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馬甲運動的興起及一發不可收拾，很大程度上是法國社會長期貧富不均造成的。圖為2019年1月12日，身穿黃馬甲的抗議者在法國西部城市圣布里厄被防暴警察部隊追趕。 視覺中國 圖

2018年11月17日，法國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抗議人群以草根階層為主體，以追求經濟正義為政治訴求。因他們身著黃色反光馬甲，這場抗議被稱作“黃馬甲運動”。

法國政府原本決定自2019年1月起，對每升柴油和汽油分別征收6.5歐分以及2.9歐分的二氧化碳稅，相當于平均每升燃油加稅人民幣0.5元。這一決定引發了中下層民眾的極大不滿。

2008年，法國法律規定，每個司機都必須準備一件黃色的反光馬甲，在遭遇緊急情況時需穿上，以減少交通事故發生。2018年5月，網上已出現針對燃油稅上調的抗議零星請愿。到10月下旬，來自法國南部的一位汽車修理工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一條視頻呼呼民眾穿上黃馬甲，上街抗議燃油稅上調。這段視頻迅速走紅，黃馬甲運動由此發軔。

自11月17起的每個周六，法國全國各地都有少則10萬人，多至近30萬人舉行抗議，抗議活動中夾雜著程度不一的暴力活動。新年以來，抗議聲勢減弱，但在1月5日舉行的連續第八個周末的抗議活動中，全法國仍有約5萬人參加。到1月12日的第九個周末，全法國有約84000名民眾參加。

抗議者不滿于政府的稅收改革后果不合比例地落在了工人階級和中產階層，尤其是生活在農村和城市遠郊地區的居民頭上。他們要求降低燃油稅，重新引入財富稅，提高最低工資，甚至要求總統馬克龍辭職。運動的參加者包括失業者、低收入的養老金領取者，以及為福利和最低工資而掙扎的單親家庭。同時包括藍領和白領工人、小企業主，他們雖然生活狀況好一些，但也感到被稅收和高物價所剝削和欺騙。

一、 社交媒體時代的一場“三無運動”

美國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指出，社會運動的形式、組成和訴求，是隨著歷史而變化和發展的。

觀察此次黃馬甲運動時，我們會發現，它呈現出與傳統抗爭運動不同的新特征，即：無領袖，無組織，且沒有接受任何工會與政黨的直接領導。抗議者通過社交媒體進行溝通與聯絡，以至于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菲永表示愿意和運動代表進行對話時，這一愿望最終落空。

這一方面顯示出在信息時代，社交媒體所蘊藏的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普通民眾對傳統政治光譜中政黨的不信任，政黨作為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橋梁和中介，其傳統的傳遞與表達功能，在這次運動中黯然失色。

總而言之，這是一場非政治性的、反傳統政治的運動。運動參與者遍及整個左右翼政治光譜，民意調查顯示，參加這次抗議的人群在2017年法國大選中，很少有人投票給馬克龍，很多抗議者要么根本沒有去參加投票，要么將手中的選票投給了極左和極右政黨的候選者。

耐人尋味的是，雖然抗議者表示不屬于工會和任何一個黨派，但政治光譜中的極左、極右翼政黨都希望將黃馬甲運動納入到自己麾下。

左翼政黨“不屈法國”（La France Insoumise）的創立者及黨魁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和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由前“國民陣線”于2018年7月改名而來）主席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都宣布自己支持黃馬甲運動。

2018年12月間，法國共產黨全國書記法比安?魯塞爾（Fabien Roussel）表示：“歐洲名單上會有工會代表，但也會有黃馬甲。我們不能在不考慮過去幾周發生的事情的情況下參加2019年歐洲大選。”

國民陣線前副主席弗洛里安?菲利普（Florian Philippot）同時擔任歐洲議會議員，他于2018年11月30日申請注冊了“黃馬甲”商標，但有待批準。他曾是馬琳?勒龐的副手， 2017年離開國民陣線，并于當年9月創立了自己的民族主義政黨“愛國者黨”（Les Patriotes）。他告訴媒體，他想在即將于2019年5月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提交“半是愛國者，半是黃馬甲”的議員候選人名單。

二、黃馬甲運動的大背景

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一切內訌通常都是以不平等為發難的理由，總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這一根苗成長起來的。”

黃馬甲運動的興起及一發不可收拾，很大程度上是法國社會長期貧富不均造成的。據巴黎經濟學院（Paris School of Economics）世界不平等實驗室（World Inequality Lab）發布的數據（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顯示，2014年，法國稅后個人凈財富的分配情況為：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有23.4%的財富；收入較高的2%-10%人口占有31.9%的財富；收入位居中間水平的40%人口占有38.4%的財富；處在底層的50%人口只占有6.3%的財富。（見圖1）

圖1. 2014年法國個人凈財富分配情況。數據來源：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法國國家統計局的報告指出，2008年至2016年期間，社會和稅收改革雖然給家庭收入帶來壓力，但從整體上加強了再分配制度的社會安全網絡。從總體來看，2017年推出的福利和稅收改革制度對生活水平不平等幾乎沒有影響。但是，每項措施都對不同的人群帶來不同的結果 ，具體取決于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構成以及所處的社會地位。收入最低的10%人口，全年生活水平提高了0.4%。在生活水平規模的另一端，收入最高的20％人口主要受到養老金繳費率上升的影響。而這種增加也使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處于不利地位。

以馬克龍為首的改革者，是從國家整體層面來考慮問題與制定政策的。但那些占比高達50%的底層民眾，那些在貧困線掙扎的家庭，那些失業者，尤其是失業的年輕人，他們的切身感受卻是改革不公正。因而，他們將馬克龍稱為“富人總統”。

歐盟統計局2018年12月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法國人口中的17.1%面臨貧困風險。而在18歲以上失業人口中，57.1%面臨貧困和被社會排斥的風險。這一數字低于歐元區國家（65.3%）和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64.7）。（見圖2）

圖2.歐盟18歲及以上失業人群中面臨貧困和社會排斥風險的比例。數據來源：歐盟統計局 

中等收入的家庭在貧困線上下掙扎，他們又不屬于收入最低的10%人口，因而無法享受到更多的國家福利救助。加之法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巨大的城鄉差距， 因此，那些以汽車作為生活中主要交通工具，生活在農村和巴黎郊區的人們，成為黃馬甲運動的主力軍。有評論認為，如同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一樣，黃馬甲們反對的并不是環保政策，而是剝削壓榨他們的那百分之一的法國精英。

黃馬甲們的憤怒從何而來？為什么這一運動出現了如此多的暴力行為？為什么約有70%的法國民眾同情和支持這一運動？一個擁有世界上最慷慨福利體系的國家，怎么會孕育出如此憤怒的民眾？

2018年是金融危機結束后的第十個年頭，希臘也最終走出主權國家債務的陰影，不需要救助，變為一個正常國家。但那次全球性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卻未曾遠去。經濟危機剛剛退朝，政治的混亂、社會的極化又接踵而至。民粹主義的強勁反彈給今天的歐盟帶來了更多挑戰。

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英國學者布羅姆海得（Alan De Bromhead） 201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上個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觸發了政治極端主義。

三位歐洲學者2016年發表的一項研究（Going to Extremes: Politics after Financial Crises, 1870-2014）考察了1870年至2014年之間20個國家的800次大選, 量化了這一長時段中100次金融危機的政治后果。三位學者發現，每次金融危機后，政治都漸趨極化，更加向右轉，對極右翼政黨的投票增加；政治局面都變得愈發不穩定, 街頭抗議、罷工、示威和騷亂增加；議會形成政治僵局, 由此導致的政策不確定性備受爭議，從而使經濟復蘇緩慢乏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一份報告也顯示，過去三十年里，在15個較富裕的歐盟國家中，工資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了約13%。

在這樣的一個分析框架下審視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國當前的處境，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相似的情形。

三、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街頭抗議往往伴隨著騷亂和難以控制的局面。黃馬甲運動給法國經濟帶來了巨大損失，給代議制民主制度蒙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法國財政部長布魯諾?勒梅爾（Bruno Le Maire）將黃馬甲運動引發的騷亂和破壞描述為社會和民主的“危機”。他說，由于黃馬甲們的抗議活動，法國必須預計年末經濟增長會出現新的放緩。截至12月中旬，由于商業區的封閉、環形交通堵塞和城市連鎖店的關閉，貿易損失達20億歐元。截至12月22日，10起死亡事件與抗議活動有關。

對剛剛上任一年半的法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馬克龍而言，最新民意調查顯示，他的支持率跌到了23%。12月10日，為安撫波濤洶涌的民意，馬克龍發表電視講話，對抗議作出妥協和讓步，答應每個月增加100歐元的最低工資，暫停燃油稅上調。但抗議者認為馬克龍的妥協和讓步遠遠不夠，他們的政治訴求升級為要求馬克龍立即下臺。

馬克龍的妥協和讓步，導致法國的赤字預算將達到3.5%，這將超過歐盟規定的3%。歐盟的主要領導人一致同意給歐盟成員國中最親歐的馬克龍以喘息的機會，不會因為財政赤字預算超過3%而對法國加以苛責。

牽一發而動全身。法國黃馬甲運動如同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無窮漣漪。短短數周時間，這一抗議運動已外溢到保加利亞、克羅地亞、芬蘭、德國、愛爾蘭、意大利、荷蘭、波蘭、葡萄牙、塞爾維亞、英國十多個歐洲國家，乃至歐洲以外的加拿大。在全球民粹浪潮涌動的大背景下，黃馬甲運動使得法國乃至歐盟處于新的艱難處境。

歐盟對法國赤字預算超出歐盟限度的寬容之舉招致意大利領導人的相當不滿。因為此前，右翼民粹掌權的意大利政府宣布將把預算赤字增加到GDP的2.4%，以兌現此前增加所有人基本收入和養老金的選舉承諾。他們聲稱，意大利不能容許在歐盟內被視為是二等公民。意大利的黃馬甲抗議者宣稱，他們擁護自己的政府，反對的是歐盟，希望歐盟歸還意大利更多的主權。顯而易見，意大利和歐盟之間關于財政預算赤字的紛爭，將會因黃馬甲運動而更增加新的不確定因素，這無疑將給歐元區改革和歐盟的團結帶來更多困擾與不和諧音。

在德國，左翼黨領導人瓦根克?內西特（Sahra Wagenknecht）于2018年9月成立了一個名為“站起來”（Aufstehen)的左翼政治組織，她于近日表示，法國的黃馬甲運動給了她鼓勵：即使沒有政黨，也可能實現變革。她提到德國日益嚴重的不平等，以及政府未能充分解決不平等作為抗議運動的強大動力而引發的挫折感。

四、歐洲精英如何應對當下的難局

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歐洲，處于內外交困之中。法國有黃馬甲運動，英國有脫歐，德國有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強勢崛起；在意大利、奧地利、丹麥、瑞典、匈牙利，民粹主義運動和力量炙手可熱。歐洲正遭受民粹主義浪潮的洗禮。

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迫在眉睫。極左極右的民粹主義、疑歐主義政黨力量上揚，歐洲將何去何從？歐洲思想家和學者努力給出建議。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以研究全球不平等現象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而聞名，他深知全球化帶來的深刻不平等。2018年12月，皮凱蒂牽頭與其他五十多名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前政治家起草了一份《歐洲民主化宣言》（Manifesto F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Europe），并在多個網站上征集簽名。

他們在宣言中認為，歐洲大陸當前處于政治運動和難民的雙重壓力之間，為此他們呼吁，深入改革歐洲的機構和政策。他們提議，制定一項民主化預算，該預算將由一個主權的歐洲議會進行辯論和表決。這將最終使歐洲擁有一個公共機構，既能夠立即應對歐洲的危機，又能夠在持久和團結的經濟框架內生產一套基本的公共和社會產品和服務。宣言認為，這將有助于消除歐盟各國內部的不平等。

巴黎經濟學院世界不平等實驗室2018年12月發布的《全球不平等報告2018》（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給出的政策建議是：促進所得稅、遺產稅等稅收政策改革；鼓勵建立全球金融資產實名注冊制度；改革教育政策，增加受教育機會的平等性；通過在公司管理層中設置工人代表，以及設立合理的最低工資等途徑來維護底層收入人群的利益。

柏林赫爾梯政府管理學院(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政治經濟學教授亨里克?恩德爾林(Henrik Enderlein)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德國應該有責任幫助法國度過難關，這樣才符合法德這一伙伴關系對歐盟的承諾。因為如果法國失敗了，那么歐洲就失敗了。

年逾九旬的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也在2018年9月呼吁支持馬克龍的改革，呼吁歐洲團結在一起，共同應對來自左翼、右翼疑歐主義力量的挑戰。

美國社會學家蒂利終其一生的研究改變了傳統社會學對抗爭政治的偏見，他指出抗議政治對制度化政治的促進和社會變遷的巨大推動力。畢竟對抗議作出的妥協和讓步也許短時間就可以完成，但是重構主流政治在民眾心目中的信任是一項長遠的工程，需要歐洲政治家們付出更多的智慧。

今天發生在法國的黃馬甲運動，能否給處于內外交困的歐盟撕開一線縫隙，以當前的危機倒逼歐盟在制度上作出某種程度的變革？我們將拭目以待。