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的學術自由與學術抵制

2024年8月，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簡稱AAUP）發布一項聲明，一改近二十年來對學術抵制的鮮明反對態度，轉而承認：“學術抵制本身并不侵犯學術自由，而是對與高等教育使命根本不相容的情況的合法戰術反應。”

自去年10月7日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美國大學的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此起彼伏。抗議派的一項重要戰術是開展對以色列的學術抵制，包括與以色列的公共研究機構斷絕合作關系、停止由以色列支持的學術項目等手段。

2005年，在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行將結束之際，AAUP譴責了這種抵制。次年，它表示這種抵制“直接打擊了思想的自由交流”。2013年12月，美國最大的學術團體美國研究學會（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簡稱AIR）向以色列的學術機構發起聯合抵制行動，號召學術界人士不和以方學術團體合作或接受其贊助。而當時AAUP譴責AIR的抵制活動違反了學術自由。

當地時間2024年7月15日，美國密爾沃基，民眾舉行集會聲援巴勒斯坦。

西方世界心臟地帶的風暴遠未抵達止息之地，圍繞巴以問題展開的運動和辯論，將美國學術界和知識界拖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對抗之中，而AAUP近期的重大政策修正折射出美國大學內部的分裂正在加劇。

8月13日，2006至2012年曾任AAUP主席的卡里·納爾遜（Cary Nelson）在《美國高等教育年鑒》（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批評文章。他認為，AAUP擱置了其百年來對學術自由的捍衛，向任何數量的個人發起的學術抵制敞開了大門。學生和教師個體一直有權主張學術抵制，否認這一點是不誠實的。但是，“就參與問題做出自己的選擇”而不因這樣做而受到紀律處分的無條件權利，卻是以前不存在的。

納爾遜預測，在2024-2025學年，由于AAUP的政策變化，將會發生數百起針對猶太和以色列學生和教師的微型抵制活動。還將會有專門的小組，致力于將美國和以色列教師之間的合作研究項目定為犯罪。

納爾遜引述AAUP的聲明：“學術抵制不應涉及任何政治或宗教的試金石（litmus tests），也不應針對從事普通學術實踐的個別學者和教師，如發表學術論文、發表演講和會議報告，或參與研究合作”。他認為，AAUP的行為恰恰違反了這一原則，也讓這一原則顯得更加可貴。這一原則與該組織給予個人抵制與否的無條件自由是矛盾的。可以預計，將會發生有組織的反對美國和以色列合作研究項目的示威活動。也可以預計，將會有更多阻止海外留學項目的努力，而這將損害學生的學術自由。

納爾遜批評道，AAUP在總結其新政策時，鸚鵡學舌般重復了長期以來聲名狼藉的“抵制、撤資和制裁” 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campaign，縮寫BDS運動，由?巴勒斯坦公民社會于2005年啟動的全球性運動）的說辭，即它只抵制機構而非個人。2014年，總部設在西海岸的BDS運動至少坦承，常識表明，個人將不可避免地受到這種“機構”抵制的傷害。但AAUP卻并非如此。此外，盡管它在最后一廂情愿地宣稱“學術抵制應該只針對那些本身侵犯學術自由或學術自由所依賴的基本權利的高等教育機構”，然而西方世界有成千上萬的教師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毫無顧忌地聲稱以色列大學幾十年來一直在侵犯學術自由。

在整個中東和其他地方——無論是在埃及、伊朗、俄羅斯、敘利亞、土耳其和許多其他國家——都有一些機構幾乎沒有學術自由。盡管如此，它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認為人畜無害。然而好景不長，2005年，AAUP認識到，除非將反對學術抵制視為一項普遍原則，否則各國將會出現無數關于抵制大學的辯論，學術抵制將會變得司空見慣。AAUP現在為虎作倀，為日益猖獗的反猶太復國主義（anti-Zionism）張目。它對反猶太復國主義做出根本性的讓步，宣稱“學術抵制本身并不侵犯學術自由；相反，它們可以被視為對與高等教育使命根本不相容的情況的合理戰術反應。”在學術抵制中，原則不再受到威脅，它們只是戰術問題。

納爾遜表示，AAUP在其聲明中側重于個人的選擇和決策，盡管它也知道，最有影響力的抵制決定和辯論，是由團體（其中包括學科協會）做出或在團體內部進行的。隨著今年春天“加沙團結營地”（親巴勒斯坦學生抗議者在校園內搭建的帳篷營地）的出現，校園里要求抵制或撤資的呼聲已經升級。AAUP的新政策將鼓勵更多分裂性的抵制斗爭。 

在納爾遜看來，AAUP以一種草率的貌似公平的姿態聲稱，即使在美國，學生和教師也普遍被剝奪了思想和宗教自由、結社自由和行動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權利。有人會問，AAUP到底在想什么?

AAUP毫無根據地攻擊道，它近二十年來反對學術抵制的鮮明立場被濫用了。AAUP自相矛盾地認為，反對學術抵制的立場被用來“損害學術自由”，因為這一絕對的立場“無視細微差別，不注意上下文”。這些毫無根據的貶低性概括是在一場微妙的運動面前發表的，而這一運動致力于摩尼教二元對立的觀念，即巴勒斯坦人是正義的力量，以色列人則是邪惡的。

納爾遜最后強調，德國弗里德里希-亞歷山大大學編制了一份學術自由指數，對全球179個國家進行排名。2024年的最新排名將以色列大學排在前20%到30%的位置，大大高于美國。AAUP做出的政治決定不是基于事實，而是基于偏見。猶太學生和教職員工將因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們的個人學術自由和免受敵對教育環境影響的權利將受到損害。不能再用AAUP政策作為學術自由的黃金標準。

8月19日，哈佛大學學術自由理事會聯合主席、生理學和醫學教授朱利安·佐丹奴（Julian J. Giordano）在《哈佛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刊文，發表了相對溫和的批評。

他質疑道，許多國家的學術界缺乏有效追求知識所必需的基本自由，AAUP是否支持抵制這些國家的機構？BDS運動實際上只針對一個國家，即以色列。雖然以色列政府的錯誤可以并且應該進行辯論，但是并不能因此單單剝奪以色列高等教育機構基礎的自由。

佐丹奴寫道，值得慶幸的是，AAUP的新政策并不主張抵制以色列的高等教育機構，也不支持針對從事學術工作的個別學者。這兩種做法都是對學術自由的公然蔑視。但當AAUP表示對抵制持開放態度時，必須指出的是，之前的抵制努力確實涉及這種目標。

AAUP適當地肯定了教師和學生個體有權對系統性學術抵制的呼吁做出自己評估。這種自由確實是必不可少的，表達這些觀點的教師當然不應該因此受到報復。盡管新政策有值得歡迎的方面，但AAUP不能繼續忽視“房間里的大象”。正如2005年的AAUP政策是受到持續抵制以色列的努力的刺激一樣，其修訂后的政策與許多大學校園里對撤資和抵制以色列機構的強烈呼吁同頻共振。新政策發布的時機似乎清楚地表明，它的起草者對即將到來的秋季學期可能出現的這種訴求給予了一些支持。

佐丹奴的立場是，我們需要對各種學術抵制與學術自由原則之間的關系進行嚴肅的學術調查，以提高世界各地校園討論的質量。遺憾的是，AAUP最近的政策修訂未能實現這一目標，它制造的問題比回答的問題多得多。新政策沒有通過平衡和批判性的調查來解決真實的問題，而是反映了一種普遍而膚淺的學術政治激進主義，這只會加劇問題。從一個名為“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組織，我們應該得到更好的東西。

8月21日，AAUP現任主席托德·沃爾夫森（Todd Wolfson）和AAUP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A委員會主席拉納·賈萊爾（Rana Jaleel）在《美國高等教育年鑒》網站發表了反駁文章。他們強調，AAUP一直捍衛學術自由，現在也是，新的抵制政策不會改變這一點。

文章開宗明義地表示，自1915年成立以來，AAUP一直是教職員工和學生學術自由最杰出的捍衛者，捍衛這種自由免受各種威脅，包括對高等教育的政治干預以及對臨時學術勞動力的剝削。然而，AAUP前主席卡里·納爾遜聲稱，AAUP最近通過的學術抵制聲明，在某種程度上摧毀了它“百年來對學術自由的捍衛”。個人權利和表達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重申反對學術抵制，認為這是“對學術自由的威脅”。

對AAUP及其新聲明的批評以其2006年關于學術抵制的報告為前提，該報告重申了2005年反對學術抵制的簡短聲明，認為這是沒有爭議的、明確的，并且完全承擔了確保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學術自由的任務。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這份新聲明由AAUP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A委員會撰寫和批準，并由全國委員會采納。本聲明不主張普遍抵制學術活動，也不具體支持任何現有的學術抵制活動。相反，它認為“個別教師和學生應該自由權衡、評估和辯論引起系統性學術抵制的具體情況，并就參與這些抵制做出自己的選擇。”聲明還強調，雖然“教職員工支持或反對學術抵制的選擇……可能會受到批評和辯論，但教職員工和學生不應該因為參加學術抵制、拒絕這樣做、批評和質疑他們不同意的人的選擇而面臨機構或政府的審查或紀律處分。”新的聲明沒有提到針對“那些本身侵犯學術自由或學術自由所依賴的基本權利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外的任何東西的抵制。

新的聲明取代了A委員會2005年的聲明和2006年的報告。該報告明確反對所謂的“系統性學術抵制”，稱其侵犯了學術自由。A委員會開始審查先前的政策，因為其核心存在矛盾。2006年的報告承認“個別教員或學術團體有權不與他們不同意的其他教員或學術機構合作”，但明確反對“以系統性學術抵制的形式不合作”，認為這是對“我們集體所依賴的自由表達和交流原則”的威脅。 

文章認為，對新政策的批評往往與關于學術自由的兩個根本混淆有關。第一個是未能認識到學術自由的個人維度和集體維度之間的關系。第二個可以歸結為以下問題：誰是學術自由的主體？

學術自由保護教職員工在課堂上探討和討論所有相關問題的權利；探索學術、研究和創造性表達的所有途徑的權利；以及就公眾關注的問題以及與專業職責和大學管理有關的問題發表或撰寫文章的權利。這種對學術自由的理解的核心是教職員工能夠通過適當的民主程序參與集體決策。

擁有學術自由的，既是作為個人的教師，也是作為集體決策機構的教師。AAUP的聲明承認教師的集體和個人權利，可以民主決定是否支持系統性的學術抵制，個人應保留參與或不參與集體決策的權利，并不受任何懲罰。學術抵制警察并不存在，也不應該存在。

文章反擊納爾遜道，在AAUP的歷史上，沒有任何其他形式的集體行動像學術抵制一樣受到如此嚴格的審查和斷然拒絕。學術抵制似乎不能脫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兩極化的地緣政治來考慮——這一背景促使AAUP于2006年發表了報告。A委員會重新考慮了學術抵制問題，以確保學術抵制作為一種策略不會被政治所淹沒。

2006年報告助長了學術抵制的極端政治化，助長了人們宣揚絕對的反對學術抵制的誘惑，以此來對抗納爾遜所說的摩尼教觀念。這導致了對學術自由的嚴重侵犯，例如，教師和學生理事會民主決定的政策被草率地駁回，而不是得到尊重或辯論。納爾遜和其他人對學術抵制的絕對反對復制了兩極分化的思維，這種思維使人民相互對抗，將我們的注意力從應該關注的地方拉開——關注“與高等教育使命根本不相容的條件”。

文章質問道，當學者因信仰和社團而被監禁或殺害，或當大學被夷為平地時，學術自由如何不會受到損害，知識進步如何不會停滯不前？在這種背景下，對知識和思想自由交流的承諾又有什么意義？

AAUP之前的政策基本上忽視了這些問題，甚至可以說是積極壓制了這些問題。只是虔誠地強調一個抽象概念——“知識的自由交流”，而這毫無意義。A委員會重新審議了2006年的報告，以擴大選擇范圍，在學術討論、工會、分會會議和組織活動中邀請更多辯論和對話，探討哪些策略可能最能破解當前多重的、全球性的壓制。AAUP目標是進一步提高其成員參與理性辯論的能力，并最終促進所有人的學術自由。辯論和討論是共享治理的適當和必要組成部分，包括對支持學術抵制的提案的辯論和投票。

正如納爾遜·曼德拉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上所說：“在某些情況下……抵制可能是正確的，但在其他情況下，抵制可能是不明智和危險的。還有一些情況下，可能更傾向于另一種政治斗爭武器。示威、抗議游行、罷工或公民抗命都可能被訴諸，這一切都取決于當時的實際情況。”

文章最后寫道，2006年的報告和 2024年的聲明都贊同地引用了這段引文。然而，卡里·納爾遜卻不這么認為。在兩位納爾遜之中，AAUP站在曼德拉的一邊。

雙面阿蘭·德龍

8月18日，法國電影巨星阿蘭·德龍于家中去世，享年88歲。如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訃告所說，阿蘭·德龍是法國電影“黃金年代”的代表，也有著電影界公認的美貌。阿蘭·德龍從1960年代初開始在銀幕上嶄露頭角并逐步奠定自己在影壇乃至影史的地位。他曾在1960年代初先后與維斯康蒂和安東尼奧尼兩位意大利大師級導演合作，并在前者的《豹》（Il gattopardo，1963）和《洛可兄弟》（Rocco e i suoi fratelli，1960）以及后者的《蝕》（L'eclisse，1962）中留下不俗的演出；在由法國大導演梅爾維爾（Jean-Pierre Melville）執導的《獨行殺手》（Le samoura?，1967）一片中，阿蘭·德龍飾演的寡言殺手杰夫更是成為影史經典角色。對于不少中國觀眾來說，阿蘭·德龍則是他們心目中永遠的英雄佐羅——當時他所主演的《佐羅》（Zorro，1975）在改革開放后引入中國，成功引起一股“佐羅熱”。

當地時間2024年8月21日，法國，《巴黎競賽畫報》刊登已故法國演員阿蘭·德龍照片。

阿蘭·德龍的演藝生涯一直持續到2017年，并曾在2019年被授予戛納電影節的榮譽金棕櫚獎，以表彰他多年來在電影界所做出的貢獻。但此后，他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之中，曾在2019年因腦中風而接受治療，其認知功能也受損，隨后甚至引發了他的家庭糾紛，甚至鬧上法庭。這也不是這位天王巨星第一次跟官司或者丑聞惹上關系，此前他曾先后牽扯保鏢馬爾科維奇的離奇死亡、故意傷人和槍支問題等事件；他的風流往事和多段婚姻更是難以經得起高道德標準等檢視。

不過，盡管高齡的阿蘭·德龍身體抱恙已經不是什么新聞，但他的死訊傳出還是震驚了不少人，尤其是影迷們。他曾經的銀幕搭檔碧姬·芭鐸（Brigitte Bardot）痛悼“一位摯友的離開”，并稱阿蘭·德龍的離世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沒有任何東西、沒有人能夠填補”。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在悼文中稱贊阿蘭·德龍留下了具有傳奇色彩的電影角色，并稱他不僅是一位明星，還是法國文化的豐碑。包括法國《解放報》在內的諸多媒體也肯定了作為演員的阿蘭·德龍在銀幕上的成就。可以說，銀幕上的阿蘭·德龍憑著不俗的演技、俊美的臉龐以及迷人的氣質，是毋庸置疑的偶像。

但如同前面提到的，銀幕世界之外的阿蘭·德龍也不乏非議。哪怕操持一種“死者為大”的心態來嘗試對他的一生蓋棺定論，阿蘭·德龍的負面影響也不在少數。撇去前面提到的家庭糾紛和婚姻關系等私事不談，阿蘭·德龍在政治上的公開表態和他的一些行為舉止一直都飽受爭議。眾所周知的是，阿蘭·德龍的政治立場屬于典型的右派。他曾稱自己是一名“戴高樂主義者”，甚至在這位法國英雄和前總統晚年黯然下野之后還致信鼓勵對方。但如果說戴高樂主義尚屬某種相對溫和的表態的話，晚年的阿蘭·德龍與馬琳·勒龐以及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之間的緊密關系則讓他遭到更多的質疑。

但如同他所扮演的冷峻且頗具獨行俠特質的角色一般，阿蘭·德龍對于外界對其和右翼政客之間“友誼”的指責并不在意。并且，阿蘭·德龍的雙面人生并不只是銀幕內外的區別——即便與勒龐有著公開宣稱的友情，但二人在俄烏戰爭的立場上就有所不同。勒龐的立場更傾向支持俄羅斯，甚至呼吁法國與俄羅斯多加合作，但阿蘭·德龍則更親近烏克蘭，他本人也極受烏克蘭觀眾歡迎，甚至于2023年接受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授予的三等功級勛章。

即使是在被戛納電影節授予榮譽金棕櫚這一高光時刻，阿蘭·德龍也伴隨著頗多爭議、指責乃至抵制。2019年4 月 17 日，戛納電影節宣布將于當年授予德龍榮譽金棕櫚之后，“女性與好萊塢”（Women and Hollywood）組織創始人梅麗莎·西爾弗斯坦就抨擊戛納電影節方面的決定感到“極為失望”。她在一則社交媒體發文中表示，阿蘭·德龍曾公開承認對女人施暴，并且與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底色鮮明的國民陣線關系密切；此外，阿蘭·德龍也公開發表過反對同??性戀的言論，聲稱同性戀是“違反自然的”。由此可見，一個宣稱致力于多元性和包容性的戛納電影節卻授予德龍如此高的榮譽和褒獎，不得不讓人質疑電影節官方是否在向這些令人憎惡的價值觀致敬。

對此，戛納電影節則在回應中對《綜藝》雜志表示，向阿蘭·德龍致敬僅僅是因為他是一位傳奇演員，也是戛納電影節歷史的一部分，這與向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伍迪·艾倫和阿涅斯·瓦爾達致敬沒什么區別；并稱在讓-保羅·貝爾蒙多和讓-皮埃爾·利奧之后，阿蘭·德龍是另一位值得戛納公開致敬的代表性演員。但就針對阿蘭·德龍的種種政治和道德指控，當時的戛納電影節方面拒絕作出回應。同樣，演員本人也并未對于外界的指控作出更具體的答復。另一方面，德龍本人也曾經表達過自己演藝生涯的一大遺憾是未曾與女性導演有過合作。

此外，作為榮譽金棕櫚獎頒獎典禮的其中一個環節，阿蘭·德龍選擇放映了他所投資制作并演出的電影《克萊恩先生》（Mr. Klein，1976）。德龍在片中扮演了一位被誤認為是猶太人的藝術品商人，該片講述的則是二戰期間維希政府對猶太人的打壓，以及法國驅逐猶太人的歷史事件，并隱含著針對猶太人的歧視。事實上，針對阿蘭·德龍的另一項指責，即對其反猶主義立場的批判一直不絕如縷。

甚至直到去世之后，圍繞阿蘭·德龍的爭議依然存在——他曾在生前表示，希望自己死后讓家人將其心愛的比利時牧羊犬Loubo安樂死并陪葬。在去世前幾年的采訪中，阿蘭·德龍曾經公開表達過對Loubo的喜愛，稱之為自己“臨終關懷”的一部分，甚至將這條狗比作自己的孩子。但他的遺愿卻毫不意外地遭到了外界的指責和抵制，著名諷刺漫畫雜志《查理周刊》甚至專門刊登了一幅漫畫取笑了德龍的遺愿，多個動物保護組織也出面抗議此舉。最終，阿蘭·德龍的家人并未滿足死者的遺愿，并對外表示Loubo將會有自己新的家人，不會被執行安樂死。

某種程度上，阿蘭·德龍的雙面甚至是多面人生堪稱是那個被稱作“黃金年代”的另類縮影，也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偶像巨星的復雜人性之典型。他保守的價值觀以及強硬的表態方式，或許在某些人看來會是某種“老派”作風，但他的政治立場乃至私德卻又與新世代的常識和底線格格不入。無論如何，他留下了一張影史上難以磨滅的俊美臉龐，將一種暴力般的美刻寫在銀幕上；而在銀幕之外，讓他背負罵名的諸多言行，也勢必伴隨著歷史和后來者的反復檢視。

參考資料：

French film giant Alain Delon dies aged 88: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m2n6y4g700o

In Honor of Alain Delon: A Star So Handsome, He Was Obliged to Underplay His Looks: https://variety.com/2024/film/columns/alain-delon-remembered-tribute-french-star-1236111078/

Cannes to Go Ahead With Award for Alain Delon Despite His Controversial Statements: https://edition.cnn.com/2024/08/21/europe/alain-delon-family-refuse-dog-burial-scli-intl/index.html

Alain Delon’s family refuse to put down pet dog the actor wanted to be buried with: https://edition.cnn.com/2024/08/21/europe/alain-delon-family-refuse-dog-burial-scli-intl/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