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2月8日，美國首都華盛頓，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總統里根簽署《美國和蘇聯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

2019年1月20日，距離美國暫停履行《中導條約》的最后期限，只剩下十幾天，世界卻依然看不到美俄有任何讓步的跡象。

就任美國總統以來，世界已經太多次見證了特朗普的憤怒，但他關于核武器及其運載工具導彈的憤怒，則格外讓人擔憂。去年10月20日，特朗普表示，除非中俄愿意與美國簽訂新的協議，否則美國將退出《中導條約》。12月4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如果俄羅斯不恢復遵守《中導條約》，美國將在60天后暫停履行條約義務。 

《中導條約》訂立于1987年，全稱是《蘇聯和美國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根據該條約，美蘇雙方決定不再保留、生產或試驗射程500公里至5500公里，作為核武器運載工具的陸基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條約簽署后三年，美蘇共銷毀2692枚相應規格導彈，其中蘇聯1846枚，美國846枚。條約中“作為核運載工具”這一要項，清楚表明了條約的本意在于通過“卸載”中程運輸工具，間接削減彼此的核打擊力量。

有專家因此指出：“相較于《中導條約》這個說法，‘中程核力量條約’其實更能反映雙方的實際意圖”。因之，破壞《中導條約》，最終也一定會影響全球核裁軍進程。

古巴導彈危機

說《中導條約》，不得不提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這兩大歷史事件雖時隔25年，但在某種意義上互為因果。

二戰結束之初，因在二戰中頭頂反法西斯“帶頭大哥”的光環，美國聲望日隆，但隨著蘇聯1949年成功試爆原子彈、1957年發射世界首顆人造地球衛星，美國深感“時不我待”，于是大力擴充核武庫，美蘇兩國軍備競賽升級。

都說一流國家做棋手，二流國家是棋子，三流國家當棋盤。在美蘇兩大陣營對峙下，二戰中各領風騷的歐洲列國只有當棋子的份兒，整個歐洲淪為棋盤，北約、華約涇渭分明。1959年，美國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瞄準蘇聯的中程導彈，赫魯曉夫驚呼“過分”，但無奈美國受大洋庇護，鞭長莫及。

1961年，美國、古巴交惡，赫魯曉夫敏銳嗅得戰機，決定孤注一擲，于1962年秘密向古巴運送中程導彈，想把美國的后花園打造為蘇聯中程導彈的海外基地，從而實現戰略平衡。沒想到，這引起美國的極大反彈，美軍頃刻間云集加勒比海，核戰爭一觸即發。最終，蘇聯鳴金收兵，從古巴撤走導彈。

吃了一記悶棍的蘇聯并非一無所獲：作為雙方協議的一部分，美國撤出了其部署于南歐和東亞的陸基中程導彈，僅保留對蘇聯威脅較低的可投擲核彈的轟炸機和潛射核力量。這一兩相讓步，反讓古巴導彈危機成了“一件很僥幸的事情”，如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1913—2004）在《全球通史》中所述：

“如此僥幸，以致它促使了幾個限制核武器的協定形成：1963年的《禁止有限核試驗條約》、1968年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和1972年的《美蘇限制戰略核武器條約》……這些協定合到一起在實質上緩解了冷戰期間的國際緊張局勢。”

“最成功”的軍控協議

平衡是一時的，失衡才是永恒。歷史進入1970年代，隨著美國潛射彈道導彈（不受《中導條約》限制）射程與精度日增，蘇聯再次感到威脅，從1977年起在本國和東歐部署蘇式中程導彈SS-20以做應對。對此，西歐的本能反應是希望美國重新回到西歐，部署對等的中程導彈，如“潘興II”型導彈與陸基戰斧巡航導彈，從而實現“美歐防務相連”，以形成“蘇聯若進攻美歐任何一者，都無法避免全面核戰爭危險”的局面。

對此，時任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卻態度模糊：他固然想通過“美歐防務相連”確保歐洲安全，但又擔心因同意美國重新在西歐部署中程導彈招致蘇聯猜忌，反而將西歐陷入更大的危險之中。

幾經權衡，1979年12月，經施密特倡議，北約理事會通過一個名為“雙重決定”的決議，敦促美國盡快同蘇聯舉行武器談判，否則，北約將在西歐部署導彈以制衡蘇聯。1981年起，美蘇雙方開啟談判，1983年，談判破裂，美國開始在西歐部署“潘興II”型和陸基戰斧導彈。最終，蘇聯因國內經濟低迷而不得不讓步，1987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和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簽署了《中導條約》。隨著蘇聯的最后一枚“開拓者”導彈被運抵華盛頓航天博物館與美國的“潘興II”型導彈一起展出，導彈危機劃上了逗號。

這是一個歐洲愿意看到的結果。因為為維護歐洲和平做出了貢獻，《中導條約》被譽為冷戰時期“最成功的軍控協議”，被視作構成歐洲安全體系“必不可少的基石”，“有益于遏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在《極端的年代》一書中認為：“就實質而言，冷戰可以說在雷克雅未克（1986年）和華盛頓（1987年）兩次高峰會議后便告結束。”——《中導條約》關鍵條款的達成正是在美蘇兩國領導人的雷克雅未克峰會上，而條約的最終簽署是在1987年的華盛頓峰會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導條約》的締結，與其歸功于施密特的倡議、里根的智慧、戈爾巴喬夫的妥協，不如說是主因是，進入1980年代后，冷戰的冰山已經出現了根本的裂縫，且日漸消融。恰如鄧小平在1985年做出的判斷：蘇美兩家還在進行軍備競賽，世界戰爭的危險還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

枷鎖是用來掙脫的

與歐洲各國的歡欣鼓舞不一樣，《中導條約》訂立以來，美蘇兩國內部對該條約的反對聲就沒停止過。

蘇聯軍方把戈爾巴喬夫戲稱為“導彈脫衣舞總統”，認為《中導條約》限制了后來俄羅斯的軍力發展，蘇聯“上了美國的當”，“自廢武功”。美國方面則遷怒于中國、印度、伊朗等發展中大國，認為它們正是抓住美蘇（俄）按下陸基中程導彈暫停鍵的契機，大力發展自身的陸基中程導彈技術和核武庫，從而使美國在相關熱點區域的影響力受到掣肘和限制。

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規劃高級主管凱莉?馬格薩門（Kelly E. Magsamen）表示，中國不受《中導條約》約束早就讓華盛頓的決策者“煩惱不已”。特朗普露出退約心思后，《外交政策》雜志（Foreign Policy）網站刊文(“Trump Is Right About the INF”)力挺美國“退群”。該文認為，一份禁止核導彈的條約若要值得維持，就必須包括所有核國家。

實際上，美國的算盤，俄羅斯亦早心有戚戚：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普京表示《中導條約》已經“不再具有普遍意義”，因為“朝鮮、韓國、印度、伊朗等一批國家已經擁有了這種導彈”。

在實際行動中，美俄“反悔”心態也是一覽無余：2007年，為阻止美國在東歐部署導彈防御系統，俄羅斯暗示將退出《中導條約》，重新部署能覆蓋西歐的中程導彈；同年，美俄向聯合國提議，要把所有擁核國納入《中導條約》，但未獲通過。2014年以來，美國和北約多次指責俄生產和試射的9M729型導彈違反了《中導條約》，俄以“沒有證據”予以否認，并倒打一耙說：“美國部署在羅馬尼亞的導彈防御體系使用了岸基宙斯盾系統，這些發射裝置只要更換軟件程序就可用來發射進攻性導彈，而不是反導導彈。”。

此番在美國提出退約后，普京聲稱：如果美國退約引發新軍備競賽，俄羅斯將會對等報復美國部署在歐洲土地上的新導彈；如果美國把導彈送到歐洲，那么同意這么做的國家便是把本國領土置于可能遭到反擊的威脅之下。

特朗普堅決退出《中導條約》固然引發人們對“二次軍備競賽”的擔憂，但反對聲音似乎不成規模。《紐約時報》已經興奮地預測：“美國退出后，可能會部署一種可從陸地發射的戰斧巡航導彈，而核彈頭經過改造后也可裝載于戰斧導彈上。”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則認為：“退約將為美國在關島和日本部署更隱蔽的公路機動常規導彈鋪平道路，這將加大中國對該地區美國艦船和基地實施常規打擊的難度，還可能迫使中國加入耗資巨大的軍備競賽。”

相比于媒體和智庫的激情，技術官僚略顯理性。美空軍參謀長戴維?戈德芬（David L. Goldfein）早在2017年6月于國會聽證時被問及是否需要在東亞部署陸基中程導彈，他干脆地回答：“不用，海基和空基的導彈夠了。”前奧巴馬政府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鄧志強（Abraham Denmark）對美國退約后在全球重新部署中程導彈的阻力感到擔憂，他認為，關島、日本甚至澳大利亞都是美國部署導彈的可能地點，但“很多與同盟關系有關的問題處理起來非常棘手”。

去年12月26日，類似擔憂得到了德國外交部長海科?馬斯（Heiko Maas）的呼應。這位有著施密特般智慧的外長顯然看穿了美俄均無意重回《中導條約》的心思，直接宣稱：假若美國單方面撕毀《中導條約》，德國不會贊同美國在歐洲繼續部署中遠程導彈。

但不管什么聲音，都難以阻擋《中導條約》被擱置的命運。實際上，從美俄十余年來圍繞《中導條約》打的口水仗不難看出，兩國都想退約，都在不斷挑戰條約，都在為廢約積蓄口實，無非是誰先開口、誰徹底邁步的問題。

在這方面，特朗普自然當仁不讓。據說，特朗普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采訪時談到他喜歡的東西：“除了金錢、女人、權力和我自己，就是核武器。”如今，能夠阻止特朗普實現他所有人生夢想的障礙已經很有限了，唱反調的“假媒體”、“假智庫”不足為慮，至于歐洲是否愿意、世界還是否需要這塊限制“中程核力量”的遮羞布，就更不重要了。不掙脫這三十年的枷鎖，美國怎么優先？

何處安放“純粹的理想主義”

2017年12月8日，戈爾巴喬夫說：“《中導條約》是開啟核裁軍的決定性步驟，撕毀條約會帶來嚴重后果。當前俄美之間圍繞條約產生的分歧不僅是技術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現在是政治應該發揮作用的時候。”

但政治的手腳，顯然被束縛住了。

去年11月11日，一戰結束100周年紀念活動在巴黎舉行，外界原本期待美俄領導人會借此場合討論《中導條約》，但未能實現。去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二十國集團峰會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因俄羅斯扣留烏克蘭船只，特朗普臨時取消了與普京的會晤計劃，而根據俄總統新聞秘書的介紹，普京與特朗普的會晤原本包括戰略安全、雙邊關系、裁軍和地區沖突。

在美俄領導人沒有直接溝通的情況下，去年12月4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表示，如果俄羅斯不恢復遵守《中導條約》，美國將在60天后暫停履行條約義務。普京迅速回應：俄羅斯反對破壞《中導條約》，但將被迫對美國退出進行反應。當時間來到2019年，蓬佩奧在1月4日再次提醒世人：“目前距我們向俄羅斯提出的最后期限僅剩30天了。很遺憾的是，俄羅斯未做任何努力來遵守條約。”

普京是否回應，已經不重要了，俄羅斯火箭軍已經在展示他們的肌肉；歐洲如何回應，也已經不重要了，“黃馬甲”們已經讓總統馬克龍的目光由“歐洲軍”重回法國國內，默克爾也幾分不甘幾分惆悵地發表了黨內退位演講。

更重要的是，去年12月11日，一番先抑后揚后，美國2020年國防預算以封頂的7500億美元被放行。這一預算，意味著美國的“太空軍”計劃以及W78核彈頭更新計劃都將具備執行的條件，五角大樓退役分析師查克?斯皮尼（Chuck Spinney）稱，美國決定暫停履行《中導條約》，或意在為加強軍工領域而進行新一輪“軍費漲潮”鋪路。

隨著“最后一個成年人”、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去年12月22日憤然離開，前波音副總裁帕特里克?沙納漢（Patrick Shanahan）今年元旦起接任代理國防部長，特朗普似乎越來越自信，商人團隊會讓美國軍務“再次偉大”。

說起紀念一戰100周年，總讓人懷想一戰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

在《大外交》一書里，基辛格曾用“威爾遜主義”、“根植于美國的烏托邦情節”來解釋里根的思想淵源。雖然世人并不一致看好里根的能力，但世人皆相信，里根和美國一樣有著“獨特的道德立場”。霍布斯鮑姆說，里根“以他簡單純粹的理想主義心態，突破層層迷霧，沖出圍繞在他身邊的各種魔障，如意識形態販賣專家、神經錯亂的狂熱分子、妄想升官發財的野心家、亡命之徒、職業戰士等，憑自己的單純相信了戈爾巴喬夫的誠意”。

間諜出身的普京不是戈爾巴喬夫，商人出身的特朗普也有別于里根。雖然特朗普聲稱崇拜里根，但除了他也曾經或許“懷著純粹的理想主義心態”擁抱過金正恩外，很難找出他和里根其他共通之處了，不管是在目前的支持率，還是在當下美國相對經濟優勢方面。

冷戰結束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在美國、歐洲等世界主要經濟體內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在升溫，各類“墻”在澆筑，單邊主義思潮在盤旋，世界經濟在經過十年的高增速后進入滯漲階段，“純粹的理想主義”只在沒有國家的土地上流浪。

今天，我們不禁發問：和平面前，是否依然“迷霧層層”？戰爭背后，會否果真“各種魔障”？和平力量和戰爭力量，誰在消，又是誰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