是一塊石頭”。朱先生的這一番話，被許多了解劉先生的人認為有知人之鑒。先生不為時世勢利好尚所轉移，在他人處境窘絀的景況下敢于仗義執言，這種實事求是的長者風度贏得了大家的尊敬。”

對于絕大多數學界人士來說，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乃是改變了許多人命運的一件大事。在十年“文革”內亂期間，朱先生長期靠邊遭受批斗和歧視，在羅店疏散時又被強令跟隨學生夜間“急行軍”幾至仆絕，師母亦由不堪造反派的凌辱含冤自盡。但先生能以高度的理性看待“文革”的起因與演變，不因精神上的愴痛改變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堅信中國共產黨撥亂反正、牢記初心，定能帶領全國人民實現祖國四化和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有鑒于此，他積極參與揭批“四人幫”的斗爭，為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向學校熱情建言。1978年先生恢復中文系主任的職務，他又重上講臺親自給學生授課，并招收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生，教書育人不稍懈怠。1979年他以八十四歲高齡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決心擔當一名新兵繼續努力，在新長征的道路上奮進不息。

1981年秋，朱先生赴京參加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會議，在會上被確定為全國第一批文科博士生導師。而傳記文學作為各體文學下的一個方向，也同時列進了我國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學位目錄，開始招收新生攻讀學位。復旦中文系1978級的李祥年同志本著對這一專業學科的熱愛，自1982年本科畢業起即師從朱先生，用了六年時間讀完了傳記文學方向碩士、博士的全部學位課程。這六年是東潤師人生旅程的最后階段，也是他的學術事業達到圓滿具足境界而光彩四溢的時刻，他的工作日程還是安排得那么緊，除了每周親自為祥年授課外，在這段時間里他寫成了《陳子龍及其時代》《元好問傳》兩本人物傳記，又將《中國文學論集》《詩三百篇探故》兩書修訂交付出版。對于研究生的培養，朱先生有嚴格的計劃，他要求祥年同志打好外語基礎，多讀原版的西方傳記名著，對中國古代的傳記文獻取得博綜貫通的了解。他每次給祥年上課，事前都寫出教案提綱，事后檢查實施情況，批改作業一絲不茍。如同一條鼓滿著風的帆船，他就是這樣在學術海洋中行駛，總想盡量把自己的學識留給后一代。

1986年12月6日，朱先生在為他舉辦的執教七十周年慶祝會上說：“我已經九十歲了，這個年齡在一般人看起來早應該去休息，不必再做什么了。但是我不這么想，因為下面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今天我在這里想說的，是準備繼續做下去。”這個諾言確實貫徹在先生的行動中間。他最后一部傳記《元好問傳》即開始撰作于這一年，此時他的身體日見衰退，曾多次患病住入醫院，而出院后依然抓緊述作及指導祥年完成博士論文。朱先生晚歲常引用梁任公的話來自勵，認為教師如能“終于講席”，這是一份無尚的光榮。1987年12月8日，《元好問傳》終于脫稿。同月18日，在南京大學程千帆教授的主持下，祥年同志順利通過了論文答辯。朱先生由于健康原因未能親自到會，但在當晚就仔細閱讀論文答辯會的記錄。12月20日，先生健康狀況突然惡化，遂住入復旦附近的長海醫院，雖經醫生多方救治，終因病篤而于1988年2月10日逝世。朱先生平日著書講課育人不倦，于其彌留之際，仍以未完成的任務為念，希望不久即能返回學校繼續工作。他把一生都獻給了祖國的教育和學術事業，鞠躬盡瘁，矢志不移，在自己的崗位上堅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這種積極的生活態度和頑強的實干精神，正是他的內在稟賦和人格力量最完美的體現。

在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領域內，朱東潤先生擔當了潮流的引領者，同時又是園地的拓荒墾殖者，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可謂冠時獨絕。先生身后1999年1月，東方出版中心推出《朱東潤傳記作品全集》一套，內中收入《張居正大傳》《陸游傳》《梅堯臣傳》《杜甫敘論》《陳子龍及其時代》《元好問傳》《李方舟傳》《朱東潤自傳》等傳記八種。除了佚失于作者中年時期戰亂中的《王守仁大傳》外，其他所有的作品悉數匯集于茲，愈加方便讀者擇取閱覽參考。而先生始撰于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的《中國傳敘文學之變遷》、《八代傳敘文學述論》兩稿，亦經先生的高足陳尚君同志的編次整理，2015年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合刊出版。

光陰過得真快，現在離朱先生謝世之日已有三十多年，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亦迭經變化，而先生慈祥的面容卻時常在我眼前浮現，他那和藹的話語亦久久在我耳際縈繞，就像陶淵明的《詠二疏詩》所言：“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前驅者的箴言嘉行永遠是后人的寶貴財富，讓我們撫膺追昔，重溫各自的成長歷史，向辛勤培育過我們的恩師致以崇高的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