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鄧安慶在工作了十余年之后，終于下定決心辭職，用一年時間給自己一個去看看世界的機會。從漫天白雪的北海道，到櫻花繚亂的京都，從南太平洋上的拉羅湯加島，到清晨的巴黎與日暮的佛羅倫薩，他背著自己的手提電腦輾轉世界各地，陸陸續續寫下12萬字，構筑成8個靈動的故事。這些動人的文字，近日匯集成短篇集《天邊一星子》。

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走遠的人，一些消散的故事。在奔波的旅途中，鄧安慶拋卻忙碌疲累的都市生活，以疏離的視角回望故土之上的親人、故鄉的少年、城市里短暫交集的陌生人……這些人物都是平凡人，可以說是無名之輩，每個人都飽嘗生活的苦，但也有自己的愛與勇氣。

鄧安慶在《天邊一星子》的前言中說，這些人都是他內心天空中閃亮的星星。他如何打包收藏那些照亮心靈的回憶？又從中汲取到怎樣的力量？作者鄧安慶與著名作家阿乙共同做客SKP書店，分享創作與生活，以及在清亮的星光中體悟到的愛與勇氣。

從左至右為主持人、鄧安慶、阿乙

每個人都是每個人的過客，都是陪你走過一段的人

Q1 請問“天邊一星子”這個書名的來歷是什么，也請分享一下創作這些故事的緣由？

鄧安慶：去年和前年，我一直在看張新穎寫的《沈從文的前半生》《沈從文的后半生》，特別喜歡書中沈從文的一句話。他在給愛人張兆和寫的一封信中寫道：天邊一星子，極感動。這句話對我觸動特別大，讓我有一種很想寫的沖動。

我去過一些地方旅游，也工作過不少地方，經歷過很多很美妙的晚上。很多朋友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或深或淺的痕跡。每個人都是每個人的過客，都是陪你走過一段的人，后來他消失在你的生命之中。我想把這些人記錄下來，所以有了這本書。

鄧安慶是一個非常貼近生活的作者

Q2  請問阿乙老師，這本書里面您最喜歡哪個故事或者哪個片段，請分享一下您的閱讀感受？

阿乙：每一篇我都很喜歡，因為我讀到了鄉愁。我是江西省瑞昌市人，他是湖北省武穴市人，其實是隔江相望的兩個縣，我們兩地用的是同一種語言，他小說里面用到的大量方言也是我們瑞昌人看得很親切的地方，所以勾起了我的鄉愁。

安慶是一個非常貼近生活的作者，但他的方言并沒有設置障礙，反而促進讀者對人物情緒、對生活現場的理解，哪怕不是湖北人、江西人，也能感受到他的小說的好。

他的作品讓我非常吃驚的地方是，他寫的是鄧垸、他的父母，但讓人感覺不到作者的存在。他是一個謙卑的作者。這個謙卑背后是技術支撐的，就像一個隱身的裁判，其實花了很多功夫來不讓觀眾注意到他。

采取最大公約數的方言寫作方式

Q3  創作時方言是非常好的素材，但也要做一個平衡，兩位老師在創作時怎么平衡方言的比例，來更好地表現小說的風味？

鄧安慶：南方各地的方言都不一樣，從這個角度來說是個劣勢，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優勢，它可以成為你獨有的工具。我會刻意收集家鄉的很多方言，但我有一個考量，我不想寫特別偏僻的詞，再使用大量注釋，我的辦法是采取最大公約數的方言，我寫武穴的方言，但江西人、湖北人、湖南人、四川人看了都覺得是自己家鄉的方言。它體現出方言的韻味，大家又都讀得懂。

阿乙：鄧安慶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作者，這個概念非常好，叫最大公約數的方言運用 。我很贊同，這也是我摸索到的一個結果。我一開始用了非常激烈的方言寫作方式，但摸索了七八年后，發現還是應該以普通話為主，要以一個讓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去寫。

我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其實是用我們的方言默讀的，這個過程非常過癮，覺得整個生活氣息鋪面而來，我相信這是作品隱藏的一個閱讀快感。

鄧安慶的寫作是聽取了每個人復雜一生中最大的細節

Q4  《分床》一文勾勒出一對傳統的夫妻：一位辛勤付出的母親，一位有點自私的父親，他們相互抱怨，又相依為命。兩位老師如何理解父輩的這種婚姻關系。在您看來，怎樣的婚姻關系更加理想？

鄧安慶：我覺得夫妻之間很重要的一點是體貼。我發現一個問題，在我父親的觀念里，女人的工作往往是可以忽略的。有時候看到知識分子的專著，里面都說感謝我的妻子在背后默默支持我，我每回看到這句話都挺生氣的。我覺得我爸爸媽媽也有一點這種關系。

我為什么要寫《分床》呢，因為我爸爸媽媽蓋了新房，有多余的房間后，我媽媽立馬搬到另外一個房間里住了。并不是他們沒有感情了,而是她想有一個自己的房間，門一關，她可以暫時不用理會家里面其他的事情，一個人待一會兒。在農村，女性的精神需求往往是被忽略的，而這一點是我非常在意的一點。 

阿乙：我是一個70后，每次和80后、90后作者交流時都能獲得很多新的東西。我跟安慶一起聊天發現，他是一個謙卑的作者。這本書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的話就是謙卑，謙卑的生活體驗者，他善于傾聽他生活時候中最細微的聲音。

鄧安慶的寫作是聽取了生活中每個人的意見，或者是每個人復雜一生里最大的細節。在他的作品里，人物沒有成功也沒有失敗，沒有驕傲也沒有卑微，沒有標簽。

當年鐵葫蘆招了一批年輕的編輯，定的標準是要招未來的文學大家，進行了一場很殘酷的海選，鄧安慶就是當時入選的人之一。后來安慶、沈書枝、孫一圣這些編輯都成為了作者，不能說是大師，也成為一個很有前途的作者。像鄧安慶和沈書枝在寫作上面已經非常接近李娟。

10元稿費改變一個少年的人生

Q5  《迷路火光》中塑造了一個熱愛文學的叛逆少年張清宇，兩位老師在學生時代是怎樣的孩子，在青春期是否有類似張清宇這樣受挫的經驗，如果有的話這些挫折對您的人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鄧安慶：這是文章中張清宇的經歷，我本身沒有經歷過。我讀初中時經常把自己幻想中的東西也寫下來給語文老師看，他很鼓勵我。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夢，早上一爬起來把它寫下來，老師說寫得很好，就幫我拿去發表，那是1998年，我14歲。半年后我收到一張用稿通知單，有10塊錢的稿費，那是我人生中掙的第一筆錢。當時我還是未成年，沒有身份證，無法取稿費，老師帶我去找了校長，校長知道后當場掏了十塊錢給我，第二天早操時，他拿著這張稿費單跟大家說，我們學校出了一個才子。我原本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學生，這件事突然讓我覺得，原來我也有價值，我也有別人沒有的東西。這給了我很大激勵，我就想未來一定要當作。14歲的時候我就有這么一個愿望，今年我34歲，20年間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它證明我還有點生存價值。

阿乙：我從來沒有思考過自己的青春，所以我的小說里面也沒有青春的內容，很少。我覺得我整個青春都很憋屈，像一座沉悶的火山。我應該屬于比較乖，但內心活動很多。我在20歲以前根本沒有談過戀愛。沒有談戀愛不是什么好事情，因為內心總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喜歡的女孩子被別人挖走了，覺得自己很怯懦。連把情書送給對方的勇氣都沒有，只知道臉紅，這種挫敗感應該是困擾我終身。不過現在我臉皮已經很厚了，但是到了40歲臉皮厚毫無價值，40歲應該羞愧，要慚愧一些，而在年輕的時候應該臉皮厚一些。

一旦寫到我的鄧垸，就像魚回到了水里

Q6 為什么你們都那么喜歡寫鄉村，鄉村對您來說是什么樣的存在？

鄧安慶：我也寫過城市，但是寫的不是那么成功，我覺得寫小說或者寫其他東西一定要有一個游刃有余的狀態，要寫得從容。我一旦寫到我的鄧垸，就好像魚回到了水里，不用刻苦地收集很多材料去搭建這個事件，腦子里面就有無數細節。 從《山中的糖果》到《跳蚤》，我都是寫鄉村，因為我熟悉他們。寫的時候可以毫不著力，閉上眼睛那個人就很鮮活的在腦子里面，在這里面感到自由、感到放松。

阿乙：我們在寫自己故鄉的時候有一個捷徑可走，我們可以閉著眼睛就寫。我知道阿來老師，他到了哪個地方就會用照相機拍下那里的植物，就是想避免自己露怯，所以他的作品考據非常強。一個作家首先要把握好自己的地方，要寫好你熟悉的文學根據地，你的根據地可能在你的學校，寢室，你的單位，或者你的故鄉。在搞文學第一桶金的時候千萬不要走得太遠，像鄧垸世界一樣的，寫你最熟悉的東西，這樣才能發揮長處。

在中國有大量水平比你高的人存在的城市，就是北京

Q7 兩位老師在北京生活多年，請問北京這個城市對您的意義是什么？

鄧安慶：我和阿乙老師都是考學離開了我們生長的地方，離開鄉村，到城市讀書，然后生活，在這個過程中慢慢發現鄉村已經回不去了。回到家里待兩三天，可能跟爸爸媽媽其樂融融，時間長就不耐煩，想趕緊回城市，但是城市其實好像也沒有徹底融入進去。對鄉村和城市都有距離感，都沒有徹底融入進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對鄉村和城市都是有感情的。

我對于北京也是這種感受，有一種柔軟的距離的感覺。我很多喜歡北京，因為它很通透。在這里我不需要依賴已經形成的關系網，可以自由輕松地生活。北京有很多人，在老家你可能是一個奇葩，不斷有長輩干涉你的空間、感情，但到北京你怎么都是正常的，這就是北京通透和包容的地方。   

阿乙：我在北京生活了14年，什么也沒有寫北京，但我仍然很感謝北京這個城市，因為只有在北京，我才能把故鄉所有的細節激活。這14年，我的肉體已經吸收了很多北京的細節，但是我在這里根本寫不出來，作家就像鳥一樣，飛離這個地方，飛離這個空間，他才能俯視原來的地方。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就是說要跟比自己水平高的人交朋友才能不停進步，在中國有大量水平比你高的人存在的城市，就是北京。北京不是唯一的，北上廣都可以。我認為人要往大城市跑，是對的。

寫作最難征服的就是自己的親人

Q8  書中在《戲子老師》和《鬼城詩人》中刻畫了兩個人物，在追求自己所愛時都遇到不被周圍人認可的境遇。兩位老師在追求文學道路時，是否也遇到類似的掙扎？最后是什么東西支撐您一直寫作？

鄧安慶：我一路上沒有經歷過父母的不理解，他們對我特別的溫柔。他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我平平安安的，好好活著，其他一切要求都沒有。一路下來家人都很理解我，支持我，是我非常感動的。

阿乙：寫作最難征服的就是自己的親人。這不是他們的問題，我想是我的問題，我一開始認為寫作和閱讀是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事情，沒有之一。后來我想到自古以來到現在，寫作和閱讀其實是人們在勞動之余、生存之余的休憩，是對勞動生活的一個補充。如果我能作為勞動人民的一個消遣、一個精神生活的補充，就很滿足了。但這不能強求。我家里人大概一半的親戚親屬看我的作品，因為好奇；我現在越來越能理解，越來越感激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