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拍電影時我在想的事》是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得主是枝裕和歷時8年，寫下的首部自傳性隨筆集。是枝裕和在書中回顧三十余年的創作生涯，講述每一部經典作品背后的傳奇故事、緣起與理念，記錄各個創作時期對電影的探索與思考，以及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其中不僅匯集了電影大師的哲思與靈光，更講述了一位導演腳踏實地，從賒賬拍片到斬獲世界各大電影節獎項的勵志旅程。《拍電影時我在想的事》在日本出版后，連續6次緊急加印，得到《朝日新聞》等各大媒體高度評價，更被盛贊道：哪怕再過100年，這本書也一定是創作者的圣經。世界如此精彩，日常就很美麗，生命本身就是奇跡。是枝裕和打動世界的所有理由，都在這本書里。

因拍攝紀錄片《當電影映照時代：侯孝賢和楊德昌》，我和侯孝賢導演一直保持著聯系。他每次來東京，我們都會見上一面。

這次見面，我向侯導提出了一個不情之請：“我即將執導第一部電影，不知您能不能把《戀戀風塵》的配樂人陳明章先生介紹給我？”侯導聽后，爽快地將陳明章的聯系方式給了我。他還告訴我：“你這個故事很適合送到威尼斯電影節。”因此電影尚未開機的時候，我就決定將《幻之光》送到威尼斯參展。

確定江角小姐為主演之后，一億日元的資金依然遲遲未能籌集到。這個時候，TV MAN UNION 為紀念公司創立二十五周年，正在內部招募紀念企劃項目。當我提出《幻之光》的拍攝計劃時，重延浩社長對這個提議表示了濃厚的興趣，并提供了五千萬日元的資金。

然而，剩余的五千萬怎么也籌措不到。我甚至將企劃書拿到東寶、松竹以及富士電視臺，但都被拒之門外。現在或許難以想象，在影院和發行方都未確定的情況下，我就草草地開機了。因為當時我們都深信“只要看到完成的作品，大家肯定會競相購買”，所以五千萬日元先賒著，硬著頭皮花了一億日元拍攝。

影片拍攝完后，我們信心滿滿地舉辦了試映會，但出于“由無名新人導演執導”、“無名新人女演員主演”、“講述關于死亡的灰暗故事”這三重原因，沒有一家發行方愿意投資。我這才意識到問題嚴峻，不免焦慮起來：“情況很糟糕啊，這樣下去要是電影被雪藏，剩下的五千萬該怎么辦呢……”毫無疑問，那時制片人心里肯定比我更加不安。

最終，我們等來了奇跡，三個令人興奮的好消息接踵而至。

首先，當時參加試映會的TBS 制片人遠藤環非常看好江角小姐，提拔她出演在東芝周日劇場播放的電視劇《光輝的鄰太郎》。

另外一個好消息是，東京劇場的制片人很喜歡《幻之光》，告訴我們：“可以在我們的影院上映，但CINE AMUSE 澀谷店很快將會開業，運營方之一是Cine Qua Non 電影公司，如果李鳳宇社長喜歡你的電影，就能在他們的影院放映，這比在我們的影院放效果好很多。你不妨請他看看。”并將我介紹給了李社長。李社長來到位于調布的東京現象所觀看了試映，一結束放映，他就對我說：“影院預計十二月開業，我想將這部電影作為影院的第一部影片放映。”

之后沒過多久，又收到《幻之光》入圍威尼斯電影節競賽單元的消息。對電影來說，和煦的風開始吹起來了。

毫無疑問，當時我有點自鳴得意。周圍的人知道這個消息后，都喜極而泣。而我的心中卻有一股毫無根據的自信，覺得這不過是循著自己的既定路線走，本來就會達到這個高度，甚至認為：“電影一旦公映，以后就能拍自己編劇的電影了。”

三十二歲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紀。也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但沒有經驗其實很危險。如果第一部電影有任何閃失，那第二部就毫無可能了。因此即便別人說我“不過是運氣好”，也無可奈何。

 左起：賈樟柯、侯孝賢、是枝裕和

 不是每個受害者親屬都要詛咒加害者

電視在報道犯罪案件時，往往套用“令人同情的受害者”與“受人譴責的加害者”兩相對立的簡單模式。那怎樣才能脫離這個模式，讓與案件沒有直接關系的人將犯罪行為當成自己的事情來思考呢？在《距離》中，我決定把加害者親屬作為電影的主人公。

加害者親屬具有非黑非白的二重性——兼具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性質。他們很難喚起普通人情感上的共鳴，所以被電視媒體排除在外。電視為了簡單明了地向觀眾傳達信息，幾乎像強迫癥一般，認定必須使用大膽鮮明的觀點，這也是最令我困惑的地方。所以在《距離》中，我想嘗試拍攝能引發觀眾思考的作品。

現在，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已經過去二十多年，整個社會輿論越發偏向受害者親屬一方，對受害者親屬“我想殺了他們”的言論聽之任之，這種被情緒主導的社會風氣讓我感到很不舒服。

我對一名受害者親屬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是河野義行。

一九九四年六月，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發生約九個月前，奧姆真理教制造了松本沙林毒氣事件。河野先生是事件的首位報案人，之后被列為該案的重要證人。而本應查證警方的搜查行為正當與否的媒體卻將河野先生當成罪犯，還向外界散播警方內部的信息。在案情水落石出之前，河野先生的住處不斷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誹謗中傷的信件。

遇到這種事情之后，許多人可能會變得不相信別人，甚至詛咒奧姆真理教，然而河野先生不同。他的妻子是在院子里中毒病倒的，事后他仍然請了一名本是信徒的人來修剪庭院。不僅如此，他們還相約一起去釣魚、泡溫泉。

我記得在某個電視臺的節目上，媒體完全無法理解河野先生的行為，問道：“您為什么這么輕易地原諒加害者？”河野先生給出的回答是這樣的：

“我不是也原諒了你們，所以才出現在這里接受采訪嗎？”

對河野先生來說，與事件主謀奧姆真理教相比，原諒那些把自己當成兇手的電視臺和新聞記者更難。即便如此，只要對方公開道歉，他還是會原諒對方并接受采訪。媒體把這件事忘得一干二凈，才會提出這樣厚顏無恥的問題。

媒體希望從河野先生那兒聽到“想殺死奧姆真理教那幫家伙”之類的話，看到河野先生與曾是信徒的人成了朋友，他們在難以置信的同時也感到無法理解。受害者并非一定要詛咒加害者，人類的情感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多樣。

從受害者親屬河野先生身上，我重新體會到了這一點。

是枝裕和與出演《無人知曉》的孩子們在一起

對母親去世的服喪

《步履不停》劇本的第一稿是在二○○六年秋天完成的，事實上五年前我已經寫好了同名劇本的大綱。當時我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一九六九年，內容中自傳色彩更為濃郁。上小學的時候，我們一家住在一棟有點傾斜的老長屋中，家里有一位患有老年癡呆癥的爺爺，父親整日沉迷于賭博，母親要打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那時正是石田亞由美的《藍色街燈下的橫濱》紅遍街頭巷尾的時候。平時在家里毫無存在感的父親，在臺風來臨之際，用繩索將屋頂固定住不讓風吹走，然后在所有的窗戶外釘上白鐵皮。原先的劇本寫的就是這一天發生的故事。

但是，制片人安田先生說：“這個故事你到六十歲再拍也無妨，不用急著拍。”所以先開始了《花之武者》的拍攝。

制作《花之武者》期間，母親生病住進了醫院。我只能利用拍攝和剪輯的間隙去醫院看她。在二○○五年電影即將上映的時候，母親去世了。這對我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打擊。即使不是自傳，如果此刻不講一講母親的故事，我就失去了繼續往前走的勇氣。

《步履不停》劇照

母親從生病倒下到去世有將近兩年的時間。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一個逐漸走向死亡的親人，精神上承受的折磨是非常殘酷的。母親剛住院的時候，我正在拍攝與醫療相關的紀錄片，所以認識一些醫院方面的人，也懂一點醫療常識，相信母親可以很快恢復往日的健康—只要她換到更好的醫院，好好做康復訓練，就可以回到家里繼續健康地生活下去。然而事實上，我什么都沒來得及為她做。

母親一直為我的前途擔心。《下一站，天國》上映后獲得了不錯的評價，我的名字開始被觀眾熟知，可她依然為我的生計擔憂。《幻之光》和《下一站，天國》她都看過，但她在《無人知曉》殺青前便病倒了，沒能看到。我將《無人知曉》參加戛納電影節的新聞報道貼在了母親病房的墻上，但她大概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本該再為她做點什么。至少應該讓她看完《無人知曉》，這樣她或許會走得安心點。如果她再晚半年病倒的話……我內心的悔恨醞釀出了《步履不停》的主題——“人生總是有點來不及”。

我將這句話寫在筆記本的第一頁，開始創作劇本。

（未完待續）

本文摘自《拍電影時我在想的事》，作者：【日】是枝裕和，褚方葉 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